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光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论穆旦诗歌的时间主题

马春光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在穆旦诗歌中，“时间”既是一个核心意象，又是一个贯穿性的主题。穆旦诗歌对“二十世纪”、“八小时”等现代时间概念的书写，揭示了人在“现代”的困境和无奈，洞穿了“现代时间”中的生存黑洞；穆旦诗歌对“季节”的现代性透视，彰显了现代生命个体崭新的时间体验，并因而拓展了“季节”书写的审美维度和现代内涵。在对时间经验的多层面书写中，穆旦诗歌展示了“时间之流”中不断挣扎的现代自我，企图抵达时间密道中的灵魂拯救。

穆旦诗歌；时间主题；现代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穆旦研究成为中国新诗研究领域一个持续的热点，学术界对穆旦的重新发现与定位几乎非常一致地瞄准其作品所彰显的“现代性”品质，并因而将其标举为代表中国新诗成就的重要诗人。“现代性”是一个宽泛且被无边论述的话题，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它更多地指向一种崭新的时间向度，它“首先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种新的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的方式”①。在穆旦的诗歌中，“时间”既是一个核心意象，又是一个贯穿性的主题。从“时间”的角度契入穆旦诗歌，可以更加清晰地辨识穆旦对现代社会生存境况的深刻思考及其诗歌卓异的艺术探索。“我们所有的时间经验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事件定时定位的标度时间经验，一类是关于人生短促或者无聊的慨叹，即对时间之流变的感悟。这两类经验就是两种原型时间经验，我称之为标度时间经验和时间之流经验，它们概括了人类所有的时间经验的性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由这些原型时间经验衍生了各种不同的时间观念。”②前者侧重对客观时间的感知，后者则侧重对时间的主观把握。“标度时间经验”在穆旦的诗歌中体现为对“二十世纪”、“八小时”等现代时间概念的诗性反思以及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诗性探寻；“时间之流经验”在穆旦的诗歌中则主要体现为对“过去”、“现在”、“未来”所构筑的“时流”的不懈书写以及对季节流转的现代性透视。在对时间经验的多层面书写中，穆旦诗歌为我们展示了“现代时间”中不断挣扎的现代自我，进而抵达了对生存处境的终极逼问。

一、现代时间中的“异化”生存

穆旦是具有鲜明时代感的诗人，他善于从细微的生活细节入手，以富有质感的语言直抵时代生存的中心。在穆旦诗歌中，作为整体生存语境并且具有无限意蕴的“二十世纪”这一时间意象频频出现，恰可说明穆旦试图从“时间”的角度对生存处境进行宏观诗性思考的努力。根据李欧梵的说法，“中历和西历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世纪’的观念，中国人只讲十年、百年，但是在西方‘世纪’是非常重要的”③。梁启超率先在日记中引入“世纪”一词，此后以“世纪”为代表的线性时间观念渐渐取代“百年”为代表的循环时间观念，时代意义上的“现代”也渐渐构筑。郭沫若最早在新诗中对“二十世纪”Ⅰ进行书写，并且被闻一多赞赏写出了“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④。穆旦对极具现代气息的“世纪”观念有着内在的自觉，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40年代，穆旦有条件对“世纪”一词做出更加丰富的书写。如果说在郭沫若的诗作中，“二十世纪”指向的是一个充满期望和充满新鲜感的时间向度，那么在穆旦的诗作中，它的含义已经没有那么单一，而是变得丰富起来。“二十世纪”作为那个时代的崭新时间维度，穆旦从一个诗人的角度对它展开的一系列探寻，构成了他诗歌中时间主题的重要内容。穆旦着重思考的是现代人在“现代”的无奈和困境，在他的思考中，“二十世纪”相较于以往的历史，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由和福祉，而是更深层的异化。在《农民兵》Ⅰ中有这样的诗句：“他们向前以我们遗弃的躯体/去迎接二十世纪的杀伤”。时间本身对躯体的杀伤，随着时间的向前发展以及所谓现代文明的发展，变得更加显豁。如《隐现》所言，“我们是二十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虽然穆旦在诗歌中感慨要“迎接新的世纪降临”，但又清楚地认识到这是“永未伸直的世纪”。“二十世纪”这一崭新的现代时间维度被穆旦敏锐地捕捉到，他看到的，是它的新的杀伤，是它的黑暗，而“永未伸直”则鲜明地表露出穆旦的历史观：在所谓的时间线性向前发展中，人类的处境并没有直线性的向上发展，反而看到更加“丰富的痛苦”，看到了现代生存处境对人的新的异化，他弃绝了盲目的历史乐观主义，而始终对历史、现实保持着批判性的思考。

穆旦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二十世纪”这一词语，反应了他对自身生存语境和时代之维的敏感，穆旦对这一主题的表达与反思恰恰揭示了他对“现代”时间的敏感以及对现代语境下的人类异化处境的深层思考。穆旦对这一时间主题的反思与审视与他所思考的异化主题以及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质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获得了丰富的审美空间。

Ⅰ 本文所引用的穆旦诗歌文本均出自《穆旦诗文集(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如果说“二十世纪”还只是穆旦对生存处境的宏观思考，那么“八小时”这一现代时间意象的出现，则说明穆旦对“现代时间”的思考走向细微。“伴随现代性人文主体性的对象化活动，现代时间观念成为从现代化制度行为(政治、经济)到现代日常生活，直至现代人自身人格气质最深层的建构条件之一。”⑤时间愈来愈成为现代人生存中不可或缺的日常因素，作为现代社会工作制度的一个表征，八点钟、八小时成为重要的时间标示，在穆旦的诗歌中反复出现：

八小时工作，挖成一颗空壳，/荡在尘网里，害怕把丝弄断，/蜘蛛嗅过了，知道没有用处。(《还原作用》)

而整个城市在早晨八点钟/摇摆着如同风雨摇过松林(《报贩》)

“那比劳作高贵的女人的裙角，/还静静地拥有昨夜的世界/从中心压下挤在边沿的人们/已准确地踏进八小时的房屋，/这些我都看见了是一个阴谋，/随着每日的阳光使我们成熟。”(《成熟》)

“八小时躲开了阳光和泥土/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线上》)

“我想要离开这普遍而无望的模仿，/这八小时的旋转和空虚的眼，/因为当恐惧扬起它的鞭子，/这么多罪恶我要洗消我的冤枉。”(《我想要走》)

“八小时”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标准工作时间制度，日渐成为现代人不变的生活规则，体现了现代社会对时间的效率化管理以及对人的标准化要求，它是社会系统化、整体化和标准化的重要依靠，同时构成现代个体整齐划一的生活秩序。穆旦作为现代社会的反思者和叛逆者，正是从“八小时”里看出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进而展现一种生存于“八小时”中的干瘪、虚无景观。在穆旦的笔下，“八小时”成为异化现实最为醒目的部分。“八小时”的辛勤工作，并没有使得生命个体获得充实，相反却是“挖成一颗空壳”，“害怕”和“没有用处”说明了生命主体战战兢兢、苦心经营的东西是一无是处的，“八小时”成为一个生存的悖论。当穆旦更深地进入现实，他对“八小时”的生活有了更加深邃的认知，进而有了更加痛彻的批判。《成熟》中为我们设置了“八小时”之外的时间作为对比，当一些人“准确地踏进八小时的房屋”时，另外一些人“还静静地拥着昨夜的世界”，重要的是穆旦坚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在阳光下日渐成熟的“阴谋”。“阴谋”是故意的，含有敌意的，从而可以看出穆旦对“八小时”工作的深恶痛绝。时间性的“八小时”融进空间性的“屋子”，正对应了穆旦在《出发》中的诗句：“在你的计划里有毒害的一环，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囚进现在”是一种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而滞留于此刻的被囚禁的状态，而穆旦意义上的“八小时的屋子”和鲁迅意义上的“铁屋子”构成了精神意义上的对话：鲁迅意在探寻沉遁在古老世界里的人们如何面对新的世界，而穆旦则旨在探究浸染在现代异化现实中的人们如何获取生存的意义。《线上》则对“八小时”的生活进行了概括性的表述，在穆旦这里，“八小时”是远离“阳光和泥土”的，而“阳光和泥土”正是生物学意义上人类生存的根本需求，并且这种状态是“十年二十年”持续的。反讽的是，这样一种单调乏味的坚持，仅仅是在“一件事的末梢”上，生存的无意义和虚无感被和盘托出，这正是对现代异化个体的精确书写，“异化的人是一个抽象物，因为他失去了与人的所有特征的联系。他被简化为在被剥夺了人的多样性和同情的人们之间，对人类的无差别的目标执行无差别的工作。”⑥伴随“八小时”的是“空虚的眼”，以及“恐惧”扬起的鞭子，这是生命个体对时间的极度畏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亟需拯救的苦苦挣扎的现代灵魂。而“恐惧”会一直出现：

“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让我在你的怀里得到安憩”(《诗八首》)

穆旦所谓“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在很大的意义上指涉的是对时间本身的畏怕，是对“记忆”和“永续的时间”的近乎无解的困惑，这是“灵魂搏求者”穆旦无限“突进”生存世界的独特“发现”和近乎歇斯底里的质询。

从1940年的《还原作用》，到1947年的《我想要走》，对“八小时”这一现代时间意象的关注与思考贯穿了穆旦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八小时”作为内化于现代人头脑中的固定时间观念，“不再是自然律动的象征，而是机器单调重复动作的象征，而人就被束缚在这个单调的动作之上。”⑦现代社会“八小时”的日常时间浸透着现代个体的孤独与虚空意识，穆旦认识到现代标准时间对自由的人的奴役和异化，并对此展开批判。

二、“季节”的现代性透视

时间与人的生命及其意义密切相关，“正如席勒所讲的，时间就是人的生存的情状，一旦否弃时间，人自身的存在也就被否弃了。”⑧季节作为一种古老的区分时间的方式，体现了人类生命感知时间的特殊方式，它和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古今中外的诗人对季节的不懈书写，其实恰可说明人类对时间的周期性流转的诗化思考。中国古典诗歌的季节书写侧重对特定时段的独特景观的发现，通过生命主体对季节之物的情感融合，抒发对自然之美的喟叹和时间流逝的痛感，“伤春”和“悲秋”在本质上都是通过拟人化的书写来表达诗人的时间体验。进入到现代语境中，季节同样引领着现代诗人的敏感，但对季节的书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概言之，现代时间观念的引入，使得季节书写摆脱了时间循环的书写模式而呈现出具体化和多样化的书写格局，现代社会的复杂经验使得对季节的隐喻书写更加晦涩，季节的象征蕴含逐渐远离其传统的固定模式，进而呈现出个人化和不确定性的美学样态。

穆旦对“季节”的思考和书写深深地植根于他的生命体验，在西方现代诗学的浸染中，以标新立异的诗思和精准锐利的语言赋予“季节”以更加丰富和深邃的现代意蕴。穆旦前期的诗歌热衷于书写四季中的“春”，这显然与他彼时的生命体验、深沉思想家的气质密切相关。20世纪40年代的诗作中，有三首以“春天”为题，分别是《春》(1942)、《春底降临》(1942)、《春天和蜜蜂》(1947)。其中以《春》最具代表性：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 ，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春》有别于以往的“伤春”之作，“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这两个充满肉身色彩的诗句一下子使之与传统的有关“春”的诗拉开了距离，“肉体”和“谜”构成的张力正是对穆旦诗歌“思想知觉化”的最好诠释，而所有这一切思考的中心，是时间。“谜”所隐喻的时间向度，在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那里有精彩的论述，“时间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永恒者(the Eternal)把自己转化为人这一荒谬的时刻，也就是化身的时刻，确切地说，这是不可思议的时刻，这是一个谜”⑨。《春》别开生面地描绘了赤裸的生命被点燃而欲要释放生命能量的迫切，这是年轻的诗人穆旦以肉身化的感知对时间展开的书写，同时也是对未来生命迫切展开的愿望，充满着对“时间开始”的内在生命骚动。《春》融具体化和哲理化于一体，自然意义上的春天与“二十岁”的人生意义上的春天交映展开，就这样，由自然之春延展到人生之春，进而上升到一种整体的“无处归依”的生存状态，穆旦表达了现代生存主体的内心焦虑，因而具有了存在主义的“生存拷问”的思想意蕴。

文革之后，穆旦在生命的最后一年(1976年)经历了一个写作的爆发期，而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季节书写的诗歌尤其多。除了分别以《春》《夏》《秋》《冬》为题的四首诗外，还有一首《秋(断章)》。生命个体在晚年对季节的流转更加敏感，对时间的消逝更加痛楚，但像穆旦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中以季节为题进行书写，并不多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还是一个话语禁忌的年代，穆旦通过对季节的隐喻化书写，其实是在表达生命自我的内在精神体验。《春》(1976年5月)已经和穆旦写于1942年的同名诗作有着截然的不同，如果说1942年的《春》以其“肉身化”的欲望书写彰显了诗人个体生命青春期的冲动，那么1976年的《春》则是对季节的“人格化”书写，带有岁月的象征蕴含，“春”因而被赋予了早期自我的意蕴并与不同的时代、穆旦的诗人自我形成了对话，以此完成了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夏》同样把季节人格化，在这首诗中，“绿色”、“红色”、“太阳”、“冬天”、“春天”作为行动的主体，分别对应着“说话”、“写一篇伟大的史诗”、“批评家”、“出版”等人格化行为，实际上是穆旦对1976年这个特殊时代的隐喻化反思。这两首以季节为题的诗作，“虽然有着描写诗人自身生命时序的含义，却因为其中刺眼的批判性而改变了音调：历史主题的书写冲淡了自然时序的含义。”⑩

在生命最后一年的创作爆发期，穆旦对“季节”有着更透彻的感悟。这一年里以“季节”为题的几首创作，合起来看，恰恰构成穆旦对“本时代感受”的最后言说。“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穆旦绝笔之作《冬》初版本中的这一句诗，使得穆旦的季节书写浸透着悲剧意识，穆旦彻底认识到话语禁忌对精神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扼杀，而以隐喻化的季节书写对时代进行着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在《春》《夏》《秋》等诗中，都有冬天的影子：

“而我的老年也已筑起寒冷的城，/把一切轻浮的欢乐关在城外。”

“冷静的冬天是个批评家，/把作品的许多话一笔抹杀，/却仍然给了它肯定的评价。”

“呵，水波的喋喋，树影的舞弄，/和谷禾的香才在我心里扩散，/却见严冬已递来它的战书，/在这恬静的、秋日的港湾。”

在这一组诗歌中，穆旦并没有把自然时序中的“春、夏、秋、冬”与人的生命过程构成隐喻意义上的对应，而是侧重于对季节进行“人格化书写”，寒冷、严酷的“冬”在这几首诗里无处不在，其实都说明穆旦对“生命之冬”、“时代之冬”的体认。这是一个不屈的现代诗魂对时代的批判，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穆旦始终用诗歌保持着对自己时代的洞见与反思。穆旦对季节有独特的敏感，并且在对季节的书写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化象征体系，不论是其前期写作中对季节的“肉身化”书写，还是后期诗作中对季节的“人格化”书写，都是穆旦对“时间”的诗性感知的体现，使得穆旦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始终忠实地书写“本时代的感受”。尽管中国的文学在漫长的历史中有“伤春”和“悲秋”的美学传统，并形成了特有的审美范式，但穆旦在1976年的隐喻化季节书写，仍以它精湛的诗歌技艺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拓展了季节书写的崭新维度。

三、时间密道中的灵魂拯救

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现代倾向的诗人，穆旦不仅仅以现代的眼光审视客观时间，他更加注重对主观时间经验的执着书写。“广义而言，就它在历史上的意义而言，现代性可见诸以下这两种价值观无法调协的对立面上：一是资本主义文明中客观化的、社会可以清楚测量出来的时间(时间差不多成了有价的商品，可以在市场上买卖)，一是个人的、主观的、想象的时间，由自我创造出来的私人时间。后者对时间的辨识方法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化的基础。”穆旦的时间经验更多融合进他对由“过去”、“现在”、“未来”所构筑的“时流”的辩证审视中，“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我》)并且对时间之流中挣扎的“自我”进行了书写：“稍一沉思会听见失去的生命，/落在时间的激流里，向他呼救。”(《智慧的来临》)在诗歌中设置两个乃至多个“我”，让他们进行戏剧性的对话，是穆旦诗歌的一个典型特点。时间之流不仅带来年岁的增长，关键的是它遗弃了那个原初的自我，这是回忆带不回的自我，穆旦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时间进程中的虚无感，自我的破碎使得个体与外在世界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被打破，而联系时流之过往的“回忆”并不能修补时间与自我的裂缝，这既是现代生存时间的悖论，更是穆旦“无所顾忌地探究人性中复杂的，甚至是混乱、不贯彻或非理性的部分”的诗性表达。这是穆旦“时间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企图通过对时间之流中挣扎的“自我”的考辩，获取现代时间视域下人类的生存真相。穆旦对“时流”的感知在他写于1947年的《三十诞辰有感》中得到更加显豁的表达：

时而剧烈，时而缓和，向这微尘里流注/时间，它吝啬又妒忌，创造时而毁灭，/接连地承受它的任性于是有了我。

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了泥土，思想和荣耀，/你和我，和这可憎的一切的分野。

而在每一刻的崩溃上，看见一个敌视的我，/枉然的挚爱和守卫，只有跟着向下碎落，/没有钢铁和巨石不在它的手里化为纤粉。

留恋它像长长的记忆，拒绝我们像冰，/是时间的旅程。和它肩并肩地粘在一起，/一个沉默的同伴，反证我们句句温馨的耳语。(《三十诞辰有感》)

这首诗充满了鲜明的回忆元素和批判意识，进而升华为对“时间”本身的哲理化思索。穆旦在这里为我们呈现了“时间之流”中不断挣扎的“自我”。“时间不是一个可以分割测定的钟表式的时间，而是一个不停的流。现在不是延展着的一瞬，而是恒长之流中的一个个结构化的部分，在其中，人的瞬间体验总是由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所充实。”在穆旦看来，时间既创造了我，同时也在毁灭我，时间呈现出无比残酷的一面，纵然生命个体“挚爱和守卫”，但终究还是枉然，只因为它的强大和无所不能，“没有钢铁和巨石不在它的手里化为纤粉”，在这种“挚爱和守卫”的过程中，生命个体“只有跟着向下碎落”。总起来说，穆旦对待时间的态度是悲观的，他的诗歌中找不到儒家传统中那种建功立业、通过显在的努力抵制甚至超越外在时间的生命态度，而是保持着个人化的生命感知和言说。在生命旅程中，时间是一个沉默的、冰冷的同伴，而这其中的“我”却告别了单一的对时间的经验方式，呈现出矛盾性和复杂性。这是生存中的发现，作为生存根本情状的“时间”并不可靠，穆旦的思考也随之升华，现代时间给人的焦灼感在穆旦的诗作中呈现为“被围者”：

“这是什么地方？时间/每一秒白热而不能等待，/堕下来成了你不要的形状。/天空的流星和水，那灿烂的/焦躁，到这里就成了今天/一片沙砾。我们终于看见/过去的都已来就范，所有的暂时/相结起来是这平庸的永远。”(《被围者》)

穆旦通过对“时间的焦灼感”的表达，对生存处境进行着沉痛批判。穆旦善于揭露社会历史长期积蕴的生存悖论，并通过尖利的矛盾自我以及充满野兽气息的语言表达出来，反映在时间上，穆旦对生存于中的时间表现出一种焦躁感，而企图冲破这种焦躁时间的包围。穆旦的探索由此得以深入，他甚至企图在人类“童年”的历史中寻索答案：

“灯下，有谁听见在周身起伏的/那痛苦的，人世的喧声？/被冲积在今夜的隅落里，而我/望着等待我的蔷薇花路，沉默。”(《童年》)

这首诗构成了颇具意味的象征结构：以今晚(此刻)的这一页历史为界点，过去是属于“野兽”的，而未来属于“蔷薇花”。在穆旦的话语体系中，“野兽”是原初自然超强生命力的象征，而“蔷薇花路”则是未来之路“希望”的象征。在穆旦式的时间二元对比中，他在情感上更加亲近“野兽”(人类的童年)而对“蔷薇花路”(成熟、失去本真的未来)保持着沉默。“今夜”的我是孤独的，现在的我同时抚摸历史、展望未来，听到的是“喧声”，选择的是“沉默”。如果联系到这首诗的写作时间(1939年)，我们会发现诗人对“现在”、“未来”并不乐观，他更在意个人(人类)似“野兽”般的原初生命力以及那份纯真。“过去”在他诗歌中吸引力越来越强大。这个稍稍带有想象意义的“过去的”、“童年的”、“野兽”般有力的时间，正是穆旦寄希望于拯救现在、突破重围的力量来源。而这在穆旦的很多诗歌中都呈现为时间的异化，他在《摇篮歌》中希望“让我的被时流冲走的面容/远远亲近着你的”。时间带来的灼伤，在穆旦这里，强烈而且无声。穆旦在诗歌中反复书写的“童年”具有象征意义，在穆旦看来，生命从原初开始的时间旅程是一个不断被戕害与异化的过程，而恰恰是童年保持着某种纯真与力量。这种人生的逆向时间价值源自穆旦对现代异化社会的深深认同，以及对人类原初生命力的肯定。“童年”、“野兽”、“肉体”等在穆旦的话语体系中构成了对“成年”、“信仰”、“知识”的否定，这在穆旦的诗歌文本中有鲜明的体现：“阴霾的日子，在知识的期待中，/我们想着那样有力的童年。”(《控诉》)这种对以“肉体”为基础原初生命力的肯定是穆旦个体生命时间观的坚实基础，它使得穆旦对现代知识浇灌下的生命个体进行着无情的批判，一再地讴歌那莽撞而有力的如野兽般的童年，“时间中的拯救”成了穆旦的探寻所在：

“主啊，我们摆动于时间的两极，/但我们说，我们是向着前面进行，/因为我们认为真的，现在已经变假，/我们曾经哭泣过的，现在已被遗忘。”(《隐现》)

“我要回去，回到我已迷失的故乡/趁这次绝望给我引路，在泥淖里/摸索那为时间遗落的一块精美的宝藏//然而我只想回到那已失迷的故乡/因为我曾是和你们一样的，孩子/我要向世界笑，再一次闪着幸福的光/我是永远地，被时间冲向寒凛的地方 ”(《阻滞的路》)

恰如钱理群所言，穆旦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在应该做梦、唱玫瑰之歌的青春时代，却被无情地推向‘战乱、灾难、未知的焦虑、险恶的社会环境’，类似于存在主义者所描绘的‘极端情境’之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中，穆旦写出，“一个没有年岁的人站入青春的影子：/重新发现自己，在毁灭的火焰之中。”(《三十诞辰有感》)这种“极端情景”在他的晚年再度出现，“文革”构成了另一种梦魇。所有这些使得穆旦在思考包括时间主题在内的人类生存困境时，有一种“灵魂搏求者”所特有的彻底精神。在穆旦的精神世界中，有一个时间的原点，时间上的原点所具有的优势在于它为我们展示了种种的时间可能性，而现实是让人不满的，未来又难以期冀，穆旦精神世界中的这种回溯性时间意识展示了他灵魂自我的复杂性，而穆旦通过一系列诗歌所要探寻的，正是通过对时间之流中充满生命力的自我的追寻，抵达时间密道中的灵魂拯救。

综而言之，穆旦诗歌所张扬的“现代精神”与其诗歌文本对“时间”的关注、现代时间意象的频频出现以及诗人对现代时间的深层质问构成了相互映现之势，“对时间的理解是通往对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彻底反省的最佳道路。”正是因为此，从“时间主题”的角度论述穆旦的诗歌，一方面可以在更加本源的层面探讨穆旦诗歌究竟怎样深刻地彰显了“现代精神”，另一方面则透过诗歌文本透视穆旦内在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以及穆旦对现代世界的哲理式反思。穆旦对“现代时间”的审视与反思，既有对历史转捩点的痛楚与批判，同时也为认识当下的精神焦虑提供了某种通道。

[注释]

①[美]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③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十讲现代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④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原载1923年6月3日《创造周报》第4号。

⑤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

⑥[美]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⑨[法]华尔(Wahl，J.)：《存在哲学》，翁绍军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2页。

⑩耿占春：《穆旦的晚期风格》，《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责任编辑：曹振华]

马春光，男，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

I207.25

A

1003-8353(2015)02-0075-06

Ⅰ 《女神》中“二十世纪”多有出现，《日出》：“哦哦，摩托车前的明灯！/二十世纪底亚坡罗！”《笔立山头展望》：“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底名花！/近代文明底严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