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津

(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张家界 427000)

严复1898年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中国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影响极大。对认可这三字翻译标准的译者来说，“信”是他们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信”就是忠实，忠实于原文，包括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内容、精神以及风格。这一定义看似简单，但在翻译实践中要取“信”却涉及极其复杂的工作，译者通常会陷入困境。

一、英汉译者取“信”之困境

英汉译者取“信”之所以时常陷于困境，是因为他们要面对诸多问题。

1.自身的误解。确定翻译文本后，译者要做的首先就是解读原文，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和意图，文本的内容、语气和风格。在读者看来，译者解读这些应该毫无困难，可答案却经常相反，因为没有谁能够无所不知。即便是精通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译者，也有自己的知识盲点，在遇到歧义词、特殊用法、古语、新词和行话等现象时也会产生困惑和误解。

例1 Kent:I do profess to be no less than I seem;to serve him truly that will put me in trust;to love him that is honest;to converse with him that is wise，and says little;to fear judgment;to fight when I cannot choose;and to eat no fish.①

例2 Fool:May not an ass know when the cart draws the horse?Whoop，Jug!I love thee.①

“Eat no fish”和“Whoop，Jug”都很难确定其真实含义。对“不吃鱼”有三种解读:(1)肯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非天主教徒，因为天主教徒禁止在星期五吃肉，只能吃鱼，且当时信仰天主教被认为是对国家不忠。(2)肯特身体状况不错，因为吃鱼被认为有损健康。(3)无意义，只是为了押头韵才加上去的(fear-fightfish)。对“Whoop，Jug”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是赶车人催促牲口的声音，有的认为是源于一首年久失传的歌曲。

例3 Goneril:By day and night he wrongs me;every hour

He flashes into one gross crime or other，

That sets us all at odds:I’ll not endure it.①

例 4 Curan:Nay，I know not.You have heard of the news abroad?I mean the whispered ones，for they are yet but ear-kissing arguments?①

例3中的“crime”在莎士比亚时期的语义比现代的更轻，相当于“冒犯”;例 4中的

也和当今的用法不同，相当于“谣言”，而且是个可数名词。

例5 Edgar:…Still through the hawthorn blows the cold wind;says suum，mun ha no nonny…①

“Suum”，“mun”，“nonny”是莎士比亚自造的三个无意义的词，应该是模仿风声的拟声词。如果译者不认真考察莎士比亚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词汇语法，那就很容易误读和误译，诸如dial in(电话示威)，Jazznik(爵士乐迷)，heartman(接受心脏移植的人)，blacketeer(黑市商人)等新词或行话也一样容易误读误译。

2.意识形态或审美上的难以接受。译者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审美观对翻译肯定会产生影响。当原文的内容与译者的意识形态或审美相对立时，忠实于原文便很难做到了。

例6 I believe in stupid Lenin，the all-impotent creator of cruel Bolshevism，and in the devil’s son Stalin，who was conceived in Georgia by latrine odors，suffered for his stupidity under Tsar Nicholas，was thrown into prison，almost died，and was not buried.

译文:我信仰愚蠢的列宁，残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无能的创造者。我信仰魔鬼的儿子斯大林，他在格鲁吉亚由茅厕的臭味孕育出生，因其愚蠢，饱受沙皇尼古拉斯的折磨，投入监狱，几乎死去，没人埋葬。

例6选自罗杰·戴尔·彼得森的《抵制与反抗:来自东欧的教训》。这本书主要是关于立陶宛反对苏联和德国入侵的抵制和反抗活动。苏联1940年入侵立陶宛后，把学校教室里的耶稣受难像换成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学生们就仿拟了新的祷告词，这是其中的一句。原苏联和中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还曾是亲密的邻邦，这样的咒骂即便是中国人看了也会觉得不舒服。

例 7 Mercutio:If love be blind，love cannot hit the mark.

Now will he sit under a medlar tree

And wish his mistress were that kind of fruit

As maids call medlars when they laugh alone.

O，Romeo，that she were，O，that she were

An open-arse，and thou a poppering pear!②译文:迈邱西奥 罗密欧，晚安!我要上床睡觉去;这儿草地上太冷啦，我可受不了。来，咱们走吧。(朱生豪译)

莎士比亚在剧中用了很多淫秽词语或暗示，比如此例中的“open-arse”，“medlar tree”和“poppering pear”。“medlar”是亚洲产的一种苹果科水果，其果于烂熟时方可食用，顶上平坦而裂缝，象征“阴户”，“open-arse”是“medlar”的别名。“Poppering pear”则是比利时产的一种梨，又暗指“阳物”。此处出现多个猥亵语，朱生豪将这六行全部省而不译，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对性讳莫如深，有较严格的伦理规范，粗俗语一方面超出了他的审美接受范围，另一方面也很难被读者接受，所以他常绕而不译。梁实秋就曾评论说:“莎氏剧中淫秽之词，绝大部分是假藉文字游戏，尤其是所谓双关语。朱生豪先生译《莎士比亚全集》把这些部分几完全删去。他所删的部分，连同其他较为费解的所在，据我约略估计，每剧在二百行以上，我觉得很可惜。”[1](P12)

如果译者面临相同的问题，那是如实翻译还是像朱生豪那样省略呢?如果他的目标读者是学生或是孩子呢?因此，当原文在意识形态上或审美上有令译者或读者难以接受的东西，要达到“信”就很难了，就像勒菲弗尔说的“在翻译过程的每个层面都表明，如果语言因素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因素相冲突的话，后者往往会胜出。”[2](P39)

3.不可译性。乔姆斯基认为，四千多种现存的语言虽然有各自的语音和书写差异，却显示出了惊人相似的句法，使得语言可以进行相互转换。从宏观上来看是没错的，但在微观层面却存在着很多不可译现象，卡特福德把不可译性分为两种: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3](P94)

英汉语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语系，其发音、书写和句法结构差异极大，所以出现了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如:音素，语素，一些修辞格(尤其是双关、头韵、回文)，押韵和诗歌格律等。

例8 What does that lawyer do after he dies?——Lie still.

例9 Why are parliamentary reports called“Blue Books”?——Because they are never red.

例8中的“Lie still”和例9中的“red”是两个双关。“Lie still”可表示“躺着仍说鬼话”和“静静地躺着”。“Because they are never red”也有双层含义:“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红的”和“因为从来没有人读它们”。译者在汉语中根本找不到能同时包含两层含义的对应词来翻译这两个双关语。

例10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ing pepper.

例11 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hew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a stone of hope.

例10的字面意思是“皮特·派特咽下了一口腌菜用的胡椒粉”，但头韵却无法译出。例11可译成“怀着这个信念，我们能把绝望的大山凿成希望的磐石”，可是元韵/i/，/ei/，/

，/au/却丢失了。如“Madam，I’m Adam”和“Sir，I’m Iris”这样的回文句也无法将形式转换成中文。

例12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w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③

这四句诗用了五步抑扬格，每行10个音节，轻重音交替。有谁能同时把这种整齐的轻重韵律和“abab”的韵脚和原诗的意思转换成中文呢?绝无可能!难怪对大部分译者而言，诗歌是最难译的，尤其是押韵和格律，就算强行“以诗体翻译，即令达意，风格已殊”。[4](P10)

文化不可译性是指目标语中缺少文化对应词，卡特福德认为这是“原语文本中的相关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3](P99)导致的。中国和英语国家属于两种异质文化，在地理环境、历史发展、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差异很大，所以译者翻译时会碰到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典故。

例13 Didn’t I tell you that woman is a Delilah?

“Delilah”是《圣经》中的典故，是个非利士女人，成为参孙的情妇后，为了钱把他的头发剪了，导致他失去了神力而被敌人抓获。直译成“黛利拉”并加上注释是可以的，但要是原文的文化负载词太多，对译者取“信”也是个障碍，他要考虑到读者是否会厌烦那么多注释。如果是舞台演出的剧本翻译，那更要考虑直译是否可行，因为观众看不到、听不到注释，可能会完全听不懂那些直译的文化负载词。

文化空缺词造成的不可译性会对译者造成困扰，还有一个译者要认真对待的问题，那就是表面对等词的差异，比如“red”和“红色”，“blue”和“蓝色”，“dragon”和“龙”，两个对等词在中西方文化中其实有不同的比喻义和内涵。很多情况下，用表面对等词来忠实地翻译却矛盾地变成了不忠实。

4.直译还是意译(“信”还是“达、雅”)。“信”从根本上来说是在语义层面忠实于原文，而直译好像应该比意译更能符合这一要求，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译者会发现Nolan说的确实不错:“(译者)要避开的最常见的陷阱，就是没能看懂比喻和成语，却用直译的方法去翻译。”[5](P67)

例14 To appease their thirst its readers drank deeper than before，until they were seized with a kind of delirium.

例15 break out of the pot that holds us in.

在很大程度上，直译与意译的冲突反映了“信”和“达、雅”的冲突。如例14中为了语言层面的忠实而直译成“为了解渴，读者比以前越饮越深，直到陷入了昏迷状态”，就完全没理解该句的比喻义，也和“达、雅”的标准形成了冲突，只有意译成“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渴望，越读越想读，直到进入了如痴如醉的状态”

才抓住了该句的深层内涵。另一例也一样，意译“我们的儿子一定得上学，一定要出人头地”要比直译“我们的儿子一定得上学，一定要打破这个把我们关在里面的罐子”更贴切。这两个例子说明，当原文有比喻义时，译者应该用意译方法把深层涵义译出来，这是更高程度的“信”。若是用直译方法在词语层面取“信”，译文不仅失去了深层涵义，而且可能晦涩不知所云，与“达”和“雅”相冲突。

很多情况下，直译还会产生误译，尤其是成语和谚语，比如:“wear/have a green bonnet”是指“破产”而不是“戴绿帽子”，“drink like a fish”是“牛饮”而不是“像鱼一样喝水”，“pull one’s leg”是“同某人开玩笑”而不是“拖后腿”，“eat one’s words”是“收回前言，承认说错”而不是“食言”，“a walking skeleton”是“骨瘦如柴”而不是“行尸走肉”。

可见，“翻译在不同的文化里，肯定会产生一定的有意识的误译，”[6]译者只单纯用直译或意译的方法想要达到“信”的标准都是不可能的，只有两者交替使用，译文才能获得更高程度的“信”。当然，如何恰当地交替使用直译和意译正是译者要解决的问题，这和文本的类型、译者的翻译思想、意识形态和审美观、翻译习惯、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都有很大关系。

5.异化还是归化。异化和归化是两种翻译策略，和直译与意译有重叠之处，因为使用异化策略不可能不用直译的方法，而使用归化策略则是一定要用意译。王东风认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于意义和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7]

对施莱尔马赫提出的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2](P74)韦努蒂分别称之为异化和归化。异化翻译是保留“外国文本的洋味”，[8](P148)即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把读者送到国外”，归化则是向译入语和译入语文化以及读者靠拢，尽量去除洋味。异化翻译好象是对原文忠实的唯一选择，但前面的诸多例子表明，翻译过程受到诸如文本类型、翻译目的、翻译条件、译者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观、目标读者、译作将产生的影响，以及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学术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完全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往往是行不通的。

例6、7和例13都能很好地说明译者的这种困境，很多成语、典故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也是如此，无法用异化翻译来达到“信”的标准。是否采用异化翻译还涉及一个译者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那就是翻译也有两面性:既可以借鉴学习国外的语言和文化，也会消解本国的语言和文化。翻译可以让受过教育的精英“掌控国家文化的形成”，[8](P101)在汉语受英语高度影响，连句法结构都高度欧化的今天，为了忠实原文而采用异化是否合适，是否会进一步削弱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国内的影响和传承，这是值得译者深思的问题。

二、结论

翻译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所谓译无定法，哪怕译者设定了“信”的翻译标准，却发现在翻译过程会碰到各种困难:自身的误解、意识形态或审美上的难以接受、不可译性、直译还是意译、异化还是归化以及背后牵涉的其他问题，让他无法实现自己的忠实目标。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复杂的网络，把译者困在中间。译者只有全盘考虑各种因素、衡量得失，才能平衡各种关系，尽可能地向忠实靠拢。当然，译者不可能在各个层面都做到忠实，翻译也不可能有完美的译本，令人安慰的是，在多元化需求、多元化价值和文化共存的今天，译者认真翻译的译本也自有其价值。

注释:

①King Lear

②Romeo and Juliet

③Thomas Gray，“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1]梁实秋.刘天，维辛.莎士比亚与性[A].梁实秋读书札记[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2]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3]Catford，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4]吕叔湘.中诗英译笔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

[5]Nolan，James.Interpretation:Techniques and Exercis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8.

[6]贾立翌.翻译规范视角下苏曼殊《哀希腊》的变通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8).

[7]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5).

[8]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