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峨

(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司马迁与汉代文士精神

魏 峨

(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司马迁生逢大汉盛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但正当他年富力强、事业即将有成时，却惨遭宫刑，于是他发愤著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方式，来彰显自我人生价值。不论是立身处世，还是立言为文，司马迁都是汉代文士中的杰出代表。他的精神在汉代，乃至我国古代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司马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汉代文士的生活处境，而且可以窥视出古代文士的精神面貌。

司马迁；汉代文士；立身；立言；精神

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阶段，由于统治者调整了秦王朝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景象，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人生价值取向、文学艺术追求等诸多方面，汉代文士继往开来，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而司马迁堪称汉代文士精神的代表。

一、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

司马迁具有强烈的事业心，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他在《悲士不遇赋》中说：

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1]270

他之所以经常约束自己，使言行合于礼，是因为唯恐志向与行为默默无闻。他自信才质高美，但由于世道乖戾，担心自己“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所以要至死而勤勉不息。他化用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2]120“朝闻道，夕死可矣”[2]23之语，说：

没世无闻，古人唯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1]270

司马迁虽然将“没世无闻”之“耻”、“朝闻夕死”之行冠以“古人”，显然他自己对此也是认同的。不然的话，在其《太史公自序》中就不会有如下记录：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这是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希望司马迁能够继承自己未竟的事业——“所欲论著”，并以此“续吾祖”，使“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的家族传统，通过司马迁的努力而得以发扬光大，“扬名于后世”。对父亲的嘱托，司马迁的反应是：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他从此以撰写《史记》为己任，以“弗敢阙”“何敢让”来鞭策自己。即使在因为李陵事件被捕入狱、遭受宫刑之后，他依然能够坚守信条，没有轻生。他说：

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不愿“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而愿“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这就是司马迁的人生价值取向。

与司马迁同时的司马相如，自幼就胸怀远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他：“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3]2999《华阳国志·蜀志》云：“(蜀)郡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4]116他把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蔺相如视为人生偶像，以乘坚车、策驷马作为人生目标，希望自己能够功成名就，永载史册。

大汉盛世的文士如此，汉初的文士也是这样。汉初几代帝王不爱文学，加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天下，恢复生产，因而对文化建设顾及不够，文士在朝为官者不多，但在诸侯王中却有以招致文士而闻名的，许多文士投奔于诸侯王门下，以展其才。如枚乘、邹阳、庄忌等人投奔于吴王刘濞门下，因劝诫吴王刘濞谋反无效，改入梁孝王刘武门下。他们与司马相如、羊胜、路乔如、公孙诡、韩安国等人一起，成为梁苑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员，颇得梁孝王厚遇，被视为上宾，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在文学史上传为美谈。淮南王刘安也“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5]2415，并集体编写了《淮南子》一书。

即使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时期，文士依然渴望建功立业，扬名后世。如《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是游宦子弟，他们漂泊在外，很大程度上是想步入仕途，干出一番事业，求得功名。《今日良宴会》写道：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6]395

作者认为，人生短促，在激烈的仕途竞争中，必须捷足先登，占据显要的职位，摆脱“穷贱”“轗轲”和“苦辛”的境况。《回车驾言迈》也说：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6]401

在这里，作者所看重的已不只是“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更重要的是尽早“立身”，将“荣名以为宝”，追求自我的人生价值，通过扬名后世使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这与司马迁 “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的人生价值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如此直率地表现积极用世精神的诗篇，在此之前是罕见的。

总之，生活在汉代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士普遍具有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渴望入仕，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他们看重行名，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司马迁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

二、悲夫！士生之不辰——“遇”与“不遇”的悲叹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中央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这对广大文士具有很强的召唤力，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但文士在仕途上是否能够一帆风顺，仅仅依靠他们的才学和修养尚且不够，还要看他们是否有机遇。纵观有汉一代的文士，其仕途成功者少而失败者多。“士不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同样也是汉代文学中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主题。大体而言，“遇”主要有两层内涵，一是遇到一个好时代，二是遇到一个好君王。

汉代感叹“遇”与“不遇”的文士，当首推贾谊。他年少得志，经河南郡守吴公推荐，汉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3]2491。但在他23岁时遭到周勃、灌婴等元老权臣的嫉妒，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不久，又被贬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33岁时忧伤而死。其《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旱云赋》等，或借屈原自喻，或咏物抒怀，都道出了他的“遭世罔极”“逢时不祥”[3]2493的愤激，以及“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3]2493的不平。

汉初文士大多游走于藩国诸侯王之间，如枚乘、邹阳、庄忌等人曾为吴、梁集团的宾客。尽管他们颇受礼遇，但当帝国与藩国之间出现政治危机时，他们就会处于维护帝国统一与报答藩国礼遇的两难境地，并因此发出“不遇”的悲叹之声。枚乘、邹阳、庄忌等人见吴王刘濞有反叛之心，上书谏阻，刘濞不听，即离吴赴梁。梁孝王也有叛逆之心，并在羊胜、公孙诡等人的怂恿、策划之下，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邹阳对此给予反对，被谗下狱，写有《狱中上梁王书》，尽管梁孝王见书大悦，立命释放，尊之为上客，但此事在邹阳心中留下的伤痛可想而知。庄忌曾作《哀时命》，借哀叹屈原秉性忠贞、不遇明主之事，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情。

到了汉代最鼎盛的武帝时期，大一统帝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统治者不仅削弱了藩国的势力，而且严禁士人依附于藩国诸侯王。文士的仕进之路已不能自由选择，只能成为御用文人。汉武帝一方面大量招揽人才，让他们聚集于中央朝廷，给他们以建功立业的期望；另一方面又极其专制，视文士弄臣俳优，使他们的人格不再具有独立性。在这种境遇下，文士普遍具有一种身处盛世而怀才不遇的心态，不仅出现了许多以“士不遇”为主题的作品，对造成“不遇”的原因进行了理性反思，而且在表达“不遇”的悲愤感情上显得异常激烈。如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东方朔的《答客难》等，都是以“遇”与“不遇”为主题的名篇。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等作品中，或直抒，或评议，也发出“遇”与“不遇”的悲叹。其《悲士不遇赋》开篇即言：“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作者生当汉武盛世，却发出“生之不辰”的悲叹，又以“悲夫”二字统领全篇，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文中痛斥了“美恶之难分”“好生恶死”“好贵夷贱”的现实，揭示了在当权者那里“理不可据，智不可恃”的处境。

西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政治黑暗，文士的人生价值无法彰显，“遇”与“不遇”也成为他们思考与探讨的重要问题。如王褒经益州刺史王襄举荐入朝为官，受宣帝之诏作《圣主得贤臣颂》，文中引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表达了君臣遇合的理想，其中云：

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一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其得意若此，则胡禁不止，曷令不行？[5]2828

君臣遇合，共创伟业，不仅是王褒个人的理想，更是历代文士的共同愿望。然而，这种理想和愿望往往只是文士的一厢情愿。在宣帝心里，王褒只不过是一个用来娱乐的文学侍从，与倡优无异。扬雄在四十余岁入朝为官之前写有《反离骚》，就借对屈原的评议抒写自己有志难展的悲愤，发出“遇不遇命也”[5]3515的感叹。他入仕后，长期不得志，“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5]3566，历成、哀、平三世不得徙官；生活困顿，“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5]3514。于是他仿效东方朔《答客难》作《解嘲》，剖析“为官之拓落”的原因，认为：“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文士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任最高统治者的摆布，动辄得咎。他们能做的也只能是“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东汉时，外戚、宦官专权较之西汉后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党锢之争异常激烈，文士艰难地生存于天子、外戚、宦官斗争的夹缝之间，“遇”与“不遇”的悲叹之声依然不绝于耳。班固的《答宾戏》、崔骃的《达旨》、张衡的《应间》、崔寔的《客讥》、蔡邕的《释诲》等，上承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设客难己，抒写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愤慨。

三、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 以舒其愤——发愤著书

与“遇”与“不遇”的悲叹相应，汉代文士多发愤而作。他们依托各种文体，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抒发对历史、时局与个人命运的感受。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云：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由此可见，司马迁是在总结前人创作的情景，自己“幽于缧绁”“身毁不用”的境况下，经过“深惟”之后，提出“发愤著书”之说的。他认为，文士创作最重要的因素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即“愤”，这种“愤”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生不逢时和怀才不遇。著书的目的，一是“舒其愤”，二是“通其道”，三是“遂其志”，四是“述往事，思来者”。可以说，“发愤著书”是文士用以彰显自我人生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这在汉代文士中也是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

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作《吊屈原赋》。关于此赋的写作缘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写道：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3]2492

贾谊认为，自己的政治命运与屈原相似，遭谗被贬，“意不自得”，“及渡湘水”，触景伤情，睹物思人，“为赋以吊屈原”，其实吊屈原也是吊自己。在长沙谪居期间，他写有《鵩鸟赋》，赋前小序云：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3]2496

同样是因为“自以寿不得长”而“伤悼”，乃“为赋以自广”。可见，贾谊与司马迁一样，是“意有所郁结”，“发愤之所为作”。因此，东汉桓谭《新论·求辅》认为：“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1]539

《淮南子·训齐俗》说：“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鼻，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这主要是强调由内而外的创作过程，内心有了“喜怒哀乐”之感，就会“发于口”“出于鼻”。

王充自述他写作《论衡》的主旨是“疾虚妄”。在该书《对作》篇中，他说：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这说明王充撰写《论衡》缘起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目的是“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即语言表述要轻重得体，言与实要相符。

汉代盛行的文体是赋，汉赋不仅有劝讽的传统，而且以“讽”为落脚点。“讽”抒写的常常是作者对时政的不满。如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认为，枚乘作《七发》是用以“戒膏粱之子”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司马相如写《子虚赋》与《上林赋》是“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只是赋家在实际创作中出现了“劝”多“讽”少的现象，即“劝百讽一”。扬雄《法言·吾子》说：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汉书·扬雄传》说：

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扬雄认为，写赋的终极目标是“讽”，而不是“劝”。他要求“讽则已”，而当时的情况则不然，是“劝而不止”，所以他“辍不复为”。扬雄看重的是文学创作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这与司马迁著书以“舒其愤”“通其道”“遂其志”是一脉相通的。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西汉乐府诗的总体特征概括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对东汉乐府诗同样适用。综观两汉乐府诗，尽管不乏“乐”，但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较高的还在于“哀”。如《妇病行》等，反映了平民百姓的痛苦与挣扎；《十五从军征》等，反映了士卒役人的控诉与呼叫；《有所思》等，反映了男女两性的哀怨与情仇；《薤露》等，反映了人在旅途的乐生与恶死。

在《古诗十九首》中，无论是游子之歌，还是思妇之词，都饱含着失意、哀怨之情。《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回车驾言迈》《生年不满百》，抒发了游子的羁旅情怀，或思乡怀内，或仕途受挫，或人情淡薄，或知音难觅，或人生短暂，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揭示了失意文士的痛苦体验。

总之，汉代文士常常通过“著书”以“发愤”，来缓解心理压力，求得心理的自我平衡与安慰。“愤”不仅饱含着个人的幽怨，同时也显示出穷且益坚的意志。与汉代文士一样，古代文士命运多舛，“发愤著书”成为他们抒写情志的重要途径。

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追求铺陈扬厉的巨丽之美

汉代文士在文学创作上追求铺陈扬厉的巨丽之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此，他在借鉴前人史书编写体例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以本纪为纲领，以世家、列传为支撑，以表、书为补充，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形成了勾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记述了黄帝到武帝之间三千年的兴衰变迁历史，反映了其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状况，评论了帝王将相、市井细民、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等四千多人的功过是非，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司马迁的创作宗旨，是汉代文士追求铺陈扬厉的巨丽之美的精辟概括。

形成这种艺术追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三：其一是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大一统的帝国气象振奋了文士的豪迈情怀，促使他们驰骋想象，将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置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其二是汉代是经学昌明的时代，条分缕析而不厌其烦地解读经学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与此相应的是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不忌堆砌，不避重复，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三是汉代文学接受了先秦诸子，尤其战国之文铺张恣肆、纵横捭阖之风的影响。汉代文学铺陈扬厉的巨丽之美的艺术追求，不仅体现在大汉天声的辞赋上，而且体现在散文和诗歌的创作之中。

为汉代文学带来新气象的第一人是贾谊。他的《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一百多年间的历史，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揭示了始皇嬴政、二世胡亥、三世子婴“三主失道”的原因。此文虽是说理文，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通过叙事来说理，铺陈夸饰，气势如虹，写得非常大气。

《治安策》是贾谊的一个长篇，近七千字。文章批驳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在痛陈当时种种社会弊端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见解。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七篇中说：“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这一评价是确切的。

《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集体编写而成的，内篇论道，二十一篇，十余万字，今存；外篇杂说，三十三篇，今已失传。原称《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其内容丰富，无所不容，但论道言理能够力避抽象的说教，许多篇章采用了辞赋的笔法，旁征博引，通过描写和叙述的方式来说明事理。刘熙载说：“《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7]14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尽管在叙事写人方面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精细，但作者追求较大容量的巨丽之美，希望“成一家之言”的意图还是显在的。全书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前206)，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唐代刘知几《史通·六家》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8]22就肯定了《汉书》在史学上的首创之功。实际上“言皆精炼，事甚该密”也是铺陈扬厉，只不过形式有点特别，即用精练的语言详述事件。

赵晔的《吴越春秋》主要叙述吴越争霸的故事，今存十卷，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全书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多变，许多故事荒幻离奇，注重了人物形象的刻画。如《史记·伍子胥列传》在记录伍子胥逃亡途中渡江、乞食二事时不足百字，而《吴越春秋》则长达六七百字，增添了躲避侦探、渔父唱歌、芦中待餐等情节。因此，《吴越春秋》进一步强化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成为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

最能体现汉代文士追求铺陈扬厉的巨丽之美的文学样式是汉赋，尤其是汉代散体大赋。

枚乘的《七发》借吴客之口依次讲述了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论“天下要言妙道”七件事，每件事都力求绘声绘色、穷形尽相，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称此文：“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司马相如是汉代最著名的辞赋家，他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9]65，追求铺陈扬厉的巨丽之美是其赋最突出的特色。在《子虚赋》《上林赋》中，不论是描述齐、楚两国地域之辽阔、物产之丰富、国势之强大，还是描述上林苑的巨丽和天子游猎的盛况，都极尽铺陈扬厉之能事彰显了大汉帝国及其天子无与伦比的声威。正如王充 《论衡·佚文》所言：“鸿文在国，圣世之验也。”

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以京都为题材的作品中的名篇，它们不仅继承了其前赋体创作中追求铺陈扬厉的巨丽之美的特点，而且扩大了描写的笔触范围：由天子、侯王的苑猎扩大到了两个都邑的形胜、布局与气象。尤其是《二京赋》，全文长达九千多字，成为京都赋中的“长篇之极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不论是在立身处世方面，还是在立言为文方面，司马迁都是汉代文士中的杰出代表。他的精神在汉代，乃至我国古代历史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通过司马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汉代文士的生活处境，而且可以窥视出古代文士的精神面貌。

[1]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 [春秋]孔丘.论语[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3]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

[5]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 [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清]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 成林.西京杂记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朱正平】

Sima Qian and the Spirit of Scholars in the Han Dynasty

WEI E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gqiu Teachers College, Shangqiu 476000, China)

Sima Qian lived in a period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Han Dynasty. He was a man of great ambition, eager for making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o achieve enduring fame. However, in the prime of his life, he suffered the castration (a punishment in ancient China). In order to realize self-value of life, he resolved to write books by deeply studying nature and man, passing on the change and establishing his own school of thought. Whether establishing himself and managing to get along with people in the world, or expounding his ideas in writing, Sima Qian w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holars in the Han Dynasty. His spirit is universal both in the Han Dynasty and 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By studying the spirit of Sima Qian, we not only can understand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scholars in the Han Dynasty, but also can peek at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the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Sima Qian; scholars in Han Dynasty; establishing oneself and getting along with people in the world; expounding one’s ideas in writing; spirit

K207

A

1009-5128(2015)03-0055-06

2014-10-21

魏峨(1963—)，男，河南夏邑人，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