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梦，刘国安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

本文认为胡适和李大钊对“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的看法是一致的。首先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表示所有主义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实的问题是各种主义产生的环境，因此研究主义离不开对问题的研究。真正的主义并不是抽象的名词，它包含着解决问题的观点和方法，那些没有实质内容的、不与解决具体问题相结合的所谓主义，都不能称之为主义;对于那些挂羊头卖狗肉式的假主义，本来就是表里不一、名不副实的，所以更不能把它与真正的主义相混淆，否则只会增加人们对主义的反感和误解，胡适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少谈些“主义”。在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上，他是想阐述和规范主义的确切含义，并不是对某一具体主义的主观评价，他没有否认“问题”与“主义”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主张既要研究主义，又要解决问题的。其次李大钊也认为主义要与实际问题紧密联系，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与实际相结合的主义才能实现它作为理想的价值。在这里他也认为问题与主义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并强调把这种认识贯彻到社会改造之中。

虽然在学术上胡适和李大钊认为的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是基本一致的，但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上，两人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胡适认为要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根本解决。他认为宣传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主义是一个抽象名词，宣传主义容易抽象化，不易被人理解和接受，没有落脚点;并且主义的宣传过程自上而下，过程中如果宣传不当，更无法正确的指导问题的解决。那还不如先解决具体问题，不从具体问题入手，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没有抓手，是不能做到根本解决的。李大钊并不否认胡适所说的解决具体问题，但是他认为“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主义”的引导，胡适提出的一个一个的解决具体问题也是要依靠方法去执行的，最终还是会回归到“主义”上来。首先他认为主义是最根本的方向，是要举什么旗的问题。他指出“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1]其次他认为宣传主义要与解决问题相结合，也就是要将主义所宣传的观点和思路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因此高谈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1]

由此可知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与李大钊二人都认为问题与主义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他们主要是在解决实践问题上的分歧，是先关注大方向还是先解决小问题。李大钊认为应该先有一个共同的主义，再动手解决实际问题，胡适则认为应该先解决具体问题，高谈、空谈主义是无用的，他们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对于解决“大”(根本)问题与“小”(具体)问题的争论。在弄清楚这个实质之后，对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问题与主义在一定基础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二者之间并无矛盾与冲突。

二、“问题”与“主义”联系和转化的中介——实践

了解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后，怎样将问题与主义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联系起来，找到它们共同的中间环节并将它们予以转化，对指导我们的现今实践有着很重大的意义和启示。

首先主义怎样转换为问题，在此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主义的含义。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表示主导事物的意义，体现出主导性、指导性，如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导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义;二是某种特定的、完整的思想或学说体系，如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观点和全部学说，它的内容包含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诸多领域;三是关于社会政治发展的理论。综上可知，主义其实就是如何进行社会改革的大问题和大学说，它解决的是社会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是解决社会发展方向的根本学说和理论，并为解决具体问题做指导，主义与问题的关系在这层含义上是社会大问题和小问题的关系。

其次问题怎样向主义转化，在笔者看来，解决小问题也需要方法，而主义正是人们所需要的方法。从具体问题入手没有方法的运用，没有主义的引导，最后还是会焦头烂额，什么都不能解决。在这个意义上主义与问题的关系其实就是大的世界观与小的方法论的关系问题，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具体办法就是方法论，那世界观与方法论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呢?1937年毛泽东在谈到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二者的关系时说:“拿了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什么单独的方法论。”[2]因此，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转化这一点来看，讲它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世界观”是“方法论”，就并不难理解了。[3]但这只是说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统一，并不是指二者是完全相同的，要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它们，也就是问题与主义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

那问题与主义怎样突破界限，相互转化和统一呢?我们可以把主义转化为问题看作是世界观的方法论功能，问题转化为主义看作是方法论要受到世界观的指导，无论是这两个问题中的哪一个，都必须通过一个中介——实践来完成。要通过实践活动，在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归纳出相应于这个世界观的方法论，也就是在用来解决整个社会发展大问题的主义中相应的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不断地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经过总结、深化，会逐渐形成人们对世界的一种总的观点和看法，进而成为主义。实践不仅仅是问题与主义的中介环节，还是最终落脚点和归属点，无论是主义的宣传还是问题的解决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实践活动，更好地改造世界而服务的。

三、“问题与主义”在实践中的应用

“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仅在建党初期值得讨论和研究，对当今社会而言，“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仍然是我们需要深深思考的课题。在后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都是问题与主义在实践中的应用，为我国建设提供了重大的理论依据。

1962年邓小平同志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中提出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猫论”的提出是为了说明生产关系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只要是能发展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形式就是好的形式。邓小平认为花费时间在理论上争论，会错失良机。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只有实践了才知道。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猫论”的提出是对种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生产方式的肯定，这充分表明了邓小平同志求真务实、重视实践的可贵精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中国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个重要标志。

邓小平的“猫论”并没有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思，他强调的只是实践的重要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好猫”“坏猫”最终只能在实践中得以证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客观对象是否有价值的最可靠的方法。“一个政策、一项措施、一个决策，判断它们是不是实事求是，是否正确，我们拿什么作标准，用什么去衡量它们呢?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4]

另外，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还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在当时只有小目标，没有大方向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摸着“石头”这些小目标过河，在无数次“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必然会逐渐认识和掌握“过河”的规律，并运用这个科学规律指导今后的实践，但到最后无“石头”可“摸”的时候，自然会解决大方向的问题，这其实都是“问题”与“主义”关系的影射。在他看来，理论是不能脱离实践独立存在的，是为了解决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而产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如此，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所以没有固定的模式，从理论上思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状况，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具体的对策，这些思想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对“问题与主义”思考的延伸。

四、结语

问题与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在现代依然有着很深的探索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领导人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了厘清它们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也向我们表明了实践的重要性。笔者说明了“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大(根本)问题与小(具体)问题之间的关系，二者是可以互相统一的，“问题”与“主义”并无矛盾，它们可以通过实践这一中介因素进行转换。在实践活动中，“主义”要阐明和解决的就是大问题，“问题”的解决要依靠主义所包含的思路和方法，因此要正确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更好地为实践活动而服务。“问题”与“主义”的精髓不仅在过去和今天适用，在今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依然适用。而我们在坚持这些思想的同时，要看清楚它们背后的本质，并不断地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1]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A].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李长域.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5，(4).

[4]邓小平文选: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