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国，杨发鹏

（1.石河子大学学报编辑部，新疆石河子　832003；2.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新疆石河子　832003）

略论清代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兴盛中的民族文化交流

赵旭国1，杨发鹏2

（1.石河子大学学报编辑部，新疆石河子832003；2.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3）

［摘要］一般认为唐代中期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西北陆路丝绸之路遂由盛而衰，这条曾经辉煌一时的重要对外交往通道随之淡出人们的视野，尤其关于清代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大多相关论著略而不论。其实，通过西北陆路丝绸之路，清代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交流的影响与之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诸如地名、戏剧、信仰、语言等方面的文化交流几乎影响到每一位普通民众，可以说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在清代也很兴盛。

［关键词］清代；西北陆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DOI］10. 3969 / j. issn. 1672-2345. 2015. 11. 003

中国在历史上曾以与世界其他各国和平交往著称于世，两千多年前就开辟了多条通往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即为世人所耳熟能详的“丝绸之路”，概括起来，主要有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亦称沙漠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等四条。其中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影响最为深远，19世纪70年代，德国著名地理学大师李希霍芬初次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即指此条路线，狭义上的丝绸之路也除此别无它指。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西北陆路丝绸之路是中国连接亚洲、欧洲、非洲的重要通道，在中外交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自唐代中期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方兴未艾，再加上西北地区民族政权并立，纷争不断，尤其是宋、明王朝对广大西域地区鞭长莫及，难以实施有效统治，传统的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因此由盛而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一般的学术论著在谈及西北陆路丝绸之路的时候往往详于唐代之前，此后的情况就相当简略，尤其是对清代的情况干脆避而不谈。实际上，尽管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后期以后逐渐成为中原王朝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但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元朝及西北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仍然通过这条通道与其他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商业贸易往来。尤其是清代平定准噶尔，统一天山南北，重新确立了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统治之后，古老的陆路丝绸之路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通过这条通道，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中亚各国、俄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一般而言，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兴盛首先表现在经贸往来方面，但其中也伴随着不同民族及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从历史上看，文化交流对不同地区及民族之间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就以清代中原地区同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为例，来谈谈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在清代的延续及兴盛状况。

一、清代中原地区同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条件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六月，随着西北地区最后一支农民军政权被攻灭，以及清廷对西宁、河西等地安抚土司政策的落实，清朝在陕、甘地区的统治秩序基本稳定了下来。随后又陆续镇压了米喇印和丁国栋、王永强领导的抗清斗争，平定了借三藩之乱之际发动的王辅臣叛乱。自此以后，清初陕、甘地区在清廷统治下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商贸活跃。然而作为西北陆路丝绸之路重要出关通道的广大西域地区，在清政权建立之后近百年时间里处于蒙古准噶尔部统治之下，内部矛盾复杂，各派之间纷争不断，对清廷时叛时附，劫掠过往商旅，对劳动人民极尽残酷压榨之能事。

准噶尔蒙古统治西域时期，先后发生噶尔丹叛乱、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噶尔丹策零叛乱、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叛乱、天山南路大小和卓叛乱、张格尔和卓之乱、玉素甫和卓之乱、七和卓（玉素甫之子迈买的明、倭里罕、克齐克汗条勒、塔瓦克尔条勒、萨比尔罕条勒、阿克恰干条勒和伊善罕条勒等7名和卓后裔）之乱、倭里罕和卓之乱等多次叛乱，除此之外，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曾在青海地区发动叛乱。众所周知，西北陆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中西各国和平交往之大通道，是各民族团结和友谊的见证，西域地区作为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如此频繁的战乱发生以及战乱带给广大人民深重的灾难不能不对西北陆路丝绸之路的商贸流通产生一定影响。针对上述情况，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先后平定了上述诸次叛乱，并通过军府制度、移民屯垦、设立台站体系、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有效维护了国家统一和西北边疆的安全稳定，为西北陆路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创造了便利条件。自此之后，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以及通过西北边疆民族地区与中亚、沙俄等国的经济贸易活动迅速活跃起来，一度十分繁荣。伴随经济贸易开展的同时，通过传统陆路丝绸之路的内地与西北边疆地区、中国与中亚及沙俄等国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勃勃生机。

二、清代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概况

在清朝时期，内地与西北边疆地区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内地先进文化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影响。随着清廷治理新疆军政措施的推行以及经济贸易活动的频繁开展，吸引大量内地移民进入新疆，内地文化在新疆地区得以推广，逐渐营造了一种类似于内地的文化氛围，这在北疆、南疆地区表现都很明显。北疆地区的乌鲁木齐“酒肆错茶园，不异中华里”〔1〕，南疆的叶尔羌“商民久住此间，盖房立市，种菜养猪，始有内地风味”〔2〕。这种文化交流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本文择其要者列述如下。

第一，清代新疆出现了许多由汉语地名和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构成的新地名，地名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2007年8月联合国第九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确认地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地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世所公认的。清代新疆地区所出现的由汉语地名和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构成的新地名自然是内地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交流的直接见证。据专家研究统计，清代新疆地区出现的新地名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多样，计有原籍地名（如兰州湾子、河州工、西宁大庄子、广东户、黄山街等）、姓氏地名（如蒋家湾、方家沟、冯家壩、桑家渠等）、功能地名（如商户村、碾子沟、铁厂沟、石厂等）、汉族宗教信仰地名（如老爷庙、牛王宫等）、屯田地名（如八户梁渠、三十五户、四十一户、五连、六连、头畦、二畦等）、军事地名（如军户、小军户、兵户等）、方位语地名（如东沟、西沟、南梁、北沙山、上六工、下三工等）等七大类〔3〕，具体数目难以计算。

第二，清代中原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活动还表现在内地以戏曲为代表的各种娱乐活动传播到新疆地区。在清一代，随着内地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工商业市镇的崛起，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戏曲文化，在清代发展成就斐然，不但传统的昆曲、徽剧、汉剧、秦腔继续繁荣，还促成了被称为国粹的新的剧种京剧的诞生。随着清廷治疆的军政措施的推行以及西北边疆与内地贸易往来的日趋频繁，内地与西北边疆之间频繁的人员流动将内地以戏曲为代表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带到西北边疆地区，促成了内地与西北边疆的文化交流。据文献记载，当时的乌鲁木齐地区“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西域闻见录》卷一）乾隆年间被贬往新疆的纪昀也称乌鲁木齐“今已为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并有多首描写乌鲁木齐的诗作，汇成《乌鲁木齐杂诗》，其中多首描写乌鲁木齐戏曲表演活动，如乌鲁木齐城北关帝庙“玉笛银筝夜不休，城南城北酒家楼。春明门外梨园部，风景依稀忆旧游”（作者自注：“酒楼数处，日日演剧，数钱买座，略似京师”）〔4〕。纪氏诗作不仅描写了乌鲁木齐地区戏曲表演活动非常频繁，几与内地无异，而且通过他的诗作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当时乌鲁木齐地区流行内地多种剧种。例如描写楚调的“老去何戡出玉门，一声楚调最销魂。低徊唱煞红绫绔，四座衣裳涴酒痕”；描写越曲的“越曲吴歙出塞多，红牙旧拍未全讹。诗情难似龙标尉，好赋流人水调歌”等，不一而足。总之，“当时的乌鲁木齐既有楚调，又有越曲和昆曲，甚至还有所谓的‘蕃曲’”〔5〕。乌鲁木齐以外的新疆其他各地，戏曲表演活动同样十分活跃，如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有民人高宝童在哈密唱戏营生，同班唱戏者至少尚有王敏，”（《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丙寅）嘉庆年间“有迪化州人王贵珍和龚明先后由迪化前往伊犁唱戏。”（《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三年四月丁卯）戏曲传入南疆地区比较晚，但时至清末民初时，南疆各地的戏曲表演活动也表现得十分活跃，1907年3月7日，芬兰著名探险家在阿克苏看到“一座漂亮的、四周围着围墙的中国戏院”〔6〕。维吾尔族人士阿布都热西提和加合买提在回忆1926年至1936年间叶城的社会生活时谈到：“每年乌鲁木齐和喀什私人剧团、杂技团来叶城县两三次，在庙里搭台演五至十天。县官大人、汉族商人、懂汉语的伯克、班头去看，看完之后给他们捐一些钱，一般人去看时，要向看门人付钱（买票）进场。除此之外，当地戏剧爱好者组织的戏班子，还经常在娘娘庙演出”〔7〕。如此偏远的地方都有经常性的戏曲表演，其他地区的状况我们不难推测，在此不赘。

第三，内地群众的宗教信仰传统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也是清代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上中原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中原地区的宗教信仰传统由来已久，信仰内容也十分丰富，大体说来，有官方祀典活动，也有民间神衹的信仰，不管是官方的祀典活动还是民间的神衹信仰，清代以来都在新疆地区广为流传，下面详述之。

官方的祀典活动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有其典型的代表性。所谓祀典就是祭祀的仪礼，其核心思想是重德教民〔8〕。主要形式有山川祀典、文庙祀典、名宦忠义祠祀典、社稷坛和先农坛祀典等。这几种形式的祀典活动在清代新疆地区均有表现，山川祀典如乾隆年间收复新疆用兵过程中，先后七次由官方主持祭祀山川，涉及博克达山、阿拉克山、阿勒坦山、朱尔库朱山、额林哈毕尔噶山等，其目的是鼓舞士气、保佑战争取得胜利〔9〕161。清统一天山南北之后，将新疆地区的山川祀典活动制度化，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定西域祀典”，主要内容为：

博克达山、在乌鲁木齐之东。为西陲重镇。前年将军兆惠、于察罕郭勒曾经致祭。嗣后未见举行。请颁祭文香帛。令驻札大臣、每年春季。于乌鲁木齐之巴尔哈达致祭等语。所奏甚是。著照所请行。除祭文香帛。由内颁发。交该处驻札大臣敬谨致祭外。其所用牺牲品物。即于该处虔办。著为例。嗣于是年、定额林哈毕尔噶山、祀典。二十五年、定穆素尔山、格登山、伊犁河、祀典。二十六年、定博罗图山、祀典。二十八年、定阿布喇勒山、塔勒奇山、洪郭尔鄂博、阿勒坦额默勒山、察罕赛哩木诺尔、崆吉斯河、哈什河、察罕乌苏、阿里玛图河、策集河、萨玛勒河、奎屯河、祀典。三十一年、定塔尔巴哈台山、巴尔鲁克山、额彬格逊诺尔、裕勒雅尔河、阿拉克图古勒诺尔、额敏河、祀典。均岁以春秋致祭。（《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四年九月癸丑）

清政府规定的制度化的祀典山川共26处〔10〕，祭祀目的由祈祷保佑战争取得胜利转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祭祀时间和过程与内地大致相同，体现了中原文化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直接影响。

中原汉族群众民间信仰为多神信仰，据统计，中国民间有200多个神名，有始祖神、财神、爱神、生育神、行业神以及各种生活保护神和生产保护神等等，甚至一些历史人物也成了民间的偶像神〔11〕。这种民间多神宗教信仰也于清代传入新疆地区，主要表现为坛庙的兴建及其相关神衹进入新疆。以坛庙而言，清代新疆地区的坛庙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原始宗教庙宇（如三皇庙、风神庙、牛王宫）、上古宗教庙宇（如土地庙、城隍庙、山神庙）、儒教庙宇（文庙）、佛教寺庙（如地藏寺、观音阁、娘娘庙）、道教宫观（如老君庙、仙姑庙、三官庙）、偶像崇拜祠堂（如孙子庙、鲁班庙、关帝庙）等。就数量来说，乾隆至嘉庆年间北疆地区的坛庙见于记载的为：巩宁城33座、迪化城20座、伊犁惠远城11座、惠宁城1座、绥定城1座〔12〕；嘉庆时期南疆地区坛庙喀什噶尔2座、英吉沙尔4座、叶尔羌3座、乌什7座、阿克苏4座、库车2座、喀喇沙尔城3座、东疆吐鲁番坛庙4座、哈密7座〔12〕。各坛庙之中所供奉神衹数量极其众多，具体数目无法统计，仅芬兰著名马达汉研究者哈里·哈伦（Harry Halen）整理出清末马达汉在新疆收集到的各种神衹就有18类，430个之多，中原汉族民间信仰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情况可见一斑。

第四，今天新疆境内通行的汉语方言，分为中原官话南疆片、兰银官话北疆片、北京官话片，其中“北京官话片”形成是在建国以后〔9〕129。新疆南北两片汉语方言最终形成是在清代〔13〕，这是清代陆路丝绸之路上内地与西北边疆地区文化交流最生动的体现，因为“语言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化元素”〔14〕。相对于北京官话而言，中原官话南疆片、兰银官话北疆片被称为“老新疆话”，这“是在新疆多民族共存、多种语言相间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由内地移民，主要是汉族和回族，在甘肃方言和陕西回族方言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省份的汉语方言以及维吾尔语的许多成分而形成的汉语方言”〔9〕129。当地的许多维吾尔族群众也通过学习，能用“老新疆话”同汉族群众交流，当然，汉族群众中不少人也掌握了维吾尔语，“老新疆话”和维吾尔语成为当时新疆使用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两种语言。更值得一提的是，内地与西北边疆地区语言文化的交融深刻影响到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文学创作，这在清代西域诗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例如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中“如何贵到阿奇木，犹有同宗阿葛抽”一句中“阿奇木”是维吾尔语中执政者的意思，“阿葛抽”意思是执政者“阿奇木”的夫人。这一现象在清代西域诗中非常普遍，再以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为例，该组诗一共24首，其中14首有维吾尔语词，占24首的58.3%。共有维吾尔语词25个，计58个字，占14首392个字的14.8%〔15〕。维吾尔语词不仅在林则徐的诗作当中频繁出现，其他学者的诗作当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兹不赘举。

三、结语

自张骞通西域以来，历代中原王朝都十分重视对西域的经营，人员往来十分频繁，由此带动了中原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这方面的记载不绝于史，主要表现为中原儒家思想、政治制度、先进生产技术、文学艺术、社会习俗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影响，也表现为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特产方物、音乐舞蹈、服饰装扮等在中原地区的广泛流传，以此为主要内容的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局面几乎存在于包括清代在内每一个封建王朝，在每个朝代的相关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中都可以找到根据。例如就中原汉文化在西域地区传播而言，在新疆曾出土大量汉锦、中原形制铜镜、汉文木简及中原铜钱，是汉代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友好往来的重要见证。《汉书》《后汉书》还分别记载了龟兹王、莎车王携家人多次入朝学习汉文化的故事，反映了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统治者对汉文化的仰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继续传播，《周书·高昌传》记载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胡语。”除此之外，中原地区的乐舞、绘画、建筑、礼仪、风俗等都对边疆民族地区有一定的影响〔16〕；隋唐时期是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交流空前高涨的时期，据相关研究，唐代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庭州（今吉木萨尔）办学校、兴科举，儒学十分兴盛〔17〕，大批各民族商人、学者、艺人、僧人从西域来到长安或洛阳，有的长期定居甚至成为永久居民，他们深受汉文化熏陶，通过他们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入西北边疆民族地区；隋唐以后，对中原王朝而言，西域地区时得时失，中原王朝很长一段时期内无法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有效统治，尽管如此，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仍未间断。据学者统计，宋代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到天胜六年（公元1028年）的60多年时间里，回鹘汗国遣贡使四十余次朝贡宋王朝，带来马匹、骆驼等特产，带走丝绸、茶叶、布匹、瓷器等生活用品，建都于喀什噶尔与巴拉沙衮的喀喇汗王朝，虽路途遥远，仍然坚持入朝朝贡〔18〕。

纵观中原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自汉通西域以来，中原文化对西北边疆广大民族地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我们也看到，清代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是属于羁縻性质，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交流所涉及的内容大多局限于王室贵族与上层社会，诸如儒学、艺术、礼仪、风俗等，很难普及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的普通民众。时至清代，由于清朝政府统一天山南北后各项军政措施的推行与内地移民的大量涌入，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交流的内容与形式在清代之前的基础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地名、戏曲表演、信仰、语言等都是与每一个民众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不说清代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是超越前代的，从而我们也可以坚定地认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在清代并没有完全废弃，在延续前代光辉业绩的同时也表现出自身不同的特点，在沟通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史善长.到乌鲁木齐〔M〕//吴蔼宸.历代西域诗钞.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212.

〔2〕壁昌.守边辑要〔M〕.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191.

〔3〕罗佳.清代新疆移民地名考述〔J〕.社会科学战线，2011 （6）：108-112.

〔4〕纪昀.纪晓岚文集：第一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595-600.

〔5〕贾建飞.人口流动与乾嘉道时期新疆的戏曲发展〔J〕.西域研究，2012（4）：27.

〔6〕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M〕.王家骥，译.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139.

〔7〕阿布都热西提和加合买提.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卡格里克（叶城）县社会历史的回忆〔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79-106.

〔8〕朱迪光.封建国家祀典的形成及其对古代中国宗教活动的影响〔J〕.青海社会科学，1990（1）：89-92.

〔9〕刘虹.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汉文化传播研究（1884-1949）〔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10〕李大海.清代新疆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研究〔J〕.西域研究，2007（1）：88-95.

〔11〕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2.

〔12〕许建英.坛庙与神衹：清代新疆汉族移民的社会文化建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6 （3）：23-32.

〔13〕刘俐李.新疆汉语方言的形成〔J〕.方言，1993（4）：272.

〔14〕MichaelCHoward.ContemporaryCulturalAnthropology〔M〕. New Jersey：Addison Wesley Longman，1996：51.

〔15〕赵世杰.林则徐《回疆竹枝词》中的维吾尔语词〔J〕.语言与翻译，1994（4）：39.

〔16〕何荣.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J〕.新疆地方志，2005（3）：41-44.

〔17〕韩涛.略论唐代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61-64.

〔18〕郎樱.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J〕.西域研究，2001（4）：72-73.

On the Nationality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Prosperity of the Land Silk Road in Northwest of China in Qing Dynasty

Zhao Xuguo1, Yang Fapeng2
（1.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Xinjiang 832003, China; 2. College of Politics,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Xinjiang 832003,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views, after the mid-Tang Dynasty, along with the prosperity of the Sea Silk Road, the Land Silk Road in northwest of China, a passageway which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torical contact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gradually declined and faded out from people's sight. Most silk road related works and articles didn't go to the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Land Silk Road in northwest of China in Qing Dynasty. Actually, because of the Land Silk Road in northwest of China,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entral plains and minority frontier areas in northwest of China was more influential than all previous periods. The cultural exchange in toponym, drama, belief and language influenced most of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it shows that the Land Silk Road in northwest of China was prosperous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Qing Dynasty; the Land Silk Road in northwest of China; cultural exchange

（责任编辑贺曦）

［作者简介］赵旭国，编辑，主要从事学报编辑、历史地理学与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3YJA770040）；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4BZS062）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345（2015）11-0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