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燕（扬州大学 音乐学院，江苏 扬州 220599）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群众歌咏之动因考察

陆晓燕
（扬州大学 音乐学院，江苏 扬州 220599）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间，全民性的抗战救亡群众歌咏运动，是由抗战歌曲中所表现的民族灾难和民族意识所促发，因集体歌唱的群体归属感和尊严意识，以及国、共双方对群众歌咏的大力提倡和支持而壮大，由国际间群众歌咏活动的交流与合作而广为传播。论文从以上几点对抗战时期中国群众歌咏运动的动因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

群众歌咏；民族意识；群体归属；国际交流

一 抗战歌曲中所表现的民族灾难和民族意识是抗战群众歌咏发生的根本动因

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中华民族”这一概念，20世纪初，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不断地介绍和宣传西方民族主义过程中，于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度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张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并在同年于《新民说》中提出在当时的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民族于困境，唯有推行并实行民族主义政策。而民族意识则是一个民族确立的唯一要素。中华民族意识，是伴随着与外国列强（外民族）生死存亡的搏斗中逐渐形成的。任何一个民族，在集体受到伤害时，最能唤起成员的整体民族意识。邻近日本对中国长期无休止的野蛮侵略，使得中华民族所受的伤害无以复加，人民受到的屈辱也不断地累积。抗日战争恰恰就是形成强烈民族意识的最关键阶段。而抗战歌曲正是这种国家和民族意识被强烈唤起的产物，因为通过歌词，抗战歌曲把国家、民族、群体及个人遭遇的种种不幸和屈辱，用最浅显明白的语言和熟悉的曲调，生动直接地传递给每一个歌者与听众，淋漓尽致的宣泄了每个人积压已久的悲愤。在《流民三千万》（塞克词，冼星海曲）中“我们衔着最大的仇恨，我们拼着最后的决心，洗清我中华民族的国土，开辟条解放奴隶的道路！”悲愤激昂的复仇呐喊，把对侵略者强烈而深沉的民族仇恨，表达的惊心动魄；在《流亡》（江陵词刘雪庵曲）中，“我们休为自己打算，誓死抵抗，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共同敌人的仇恨和号召民族团结一致抗敌的愿望。一曲《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民族认同、奋斗不息的象征，迅速传遍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及世界各地。曾经有学者著文，对由著名抗战将领阚维雍之子阚培桐所编的《救亡之声——中国抗日战争歌曲汇编》所收录的3621首歌曲进行了系统、多层面的分析和总结，在对抗战歌曲名称的关键词搜索中，含“战”的歌曲，如：战斗、战地、战士等数量最多，含“抗”字的歌曲如：抗日、抗战、抗敌其次，含“我们”的歌曲随之，含有中华、中国、祖国，保家、保卫、报国等词的抗战歌曲分别位居前列。在清晰的图表示意下，敌人、仇恨，鬼子、法西斯，日本、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民族、中华民族，同胞、老乡、胜利、自由、解放、团结、牺牲、和平等词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几个单词不重复计算的歌曲，就有一千多首[2]。抗战歌曲表达出对中华民族存亡的强烈危机意识、对民族国家的高度认同，以及对复兴民族理想的热切希望，成为抗战时期增强民族团结，共同抵御外辱最有力的心声表露。

二 集体歌唱的群体归属感和尊严感激发着民众的参与意识

歌唱是人的本能，尤其是群众歌咏，只要参与者具备起码的说话能力，就都能参与到齐唱式的集体歌唱中来。合唱（集体齐唱是其初级形态）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融入其中会不由自主地被集体的力量所溶化，感受到强大的集体凝聚力，甚至使得不会唱歌的人，也能跟着大家一起唱起来，这是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歌喉，都可以用歌声来表达自己的抗战救国愿望、宣泄爱国热情，“音乐承担着激发、培育和代表群体感情的功能。这一现象至今没有改变。一个族群或者一个宗教团体用他们的歌曲，一个民族用国歌，革命运动用《国际歌》来表达自己的群体情感，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方式可用以表达他们的群体感情了”[3]。抗战时期，任何一个普通民众，只要怀揣着爱国热情，就可以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参与到抗战群众歌咏演唱中来。

三 国际间群众歌咏活动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苏联、德国、法国等国家的革命者高唱革命歌曲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形，极大地影响、激励着中国的抗战群众歌咏活动，据冼星海回忆，在法国期间，他特别喜欢看法国国庆日和贞德节的游行，参与者挥动着三色旗、高唱《马赛曲》的壮观场面深深震撼并激励着他。回国后，他立即投入革命歌曲的创作和组织中来，他的一些抗战歌曲的创作，如《到敌人后方去》《救国军歌》等，在军号的音调和铿锵有力的附点节奏方面明显受到《马赛曲》的影响。1932年，周扬在其译著的《苏联的音乐》中，介绍了苏联的群众歌咏活动，并对现实中的歌咏活动提出倡议：“中国音乐家要创作无产阶级的、左的新音乐，要组织民众歌咏队。”早在1871年，《马赛曲》就被介绍到中国，随后在大革命发源地广东的一些大中小学校内教唱。1926年，由李求实编的中国最早的革命歌曲集《革命歌集》中就包括有《国际歌》、《马赛曲》等广大群众爱唱的战斗歌曲15首，这些歌曲与国内的抗战歌曲一起，成为抗战歌咏活动中群众最喜爱的必唱曲目。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演唱的《共青团员之歌》、《喀秋莎大炮》、《海港之夜》等一大批革命歌曲也在中国广为传唱。同时，在世界舞台上，也响起了中国的抗战歌声。著名作曲家任光1936、1937年组织了“巴黎华侨歌唱团”，并前往新加坡，举办各类民间歌咏组织，带动南洋地区华侨的抗战爱国群众歌咏活动。1938年，在法国巴黎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任光指挥华侨合唱团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中国抗战歌曲，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的抗战。著名基督青年刘良模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用英文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还组织了“华侨青年合唱队”，并与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合作录制了一张题名为《起来》的唱片，其中包括6首抗战歌曲和中国民歌。保罗、罗伯逊用中、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并随后带着此曲在世界各地演唱，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抗战歌曲。“1938年1月，桂林公共体育场举行‘万人火炬公唱大会’，就由当时的美国记者将此歌咏集会拍成电影，影片传到罗斯福那里，他看后对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赞赏有加。由吴伯超创作的大合唱《中国人》，也被罗斯福的特使居里称为“足以象征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并让美国驻华大使詹姆森将此曲与《国殇—祭阵亡将士诔乐》、《冲锋歌》等乐曲一起，制成唱片寄给罗斯福总统欣赏，1941年，李抱忱曾编辑了《英译中国抗战歌曲选》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抗战歌曲。美国、法国、新加坡及南洋地区的华人、华侨也自发组成各种形式的群众歌咏团体，通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为国内抗战募捐，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成为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抗战的重要力量。这一切更激发了国内民众参与群众歌咏的热情。国际反法西斯间群众歌咏相互交流的时代背景，也成为推动中国抗战群众歌咏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 国共双方对群众歌咏的大力提倡和支持

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在群众歌咏方面都采取了积极措施。国民党在大革命期间就曾大力推广革命歌曲，甚至有以《国民革命歌》代国歌的决议，30年代，曾通过电影、唱片、广播、民众教育馆及宣传小册子等方式宣传抗战歌曲。1933年，蒋介石曾出经费支持基督教青年会所成立的抗战歌咏活动的。

1935年，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暴露，在民众要求抗战的强烈呼声下，以《义勇军进行曲》为标志的救亡歌曲创作，和以“民众歌咏团”、“业余合唱队”等群众歌咏团体的出现，带动了群众歌咏活动的迅速崛起，重新掀起抗战群众歌咏的热潮。西安事变期间，除了将广播节目调整为侧重时事新闻，以唤起全国国民慷慨义勇爱国爱家爱领袖之品德和行为外，抗战歌曲开始通过国民党官方或民营的广播电台大量播放，中学音乐课每周也增为二课时，“以鼓励抗战情绪，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1938年，国民党政治部就明令每周的二、四、六这三天播放抗战剧曲，以鼓舞民众抗战之斗志。各类由国民党控制的歌咏团体也竞相成立，通过报纸招收团员，并举办了各类歌咏指挥人才的培训班等，1937年8月，上海民众教育馆成立了国民救亡歌咏协会，这个组织对抗战救亡歌咏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有很多骨干如冼星海、贺绿汀等都是左翼文艺工作者。1938年初，国民党特别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专事抗战宣传工作。隶属三厅的田汉、冼星海、张曙等左翼进步人士，短时间内在当时的政治中心武汉，开展了数次了大规模的抗战歌咏宣传活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瞿秋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很重视利用群众歌曲开展群众斗争。1934年前后，在国民党的高压态势下，共产党领导的左翼进步词、曲作者们，投入到唱片、电影行业，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创作了大量抗战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扬子江暴风雨》、《救亡进行曲》、《春天里》等，这些歌曲被1935年及之后成立的各种民众歌咏团体所传唱，群众歌咏的火种迅速传遍全国。联合抗战形成后，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群众歌咏进入到更积极火热的进行中，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全国抗战群众歌咏的中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歌咏城”，人们唱着生产劳动、唱着洗衣服、唱着训练，歌唱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30、40年代，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合唱运动，出现了以《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儿童大合唱》等为代表的大型合唱的创作和演唱活动，这种状况持续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之后，延安于1943年掀起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创作出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一大批优秀歌剧作品。建国后，以抗战音乐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中国民族音乐得以延续和传承，奠定了新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抗战群众歌咏活动始终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自觉行为，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式，抗战群众歌咏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内，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但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民族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国共双方均摒弃成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外族侵略，各自采取了积极的抗战群众歌咏发展措施，均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1]蒋嘉骏.论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2):86.

[2]王续添.音乐与政治:音乐中的民族主义——以抗战歌曲为中心的考察[J].抗日战争研究,2008,(3):152.

[3][德]R.弗兰德,H.劳尔.开启音乐之门——从若干崭新的视觉观察音乐世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30.

[4]苗向阳.抗战歌曲及其对八年抗战之影响[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1):63.

（责任编校：呙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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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2219（2015）11-0038-03抗战群众歌咏，是指发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期间，全民性的抗战歌曲大规模演唱 活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是社会发展的非常态化阶段，外部环境极端恶劣，社会急剧动荡，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野蛮的侵略下，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急剧高涨，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抗战救亡群众歌咏活动，活动由开始在中心城市（上海）几十个人的小规模秘密进行，发展到高潮时期由三十多万人参加，并迅速覆盖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抗战群众歌咏运动。在前期音乐基础薄弱，外部环境极端恶劣的战争状态下，是什么原因推动着与战争进程紧密相伴的抗战群众歌咏的急速发展？

2015—08—20

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群众合唱艺术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群众合唱研究”（项目编号11 DD15）。

陆晓燕（1974—），女，安徽六安人，扬州大学音乐学院教师，合唱指挥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