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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方传统戏曲研究的新尝试
——阙真《广西戏曲与文献论稿》品读

2015-03-20邱建丽

传播与版权 2015年11期
关键词:彩调碑刻戏曲

邱建丽 黄 敏

广西地方传统戏曲研究的新尝试
——阙真《广西戏曲与文献论稿》品读

邱建丽 黄 敏

阙真的《广西戏曲与文献论稿》是一部系统研究广西地方传统戏曲的著作。与传统戏曲研究著作不同,本书在研究思路、方法、框架和材料方面做了一些新尝试,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点也增加了其现实厚度。它为广西戏曲的深入研究与持续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广西戏曲;新尝试;思路;方法;框架

[作 者]邱建丽、黄敏,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戏曲是一种富含浓郁历史韵味的艺术,也是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样式,它集中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和表演等各种艺术。而广西戏曲作为一支地方戏曲,日渐吸引越来越多的人驻足惊叹,这与热爱广西戏曲的各界人士的四处奔走分不开。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阙真教授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她的《广西戏曲与文献论稿》从碑刻、生态、艺术和承传四个方面对广西传统戏曲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与分析,展示了广西多种地方戏曲的历史面貌、现行状况与问题、未来发展路径,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发展方案。书中立体的框架、丰富的内容、新颖的材料、灵动的语言和严密的论证凸显了著者系统的思维、渊博的学识。就目前对广西戏曲的研究状况而言,全书在研究的思路、方法、框架、材料方面均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为戏曲研究领域增添了清新的气息。

一、研究思路之新

作者摒弃一般艺术著作使用的“世界、艺术家、艺术品”三足鼎立的思维模式,而是采用“一体两面”的新模式,即抓住一个主体——艺术品,切取两个截面——横、纵截面,对戏曲进行动态、立体的研究。横向上,我们暂把广西地方传统戏曲的发展看作一条长河,它的横截面可分成三段:源头、上游和下游。而这三段可分别对应“碑刻论”“生态论”和“承传论”。在第一章(“碑刻论”),作者欲从历史实物窥见广西戏曲古时的生存状态,包括戏曲活动场所的建造、群众的参与形式,进而分析一些戏曲现象,论证一些观点,纠正一些错误。其视域锁定在广西地方戏曲的“源头”。第二章是“生态论”。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状态。移植到戏曲艺术上,戏曲的生态应指它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借助于多种传媒工具的传播,戏曲的生态样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除了传统的歌谣、剧本和歌剧形式,还有现代化的电视剧、电影等形态。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戏曲样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生态论”这一章的视线焦点停驻在广西地方戏曲的生存现状(姑且称之为“上游”)。与前两章相呼应的第四章(“承传论”),主要论述广西地方传统戏曲的承传(即“下游”)。戏曲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们应该光大祖业,以便后世之人汲取营养。纵向上,广西地方传统戏曲种类除了影响较大的四大剧种,即桂戏、彩调、壮剧和邕剧外,还有广西文场、傩戏、侗戏和粤剧等戏种。而就各个戏种自身而言,内部的艺术特质也是丰富多层的。综上,著者从横、纵两个视角勾勒出诸多广西地方传统戏曲的立体面貌,“横”向外,“纵”向内,“横”“纵”相谐,内外统一。全书共四章,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艺术论”是核心,“碑刻论”“生态论”“承传论”是核心的脉络,脉络围绕核心发展。这种研究思路突出了戏曲作品的第一性和立体性,避免了重点模糊、平面化弊病的出现。任何一个事物在较长的时间序列上可以分为三段: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看待、处理问题时,我们应该持有动态的、发展的眼光,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与操作方法。例如傩戏表演逐渐淡化原有的宗教色彩,凸出现实生活的内容指向,融入许多现代性元素,所以更能满足现代市场的需求,傩戏也因“进化”而“生存”下来。

二、研究方法之新

著者不仅仅停留在对静态文献材料的研究上,还结合了鲜活生动的戏曲生态加以论述。静态文献包含石刻。在第一章第四节中,作者通过对桂林八街《公议禁约》这一碑刻史料的解读,得出了“彩调在清晚期遭到禁唱”这一结论,修正了许多研究者关于民国禁调的说法,还原了彩调历史的真实情况。与传统静态材料相对应的是鲜活生动的戏剧生态,除了戏曲的电影形态外,还有戏曲内部的一些要素,诸如音乐、灯光等。在第四章第三节(“电影艺术对广西彩调的承传作用”)中,作者以《刘三姐》为例,通过对其电影形态的探究,总结出电影在彩调艺术的记录和传播、艺术内涵的丰富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及其局限性。不同时期的电影形态展现出的不同风貌对戏曲的个别时期研究及不同时期的对比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音乐是戏曲不可或缺的部分,作者在第二章第一节,以音乐为切入点,分析了广西彩调与民俗文化的密切关系。例如,彩调音乐融汇了多种民俗活动音乐与民间俗曲;彩调音乐的程式化、衬腔的运用、单纯完整的音乐形象都体现了民俗文化传承的规律与特征;轻松愉快的风格承载着民间民俗生活的诉求;桂北方言的演唱形式显现出强烈鲜明的地方特色。彩调音乐从民俗文化中汲取养分,民族文化特色通过彩调表现出来,二者联系紧密。戏曲艺术具有一定的写意特征,而灯光在这一特征的表现上具有独特的效果。作者在谈及新编历史桂剧《七步吟》双“圆”的舞美设计中一“圆”的作用时,便是从灯光效果的角度进行阐述的。高悬之“圆”的独特反光效果使得舞台灯光表现力十足。而且,灯光在表现人物感情、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难以言说的功效,不同颜色灯光对不同情境的烘托更是恰到好处。例如,柔美的粉紫色灯光对曹植甄宓洛水惜别之景的烘托,庄严的金黄色灯光对曹丕登基之境的渲染。

三、研究框架设计之新

作者在时间轴上采用三段式的形式,简单地描绘了广西戏曲的历时发展轨迹。从空间上看,此著对广西戏曲的多数剧种一一做了概述。如此全方位地统摄,也是一般著作难以企及。第一、二、四章,作者从“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三个观望台上审视广西戏曲的“前世今生”。而在第三章,著者又将单个的广西戏曲剧种作为分析对象,剖析其艺术本质。如此看来,全书的架构便表现出纵横交错的形态,这让读者对广西地方传统戏曲有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认识与理解。这种纵横观不只体现在整体上,也渗透在一些细节之处。比如,在第二章第二节,在梳理响马戏的编创时,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通过对邕剧和粤剧的横向对比以及邕剧三本响马戏承袭的纵向观察,从而寻得两种戏种的差异性与互补性。

四、碑刻等新材料的发掘与利用

碑刻泛指刻石文字或图案,这些石刻恰似一面镜子,可以将戏曲局部的历史原貌反映出来。例如,桂北留存下来的会馆碑刻可以说明戏台在会馆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戏曲演出活动的频繁程度;平乐粤东会馆碑刻的内容反映了民众对会馆重建的重视,进而我们可以想见演戏活动的受欢迎程度;桂林石刻所见的清代演戏活动也显现出群众演戏的方式、目的、地点等因素。有些石刻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例如桂林八街《公议禁约》不仅证实了早期彩调表现爱情主题的内容特征,反映了在清代光绪年间彩调已风靡全城的事实,而且改写了历史公认的禁调时间记录,这一史料的发现就显得意义非凡。

要之,作者思路独到、框架条理、方法多元、材料新鲜,足见其深厚的学识。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所以我们不能只为“研究”而研究,更应为“致用”而研究。全书实现了学术与应用的统一,而且更加注重实用。书末,作者还从剧本写作、人才培养、市场拓展和法律保护等角度提出详尽的、可操作的措施来保护地方戏曲,由此可见其强烈的实践意识和现实意识。此书在诸多方面的新尝试及其应用的光辉奠定了它在广西戏曲乃至全国地方戏曲研究领域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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