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独立评论》时期吴景超的思想困境

2015-03-20祝小楠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5年9期

祝小楠

(安阳师范学院思政部，河南安阳455000)

《独立评论》作为20世纪30年代“胡适派学人群”的标志性刊物，不仅构建了一个政治性的公共空间，且“愈加催生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公众意识’”［1］。因此，对国事民瘼诸方面的检讨与反思自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现实。其间，无论是就民主与独裁唇枪舌战的辩驳，还是农、工立国孰轻孰重的聚讼纷争，亦或是“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针锋相对，无不折射出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关注当下、瞩目现实的人文主义情怀。吴景超(下称吴氏)作为当时知名的社会学家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几乎亲身参与了当时主要的思想论争，即便是在知识精英汇聚的《独立评论》时期，也依旧作为其中坚人物而成为重要笔柱。他在此间刊发的政论涵盖了社会问题的诸多方面，表现出重“实”求“效”的特点，彰显出其一以贯之的工具理性色彩。本文试图通过吴氏在《独立评论》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政论及相关主张作一具体的考察与梳理，进一步细化对处于特殊时代背景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认识，进而从侧面感知其如何因应时代的激变及其作出的相关选择。

一

20世纪30年代，以《独立评论》为重要平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中国政治向何处去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其争论的焦点很快就聚集在“新式独裁”还是“民主政治”两条迥然相异的建国之路上。自清末民初以降，中国就一直存在着中央衰落、边缘崛起、地方势力挑战中央权威的政治脉象，即便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这种困局仍一如其旧而难以改观。加之彼时国事陵替、内忧外患，使用何种政治手段刷新国家政治进而抵御外侮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这场论争的主要参与者，吴氏的主张呈现出异乎他人的旨向，即:在理想价值上认同“民主论”，然而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又推崇“独裁论”。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旨，反映出他政治思想双重性与二元化的特征。不过，鉴于当时《独立评论》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却不难体会“民主与独裁”论争背后的真实含义并非是要讨论哪种制度的优劣，而在于采取哪种制度能更为有效地使国家摆脱危机。就此问题，《独立评论》内部同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蒋廷黻在《知识阶级与政治》一文中，旗帜鲜明地表达出他对中央政府独裁专制的坚定支持，“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他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即使这三四个小朝廷好像都是励精图治的。我更以为中国要有好政府必须自有一个政府始。许多人说政府不好不能统一;我说政府不统一，政府不能好”。［2］蒋廷黻的此种言论遭到服赝西方民主价值理念的胡适的反驳，并对其反问道:“(一)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二)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何以不曾造就民族国家?(三)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大业，我们今日的建国事业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3］。蒋、胡二人关于“独裁与民主”之间的辩驳自然也引起吴氏的关注与回应。吴氏指出，中国历史上爆发的“内乱有起点，有归宿，有中间的过程。总之内乱的头绪并不繁杂，而又系统可寻”，这个系统又可分为“苛政——人民不安——革命——现状推翻——群雄争权——统一完成——善政——和平恢复”八个阶段。吴景超认为中国内乱始终重复着这一历史阶段不断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因此“不论久暂，总要演化到统一的途径上去”，并且“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4］。不难看出，就理论而言，吴氏的观点无疑与蒋廷黻的“新式独裁”论不谋而合，在为专制独裁论找寻学理依据的同时，极力强调武力统一的历史性与合理性。

同时，吴氏鉴于论辩的歧义来自各方立场与观点的不同，分别从事实问题、价值问题、技术问题等三方面进行学理层面的剖析。对于事实的问题，吴氏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是一党独裁的政治”，因为“现在政治中内政外交诸大问题，只有一党的党员，可以过问，别人是没有这种权利的。关于此点，不但在野的人，有许多是这样看法，就是在朝的人，也是同意的”。对于价值问题，吴氏则申明不能因为他主张武力统一，就以为他“是赞成独裁的，其实这种推测是错误的”。在其看来，“第一，民主政治是理智的政治。第二，民主政治是自由的政治。第三，民主政治是和平的政治。第四，民主政治是大众的政治”。正是由于民主政治的这四个优点，“中国的智识阶级，多数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国民党在理论上，也是赞成民主政治”。在技术问题上，吴氏指出就实施民主政治的技术因素而言，当时中国“是并没有具备的”。如若“在条件还未完备的时候，便要把在英美实行而有成效的民主政治，硬搬到中国来”，那么“结果是一定重蹈民国初年的覆辙，使民众对于民主政治更加一层的厌恶而已”。但这些技术性因素并非在中国不可行，因为在吴氏看来，民主制当中的技术性因素“大部分可以用教育的方式完成”，而“等到条件完备之后，再行民主执政，便如水到渠成，毫不费力了”［5］。

承上所述，从理想层面而言，吴氏内心极为认可民主政治的价值所在，且始终认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出路在于民主制度的实现。然而，严酷峻急的现实却又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长久以来秉持于心的民主价值观，回归到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来。于是，在这种两难的境遇中，“表层意识与深层心态，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之间发生了分裂，被时代撕成自相抵牾的两半”［6］。而由此产生的内在冲突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民主理念的认同与信仰。

二

三十年代，中国处于危机四伏的乱世之中，日益沉重的国难无疑催化了知识分子与日俱增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因此，无论在政界还是学界，都纷纷把目光聚焦在如何实现国富民强这一核心问题上。无疑，在根本目标一致的前提下，选择何种发展路径成为其关注的焦点。不过，由于各方观点不同，其立论主张亦呈现出相异的立场。而在诸多论点中，吴景超所主张的“以工立国”的观点则颇受国人关注，其发表在《独立评论》中一系列相关见解与主张则彰显出他的工业思想的核心论旨。

吴氏工业化理念的产生与发展，与其留美求学期间亲睹美国工业文明的繁荣与奇迹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也使得他于中美之间生产力的巨大反差及对中国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有了极为深刻的认知与理解，“美国与中国正站在两个极端。美国平均每人可以驱使的生产力量，等于13.38马力，中国平均每人可以驱使的生产力量，只有0.45马力。这是使美国人富而中国人穷的主要元素”［7］。对于这种现实，吴氏并未刻意回避，而是承认“那诚然是一件事实”，但同时又指出那是“一件可怜的事实”，因为“这一件事实，只是证明中国的农业生产方法落后，要多数人在农业中劳碌，才可维持全国人的衣食”［8］。为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局面，实现以工富国、富民的理想成为吴氏工业化理念的核心思想。

不过，对于当时声势颇著、喧嚣一时的“以农立国”派所宣扬的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有着深厚的农本观念和农业生产经验，因此应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论调，吴氏并不认同。他指出该派所标榜的“以农立国”主张于衰败中的国家经济无任何助益，认为工业化、都市和农村应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他承认“都市的发展与农业革命也很有关系”，因为“农业革命之后，农业中容纳不下以前那样多的人口，于是很多的人便都离开了乡村，到都市中去谋生了”。而“这种现象，是使都市膨胀的最大原因”，“可以说农业革命，是近代都市化的主要原因”［9］50。不过，从吴氏的立论主张看，他并非是农工并举折衷论者，因为自始至终他并未改变其固有立场，其工业化思想一直贯穿于“以工立国”的基本主张之中。在他所提及的农业革命和都市化观点中，其无不是以工业化为出发点，以工富国主张为最终归宿。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形来看，工业化虽然得到了初步发展，但随着农业人口向都市的转移，如何以都市化的发展来化解农村所面临的困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吴氏提出三种方法。其一，兴办工业。“从发展工业上努力，那么一部分的农民，迁入都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其二，发展交通。“乡村中农民的货物，往都市中流去，比较的可以得到善价，这些农民的购买力加增，都市中的制造品便多一条销路”。其三，扩充金融机关。“应当把总行设于都市里面，而把支行或代理处分布于内地各处。这样，一方面可以吸收内地的现金来做生产的事业;一方面又可放款于内地，使农民减轻利息上的负担”。因此，都市与农村的关系“不是敌对的，而是互助的”［10］。在吴氏看来，都市化是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因此，“中国今日，需要更深的都市化”［9］65。

吴氏的工业化思想是一个系统而完整的体系，其优先发展工业，次则带动农业，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相关实业，进而实现其国富民强的目标，成为主导其工业化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基本理念。这无疑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应该说，作为一个在美留学长达六年的知识分子，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都深受西方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深刻影响，推崇工具理性自然成为其工业化思想中的主导性因素。因而，如何快速、高效、全面改造中国落后的工业面貌，进而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又成为吴氏工业化思想的内核。

三

20世纪30年代，国内知识界始终忧虑中国文化出路的问题，如何以传统之“道”应对西化之“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恰逢此时，萨孟武、何炳松、王新命、陶希圣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署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主张重建与恢复优良文化传统。这一主张无疑迎合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诉求，从而引发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的大论战。这场论争很快就波及《独立评论》内部。

胡适首先指出十位教授《宣言》中倡导的“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并进而直接声明“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然而，胡适所主张的全盘西化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盘西化，因为他始终认为“文化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所以“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折衷调和上去的”［11］。这种矫枉须过正的态度才是胡适真实意愿的表达。然而，主张彻底西化的陈序经对胡适的此番言论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所谓惰性，无非就是所谓中国固有的文化”，“这种惰性若不消灭，则全盘西化无从实现”。因此，对于，陈序经只能把胡适的折衷论当作“东西文化接触以后的一种过渡时期的畸形现象”［12］，而“我们的惟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13］。

吴景超在《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一文中申明，对于十位教授与胡适的“这种折衷的态度，我个人是很赞同的”。同时，他又不满折衷论大而无当、空洞无物的言说，认为我们应该“第一要具体的指出。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哪一部分还有适应环境的活力”，因为“抽象的谈保存中国固有的优美文化，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应“继续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从新估定旧文化各部分的价值，要具体的研究与讨论，不要抽象的空谈，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而对陈序经所极力主张的彻底西化论调，吴氏也未予完全赞同。他指出:“独裁制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是西化;资本主义是西化，共产主义也是西化，个人主义是西化;集团主义也是西化;自由贸易是西化，保护政策也是西化”，但究竟西化的具体内容为何，却甚难回答。对此，吴氏不禁发出疑问，“所谓全盘西化，是化入独裁制度呢?还是化入民主政治?是化入资本主义呢，还是化入共产主义?”吴氏对西方文化审视与反思的结果，就是西方文化自身充满了矛盾与冲突，而这也恰恰成为“主张全盘西化者的致命伤”。他由此推导出他所主张的“文化的各部分，有的是分不开，有的是分得开。别国的文化，有的我们很易采纳，有的是无从采纳”［14］的论旨。

吴氏指出，在文化的取舍问题上应采取四种态度予以区别对待。“第一，对于某一部分的西方文化，我们愿意整个接受，而且用他来代替中国文化中类似的东西。第二，对于某一部分的西方文化，我们愿意整个的接受，但只用以补充中国文化中类似的部分。第三，对于某一部分的西洋文化，我们愿意用作参考，但决不抄袭，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国关税政策等。第四，对于某一部分的西洋文化，我们却不客气地要加以排弃”［15］。吴氏的此种态度不仅表明了自身的立场，也回应了全盘西化的论调。

不过，吴氏在反对抽象空谈中国文化的同时，并未“具体”指出中国固有文化之中哪一部分当存，哪一部分当舍。这无疑又重蹈了十位教授《宣言》中的文化折衷论的覆辙。倒是他的论敌陈序经敏锐地觉察到问题所在，指出吴氏“虽然特别注意‘具体’的研究与讨论，可是他所说的‘具体’，还是纯粹的抽象。因为他还没有具体的指出哪部分的中国的固有文化，应当保存，能够保存;他还没有具体的指出哪部分的西洋文化，应该采纳，能够采纳”［16］。但这并非就意味着吴氏在此问题上的理论缺失。因为，他毕竟指出了“全盘西化论”的软肋和缺陷所在，并进而提出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的主张与建议，这也为当时陷入文化迷思的中国传统文化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四

作为《独立评论》时期的重要人物，吴景超与同时代自由知识分子有着既相似又有差异的思想论旨。如在“民主”与“独裁”的辩驳中，囿于现实的客观环境，他主张以“独裁”“武力”的方式实现国家的整合与统一，然而在价值理性上却始终坚守着民主制度的终极理念;在工业化的讨论中，他驳斥了以农立国的保守性与落后性，主张以工立国、以工促农，进而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在文化论争方面，他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西化当有所取舍，不能一概而论，并主张在“文化折衷”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再造新文化。吴景超思想的诸多侧面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意向。

吴景超的思想无疑具有紧迫性与救世性的特点。就吴氏个人而言，作为具有留美背景且受过西方学术严格训练的知识分子，其思想底色极具浓郁的科学实证主义色调，因而在立言立行方面透递出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的倾向。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长期极度动荡的战乱岁月，确实又不易让意态上卷入政治颇深的自由主义者去作哲学的沉思”［17］。因此，当他面临时空与环境的转换、价值与功利的两分时，如何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价值又成为其内在的困境。也正如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或价值，现实或功利，往往被他们视为不能兼顾的两橛”［18］。而这也构成了他们内心诸般价值理念冲突的渊薮。

当日本侵华步步逼近、国家危在旦夕之时，吴景超意识到再从容论道已缓不济急，与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于是，在严酷现实的催逼之下，为匡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所鼓召，吴景超终究告别了宁静的书斋生活，从此走上了学者从政、书生报国的道路。

［1］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89.

［2］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J］.独立评论，1933(51):18.

［3］胡适.建国与专制［J］.独立评论，1933(81):2－5.

［4］吴景超.革命与建国［J］.独立评论，1934(84):2 －4.

［5］吴景超.中国的政治问题［J］.独立评论，1935(134):17－19.

［6］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M］.北京:中华书局，2007:19.

［7］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J］.独立评论，1934(125):2.

［8］吴景超.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J］.独立评论，1933(40):6.

［9］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0］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J］.独立评论，1934(118):5－6.

［11］胡适.编辑后记［J］.独立评论，1935(14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