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乔，吴遂群

（惠州学院政法系，广东惠州　516007）

以《惠安政书》看叶春及的为政思想

陈友乔，吴遂群

（惠州学院政法系，广东惠州516007）

［摘要］叶春及曾任惠安知县，励精图治，政绩斐然。通过《惠安政书》，可以抉发出叶春及三方面的为政思想：一是以图籍求治，采用旧法，绘制图籍，详载全县土地、山川等方面的信息，以为施治之资；二是行保甲以达乡治，吸收借鉴前代保甲制的经验，以期建立稳定的乡村秩序；三是“移风易俗，王教可成”，通过醇化乡俗，从而建立乡村文化秩序。总之，叶春及的为政思想，对于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以及新时期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叶春及；惠安政书；为政思想；图籍；保甲；社学

［DOI］10. 3969 / j. issn. 1672-2345. 2015. 11. 014

叶春及（1532-1594），字化甫，号絅斋（另说号石洞），广东惠州归善县人，世居惠州府城万石坊（今惠城区桥西中山南路），以其德泽功业与李学一、叶萼、叶梦熊、杨起元四乡贤一起被称为“湖上五先生”。著有《石洞集》《絅斋先生文集》《石洞诗格律》《崇文榷书》《惠安政书》等。

叶春及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中举，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授福建福清县教谕。隆庆二年三月上《应诏书》，共三万余言，指陈时政，风靡一时，为当时许多文人士大夫传颂。在福清时教导百姓明孝悌、辨忠伪。后迁惠安令，不久，升任惠安知县。叶春及任惠安知县期间，触犯了权贵，加之身患劳疾，因而请辞，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离开惠安。是年，叶春及被擢升为广西宾州知州。但是，任命书被妒忌者藏匿，叶春及因不能赴任而受到弹劾，被削籍为民，回乡以读书著述为主。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得到时任佥都御史、四川巡抚艾穆的推荐，转同知湖北郧阳府，一年后升为户部员外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叶春及以劳瘁病逝，终于户部郎中任上。

叶春及任惠安知县期间，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政绩斐然。此后，惠安百姓以歌谣的形式感念叶春及的功德。如后被清朱彝尊收录在《明诗综》里的《惠安民为叶春及歌》：“叶君为政，惟饮吾水；设施不烦，五风十雨”〔1〕181。叶春及的惠政，在惠安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通观宋、元、明三代，惠安一百七十九名知县，叶春及是其中最有成就和影响的一个”〔1〕181。

叶春及任惠安知县期间，著有《惠安政书》，“自隆庆五年诸籍更定迄万历元年，三年而成”〔2〕214。该书被誉为“历史上罕见的一部县长施政笔记”〔2〕214。共五卷12篇，合计26.4万字，附有全县34都地图共29幅，各种统计表共179张，内容丰富，“是我国现存方志中首部采用计里划方按比例缩小的方法绘制地图”〔2〕214。

《惠安政书》是叶春及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包含着丰富的为政思想。叶春及作为儒家循吏，其施治举措，秉承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以便民爱民为旨归。如其在《再致仕》所说，“惟以便利百姓为务，俱见《惠安政书》”〔3〕。他的为政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图籍求治；二是行保甲以达乡治；三是“移风易俗，王教可成”。

一、以图籍求治

叶春及任惠安知县期间，遵循旧法，制图籍，以掌握全县土地、户口、山川寨堡等方面资料，了解生民利弊，以便更好地施治。“盖闻古之为政，率用图籍，以具知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者”〔4〕11。由于旧时传下来的文献，尤其是邑志有限，叶春及“亟请于乡先生及弟子员之博古者，且以商诸图籍之故”〔4〕19，以便完成图籍，并且要求，“凡里中状可绘为图，图不尽者悉笔于籍，以匡知县不逮”〔4〕19。

叶春及所作图籍，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具体包括惠安三十都的具体地理位置与幅员大小，以及山川河流的地形、地貌。“先图城堡、市镇，次则乡聚”〔4〕12。除此之外，叶春及对惠安的水利设施、土地制度、户口税赋等也在图籍中有载录。

（一）以图籍明山川地理

关于山川河流，在《地里考》中叶春及对惠安县内所属的山川河流进行了稽考；在《图籍问》中，叶春及也作了详细说明：山川河流的地势、方位以向阳为主；图上表示的山川河流，力求脉络清晰，形状颜色逼真；各处公署，其沿革存废等方面的情况，尽量根据旧图籍标列出来。“审方位，辨疆域，当以向阳为主，西长或南北长”〔4〕11。“凡图地里者，贵脉络有条，形色惟肖，而宛然子目也”〔4〕12。“公署虽登于图，其沿革存废之故，废图所能尽者，各据图之名列之”〔4〕13。

（二）据图籍公平税负

叶春及制作图籍，直接针对赋役制度中的弊害，指陈其残民病民之举，并提出应对措施。

中晚明时期，大地主土地兼并严重，并与吏胥勾结，上下其手，转移赋役，导致税负不公。有见于此，叶春及详细考察了赋役制度的沿革，并指出，现行的赋役制度承宋代之弊。历代赋役制度多有变迁，但基本上以户口、田地为征收依据，如叶春及所谓“由户口而田地，赋税焉，经也”〔4〕39。以人丁为主，势必会造成税负不公，“富者田广而赋其轻，贫者田狭而赋反重”〔1〕213，造成豪右大户逃避或转移赋役，大量的贫户难以承担而破产。“惟有力者善避之，是以贫户其役愈重”〔4〕39。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小地主为逃避沉重的赋役，不得不采取析户之法。这样，受害的还是贫苦无告的小民。“贫口未减，富户多析，而其害益滋”〔1〕213。因此，现行的赋役制度，不仅造成老百姓破产，还会因百姓逋逃赋役而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崩毁，出现“至父子兄弟自立户，或嫁遣孤孀，求单丁以避重役”〔4〕39的现象。为此，他指出，采取“以人为主”的赋役制度，其结果是弊害丛生。明制是“以人为主，此国法也”〔4〕13。但是，明初的鱼鳞册已经废弃，豪右大户与吏胥狼狈为奸，上下其手，小民受害无穷。“今之土地从人，而鱼鳞簿久废，里胥为奸，……兼并者无制，势必渔夺网網罟矣”〔4〕40。为此，他反对“以人为主”的赋役制度，主张“以地为主”，采用明初的鱼鳞册制度，详实载明各都土地，据以分担赋役，从而保证赋役制度的公平，防止豪绅奸民与胥吏勾结，对小民进行盘剥。“余谓宜地为主，地若干田册若干”〔4〕13。“今可仿鱼鳞簿之遗制，各都而列之……为民疾苦计”〔4〕13。

（三）据图籍兴修水利

关于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水利设施，叶春及主张，对于前代水利设施的存废进行载录，指明哪些是应该兴修的，哪些是应该恢复重建的，哪些需要清浚疏导，诸如此类。这些水利设施的利害，要通过图籍的形式，让为政者了然于胸，以便施治。“土田水利为重，……乃今几存？而其当兴，当修，当复；为占，为塞，为遏；其利，其害，悉陈之”〔4〕14。前朝重视水利，并修郡志，记载江河、堤岸的长、宽和深度等情况及所修年月，“宋重水利，郡志遂载晋江者，方、员、丈、尺及深若干，灌田若干，创修岁月亦具，诚重之也”〔4〕33。叶春及主张保留前朝所修郡志，并以此为依据，对惠安内的水利设施做实地考察，修建堤岸，为百姓谋福利。“余初决七都之水与六都，实考之故志曰：‘水自西而东南流者，……’故决七都之蔡坡者，入六都之崇福”〔4〕33。“并修王孙埭、官埭、新埭、前黄等埭”〔4〕33。

（四）以图籍知匪情

尽管有崇武所、巡检司等专职进行捕匪、维护地方治安的基层组织，但叶春及认为还应当设置光寨、市镇、土堡等来抵御匪害。针对当时匪患严重的现实，叶春及主张将堡寨关隘之处一一标出，载明哪里是盗匪出没之处；哪里当设关隘；何处关隘毁坏当修葺；哪处关隘可以瞭望报警；何处可以召集附近的乡民兵勇。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匪情、关隘设施了如指掌，才能保一方平安。“次或何处险隘当设，或何处崩颓修。……于某而登之远，可以望几里；于某而集之近，可以召几里。某为寇所出入之路，某为盗所聚散之区，纚纚陈之，安无忘危可也”〔4〕16。此外，还可以使官民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二、行保甲以达乡治

保甲法，也称保甲制，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安石保甲法。王安石保甲法的主要内容是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明代对于保甲制度有因有革。在保甲制的基础上，朱元璋制定里甲赋役制度。就制度设计的层面而言，里甲制度“除了作为供应赋税的单位以外，还赋予其行政、司法、教化等多种社会职能”〔5〕。但是，明代中期广东的社会动乱，形成对里甲制的巨大冲击，建立在里甲制度基础上的社会秩序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而这种危机又通过赋役征派的种种矛盾展现出来。因此，从嘉靖年间开始，局部地区开始推行赋役制度改革，到万历年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一条鞭法。由于上述原因以及人事方面的拘牵，里甲制度破坏无遗。为此，叶春及主张在里甲制度的基础上，推行保甲法，设立以耆老为首的地方管理组织；推行十家牌法，夯实乡村道德文化建设的根基。

（一）形成以耆老为首的乡村基层管理组织

叶春及主张设耆老，在原有保甲制的基础上，形成了由耆老主管的，以都、铺、甲三层管理为主的地方管理机制。明朝以来，在疆域内建府置县，画乡分里，推行有利于乡村统治的基层组织，设里甲。然而，里甲制度推行到后来，越来越难以发挥其维护乡村地方治安的职能，教化功能薄弱。为实现保境安民的目的，叶春及设保甲法提出“都必有铺，铺有多寡。铺必有甲，甲有多寡”〔4〕364。主张“里变为铺，铺变为总”〔4〕364。叶春及还主张，推选出德齿兼隆的耆老，负责解决地方纠纷，督导乡民，惩恶扬善。建立以耆老为首的地方管理组织。“铺立总甲一人，小甲一人，保长一人，保副一人，都立耆老一人，社首一人”〔4〕364。社首听命于耆老，掌管各铺。在社首之下，由总甲主管役事，保长通过集合民众，编成队伍，管理地方治安问题，并由耆老宣扬圣谕，化民成俗，形成以耆老为首的乡村地方基层组织，以确保地方安全。

（二）行十家牌法

叶春及推行十家牌法。关于十家牌法，不是叶春及的创举，他不过是借鉴王阳明的做法而已。王阳明任南赣巡抚时，推行十家牌法，将每家每户中的具体人口、具体职务和技能、田地等，以每十家为单位编写在册，由县衙保管，便于知县管理县内事务。王阳明曾平定粤东北的寇乱，并置和平县。惠州为王阳明过化之地。因此，叶春及对王阳明的“十家牌法”不仅十分熟稔，而且心有戚戚焉。

针对惠安的社会现实，叶春及主张行十家牌法，宣扬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和礼义教化的主张。他主张由保长联合地方乡民制作牌和册，“保长乃以二物，联都邑之民而作之：一曰牌，二曰册”〔4〕363。他还要求各家将牌立于门前，上面记载人户、田亩等信息。除此之外，牌中还要求各家“训行六渝”“举行四礼”等方面的内容。“牌皆书令各家，务要训行六渝，举行四礼”〔4〕366。在约册中，“登万民之众寡、老幼、贵贱”〔4〕366。借助十家牌法宣扬儒家思想，从而实现儒家倡导的人伦敦睦的理想之境。同时，也可让地方官通民情，知民意，进而推行礼仪教化，形成良风善政。他主张由每家轮流持牌，监督其余各家，一旦出现违法行为或者是纠纷，立即调解，若有不从，则由官府处置。一旦有人诬告他人，责任归于总甲。这使得总甲为免无辜获罪，必然会尽心尽力管理地方役事。从而实现在民众之间的相互监督和解纷止讼，对百姓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有利于强化乡村秩序，为耆老协助官府管理地方提供了稳固的基础，便于巩固乡治。

三、移风易俗，王教可成

儒家主张礼义教化，反对严刑峻法，认为文化道德秩序较之政治法律秩序更为根本。如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在儒家看来，只有建立在礼义教化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才能长久。而这一思路也是历代儒者社会治理的大经大法。就叶春及而言，他自觉接受儒家传统的教化思想，直承明代士大夫教化运动的影响，尤其是王阳明和黄佐的影响，发挥乡约的教化作用，移风易俗，建立稳健有序的乡村道德文化秩序。

叶春及主张重建乡村道德文化秩序，不仅是出于儒家政治理念的自觉承袭，更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驱迫。在叶春及治下的惠安，赌博盛行，百姓好诉讼，淫祠数量增多，子弟荒废学业，甚至违法乱纪，形成了奢侈、社会礼法混乱等不良社会风气，有悖于儒家礼治秩序。“……祈名岳，媚淫鬼。男女杂乱，昼夜奔驰千里而赴之。……乃有设容貌，倚市门，非君子所忍覩也，无礼甚矣”〔4〕330。“惠安广轮廑八十里，淫祠至五百五十有一”〔4〕337。“俗故尚鬼，淫宇至五百余，学者或与鬼并坐而诵，非所以止匿，反经而登于先王之道”〔4〕354。“子弟废学，至有毁面囚首，斗于有司之庭”〔4〕355。有鉴于此，叶春及提倡重四教、废淫祠、兴社学等措施，通过儒家的礼仪教化，建立乡村秩序。

（一）重四教

叶春及主张重四教，即严格推行冠、婚、丧、祭四礼。儒家重礼，荀子认为，礼具有“养人之欲”的作用，他宣称以礼义来教化百姓，满足百姓欲望和要求，“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7〕。循此思路，叶春及分析了惠安民风败坏的关键原因在于四礼的废弛。为此，他主张重四教，即严格推行冠、婚、丧、祭四礼。从操作层面而言，他主张，以耆老为榜样，推行乡约，督导百姓，劝民为善，听民讼，调解纠纷，宣扬皇帝圣谕，从而实现乡治与官治相结合。“设耆老，以佐令敷政教”〔4〕328。

在这一乡村治理模式中，耆老是关键。一方面，由耆老考察百姓的品德，纠察百姓的过失，以道德感召为手段，纠恶扬善。“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纠其过恶而戒之意”〔4〕341。另一方面，又辅之以惩戒手段，一旦有人违背，就追究其责任，“违者许人首告治罪”〔4〕330。总之，四教简明易行，可以达到醇化风俗，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的双重功效。

（二）废淫祠

叶春及主张废淫祠，即整治民间祭祀中的僭礼行为，对无功于民，不在祀典内的淫祀进行禁绝和废除。自明初以来，统治者重视鬼神之祀。“我高皇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立大社稷，统天下知府州县”〔4〕343。明代建国之初，在厘定国家祀典的同时，就开始有禁毁淫祀的活动，但民间私祀乃至淫祀仍大量存在。淫祠使得民间百姓“或至舞鬼掉舟乐神”〔4〕337，民间“男女庞杂，有不可道者矣”〔4〕337。不符合儒家祭祀的原则，也不符合国家祀典中的规定。孔子对于越礼而祀的行为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针对惠安县内淫祠数量增多、民间祭神越礼而祀、社会礼法混乱等现象，叶春及主张按照洪武礼制，建里社，祭祀五谷、五土之神，即具有正统祠典的神祇，同时对正统祭祀也提出了一套祥明的流程，明确正统祭祀的地位，对于祈礼、祝文和祭器也进行了相关的规定和说明。“县有社稷统各里，里有各社稷，具洪武制”〔4〕343。

（三）兴社学

叶春及主张兴社学。打击民间淫祠，禁绝淫祀，作为一种强制性措施，固然是不可少的，但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地方风俗，更重要的在于道德教化作用。因此，叶春及主张兴社学，通过儒家教化，重建乡村秩序，形成醇厚民风。“随乡里大小、子弟多寡、居止远近、度宜开馆几所、请师几人、与各父兄从容议定，皆由心愿。然后开某社学、弟子若干名、序其年齿、乡里父兄籍贯、请师某何色人、并其年齿乡里籍贯书为一册，送县会考”〔4〕355。明代统治者重视社学，“洪武八年诏有司立社学矣”〔4〕354。“乃立社学，以养蒙敛贤才”〔4〕354。“一社之学。百又十户为里，里必有社。故学于里中者，名社学云”〔4〕354。社学，即在乡村中设立的，存在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私学和官学之间的一种乡村学校，其主要职能是乡村教化。叶春及建社学，其目的在于使儒家礼仪教化得以在乡村中普及。叶春及还指出当时社学之弊，无论是师资，还是教学，均不称意，使得社学的功能大打折扣，甚至近乎流于形式。为此，叶春及主张，社学的教学、师资方面必须改善。就师资而言，必须选择那些学行兼备之士。“所请教读，必学行兼备，端重有威”〔4〕355。“生员儒士，不用罢吏，及非儒流出身之官，或丁忧生员，与因行止被黜者”〔4〕355。“择诸生经明行修者为师”〔4〕361。就教学内容而言，主要教授六行、六事、六艺之属。“施教：以六行、六事、六艺而日敬敷之”〔4〕356。所谓六行，包括有孝、悌、谨、信、爱众和亲仁；所谓六事，为日常生活礼仪规范；所谓六艺，为儒家推崇的礼、乐、射、御、书和数。此外，要求适龄子弟必须入学，否则，责罚其父兄。“子弟无故不入学，罚其父兄”〔4〕355。关于社学的功能及前景，叶春及指出，通过社学推行儒家礼仪教化，强化乡村秩序，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应对进退之间，既得以董其不度；纷华盛丽之心，亦得以潜消默化”〔4〕361。

四、结语

叶春及的为政思想在《惠安政书》中得到充分的表露，具体包括以图籍求治、行保甲以达乡治、“移风易俗，王教可成”三个方面。这三者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以图籍求治，为建立政治法律秩序提供依据；行保甲以达乡治，是建立政治法律秩序的具体路径；“移风易俗，王教可成”，是建立道德文化秩序的具体措施，体现了儒家的和谐人际和和谐社会的理念。总之，叶春及的为政思想，对于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以及新时期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志达.惠州文征：上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2〕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惠州教育文化源流〔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3〕邹永详.惠州文史资料：第十六辑〔M〕.惠州：惠城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2000：274.

〔4〕叶春及.惠安政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5〕刘志伟.在国际与社会之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0：28-44.

〔6〕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9-10.

〔7〕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346.

YE Chunji's Political Thoughts: Taking Hui An Zheng Shu as an Example

Chen Youqiao, Wu Suiqu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Guangdong 516007, China）

〔Abstract〕When YE Chunji was the magistrate of Huian County, he made every effort to make the county prosperous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his official career were remarkable. Through Hui An Zheng Shu, three aspects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s can be concluded: firstly, governing the county based on the documents and maps. He used the traditional method to draw documents and maps, keeping a detailed record of the county land, mountains and other information, as a basis of his government. Secondly, practicing Baojia system to achieve the township governance. Learning experience from the former generation of Baojia system can help to establish a stable rural order. Thirdly, "making changes in customs and traditions to build a high-moral standard society", it means altering the traditions and customs of the village is the way to establish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village. In general, YE Chunji's political thoughts is fundamental to the present management model of basic level community and constructing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YE Chunji; Hui An Zheng Shu; political thoughts; documents and maps；Baojia; community school

（责任编辑黄正良）

［作者简介］陈友乔，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10［修回日期］2015-10-12

［基金项目］惠州学院博士启动项目（2015JB013）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345（2015）11-006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