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景超

不可或缺的作家“贵族精神”

●文 张景超

近读《屠格涅夫传》(鲍戈斯洛夫斯基著)，感触颇多。屠格涅夫不愧为贵族出身，磊落大气，胸怀宽阔，他每一推出新的作品，都广泛征求朋友们的意见。那些朋友有与他抱着相反主张的，也有抱着不同政治主张的，有说好的有说坏的。对于那些说不好的他从不计较、从不恼怒。即使因为别的问题同朋友弄僵了，他也绝不拖延，而是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弥补感情上的裂痕，以免抱憾终生；而且不管裂痕的起因是否怪他，他总是先向对方道歉。有一件事特别令我感动，就是冈察洛夫说他《贵族之家》的一个情节是把自己的构思给抢用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屠格涅夫为了照顾朋友的面子，还是把它删掉了。最为人称道的是已成世界级巨匠的他和尚属年轻气盛的托尔斯泰发生了争执，可他不以巨匠自居，主动联系托尔斯泰，并向他道歉，恢复了两个人真诚的友谊。读后我深深为屠格涅夫宽容和大度的风范所感叹：这真是贵族精神。

而返观有些中国作家，小家子气十分严重。他们的作品只能说好不能说歹，一触到短处，就暴跳如雷。我就遇见过几个颇有点名气的作家，他们个个都有一种自大狂症，有时甚至像精神病患者，不压倒你绝不罢休。一次研讨会上，我好心指出某作家作品的瑕疵，当时她没表示什么，可是过后却利用公开发文的机会对我那个根本没见诸媒体也没想见诸媒体的观点展开攻击。我还参加过一次座谈会，有位名家谈刊物生存的艰难，埋怨上级有关部门拨款太少，让刊物支撑不住。我当时天真地以为，也许这正是刊物寻求自由缝隙的好机会，所以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这位作家的名声当时如日中天，认为我的发言有意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中下不了台面，因此声嘶力竭地训斥我不懂办刊，结果弄得座谈会不欢而散。另有一位听到我对她作品的批评意见，此后遇到，就像不认识似的昂首挺胸而过。

我曾思考过中国作家这种傲慢无礼的原因，但一直没找到圆满的答案。看了《屠格涅夫传》好像明白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作家和西方大家的知识背景不同、所受教育不同。屠格涅夫和所有贵族子弟一样从小就能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文艺复兴后的整个欧洲文明熏陶着他。他不但懂得文学，还特别懂得哲学（哲学硕士毕业），曾同德国著名哲学家韦德、俄国著名思想家巴枯宁一道探讨时代的尖锐问题。他虽然不是语言学家，可比一般的语言学家更懂语言，德语、法语、英语、希腊语、拉丁语全通，还能用拉丁文写信著文。即使在先天不足的音乐、绘画方面，他也很有造诣。而我们的一些作家，不要说念大学，就连完整的中学都没上过，知识面极狭窄，即便是文学领域里的知识，留在大脑回纹里的也多半是那几个马列经典作家的教诲，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的简单记忆。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文明，其核心内容是教人学会维护人的形象，他不但要尊重自己，还要尊重别人。而我们的作家可能多半是吃狼奶长大的，这种狼奶不但不教人如何尊重人，还特别鼓动人与人的对立，以凸显自己不可侵犯的威严。

另一个不同是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屠格涅夫出身于贵族。这个阶级尽管不乏横暴者，但他们大都注重子弟的文化熏陶。屠格涅夫充分领受了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但早早就从庄园走出，踏进莫斯科、彼得堡的文化圈，而且早早就开始游历旅居欧洲，由德国、意大利而英国、法国。由于旅居时间过长，以至惹怒了他那个暴虐但思子心切的母亲，想要切断对他的给养。不可小觑屠格涅夫这一经历。过去他曾在国内文化中心莫斯科、彼得堡结交了果戈里、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等文学巨人，在此后长期旅居欧洲的过程中也结识了与他同时代的几乎所有的西方大师，不只是文学方面的，还有哲学、音乐、绘画方面的。相当一些人成了他的好友，如乔治·桑、莫泊桑、福楼拜、梅里美。正是因为这些顶级大师的存在，屠格涅夫才深深感到 “能人背后有能人”的伟大真理。在大师比肩而出的环境中，在高雅的文艺沙龙中最容易形成的文化资质就是谦恭和宽容，所以不难理解屠格涅夫无论对冈察洛夫还是对年轻的托尔斯泰为什么那么谦让，那是他濡染了高度文明和优雅的环境所致。相比之下，当代中国作家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大都是“短裤套汉”或是“短裤套汉”家庭出身的子弟，家学不用说是零。出身的低微使他们极度自卑并由自卑转化成极度的自恋，知识的欠缺使他们特别害怕别人的揭短又痛恨别人的揭短。加上都是吃狼奶长大的，最容易滋生出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怪脾气。在西方，出身卑微（如狄德罗、奥威尔）还可以有各色各样的文艺沙龙和咖啡馆作补充，让他们能看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大境界，在谦恭的学习中增长才干，而不少中国作家却是在巴掌大的青天下长大的。作为狭小天地的佼佼者，周围没人能超过他们，也没人敢于向他们发出挑战。接受了习惯性的被宠爱、被抬举，他们特别容易像小生产者那样滋长出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而且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在广阔的空间里见识巨大的天才，无法在这样人才辈出的环境里学会以谦让和宽容的姿态来和人相处。

再有一个原因是批评的捧杀。从“五四”以后由左倾文化人在中国的精神文化领域推进一股杀气，到建国后这种杀气越演越烈，以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作家被打杀。历史的脚步迈进新时期之后，习惯于走极端的中国知识分子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在抛弃了打杀之风的同时也抛弃了可以使文化领域充满生机的正常批评或批判精神，以捧杀来面对一切稍有成就的作家。他们启动乃至发明各种各样荣誉的桂冠，不是戴在这个人的头上就是戴在那个人的头上。什么天才、什么黑马，什么实力派、什么小说之王等等不一而足。相当一些批评还追逐着市场效应，耸人听闻地宣告，中国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出现了十个小说大师。更有甚者，在作家刚刚崭露头角之时便堆砌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溢美之词，似乎天才的称誉还不够力度，又赐予怪才、鬼才等神秘封号，并预言他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没看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主把这顶桂冠批发到他的头上。毫不夸大地说，从新时期航道的开启到今天，我们就难得见到对作家成败得失进行真诚把脉与深刻评论，当然也看不到那种把中国作家放在世界的范围里加以考量，进而观照其不足的文章。“暖风熏得游人醉”，在一片赞扬声中相当一些作家晕晕乎乎，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真把自己当成了天才。因而一遇到相左的评论，一遇到不合口味的声音马上就变脸，不是以傲慢的姿态表示不屑一顾，便是以十分蛮横霸道的语言压住对方。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霸气，实际上虚弱得可怜。

对于作家，贵族精神即使不是造就富有大气作品的全部，但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这种精神，没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胸怀，就别指望能营造出宏深伟岸的作品，更别说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确实走出了贫困化状态，不少作家（包括我批评的作家）都捧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杰作，但由于缺少各种造就大家的精神指数（包括贵族精神），距离世界文学的圣殿还很遥远。这一评判不是民族自卑感使然，而是学然后知其不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