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国文

鲁迅、胡适评吴趼人

●文 李国文

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茧人，生前发表文章常被误解为茧仁，竟成一枚蚕蛹，此君深感不雅，遂改“茧”为“趼”，一字之易，也能看到他性格不肯依随的一面。然而这位自号趼人的晚清作家（他死后的次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在上海滩上，却是最能把握读者胃口，并努力投其所好的文人，不但声名渐著于沪上，其稿酬收入也大大超过他在机器局当绘图员助手的薪资。那时的上海市中心的延安路，还未成路，只是一条流入黄浦江的河，叫长浜。在河边报摊上，他的小报，他的刊物，是小市民的精神食粮，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越是八卦，越受欢迎；越受欢迎，八卦愈盛。不过，很遗憾，晚清年间，最后一位驰骋上海滩的当红作家，当代读者已不大关注。

但我还是认为他是当时文坛的一员骁将——骁者，勇锐无挡也。这位老广，来到上海，马上熟悉并掌握了这个资本主义初步发达社会的营运之道，立马风生火起，所向披靡，实在很厉害的。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是道学和伪道学，一种是书读多了的书呆子，这两类是大多数；还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人数不多；最后一种则是吴趼人这样具有商业意识的读书人，那就更少了。知识分子队伍的组成，从来如两头小、中间大的鸡蛋形状，两头小，左右不了中间大，这也是中国五千年进步缓慢的原因。所以，板子打不到屁股，刀子砍不到脖颈，励志图强，发奋上进，是很难很难的。这个“我佛山人”，到了上海，抓住商业先机，以秋风扫落叶的笔力，眼明手更快的敏捷，敢于挑事端的炒作，不怕打官司的勇气，很快成为中国通俗小报的始作俑者，如果不是领军人物，也是一位强烈的推波助澜者。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滩，时称冒险家的乐园，得其所哉的吴趼人，真正靠笔杆子糊口，实现文字商业化的践行者，他率先走在最前面。

有一篇《读吴趼人全集有感》（作者张兵），这样写到他的超强出众的创作力：“仅以1908年而言，他在1月18日出版的《月月小说》第12号上就发表了小说《云南野乘》第2回，《发财秘诀》5、6回，戏剧《邬烈士殉路》之第二折《追悼》，笔记《趼廛剩墨》3则，《俏皮话》22则。时过20天，2月8日出版的《月月小说》第13号上又发表了小说《发财秘诀》7、8回,《劫余灰》5、6回，短篇小说《光绪万年》，《俏皮话》8则。在3月出版的《月月小说》第14号上，他发表了小说《云南野乘》第3回，《发财秘诀》9、10回，《俏皮话》12则。以后的《月月小说》,差不多每期都是如此，从中可见他的写作精力是何等的旺盛啊！也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使吴趼人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发挥了极大的能量，为我们留下了近四百万字的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在其短促的一生中，自办多种杂志和小报，忙得不可开交。他挣了许多钱，我们不知道，但吃喝嫖赌，花了更多的钱，这是可以肯定的。最后，竟因穷困聊倒，凄凉而死。

吴趼人，原籍广东南海，祖居佛山，故自称“我佛山人”。年二十余至上海，先在机械制造局当抄写员，后来投身报业，写连载小说，开始他的卖字生涯，一生写作甚丰，为晚清一代的多产作家之最。多才多艺，能量惊人，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他，集编、采、写、译、评，和印、销、广告于一身，虽然名曰杂志主编、报纸老板、特派记者、采访主笔，其实都是他一个人的皮包公司，唱独脚戏。他这一生究竟写了多少，至今成谜，因为一，他的很多为塞满版面的应景文字，并不署名；因为二，他的很多花天酒地、捧角品妓的大块文章，悉为糟粕。所以，研究者也好，出版家也好，为尊者讳，也就将他这些无聊笔墨，统统“派司”过去。其实，这位我佛山人，若是沿着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风格，一路写下去，也许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因为他在这部书里，对于晚清官场的讽刺嘲弄，对于满清官僚的揭露挖苦，对于没落社会的无情批判，对于人性肮脏的形象描绘，并不弱于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刻、透彻、形象、生动。

恩格斯说过，《人间喜剧》是 “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表现手法上“除了细节真实外，还更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吴趼人笔下对于当时办洋务的官员，对于洋人的奴颜婢膝，认贼作父的下流，有着入骨三分的描写。正如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我从这里（《人间喜剧》），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上学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据上引《有感》一文中所说：“从他于33岁（1898年）开始写作小说，出版 《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算起，到他于四十五岁（1910年）去世为止，在短短不到十三年的时间内，就有三十多部小说面世。其中相当部分小说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电术奇谈》、《恨海》、《九命奇冤》、《瞎骗奇闻》、《新石头记》、《糊涂世界》、《上海游骖录》、《劫余灰》、《情变》等等，都对晚清社会的黑暗现实作了比较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起，为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革命进行了舆论上的准备。就在吴趼人去世一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历史己经给吴趼人作了公正的评价。”

你倘要深入一点研究晚清官场之黑暗污秽，官员之低能贪婪，衙门之无法无天，百姓之求救无门，读一读吴趼人的这些作品，会有更多的感性体会和理性认识。吴趼人生于1866年，而巴尔扎克逝于1850年，可以称为前后脚。巴尔扎克好喝咖啡，吴趼人好酒贪杯；巴尔扎克好漂亮的贵妇，吴趼人好醉入花丛；巴尔扎克一生不停地借钱，不停地还债，最后穷死巴黎，吴趼人这一辈子挣了好多好多钱，就凭一段艾罗补脑汁的广告词，拿到光洋四百，可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据说他逝世时，身上只有几个毫子。东西方这两位作家太相像了，但身后却大不相同。

巴尔扎克仍然活在读者心中，可百年之后，现在知道吴趼人者，不多了，读过他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者，也不多了。前些年，我到广州佛山，甚至看不到他的故乡对于这位本土文人的什么纪念。估计再过百年，也许只有在文学史的缝隙中，找到此人的名字。对文人而言，这种必然被彻底遗忘的结局，也是绝大多数作者，绝大多数作品，终究难逃的命运。不朽，不是自己吹出来的，更不是别人评论出来的，而是经过时光的筛子考验出来的。

这就是文学的淘汰法则。时间如同一面筛子，文人和作品，在筛子里，筛过来，筛过去，只有最终能留下的，才是真正的不朽。

可在清朝末年的上海滩，我佛山人创办报纸、月刊，主持笔政，嬉笑怒骂，痛批官场、洋场、商场之黑暗龌龊，还是相当烈烈轰轰的。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小说和其他作品，一经问世，虽然不到洛阳纸贵的地步，但其风靡程度，畅销热度，也曾领一时之风骚，很风头，很当红的。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鲁迅和胡适，才在论著中专门评介了他。

在《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一文中，鲁迅提到了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尤为世间所称”。给予肯定的同时，也论述其不足：“相传吴沃尧性强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没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者谈笑之资而已。”

不过，我一直认为，在文坛上，有大作家，一定也会有不大的作家；大作家写大作品，不大的作家写不大的作品。吴趼人能够写出这些“谈笑之资”，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部份真实，说明他高于同期其他章回体小说作家。如果后人要想了解清末上海滩的社会状况，人文面貌，官场丑态，市井画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是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文学作品，虽然其艺术性不高、思想性不强，但说到底，文学是一个消费市场，那些顶尖儿的大师，不可能满足全社会所有读者的需求，自然而然，就留下一些足够非大师级作家兜售自己的份额。我佛山人就属于这一类作家，不算高明，也不算不高明，算不朽，但也未必就是真正的不朽，谁知下一个百年是否还拥有他的读者？至今我还记得念中学时，捧读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的欣快热辣，捧腹大笑的乐趣，所以，对这位在上海著作一生，办报一生，风流一生，快活一生的吴沃尧，即或是一百年的不朽，也够令人赞赏的了。

胡适在1917年的6月，《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的信中，对吴趼人及其作品评价给了最高等级的褒誉：“今即以吴趼人诸小说论之，其《恨海》、《九命奇冤》皆为全德的小说。以小说论，似不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下也。”他还说：“故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书，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

相比鲁迅言简意赅的公允评价，胡适的溢美之词，就相当过头和过份了。

胡适忘记了一点，作品是要经过时光老人的无情检验的，评论（评论作家和作品的）文章，也是要经过这一关的。说大了，说高了，夸过火了，夸过头了，当时没人打你的嘴，你健在时，你牛皮，没人敢打你的嘴，你死了，你狗屁着凉了，就没法掩住别人的嘴，对你信口雌黄了。

这位大师级权威人物，现在已视为圣人，竟然异想天开地创造出来“全德”这一词汇，用来形容达到最高水准的文学作品。所谓“全德”，也就是说，在胡适看来，吴趼人的《恨海》、《九命奇冤》，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思想和艺术上，已经相当完美了。而且他将李伯元、吴趼人两家，抬高到与四大名著比肩的一流高度。这就是狗戴嚼子的胡勒了。我不相信被一些人崇拜得如同先知般的胡适先生，会走眼到如此田地？

圣人会犯错，也允许圣人犯错，但也不能如此荒腔走板，大失水准啊！《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书，至少也已有了二三百年的不朽，估计再有二三百年，也仍将不朽，称之为“全德”，也许说得过去。李伯元也好，吴趼人也好，其实近五十年来，相当衰微，连大学中文系都未必将南亭亭长、我佛山人，列入教学大纲，也只是勉勉强强地将就了一百年，谬奖“全德”，从何谈起？

我一直认为，胡适在评价吴趼人时如此失准，是由于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为了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而采取的过犹不及的手法，所以抬高其文学地位，强调其文学价值，乃是大局之需要。从他去信的对象——陈独秀和钱玄同两位当时的激进分子看，恐怕更是阵营的需要。这就是在对吴趼人的论断中，作为政治家的胡适，与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看法上产生分野的缘故了。

吴趼人逝世百年了，由鲁迅、胡适开始的这种新文学评论，也随着新文学的发展，走过一个世纪。也不知什么原因，越到后来，越到现今，公允的评论越来越不多见，怀着私心，揣着私货，泄着私愤，拿着私房钱的不公允评论却越来越泛滥。当代中国文学评论家们最消极的一面，就是自甘堕落，将文字当作花露水，遮掩所评作品的不足，将文章当作雪花膏，为实在不值得推介的作品涂脂抹粉。

有什么办法呢，越物质的时代，垃圾产生也越多，文坛自不例外。肉麻捧场的鼓吹文章，名实不符的文学作品，偶而一顾，当亦无妨；若信以为真那些人五人六之辈，那些乌七八糟之作，果然“全德”，那你就是百分之百的“傻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