李 晓 英

(商丘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早期道家精神超越的现代教育意义

李 晓 英

(商丘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早期道家以先秦时期的哲学突破为理论背景，以“心”、“气”、“静”或“精”、“神”为枢纽，以“道”、“德”、“天”、“物”和“世”等概念为存在境域，以洞察本根、通于神明为主旨，以复归原初人性为旨归，可以解构主客之二元论，减损欲望感知，深微反思人类文明和主体人格。在现时代，从心灵转化和精神超越的角度对早期道家的精神体验和心灵世界进行深度解读，讨论其学派内部对变革世界之不同理解，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现实指导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早期道家；《老子》；《庄子》；精神

在当今科学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大学里的知识结构已经成为一个“认知性的复合体”，出现一种排他性的“知识的科学典范”，把知识与科学等同起来。不仅在中国有此现象，在全世界也有这种趋势，以至有学者说，今天的人文学者好像是跟在凯旋的知识队伍中的一个步履蹒跚的落后者，也像一个空荡荡博物馆中孤独的看门人。

中国社会目前的人文现状更为堪忧，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巨流中，我们在接受西方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接触到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新旧中西的激荡碰撞，巨大的价值真空，导致了深深的尴尬，挑战着我们平静安宁的生活：一方面，数千年的诗礼纲常和先祖先父的遗传教训似乎已经失去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西方原有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回响，儒家的亲情、尊贤，道家的不争、无为、自然，墨家的兼爱等，也没有很好地衔接。高等学校尤其如此。

在新旧碰撞、各方思想激荡的变局中，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方向何在？应该如何做人？探讨早期道家的精神哲学，是有效地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现实指导教育的途径之一。

一、早期道家精神超越之内涵

如果说商周时期思想史的革命性突破体现在以人能变革世界而将人从天的权威下解放出来，东周思想史的革命性思考则聚焦于人为什么能变革世界的问题，那么早期道家哲学(包括《老子》《庄子》和稷下道家)则以精神体验的突破和心灵世界的转化为楔入点，对人是否能够改变世界、是否应该变革世界和如何变革世界进行深微反思，从而构成轴心时代的标识内容之一。何为精神哲学，或者精神哲学意味着什么？本文的主题词“精神”，具有精神体验、精神修炼、精神转化、精神超越、精神境界、精神哲学、精神追求等类似的含义。翻检学界的研究，直接研究道家精神哲学的前期成果很少，更多的是对早期道家精神的间接研究和旁证。如从道或精气论入手阐释精神修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围绕境界论阐述道家的精神之道，立足身体观、养生观、生死论层面论述道家的精神超越，从天人观、自然观层面讨论道家原初人性观，从天下观、政治哲学层面探索道家内圣外王的理论结构，从价值重建和重估层面解析道家的超越精神等。更靠近些说，在前辈张岱年[1] [2]、钱穆[3]、张立文[4]、刘翔[5]、杜正胜[6]等初步说明“心”的基础上，在先贤傅斯年[7]、徐复观[8]、唐君毅[9]等初步分析中国古典人性论、强调实践工夫之重要的基础上，近来学界出现了一股清新的思潮，似乎要推进对该问题的研究：学者开始从内在层面即心的概念、心性论的视野透视道家的心灵转化和精神超越。其中包括：(1)对道家人性论之研究。罗安宪[10]和郑开[11]提出建立道家心性论的可能性及现代意义。(2)陈鼓应[12] [13]、王中江[14] [15]、杨国荣[16]、白奚[17]、爱莲心[18]、金谷治[19]等学者对早期道家单篇、单著的心论研究亦涉及道家的精神超越问题。以上学者的研究比以往更加细致，但也有以下不足：一是局限于心性的视野，对早期道家的精神世界没有进行宏观分析和全面透视；二是对早期道家心性问题的讨论不够透彻深入，满足于单篇单著的零落分析，不能对早期道家文献进行整体扫描和概括，观点之间融会贯通不足；三是早期道家精神体验没有作为关键词进入研究视域，其方法论意义没有展开，道家哲学的精神世界始终没有得到正面论证，其立体性、复杂性、反复性没有得到揭示；四是对早期道家精神体验的认知意义发掘不够，忽略了道家哲学认知的存在论特点；五是详于研究《庄子》精神世界，略于探讨《老子》和稷下道家精神体验；六是忽视《庄子》内篇以疏离现实否定世俗企图变革世界之观点的价值，没有揭示内篇之疏离现实和《老子》、稷下道家之自觉变革世界不同的意义。

总之，以上研究仍然徘徊在早期道家哲学的精神体验和精神哲学的论题之外。该论题仍然没有得到准确详尽的说明。早期道家精神体验和精神哲学之研究仍需我们参与其中。同时，新出土文献如《黄帝四经》《凡物流形》等的发现，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材料。

道家精神哲学的分析路径可以从“精”、“神”、“精神”分析，可以从“心”、“性” 、“气”分析，亦可立足于更为宏阔的实践语境和生活场景，以体验性或体证性介入分析精神哲学的宏阔内涵。但这些似乎也可为研究儒家精神哲学所通用。实践智慧和生活场景的突显是儒道两家的共通。对于精神哲学的层面，道家区别于儒家的地方在哪里呢？笔者以为可以简要概括如下：对人际、人物之间相合的侧重而非相分的强调，对主体性人格的反思而非彰显，对西周以来的仁义礼乐传统的反思批判而非正面继承。

概言之，道家的精神体验不仅包括直接行动的意识领域和心理层面，不仅涵括那些行为体验，那些实际生活的践行修炼，那些与实际生活场景融为一体的指教和劝诫，更包括对这些意识、心理领域的波动思考，更重要的是这些劝诫以对人之世界的反思、对人类文明和人之主体的反思为内容。

二、早期道家精神超越的独特性及现代教育意义

近数十年来，国内讨论中西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时常引用的一个理念是“超越”。对此有两种观点。安乐哲等认为，西方思想和信仰具有“超越性”，而东方思想和信仰缺乏“超越性”[20] 145-177；牟宗三[21] 21、余英时[22]35-70等认为，西方文化是外在超越，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是内在超越。陈启云[23]和任剑涛[24]则对以上两种观点表示质疑。其实，如果我们认真思考的话，超越的精神在道家和儒家中都存在着。道家精神哲学的一个基本内涵是其精神超越，这种超越不同于其他文化形态和思想流派。应如何理解早期道家“超越”的含义呢？本文以《老子》《庄子》稷下道家(《管子》四篇、《慎子》《文子》和杨朱、宋钘、彭蒙、田骈等人的言论，另有出土的早期道家材料如《黄帝四经》和《凡物流形》等)为对象，以先秦时期的哲学突破为理论背景，以“心”、“气”、“静”或“精”、“神”为枢纽，以“道”、“德”、“天”、“物”和“世”等概念为存在境域，以洞察本根、通于神明为主旨，以复归原初人性为旨归，解构主客之二元论，减损欲望感知，深微反思人类文明和主体人格，从心灵转化和精神超越的角度，对早期道家的精神体验和心灵世界进行深度解读，并讨论其学派内部对变革世界之不同理解。

与基督教相比，早期道家体验和精神超越是一个超验资源和个体实践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相比儒家，早期道家精神体验强调以精神专一致力于人类文明主体人格的反思。早期道家的精神哲学既为中国当代哲学的体系化和创造性储备了新的形态典范，又为当今中国社会现实提供了建设性指点，对当代年轻学子的启发更具深远意义。

老子精神超越的主旨似乎发端于老子对人类世界命运的关切，渗透着老子对人类社会之秩序和状态的忧虑和不安[25]326。老子的精神超越和心灵转化亦围绕老子对人类社会理想状态的憧憬，体现了人类社会理想状态的价值标准和原则性方法，并以对人类文明和人之主体性的省思，以对人欲望和权力的节制和限制为内容。对老子的精神体验或精神状态，有学者提出当从“心”进行讨论，如白奚便认为老子“心”的含义之一便是指某种精神状态[17]104-105。罗安宪则提出从“道家心性论”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人的本心如何”与“精神修养”的问题，并明确认为这种心性论的展开是以老子的“道”为基本出发点的[10]。前诸子时代已经开始有一个漫长的从认知角度来理解人心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战国后期成为专门话题，但老子对这种传统持否定态度，拒绝从认知角度来论心，反复强调通常意义上知识智巧的局限，主张抛弃这些东西才能获得真正的大智慧。老子振聋发聩的针对性在于：相比儒家对主体性人格的正面肯定，老子则反思主体性人格的阴影，省察人类文明的负面作用。世俗常张扬事功和有为，而老子看到人之主体性的膨胀破坏了宇宙万物的和谐，人君之主体性的膨胀破坏了天下、国家的和谐。人类文明是人类主体性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宇宙和谐受到破坏的结果。主体性、个体性在《老子》文本中是服务和服从于整体的关怀的，而整个《老子》文本毋宁说是对主体和个体(尤其是治理者这样的个体)的反思和超越。整体的和谐、总体的关照是在个体自然之上的。失去整体和谐，缺乏全面的视野，没有总体的关照，个体的自然便成为空话[25]402；如果只有个体的自然，道所体现的自然和谐、理想秩序也会破碎不堪。个体和主体不是《老子》文本的出发点，而是它检讨宇宙失谐的起点。那些习惯将老子思想归之于消极、自私、不做事和不负责任的观点，恰恰没有看到老子对主体性人格的深省。

《庄子》的精神体验与其他先秦诸子不同，其他诸子的思考一般开始于人性，庄子的精神体验则发端于个体生存的困境。《庄子》的精神体验就是对人生困境的超越和超脱，这种超脱除了直接的意识领域的思辨和幻象外，更多是由具体人生故事来阐发抽绎。庄子在乱世中的煎熬，如借贷、弃官、鼓盆而歌等真切、感人的行动，都足以证明庄子的追求并非仅仅是个体纯粹意识领域的自由，而是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的，是和现实纠结缠绕之后，摆脱精神纷扰之后的安宁恬静的心灵世界。庄子是如何摆脱精神纷扰的呢？

《庄子》中经常出现“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的观点言论，犹如令人警怖的河汉无极，其目的就是要超脱现实的人生困境和世俗事务的规范生活，进入到逍遥的精神状态中。“当我们从海洋取满一罐水时，它具有一定的重量，但是当我们潜入海水中，在我们头上流动着成千上万罐的水，但我们并没有感到它有重量。我们不得不背起自我这个大罐子，当我们站在怎么的立场上，享乐与痛苦都具有全部重量；然而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它们却是如此的轻，以至于我们看到有道德的人在经受千斤顶的考验时坚忍不拔，在面对残酷的折磨时忍耐不屈，简直像是一个超人。”[26]154泰戈尔所谓立场转变后的人之超脱类似于庄子的逍遥。庄子采取的立场不是泰戈尔所谓道德的立场，而是从有限向无限的延展，在无限的宇宙天地中，自我、人类是狭隘的所在。当人类把个别融合于普遍的无限的世界时，人类就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不仅在乱世中求生，庄子更张扬一种精神的升华和逍遥。虽然庄子对于后世的巨大影响要等到汉末才显示出来，但即便是还原到先秦的语境中，庄子的思想对于精神生活和心灵自由的追求现在看来仍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陈鼓应认为，“‘精神’一词首创于庄子……庄子论心要在阐扬心神与心思的作用——心神活动创造人的精神生命；心思作用建立人的思想生命”[27]199。庄子本人不仅设计了心灵自由的想象，更是在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进行选择，以行动实践价值理念，求证自己的人生。他对命运的拷问和追问，他对人生困境的深察，他在乱世中的生存体会，这些都促使我们将庄子与存在主义进行对比。《庄子》内篇虽然牵涉个人与社会和群体关系问题，但不是很自觉地以个人的存在为基本的社会元素。这是庄子与存在主义的不同①。庄子努力以生命亲证理想，以生命体认价值，体征真理(道)。正是在高远的逍遥理想的召唤下，庄子集豁达和严肃于一体，超脱和认真并重。庄子的精神超越是包括行动和实践的，是包括具体的现实场景的。庄子不是出世，而是入世和醒世。

《黄帝四经》将人的精神状态和境界同治天下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十大经·五正》黄帝问“欲布施五正(政)”应从何处入手？安冉回答：“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外人。” “正度”的精神状态是治天下的前提。《十大经·立命》之“传一心，四达自中”，传达的仍然是修己以安人的思路。《十大经·名刑》：“能一乎？能止乎？能毋有己，能自择而尊理乎？”这里的“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己了，而是经过修身的功夫最终达到“一”、“止”于道之境界的自己。正是在“能毋有己”之后，更高境界上的自己开始发挥作用，选择了道。“能一”、“能止于道”的圣人，无须卜筮便能知吉凶，无须“问于人”便能“得之于己”，无须舍诸人便能求诸己。圣人和世界的关系成了修身功夫和精神修炼的问题。

《凡物流形》亦对人之内心非常关注，“君之所贵，唯心”，君主要关注的是自己的内心。心指的是人自身内在的精神活动和意识，是相对于外部世界的主体内在的东西。治理者首先唯一关注的是自身的精神主体。治理者如何治理世界的问题，首先演变成一个关注自己的内心和内在精神修炼的问题。“心不胜心，大乱乃作”。如果治理者不能用心去约束、控制自己的心，就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第一个“心”指的是合理的善良的意识和意志，第二个“心”指的是不合理的不善良的意识和意志。“心如能胜心，是谓少彻”。用合理的心去战胜不合理的心，就能够达到少彻的境界，即排除外界干扰，实现心灵转化、精神超越[28]418。《凡物流形》和《管子》四篇一样都是把安宁和纯洁的心灵看成是治国为天下的出发点。于此看来，《凡物流形》和《管子》亦具有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思维方式。

《管子》四篇的精神修炼意义在道家系统内部，代表着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更为深入的理解：以心灵的奠基来建立理想人格。如果说哲学的根本问题来自于对人自身的思考，那么《管子》四篇对人本身的省思则确立了一种道家系统内部理论上的内向转向：人自身的内在性在建立理想人格的过程中同样重要，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陈鼓应说：“我们从《管子》四篇可以看出稷下道家已有了完整的心学体系，并对孟子心气说有所影响。稷下道家的心学可以《管子》四篇中的《内业》为代表，有着自成一家之言的心性说、心气说和心形说，并进而提出‘心意专一’(抟一)的方法。”[27]115

《管子》四篇的“精气”或“气”，即便不完全排除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构成事物的质料的意义，但其作为一种普遍精神而存在。在这种意义上，它也就相当于万物根本性的总原则。有学者说：“战国中叶发生的‘心’与‘气’在人体孰重的争辩，主心者继承殷商西周以下的传统，主气者则为春秋(尤其是晚期)的心论……稷下黄老学派要讲‘心中之心’(《管子·内业》)，要把‘心’扫除净洁让‘神’来取代传统‘心’的地位。”[6]27-28《管子·白心》中的白是动词，即让心灵达到纯洁和洁白境界，它同《心术上》说的“洁其宫”、“虚其欲”意思一致。《管子》四篇认为外物和感官能够乱心，使心不得安宁，《心术下》曰：“岂无利事哉？我无利心；岂无安处哉？我无安心。”《管子》四篇分“心”为二——善良之心和不善之心，进而特别注重心对感官的约束和主导作用，“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是故意气定，然后反正”(《心术下》)。通过“心”的修炼而达到超越性的境界。《内业》说：“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心能执静，道将自定。”

《管子》四篇主张心灵的专一和专心，《心术下》曰：“专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之证，能专乎，能一乎，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人做的事情不同，专心的对象也不同。一般人的专一指的是对一项技艺的坚持苦练和对一项事业的不懈追求。金岳霖说：“理性意味着运用充分的工具去达到预期的目的，而避免与此目的无关的其他任何事情。如果一个人是理性的，那么他就会做某些事情，而不做其他事情。”[29]121《管子》四篇专注、专心的对象，不是技艺，也不是一般性的具体事业，而是“道”和“一”。主体或治理者保持纯洁的心灵，通过“心”的修炼而专心专一，从而达到超越性的境界，就是为了让“道”和“一”与自己合二为一。

从老子哲学对人类文明的省思，到庄子发端于对个体生存困境上的无限性的憧憬和有限性思考，老庄所强调虚己的精神境界经过《黄帝四经》《凡物流形》的承前启后的传递、心灵转化和精神修炼在《管子》四篇达到高峰，早期道家的精神超越和修炼功夫在建立理想人格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这些，恰是当今有效地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现实指导教育的重要意义。

注 释：

①近来对庄子研究，过于突显其个人与社会和群体的关系问题，过于看重乱世中生存问题。其实，在庄子本人看来，如果生不如死的话，不如死好了。庄子对死的不回避和不躲避，是为了强调精神的升华和逍遥。在庄子看来，精神的逍遥比乱世求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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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建立】

2015-04-2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道家精神体验与心灵世界之研究”(编号：14BZX118)；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老庄圣人观及其现代价值研究”(编号：2013 BZX002)； 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中国古代史”(编号：2012-(XT1)-13)；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道家圣人观及构建和谐中原的新探索”(编号：132400410867)。

李晓英(1970—)，女，河南周口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思想及道家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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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600(2015)07-0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