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维东

《少年中国》月刊文学创作中个体与国家关系的想象性重构

梁维东

《少年中国》月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刊，五四时期影响很大的一份刊物，其中文学创作异常丰富，文学创作主题前后期变化明显，早期迎合个性解放潮流，文学创作倾向于个人感情的流露和自我表现，后期民族危亡感加深，文学作品中更多地书写工农形象与抗争意识，呼吁建立共同体，从人的文学到革命文学的变迁过程正是暗合了五四知识分子个体与国家关系的重构过程。

《少年中国》月刊；个性解放；革命文学

[作 者]梁维东，硕士，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语言与传媒学院讲师。

《少年中国》月刊是五四时期一份重要的刊物，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刊，它发行时间长，撰稿的会员众多且影响大，在《少年中国》月刊中，学术作品占多数，其中文学创作也十分丰富，在会员的文学作品里，诗歌占大多数，据统计，月刊中共有诗歌124篇，其次就是戏剧，共有3篇，而会员创作的小说只有李劼人的1篇。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曾经将现代知识分子的创作和民族国家的建构联系起来，他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从这个层面上讲，可以说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都担负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任，尽管这种说法过于笼统。但是当仔细阅读《少年中国》月刊中的时候，的确可以发现其中文学创作曲折地对理想国家进行想象和塑造过程。少年中国学会同人正是通过文学作品将自身融入想象的国家中去，并就此获得历史主体感和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他们在书写自我与理想时，也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并在其中渗入了个人青春期的激情。

一、个性解放潮流中的个体与国家关系建构

《少年中国》月刊刚创刊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既与传统发生了历史的断裂，又将起源一个新的时代。在《少年中国》月刊早期的诗歌中，迎合着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潮流，诗人们大力张扬自己的个性，毫不顾忌地书写自己的情感，“我想世界上只有光，只有花，只有爱”（康白情《送客黄浦》）；也有大胆地描写自己的爱情，“鲜红的花，低着头儿羞见我，我与你有爱情，你为什么羞见我”（易家钺《园中看花》）；同时也描述着自己的离愁别绪。这里文学形象里突出的是一个“我”，一个大写的“我”。由于过度地强调了自我，反而使诗人自己难以发觉“我”究竟是什么，于是陷入了玄想，对个人的存在进行无止境的追问：“我是一个什么人——什么性质的人？”（田汉《梅雨》）；由于对自己精神的寻觅，在局促的活动天地里，他们的内心世界开始成长，开始了对自己的“心”的追问，比如在黄仲苏的《问心》中：

心啊！你只管着我身体的血之循环，

那儿还该有什么意志和情感？

但是你偏偏又有些知觉，

唉！你的功用是什么？

就是海，他也有一时的寂寞——波平浪静，

何能似你这般思潮汹涌，没个安定？（《少年中国》1卷8期）

正如刘纳说的“代替了辛亥革命时期文学的群体意识的是五四文学的个体意识”[2]，那种为革命代言的“大”的叙事在这里找不到了，这里抒发的是个人的情怀，独特的感受，正应对着五四时期人性解放的社会氛围。

如果因此认为该时期《少年中国》月刊中的文学作品放弃对理想中国的关注，显然是一种误读，对小“我”细腻书写的同时，作者并没有忘记对大“我”的关怀和寄托，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始终是这时期的青年引为己任的，祖国的繁荣和强大寄托他们殷切的期待。这一时期月刊同人的创作以诗歌为主，许多诗歌中抒情主人公个人情感和爱国感情是同步表达的，如周无的《过印度洋》，在描述了“孤舟”“大海”“云头”“海鸥”等异域情调的离愁别绪之后，又写到：

那里是非洲？那里是欧洲？

我美丽亲爱的故乡却在脑后！

怕回头，只回头，

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

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少年中国》1卷2期）

这里游子的离别愁绪与对国家的危亡之恨情感交织，使诗歌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对命运多舛的祖国深深忧虑融入了“一天云雾一天愁”中，诗歌的情感显得非常真挚和贴切。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国家想象的时候，不自觉地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来构建作品主体的结构，二元之间相互依存并由此及彼，比如“我少年”与“少年中国”（王光祈的《去国辞》），不断追问的小“我”与“祖国”（白华的《问祖国》），作者对自我与理想中国的关注是同步的，这个时代的青年们普遍认为对小“我”的完善（不断地追求道德和学问上的进步）就是对理想“少年中国”的完善，也是对未来中国的不断实现，这就是五四时期处理“自我”与“社会”时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并没有考虑到其他的社会复杂情况，因此他们的理想也显得很空泛，这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可以显示出来，他们的诗歌多是伤感和柔靡之作，五四时期个人叙事的柔弱化因此形成。

二、革命文学思潮中的共同体的想象性建构

五四时期的个人化写作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空泛的个体抒情在创作中泛滥导致文学的肤浅和贫乏，尤其在面对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时，伤感的喟叹不能使文学占有更多的话语权，文学务必在社会的变动中重新找回自身的价值所在，五四后期，文学领域三水分流的局面形成。在《少年中国》月刊中，文学创作主题也在不自觉中也发生变化，描述国破家亡中人的抗争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

诗歌中描写的社会开始广阔起来，更切入到现实，在诗歌《五月》（沈泽民作）中，开始描写农民：

五月的麦子在垅里黄了，

新插的秧针在田里荡漾。

天气好，

下田忙，

雨水不调均，

望着天空怅惘，

收割固然是欢乐，

还租粮却是苦恼。

布谷你莫叫，

我那抱病在床上的娘子要忧烦死了。（《少年中国》2卷12期）

在这首诗歌中需要注意两个现象，诗歌的语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丢掉了过去知识阶层的文雅，取代的是平民语言的流畅和直白，诗人不再远距离观看农民，而是甘愿充当农民的代言者，说出了他们在自然灾害和地主压迫的艰难处境中痛苦的心声，“布谷”的形象也值得注意，它不是传统诗歌中爱情的象征，而是在农民生活中，引起烦忧的对象，因为“布谷你莫叫，我那抱病在床的娘子要忧烦死了”可以看出作者内心的焦虑。

在东山的《赠台湾的朋友》这首诗里，作者已经意识到一个统一民族国家的必要性：

我脉管中一滴一滴的血禁不住飞腾跳跃，

当我见你的时候，我的失散了的同胞哟，

我的祖先——否，我们的祖先——他在灵魂中叫哩，

“你们同享着一样的血，你和着他，他和着你，”

我们共享有四千余年最古文明的荣誉，

我们共拥有四百余州锦绣河山的金城！

这些都不算什么？我们还有更大的，

我们的生命在未来，我们的未来全在你。（《少年中国》2卷2期）

诗人尽可能地鼓铸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信心，殷切期盼悠久文明的中国重新焕发生机，并且愿意为之付出生命。这种民族主义情结同样出现在郭沫若的诗歌中，在郭沫若的《胜利的死》中，描写了爱尔兰民族独立领袖马克司威尼被英政府逮捕，囚于狱中，自绝食而死的故事，融入了作者的正义，在“后记”中，诗人说，“西方有第二波兰，东方有第二希腊，我希望拜伦康沫尔之精神Once again to Freedom’s course return”[3]，显然，诗人希望为民族独立奉献自己的一切。

此类情感在邓中夏的《游工人之窟》中也有所表现，这篇诗歌已经几乎不再关注诗歌的体裁特征，变成口号化的宣传，他写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劳动的光荣，也引进了许多新的名词，比如“世界共产”“阿美利加总同盟罢工”等，显然作者致力于将来阶级共同体的武装和斗争来创造“少年中国”进行鼓噪和宣传。

这种建立一种民族的或者是阶级的共同体的愿望不是一两个诗人的特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汇总起来就演变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革命文学思潮，张闻天要热爱文艺的青年们投身到“人生的急流”中去，要革命的文学来打动我们的感情，鼓起我们的热血，沈泽民认为“我们对于文学的要求是怎样可以发挥我们民众几十年所蕴藏的反抗意识，怎样可以表现出今日在一代民众心理中膨胀着的汹涌的潜流，还一句话说，我们要一声大喊，喊出全中国四百兆人心中的痛苦和希望，再换一句话说，我们要革命的文学”[4]。在大革命即将来临的前夕，敏感的诗人们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激情了，他们用自己的赤诚之心呼唤民众，开始吹响革命文学的号角，尽情地呼唤着理想的国家诞生，为理想的少年中国而奋斗不息。当然作家们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文学作品中诗意的丧失就是代价之一。

三、结语

现代文学作为一种现代民族国家寓言的一种文本，确实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手段。早期《少年中国》月刊中文学创作的主题主要是抒发个人情怀居多，这暗合了五四以来的人性解放潮流，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中，个人的浅吟低唱显然不合时宜，在月刊后期的文学创作中，文学内容也逐渐转变到对劳农和工人阶级的描写上，作家不惜放弃自己熟悉的语言和生活去讴歌工人和农民，实际上是意识到建立一个民族的或者阶级的共同体的需要，《少年中国》月刊中文学创作主题的演变表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在文学与政治理想之间的整合与创意，由此可以现代文学创作者坚持文学独立自由的同时，潜在层次的功利性与使命感。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34-235.

[2]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43.

[3]郭沫若.胜利的死[J].少年中国，1920（12）：52.

[4]张闻天.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J].少年中国，192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