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推进，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需求，因而高等教育已经全面步入大众化的进程的轨道，在市场体制充分发育的背景下的大学面临剧烈转型和深刻变革，传统的计划与高度集中体制下形成的“千校一面”的现况已经收到严重冲击。高等教育必然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如果一所大学能够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大学的鲜明特色，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同样，已经有准确定位的大学，也就必然会形成学校特色和新的建设发展方向。自“九八·五”工程正式启动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率先获得国家的专项资助，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教育体制改革，揭开了当代中国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序幕。大学教育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形成，大学的不同特色的形成，尤其是专业、学科和课程设置与建设水平的提升与特色的形成，使大学教育能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社区、服务于企业，进而不断提升大学的核心竞争力，需要我们更多地学习和借鉴世界上特色型大学的理念、经验和做法。

一、特色大学的内涵及科学定位

明确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特色大学建设才不至迷失方向，堕入发展的误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一流大学有众多的属性：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一流的研究成果、一流的资金、一流的设备、一流的管理等等。几乎世界所有知名的大学,“突出特色、形成优势、提升水平”,始终是其办学中严格执行的重要战略。我国要面对大众化进程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期待，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是大学在激烈竞争中扩展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特色大学是高等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定位、大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战略》课题研究报告中认为：“大学的办学特色是指一所大学在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比较持久稳定的发展方式和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良的办学特征”。在大学诸多的属性中，最具核心意义的应为“研究型”、“世界性”、“大师云集”等。

（一）关于研究型

纵观世界大学发展历史，可以肯定的是专门的研究型大学不一定是一流名校，但特色大学一定是研究型大学。西方文明史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无不以研究型为其典型特征。牛津、剑桥、柏林、莱比希、巴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些西方名校都被划到“研究型大学”或“研究主导型大学”范畴。这些知名学府的根本使命就是原创性研究和探索。与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相比较而言，“研究型大学”以其教学相区别，又与一般性大学相区别其研究性。当然，这类大学的首要任务是科研，然后才是教学。首先，研究型大学以研究为己任，以创造性研究和发表新知识为最高境界。无论是教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其目的都是为了创造。其次“研究型大学”具有怀疑精神。对现有结论的怀疑和批判，形成新的结论。“我不认为我能提供一切答案。我的功能是使学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对学生们的答案提出质询，帮助他们发现现有理论之不足。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我的学生带着满脑子的疑问离开课堂。”（普林斯顿大学法学教授卡茨）”教学就是试图使学生变得像老师一样，那是误解。能够见识和理解绝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是教学中最大的享受。”（林海涛）因此，特色大学始终都在营造一种“研究”的宽松氛围，是学生在这种氛围中敢于质疑。再次，坚持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研究型大学奉原创性研究和探索为其根本使命，但“研究型大学”，并不仅仅是躲在“象牙之塔”之上高单纯的理论研究，他们更多的是把学术研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伦敦大学为代表的新兴大学和一大批职业学校，在工业革命兴起后以其职业特色迅速崛起，对牛津、面临咄咄逼人的挑战，牛津、剑桥避开锋芒转而采借德国柏林大学模式，把学校的研究重点定位于基础理论和交叉研究领域，这种研究特色也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果，使其仍旧稳坐一流大学交椅。

顺便提及的是：目前，国内一些人在探讨“研究型大学”时，往往过分关注师、生比，本、研比及其单纯研究成果发表的数量等。这些指数当然重要，但远未理解研究型大学的精髓。

（二）关于开放性和国际性

特色大学应该世界性的和国际化的，这样的大学自其产生之日，就兼具　“开放性”和“国际性”的典型特征。早在古典时期，古希腊时期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人就游学于埃及的高等学府——海立欧普立斯大寺，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也曾在古印度的塔克撒西拉大学学习，希腊化时期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人在位于埃及北部的亚历山大里亚大学学习。到了中世纪，西方大学的创立实际上也是各国互相采借、学习的结果。

以美国为例，其大学的创立及在世界的崛起，与其两次开放性的交流与学习密切相关。第一次是受英国大学模式的影响，创办了哈佛（1636）和耶鲁（1701）；第二次是在学习哈勒、哥廷根、柏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了霍普金斯等现代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学习借鉴，就没有美国现代大学的诞生。

今天，人类文明正大踏步走向全球化，各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相互影响也日益加深，因此，大学的开放性和国际性更加突出，更体现出强劲的国际化趋向。尤其是在加入WTO后，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各类专业设置、学科建设、课程、教学方法等都必然受到西方世界的强烈的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教育、经济的全球化，并未导致文化的单一化，相反，却出现了“本土化”、“地方化”的多元演变趋向。这告诉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既要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同时也要注意保持自己的个性。不能简单地模仿别人，要在开放中保持“自我”，但保持自性，并非固守传统。

（三）关于大师的作用

特色大学是由云集于此的大师支撑一些强势、特色学科，以科学研究为其主要活动方式，以追真、求善、寻美为其价值理想，是求高深学术之圣殿，培养有大学问人之处所。对上，大师支撑学科，学科支撑学校；对下，大师创造新知，教书育人。曾在20世纪40年代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康南特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所拥有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教师的质量。已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曾多次强调大师的重要作用：“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而是有大师之谓也”。哈佛大学之所以雄居世界第一，就是因为它拥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名师、教授。大师们的探索精神和研究业绩支撑了大学的强势学科，使得名校古老的躯干中保持着永不衰竭的生机。也使得新型大学挤身于世界名校之列。大师们不但发表新知，支撑强势学科，而且依赖他的名望，可以广招天下贤士，形成独具特色的大学研究群体。大师是一面旗。名师这面大旗一树起来，四面八方的学子就会慕名而来，聚集其麾下。

值得注意的是：大师不是靠所谓的倾力打造即可形成的，而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一定的氛围下，在不断的陶冶和反复的锤炼中脱颖而出的。大师汇集过程比较容易，但要形成真正的大师群体，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时间积淀、要有良好的环境。

二、特色大学建设过程中的体制创新

为了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培养创新人才，需要进行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教育环境等教育体制创新，而这些教育观念、制度、内容、方法、手段、环境的创新可以成为为教育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创新的含义非常复杂，主要包括：教师研究的创新、学生学习的创新，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方法的创新等。西方名校之所以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长盛不衰，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能与时俱进，不断进行体制创新，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以往我们大多认为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其差距主要表现在经费、校舍、设备等硬件条件上，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认识问题水平的不断深入，逐渐发现中外大学间更具有实质意义的差距是体制上的差距。就目前中国的大学而言，获得大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寻找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管理体制和制度框架，来解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问题。

西方名校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元管理模式。如欧洲大陆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等。欧洲大陆模式是一种以学术权力为主的管理体制模式，即教授群体处于学校的权力中心，而行政部门则几乎没有什么权威，是典型的“教授治校”。而美国模式则是以行政权力为主体，而教学和科研人原则上保留了较大的学术管理权，因而，美国模式的基本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混合体。在英国传统大学中，校务委员会是形式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在具体的管理上，主要由校外人士组成的理事会是实质性的行政权力部门，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全权负责大学的学术管理。

由于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模仿照搬西方大学管理模式，但可以借鉴国外的管理模式，创建科学、理性的管理体制。借鉴国外管理模式，在特色大学体制创新中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首先，应该把院和系作为大学的基本权力结构单位。上述语境中的“基本”是指最主要的、最根本的事物，而“单位”则是指计量事物的标准量。大学的基本单位指大学组织各种活动的最基本、最基层组织。建国以来，我国一直沿用以系为基本的权力单位，但近几年，由于院、系合并，在系的基础上建院，大学校长、院长为权力结构的实体，系变成教学单位，责、权、利分解。这种权力结构的优点是：垂直领导，计划执行过程简单，单位时间内工作效率高。但也容易造成其负面作用，上层权力遮蔽下层权力。如：学校各部门衙门作风严重，以官为荣，难于形成学术风气。这与西方系为教学、研究及权力实体有显著不同。为此，应该调整高校的权力结构，将权力中心适当下移，扩大基本权力结构单位的自主权。西方大学均以系为基本的、具有实质性的权力机构，权责统一。

其次，以一级学科建院。过去我们一直以一级学科——系为基本单位，后来由于学科的发展，使得系已经无法容纳众多的新的学科分支，开始变系为院。其内部关系和学科发展也容易理顺。但那种容纳多个一级学科的大学院，其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则很难理顺，造成基本单位过大。近年来我国以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建立了一大批巨型大学。但是，在管理体制的问题上，却有很多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管理是有单位的。当管理的单位超过了一定的规模和限度后，管理的性质便会发生变化。巨型大学建立后，首要的问题是，找到一种科学的管理体制。在美国，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在进行自我介绍时，总是说：我是XX学院的教授，而不说我是XX大学教授。这说明，在那里学院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单位。

第三，学缘构成合理，摒弃宗法关系基础，禁止“近亲繁殖”。“学缘结构”，也就是学缘构成，就是：某个教育单位（多指高等院校中的系、教研室、研究所）中，从不同学校或科研单位取得相同（或相近）学历（或学位）的人的比例。

美国的普通大学，在一般情况下都决不能把自己的学生直接留校，必须到外面去创基业，成功后方可通过公平的竞聘，回到学校。研究生一般都以直接留校为耻。然而在中国的大学组织体系中，近亲繁殖现象严重存在，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我国传统师生关系一般存有政治连带关系和伦理依附关系。这种带有强烈的宗法关系色彩的以师生关系网络，对大学的学术公正、创新以及管理体制的变革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可以断言，在宗法关系的基础上很难建成世界特色大学。报载现在北京大学的一些专业已经开始实行毕业生一律不能直接留校的规定，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必须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制度创新。

三、建设特色大学必须处理好的关系

建设特色大学还必须处理好两对关系，主要包括：

（一）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传统与创新存在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关系。传统是人类生活的前后承接，传统产生于过去，发展于现在，永恒于未来的真实存在。西方名校之所以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久盛不衰，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具有厚重的历史传统。当然传统也有它固有的弊端，专注传统的某一属性而忽视其它属性，可能陷入缺少进取的误区。所以，要有与时俱进的变易精神。但创新并不是抛弃和丢掉传统，而是激活传统，发展传统，赋予传统以活力。

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值得认真总结的教训是建国初期对清华大学的重组。使得清华大学丢掉了科学和人文中“人文”的一翼，损失惨重。在民国时期，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谓是人才济济，大师辈出。其学风是研究型的。一位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到图书馆借书时，发现很多借书卡上填写的居然是梁启超、胡适等大师级学者的大名，不由肃然起敬。现在，清华大学想要重新找回这一传统，重建文科，但其重建的历程很显然是漫长的。大学最大的损失是大学传统的丧失。无论你付出多大的代价也是难以找回来。

今天，我们在合并过程中，一定要极为谨慎地对待传统，因为这些传统是在学校漫长的发展进程中积淀而成，同时，有些传统则与其专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如何在保持各校旧传统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传统是摆在我们面前最为艰巨的任务。

（二）科技与人文的关系

科技教育指获得经验、创造知识和训练操作的过程。可以说，赋予科学教育内容的大学在哪里出现，哪里的经济就迅速兴起。但自近代科学革命后，伴随着科学和理性的高扬，科技教育渐成大学教育的主体，并呈与人文教育相对立之势。人与教育均出现异化的现象。

鉴此，人们开始反思教育，呼唤人文教育。江泽民总书记在人大、社科院等地的一系列讲话中也着重强调加强社会科学教育。

所谓社会科学教育，其核心是人文教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如何使人格更加完善。华中理工大学前校长杨叔子老先生提出一个同样的大学理念：“育人”而非“制器”，也就是说教育首先体现的功能是育人，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非动物式的简单驯化和操练。他让他的学生必须背会半部《老子》或《论语》作为做人的重要准则。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指出：“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最多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当然，大谈人文教育并不是又要忽视科学教育，而是把人文与科技作为教育的两翼，比翼齐飞。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再次强调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辩证关系。为我们建设特色名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