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3期，2015年9月

Journal of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16，No．3，Sep.2015

抗战初期华北煤矿工人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斗争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薛世孝

(河南理工大学，河南 焦作 454000)

E-mail：xueyi1954@aliyun.com

摘要：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基础上，华北各地煤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建立抗日游击武装，开辟抗日游击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本文重点记述了开滦、枣庄、淄博、烈山、华丰、六河沟(磁县)、焦作、井陉、阳泉、大同、石圪节、太原西山(东山)、灵山等煤矿抗日武装的建立与斗争。

关键词：煤矿工人；抗日武装；敌后斗争

收稿日期：2015-02-12

作者简介：薛世孝(1931—)，男，河南焦作人，副教授，从事地方和煤炭史志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4.3

The Establishment and Struggles of Coal Workers’ Counter-Japanese Armed

Group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Counter-Japanese War

For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Counter-Japanese War

XUE Shixiao

(HenanPolytechnicUniversity,Jiaozuo454000,Henan,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chievements of counter-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Chinese coal workers set up many counter-Japanese guerrilla forces, went to the front, built guerrilla areas and counter-Japanese bases, and joint counter-Japanese struggles in enemy’s rear are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struggles of coal workers’counter-Japanese armed groups in such areas as Kailuan, Zaozhuang, Zibo, Lieshan, Huafeng, Liuhegou, Jiaozuo, Jingxing, Yangquan, Datong, Shigejie, Xishan of Taiyuan, Lingshan and so forth.

Key words：coal workers; counter-Japanese armed groups; struggles in enemy’s rear area

卢沟桥事变后，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华北各地煤矿几乎全部被日军占领。广大煤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些运动不但提高了矿工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而且还纷纷组织起来，建立抗日游击武装，开辟抗日游击区，在敌后坚持抗日武装斗争。

一、开滦煤矿工人的武装斗争

早在卢沟桥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就通过1933年的《塘沽协定》和1935年的《何梅协定》侵入了冀东地区，开滦煤矿也基本上成了日本侵略军的“战地后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春在开滦煤矿胜利地领导了震憾中外的“反英抗日”开滦五矿大罢工；接着，又领导了开滦煤矿7 000工人武装大暴动。而“唐山武装暴动的7 000工人，后来成为一支独立的工人特务大队，成为八路军的主力之一部，其大队长节振国——当时不过二十六七岁的赵各庄矿工武装暴动的领导人，在游击战中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因其胜人的魄力和机智，善于跟敌人为难，敌人赠给人一个绰号——‘白脸狼’，老百姓则称之为‘节寨主’，敌人以重金悬赏他的脑袋，老百姓却到处传说着‘节寨主’英勇机智的故事”[1]。

1938年6月下旬的一天，日本宪兵和矿警突然闯到赵各庄，包围了工人纠察队大队长节振国的家，妄图逮捕节振国，节振国则在刀劈了3名日本宪兵并砍伤2名矿警后跃墙逃走，其事迹轰动了唐山城乡。之后，他联络工友，结成36友，并立下“不求同日生，但为抗日死”的誓言，使队伍很快发展到130多人。当他得知党即将发动冀东群众武装暴动时，就率领矿工于7月7日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第四总队(其队伍被编为工人特务大队，节振国任大队长)。7月18日夜，根据党的指示，节振国参与领导了赵各庄矿2 000多名矿工的武装起义，不但率部包围了赵各庄警察所，收缴了被惊醒的警察武器，而且还占领了赵各庄镇。接着，在唐家庄矿工人纠察队的支援下，袭击了唐家庄，队伍也迅速扩展到3 000多人。1938年秋，日本侵略军调集兵力对冀东进行扫荡，由于抗日联军领导的失误，工人特务大队在西撤途中经过几次恶战，伤亡散失十之八九，最后只剩下20余人。但节振国矢志不渝，多方召集失散人员，队伍又很快恢复到100余人，并重新活跃在矿区的游击战场上。1939年元旦早晨，节振国率领工人特务大队奇袭赵各庄警察所；接着，又大闹燕春楼，捕捉汉奸特务，重振声威，极大地震惊了日本侵略者。“许多工人战士在战斗中表现了特殊的勇敢与果断，他们已以锻炼成冀东英勇善战的精悍部队，是最为冀东人民所拥护与爱戴的。”[2]

1939年春，节振国带领几名队员化装成乡保长，前去板桥伪警察所“开会”，没等敌人辨认出真面目，就缴了警察所的枪枝；不久，又伏击了去滦县的一支警察队，处决了其中的汉奸巡官。1939年9月，冀东抗日联军被编入八路军序列，工人特务大队被编入晋察冀军区第十二军分区第十二团。11月，节振国被分配到阜平党校学习。1940年5月，节振国学习结业回到冀东军分区工作，但他再三恳切要求回到前线工作。回到前线后，他于8月1日(农历六月二十八日)率领原工人特务大队夜袭赵各庄敌人弹药库，消灭日本侵略军50余人；下午，在尤各庄突遭日军围攻，不幸壮烈牺牲。噩耗传来，冀东抗日军民无限悲痛，尤各庄的老乡们一致议定：吃素3天；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祭奠节振国大队长，以示对他的永久怀念。节振国牺牲后，冀东八路军继续使用“节振国工人大队”的番号，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

二、枣庄煤矿工人组织铁道游击队

1938年3月1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枣庄。在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领导下，以矿工为主体建立了两支抗日武装：一支是苏鲁民众抗日义勇队，一支是鲁南铁道队。苏鲁民众抗日义勇队不久改为八路军苏鲁支队，划入八路军建制，由张光中任司令员。鲁南铁道队则始终保持着原建制作战。建国后，作家刘知侠以其战斗事迹创作了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在铁道队中加上“游击”二字)，遂使“铁道游击队”之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名扬海内外。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在抗日救亡高潮中，枣庄煤矿工人洪振海、王志胜参加了苏鲁民众抗日义勇队。10月8日，抗日义勇队派遣洪振海、王志胜返回矿区在枣庄火车站西的陈庄设立枣庄情报站，由洪振海任站长，其主要任务是侦察敌人的兵力运输、后勤供应等情况，并及时向义勇队报告。他们在工作中首先遇到的是日军在枣庄车站南设立的正泰国际公司(群众称为洋行)，这个洋行表面上是经营百货商品，实际上是日本的特务机关。洪振海、王志胜决心“拔除这个钉子，杀掉鬼子，夺取武器，扩大影响”[3]。他们在侦察了洋行的情况以后，便通过社会关系宋四九借到2支短枪，经周密计划，突袭洋行，当场击毙2个、击伤1个。10月，洪振海、王志胜和徐广田又偷袭敌人火车，缴获2挺机枪、12支步枪和2箱弹药。这就是人们广为传颂的“夜袭洋行”“飞车搞机枪”事件。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1939年11月，上级指示洪振海、王志胜在枣庄车站附近的北陈庄开设义合炭场，洪振海任经理，王志胜任副经理。由于炭场为8名情报员“合股”开办，故又称“八大股”。他们白天经营煤炭业务，夜晚进行抗日活动。不久，党组织派杜季伟到炭场充当管账先生，负责组织管理。1940年1月25日，经苏鲁支队批准，正式成立鲁南铁道队(群众称铁道游击队)，由洪振海任队长，王志胜、赵连有任副队长，杜季伟任政委，共有队员11人。铁道游击队成立后，首先于1940年8月第2次“血染洋行”，杀死日本特务13人，缴获长短枪6支；其次于1940年9月打票车，消灭日伪军20余人，缴获长短枪各20支、手炮1门、轻机枪1挺、法币8万元。从此，铁道游击队便“威震敌胆”。 在鲁南铁道游击队的影响下，1940年4月，孙茂生在津浦路临城(薛城)至韩庄之间成立了第2支铁道游击队。5月，李久庆、田广瑞在津浦路临城北东辛庄成立了第3支铁道游击队。1940年6月，活动在枣庄、临城地区的3支铁道游击队，根据鲁南军区的指示，在蒋集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由洪振海任大队长、王志胜任副大队长、杜季伟任政委，下辖4个中队，有队员100多名。1941年1月，铁道大队全部集中在临城一带，以微山湖为依托，经常神出鬼没地战斗在津浦路南段，打击日本特务。1942年4月，在黄埠战斗中，洪振海牺牲，王志胜负伤，由刘金山代理大队长。这时，日本侵略军集结了鲁中、鲁南3 000余人的兵力，围剿驻微山湖的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突围后到鲁南军区整训。经过整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指示铁道队的今后任务是保护鲁南山区—枣庄—微山湖—延安这条交通线，保护鲁南八路军、苏北新四军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之后，游击队先后完成了护送刘少奇、陈毅、肖华等千余名干部的过路任务。1942年秋，铁道游击队在护送肖华前往太行山途经鲁南时，肖华曾激动地为铁道游击队赋诗一首：“神出鬼没铁道旁，袭敌破路毁沟墙。深入兽穴斩虎豹，飞越日车夺械粮。汪洋大海游击队，怒火熊熊敌后方。条条铁轨成绞索，寇灰满载运东洋。”

三、淄博矿区抗日武装斗争

淄博矿区位于鲁中，是山东省重要工业基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43年，山东省总工会在《山东五年工运总结》中指出：“淄博矿区为山东第一大矿业区(约有10万工人)，北临胶济路，为山东重要交通线，西靠津浦有济南，是主要城市，应高度认识到这是山东的心脏，敌区工作之开展，对反攻有极大的战略意义。”[4]

1937年10月，在中共洪山矿区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淄川矿区工作委员会，有党员40多人，张天民任书记；11月，中共博山特支扩大为博山工委，有党员30多人，乔同思任书记。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为矿区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斗争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沿津浦线侵入鲁北，在国民党军队纷纷逃窜的混乱局面下，中共淄川矿区工委在淄川二区、八区、九区一带发动组织了一批煤矿工人，成立抗日游击小组进行广泛的抗日活动。随后，各游击小组被整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四中队，孟金山任队长，高光宇(高升)任指导员。第四中队成立后，于12月27日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春，第四中队在佛村、四角方村遭反动地主武装铁板会的袭击，一度失散。重建后，韩寿堂任队长，孙学之任指导员。

1937年12月27日，日军占领淄川；30日，侵占博山。矿区工委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提出“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在矿区北境大窎桥一带成立了隶属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十四中队的队伍。2月，在小庄、牟村一带又成立了1支隶属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十四中队的队伍。这2支抗日武装，共有300多人，主要由煤矿工人组成。至1938年5月，发展到8个中队，有1 000多人。这2支队伍在张博支线两侧和矿区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为了统一领导，党决定将这3支队伍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八团一营，红军干部、八团团长程绪润兼任一营营长，淄川工委书记张天民兼任教导员。不久，省委决定，在胶济路南北淄博清河一带成立清河特委，霍士廉任书记，张天民任职工部长。特委的工作除了继续发展八路军游击队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外，再就是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特委成立后，首先在邹家庄成立了淄博矿区工会第1分会；接着，在寨里成立第2分会，在徐家庄、大张庄、莪庄成立第3分会。到1938年夏，淄博矿区的5 000多名工人先后成立了15个分会。徐州失守后，第五战区职工抗日联合总会(简称五战区总工会)从徐州迁至淄博佛村。后经中共山东省委研究，对五战区合总会进行了调整，邹光中继续担任主任，张天民任副主任。五战区总工会调整后，根据省委指示，确定了“一手抓工会，一手抓武装”和“在武装掩护下发展职工会，在职工会的基础上发展工人武装”的方针，继续发展和整顿职工抗日武装。他们首先成立“淄博矿区职工抗日联合会”(简称淄博矿区工会)，蒲文泉任主任；之后，成立“淄博矿区职工抗日联合会武装部”(简称淄博矿区工会武装部)，韩寿堂任部长。到1938年秋，矿区工会武装部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150余人的矿工武装，并配有步枪、短枪等武器。他们以淄川东部和博山东南山区为根据地，以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张博铁路三角地带之敌人严密控制的矿山和据点为主要打击目标，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淄博矿区煤矿工人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配合八路军作战，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如在“七七”抗战1周年时，矿区党组织和工会武装部组织发动了3 000余名工人、农民，在八路军第三纵队掩护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破路战，一夜之间把南定到淄川、张店6公里的路基全部掘毁，“使敌人在35天内未能通车，洪山和淄川敌人饿得吃高梁，出来抢粮食”。1940年8月11日，霍士廉在联合大会上所作的《山东职工运动的总结》报告中，热烈赞扬淄博矿区工会武装破路战的光辉战绩。1939年，矿区工人游击队还炸毁了价值20万日元的博山总电厂，烧毁淄川洪山煤矿，奇袭桃花峪矿井和洪山六坑，“给日寇以很大损失，单资本一项来说，就有百余万元”[5]，破坏了敌人疯狂掠夺煤炭的侵略计划。据统计，截至1940年初，淄博矿区工人武装共破袭敌人615次，炸毁电厂1处、火车头17个(次)、摇车13辆，破坏桥梁6座、铁路50公里，炸死炸伤日本侵略军200多人。1939年5月1日，山东《大众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淄博矿工在英勇的斗争着》的文章，热情赞扬了淄博煤矿工人英勇抗日的革命精神：“在淄博，那个有无数嶙峋的崇山峻岭，有丰富煤矿藏着的地方，几千几万的矿工，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自身的解放，这些英勇的工人在流着热血战斗着。”“当山东沦陷，淄博被占的时候，搬家的搬家，流亡的流亡，多数人先后逃走了，少数丧心病狂的人投入敌人的怀抱中。就在这时，失业的吃苦耐劳爽直勇敢的煤矿工人，屹然不屈，相继成立了职工会和‘工人抗日武装部’。他们怀着满腔的热血和无限的勇气，高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配合抗日部队展开了伟大的游击战，他们在少衣缺食，严寒酷热，千难万苦中生长起来，在不断的坚决斗争中，克服了困难，纠正了主观上的错误和缺点，终于日渐壮大起来，而今，是一支伟大坚强的抗日军了。”[6]

在对敌斗争中，淄博矿区武装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1939年11月，矿区武装已发展到1 200多人。根据中共山东分局指示，淄博矿区工会武装部、益都县工会武装部、张博铁道大队合编为山东省工人第六支队，司令员为邹光中。

四、烈山矿工游击队的建立与斗争

1937年底，五战区总工会委员、秘书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驻烈山煤矿特派员、共产党员张云榭回到烈山矿区，在中共宿县县委负责人徐华和烈山煤矿地下共产党员李时桩、李炳素支持下，组织矿工救亡团和矿工护矿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徐州沦陷后，烈山煤矿工人炸坏全部矿井，并在共产党员李时桩、李炳素的领导下，缴了国民党驻矿部队和矿警队的枪，成立了烈山矿工抗日游击大队。不久，又收编一些国民党散兵，正式成立了第五战区烈山矿工游击大队。6月，日军侵占烈山。在日军撤走时，伪联保主任吴久皋乘机抢占了烈山煤矿。烈山矿工游击大队闻讯后，迅速赶到烈山，缴获了吴久皋的全部武装。从此，烈山矿工游击大队声威大振。秋天，游击大队在敌、伪、顽的三面夹击下，被迫离开濉溪，转移到濉宁县境内进行休整。之后，队伍改为第五战区第六游击支队[7]，在邳县的古邳城一带活动。当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原、威胁武汉时，他们参加了佯攻徐州的战斗，成功地偷袭了徐州左翼的宿羊山据点，随后进驻邳城，稳定了邳县的抗战局面。与此同时，留驻烈山一带的武装，则乘胜夺取了夹沟，牵制了敌人的兵力。邳城战斗后，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部队编入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由钟辉任司令员兼政委，严光任参谋长，张云榭任司令部参议。1940年清明节前后，部队转移到郯城、邳县一带休整。休整结束后返回皖东北，被编入新四军四师，继续战斗在抗日前线[8]。

五、华丰煤矿工人参加徂徕山起义

1938年1月1日，日军占领泰安；1月2日，华丰煤矿沦陷。华丰煤矿工人在共产党员周兰田和朱蓂阶、武效周的带领下，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著名的徂徕山起义。起义后，部分华丰煤矿工人被编入八路军四支队二中队(后改为七中队、八路军四支队二团一营三连)，朱蓂阶任中队长。接着，这支抗日武装根据上级指示，重返华丰矿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在中共曲、泗、宁中心县委领导下，建立了“泰宁边区人民自治委员会”抗日民主政权，同时以煤矿工人为主体，组成一支抗日武装——县大队。到1939年初，又动员100多名矿工和农民参加了八路军。1939年三四月份，罗荣桓、肖华等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一部，进住到鲁中地区。罗荣桓代表部队向自治会赠送了锦旗，接见了煤矿工人等代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并指示自治会要打入华丰煤矿，为开辟曲、泗、宁抗日根据地贡献力量。这支由华丰煤矿工人组成的抗日武装队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采取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1939年春，他们曾2次巧妙地夺走护矿队的全部枪支，并拔掉汉奸王绍武在华丰煤矿附近的日伪政权。8月，县大队派老矿工宁玉山打入矿内，采取和伪矿警“交朋友”的办法，冒雨奇袭伪护矿队的炮楼，活捉了炮楼上的18个伪矿警，缴获了全部枪支弹药，有力地打击了盘踞在华丰煤矿的日伪军。

六、六河沟等地煤矿的武装斗争

六河沟煤矿和磁县的中和、怡立煤矿是冀豫边境的著名煤矿，富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1937年11月中旬，六河沟煤矿工人、共产党员纪德贵根据直、鲁、豫边区特委的指示，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队三支队的帮助下，在磁县组织了八路军第四游击支队(亦称第四支队)，纪德贵任支队长(亦称支队司令)；12月，纪德贵率领队伍到六河沟煤矿，地下党员李克保等组织的六河沟矿工自卫队编入第四游击支队，队伍很快扩大到150多人。1938年，“有历史斗争经验的豫北六河沟矿工千余人，在矿工纪德贵同志领导之下组织工人游击队，转战于漳河南北安阳、林县一带，并成立动员委员会，组织群众，帮助恢复抗日政权，开辟与坚持豫北抗日根据地”[9]，队伍也迅速扩大到近2 000人。之后，这支队伍就活动在京汉铁路以西漳河两岸的晋冀豫边区，袭击日伪军据点，阻击日军扫荡，保卫抗日政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初，根据中共冀豫特委的指示，共产党员张锡珩以煤矿和瓷业工人为主组织了统战形式的河北民军第三支队，张锡珩任支队长，队员百余人。不久，八路军一二九师派张贤约、张南生率先遣支队到磁县活动，第三支队仍维持统战称号，但受先遣支队领导。“磁县瓷工、矿工在敌人将要占领邯郸时，先后组织五百多个工人游击队，集体加入八路军，成为八路军某部的骨干，开辟了漳北的抗日根据地。”[9]11月1日，在贾壁林阴沟寺召开峰峰、彭城在内的各矿全县代表大会，成立磁县抗日民主政府，推选共产党员田裕民担任县长，这也是“华北最先成立的民主政府”[10]。11月中旬，日本飞机3次轰炸和村，磁县抗日民主政府迁驻彭城，并组建了由各界人士参加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根据党的“犁路耕田”“空室清野”的指示，该委员会对怡立煤矿进行了3天破击，给日军的军事占领造成了极大的困难。12月中旬，八路军先遣团进驻矿区，磁县、六河沟煤矿工人有1 500人参加了八路军。

六河沟和磁县煤矿工人游击队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支队的配合下，进行了无数次英勇战斗。1938年5月，纪德贵率领第四支队从林县返回磁县攻占彭城后，和王维纲一起到武安县磁山向八路军一二九师陈赓汇报磁县敌情及第四支队工作。接着，陈赓率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移驻彭城，与第四支队协同作战，攻占峰峰、西佐，击毙伪矿警队长冯雨三，缴枪30余支。5月31日，驻守观台的日伪军800余人，偷袭彭城，纪德贵率第四支队配合陈赓部队作战，打死打伤日伪军200余人。第四支队还先后配合三八六旅袭击了安阳水冶、汤阴县城，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6月，纪德贵奉一二九师命令，率领第四支队重返林县，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8年8月，磁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成立矿管委员会，三区(峰峰区)区长武梦溪任主任，吝简峰主管怡立煤矿，王升堂、许振平先后主管中和煤矿。9月下旬，磁县抗日民主政府和矿管会动员工人和农民对怡立、中和煤矿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空室清野”大破击，每天出动300多人，总共动员近5万人次，将煤矿的大部分机器和物资拆卸转运到太行根据地。当他们从磁县撤退时，怡立煤矿公司和台子寨煤矿工人，把能够搬迁的机器、原料及技术工人，全部转移到晋东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帮助八路军一二九师建立起一个轻便的兵工厂，这对制造军火坚持抗日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的这个行动，“在苏联工人中已成为流行的中国工人在抗战中的佳话”[10]。

七、焦作煤矿的武装斗争

卢沟桥事变后，以焦作煤矿工人为主建立的道清工人游击队，“是一支有技术的、进步的、坚强的产业工人武装队伍”[11]。1938年3月，中共豫北特委委员、焦作中福煤矿公司职员程明升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朱瑞的指示，在矿区附近的修武山区磨石村建立了以焦作煤矿和道清铁路工人为主的道清抗日游击支队，开始有20余人，后来逐步发展到80余人。同时，还在修武大东村召开了修武县(包括焦作)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共产党员程明升为县长，这也是河南省以国共合作形式最早建立的抗日县政府。不久，道清抗日游击支队与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第四支队、第六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道清游击支队，由桂承志任司令员、王卓如任政委、刘聚奎任政治部副主任。这支队伍在道清路两侧袭击敌人交通线，阻敌西进。5月，根据中共晋豫特委指示，由八路军三八六旅江春贵任支队司令员。与此同时，修武县抗日政府建立了县中队，有百余人；7月改为县大队，汪家道任大队长，坚持矿区敌后斗争。8月初，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视察豫北，在听取了程明升、中共修武中心县委任雷远及刘聚奎的工作汇报后，指示县委要尽快开展焦作矿区工作，加强道清支队建设，开展对敌斗争。11月19日晨，道清游击支队在焦作东郊待王附近炸毁了日军列车，毁坏机车和铁皮车各3辆，炸伤敌人300余人。这时，国民党九十七军逐渐向道清路沿线开进，国民党河南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郭仲隗部亦向沁(阳)博(爱)一带发展，他们以“赤化”为名，不断制造与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和道清游击支队的摩擦。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根据中共太南特委指示，修武县大队在收编了各区干队后，与道清游击支队合并组成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由汪家道任大队长、程明升任政委、刘聚奎任政治部副主任。

八、井陉矿工游击队的建立和斗争

1937年10月11日，日军占领井陉矿区。不久，中共井陉县委负责人赵玉祥来到煤矿重新整顿党的组织，恢复了井陉矿和正丰矿党支部，刘万选、许德分任书记。到1938年7月，已发展共产党员45人，并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矿工游击队、矿工锄奸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一到天黑，他们便到井陉支线的车站上去打枪，东西南北‘啵！啵！啵！’的声音不绝于耳，守敌慌乱了，‘喀喀喀’的机枪扫射，黑暗中那里能射到什么鬼，连打数夜，鬼子们被搅扰得疲惫不堪，晚上辛苦应付，白天自然不能不休息休息，这样日军白天便没有时间来骚扰民众，解除了民众的极大祸害。”游击队便“在民众中有了好感，树立起了信仰”。

1938年初，井陉矿区组织了2支游击队，1支是由铆工钮海峰领导的不脱产的矿工游击队，最初有7人，仅有3支枪，10颗手榴弹，后来发展到200多人。他们上班是工人，下班是游击队。1支是由苏玉莲领导的有矿工参加的工农结合的游击队。他们通过夺取敌人的枪枝弹药，使队伍很快发展到100多人。1938年后，这2支矿工游击队都有了很大发展，各有四五百人。1939年3月27日，游击队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夜袭井陉矿，活捉日军7人，打死10余人，缴获步枪100多支。1939年初，共产党员于克昌还组织了1支以老矿工和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游击队。中共井陉县委为了更好地保存力量，减少敌人的破坏，把脱产的矿工游击队从矿区拉到马头山一带，建立了游击队根据地；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还派红军战士巫德九等到游击队工作。巫德九通过在游击队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使矿工游击队得到了很快发展和提高。

在井陉矿工游击队发展的同时，正丰矿工游击队在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由代理煤师高先畴秘密串联好友霍子玉、李国华等，组织起抗日武装打击敌人。1938年秋，根据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的决定，高先畴带领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员，配合八路军袭击正丰矿，消灭日军1名，缴获机枪1挺、迫击炮1门、步枪30余支。战后，根据矿工的要求，在赵庄岭成立了正丰矿工游击队，有100多人，高先畴任队长，军分区派于文奎任指导员。1939年2月，中共井陉县委在米汤崖成立了井陉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加强对矿工游击队的领导，经中共井陉县委和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研究决定，将正丰煤矿工人游击队和井陉矿工游击队合并，改编为井陉游击支队，由韩增丰任支队长，下辖4个中队和1个基干队，有八九百人。至1945年7月，又合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独立团。

井陉煤矿工人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对敌人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斗争。有一次，矿工游击队采取里应外合的方法，夜袭正丰煤矿，缴获了大批弹药和医药用品。他们还经常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摸进矿区，打伏击，埋地雷，炸炮楼，扒铁路，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在矿上工作的德国工程师白劳克曾对日军司令官微笑地说：“日本的飞机大炮厉害，但是这顶不住中国的游击队！”

九、阳泉煤矿的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阳泉煤矿工人在中共阳泉矿区党委的领导下，建立了阳泉市总工会，并以矿工武术团、牺盟会的成员为骨干，成立了阳泉煤矿工人护矿队，有300多人。不久，以保晋公司二矿、四矿的煤矿工人为主建立了阳泉矿工武装抗日游击队，有队员500余人，枪械400多支，编为1个大队(下设5个中队)，王凤山任队长，何英才任政委，在阳泉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0月26日，国民党军队弃守娘子关，阳泉矿工武装游击队和近千名工人一起，配合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抗击沿正太路西进的日军，与敌激战于平定县七亘村，歼灭日军二十四师团之辎重部队，缴获日军步枪50余支，机枪4挺，骡马和骆驼百匹，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0月30日，阳泉沦陷，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根据党的指示，将这支武装撤出阳泉，经平定、石拐、广阳到顺关，与八路军一二九师会师，编成八路军工人游击队，由王凤山任队长，何英才任政委。他们转战于寿阳、昔阳、和顺、盂县、榆次、太谷一带，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武装斗争。他们还经常采取惊扰的办法，骚扰敌人，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由于他们“建立了许多战绩，曾因捉火车头的故事，取得了农民及八路军很大的信任”[10]。后来，“正太铁路工人和阳泉矿工结合，组织工人游击队，转战太谷、榆次一带，在不断的胜利与挫败中，严重的打击敌人，组织群众，壮大自己，影响与推动榆次纱厂工人数百人放下机器，组织纱厂工人游击队，更影响了榆次工人组织游击队。广大的农民与农村工人在铁路工人与矿工游击队影响下，提高了对敌斗争的信心与决心，造成普遍参军参战热潮，配合八路军开辟与坚持了晋东抗日民主根据地”[9]。为了加强工人游击队的领导，根据党的指示，阳泉煤矿、正太铁路和榆次纱厂3支工人游击队合编为榆太游击队，战斗在正太路与同蒲路的衔接地带，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1938年6月12日，“祁县晋华纱厂工人百余名，在正太、阳泉、榆次工人游击队影响下，毅然从敌人铁蹄下组织起来，举行武装暴动，捣毁机器，夺取资财到根据地来，与敌人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10]。1938年12月，阳泉矿工游击队在昔阳县与日伪军英勇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1939年2月7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英勇搏斗的阳泉矿工》为题，对这次战斗作了报道：“这群无衣无食没有军事教养的矿工，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与敌人的飞机大炮进行搏斗。他们在这一年的战斗中锻炼了自己，今天成为我们的铁军，我们的劲旅。最近(十二月)，他们在昔阳给敌人痛击，毙敌数百，在广大群众欢呼庆祝声中前进。”随后，阳泉矿工武装抗日游击队“正式编入了八路军，成为一二九师领导的独立支队的骨干力量，勇敢顽强地战斗在太行山区的敌后战场上”[12]。后来，根据需要，这支队伍又被改编为太行二分区的主力部队。他们依托太行山区，活跃在正太路沿线，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十、大同矿工游击队的建立与斗争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师宋时轮支队开进大同矿区，有1 000多名矿工参加了八路军。宋时轮支队转移后，留下民运科长刘国梁领导矿区人民进行抗日斗争。1938年5月，又派苏兴、黑耀华到矿区工作，成立了大(同)怀(仁)左(云)县委、抗日政府和动委会，由苏兴任县委书记、县长兼动委会主任，对矿区党组织进行整顿。到1938年下半年，矿区党组织发展有10个党支部、80多名党员。在宋时轮支队的帮助下，鸦儿崖以西各矿的矿工，大都参加了民兵组织，并组织了几支矿工抗日游击队。最早最著名的是彭明旺矿工游击队，开始有20多人，后并入大(同)怀(仁)左(云)县大队，成为县大队的侦察班；穆大虎矿工游击队，有六七十人；李有福矿工游击队，有20多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八路军相配合，开展惩奸反特斗争。抗战初期，矿区土匪很多，旧军官李日武带有30多人，盘踞在鸦儿崖与人民为敌。穆大虎矿工游击队根据党的指示，包围了鸦儿崖，活捉了李日武，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为民除一大害。1940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3周年纪念日，彭明旺、李有福、穆大虎3支矿工游击队联合行动深夜奔袭鹅毛口、吴家窑据点；同时，还袭击了云岗、忻州窑、白土窑的日伪军和矿警，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1942年底，八路军和矿工游击队撤离矿区，矿区又组织高文玉、王默平两支敌后武装工作队。他们“不怕杀来不怕烧，鬼子来时下煤窑。鬼子少时出窑打，鬼子多时我睡觉，煤窑藏得铁军在，抗日红旗永不倒”[13]，经常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坚持敌后斗争。

1942年底，大怀左县委书记马浩化装到白洞矿当小把头，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43年春，晋绥边区五分区政委李登赢负责整顿大同煤矿党组织，增派高文玉等8名干部加强党的工作，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十一、石圪节煤矿的武装斗争

石圪节煤矿在抗日救亡的基础上，于1940年4月13日，在太行南总工会和牺盟会决死队的帮助下，成立了裕丰煤矿矿工抗日游击队，有200余人，张聚兴任队长，高尽仁任副队长，有红缨枪100余支，手榴弹300余颗，大刀100余把。4月20日，游击队到黄碾以北一带活动，趁常村据点日军外出扫荡之机，一举攻破日军炮楼，缴获步枪8支，手榴弹5箱，活捉3个日军，全歼守敌。随后，又计取宋村日军据点，并在襄阳后堡村与武工队配合，伏击了日军太野郎小队。从此，矿工游击队声威大震，吓的敌人龟缩在碉堡里不敢轻易出来。1941年4月，矿工游击队被编入八路军洛阳特务团，后调至武乡县仪教村八路军兵工厂，研制武器弹药，成为骨干力量。1942年初，中共潞城县委派人打入伪矿警队，发展工会会员27人，发展工人自卫队60余人，开展抗日斗争。

十二、太原西山、东山煤矿工人武装自卫队的建立与斗争

太原沦陷前夕，八路军三五八旅来到太原西山矿区。西山煤矿工人在八路军的帮助下，成立了工人武装自卫队(简称工卫队)，有100多人，下设4个分队，有步枪5支，子弹300发。后来，又从国民党溃军中弄到7支步枪、1支手枪、2 000多发子弹，使工卫队得以武装。当日军侵入西山煤矿时，工卫队配合八路军，在南堰公路上一举歼灭3辆汽车日军，缴获了全部武器和弹药；在南堰村和桃杏村2次伏击日军的侦探，打死4个日本侵略军。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奉命转移，部分工卫队员参加了八路军，留下的工卫队员坚持斗争，不断供给八路军和游击队所需的钢材、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把西山煤矿变成了八路军游击队的“物资供给部”。与此同时，东山煤矿的齐老虎，组织600多名矿工参加工卫队，坚持对敌斗争。太原市日伪公安局长吴筱侬曾劝齐老虎率部投降，齐老虎将计就计，于1938年9月23日，齐老虎孤身进城假装谈判，将汉奸吴筱侬诱出太原，行至中途，抽枪将吴筱侬击毙，然后和矿工一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十三、灵山煤矿的敌后战斗

1937年11月，八路军收复河北曲阳后，灵山煤矿工人在抗日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自卫队，经常配合八路军袭扰敌人，并担任放哨、锄奸、通讯、侦察、运输、担架、救护等工作。1939年12月，日本侵略军进占灵山，灵山煤矿工人自卫队500多人，将鞭炮盛在空铁筒中在灵山附近雪地里来回燃放一夜，使敌人疑是我军来袭，一夜未曾合眼，第2天便撤退了[1]。1945年9月，邓发代表解放区工会出席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在《中国解放区工人在战斗》的报告中指出：“灵山矿工模范自卫队，在敌人任何一次‘扫荡’中都有他们参加，他们动员了人力、物力、财力，帮助解放区中的抗日政府及军队，坚持敌后的残酷战斗。根据1940年6个月不完全的统计，他们总共破坏交通66次，动员的总人数有32 040人，担架运输共930人，他们在部队战斗的前后，进行慰劳工作，经常在火线上送子弹、救护伤兵，并与部队一道冲锋。”[6]被抗日民主政府授予“灵山矿工模范自卫队”。

十四、结语

自从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地区的煤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建立抗日武装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初期，仅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和安徽北部等地煤矿，就组织起了20多支抗日游击队，约万人左右。“唐山、淄博、阳泉、焦作等各个矿场职工所组织的抗日武装游击队，转战数年已成为强大的武装队伍，已成为各解放区主力军的组成部分，同时职工们在新民主主义政权里，在各级政府机关中都有了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权管理。他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主人翁之一。”[14]在建立抗日武装的同时，华北地区的煤矿工人还掀起了参军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头3年，华北各地工人参加八路军的有16 900余人，其中煤矿工人就有13 670人。在煤矿工人中，出自于唐山开滦煤矿的有4 000多人，出自于淄川、博山、益都各煤矿的有4 000多人，出自于磁县、六河沟煤矿的有3 500多人，出自于烈山煤矿的有800人，出自于井陉煤矿的有400人[15]。这在华北工人中是最多最好的。

参考文献：

[1]附录：八年抗战中的晋察冀边区工人(1946年4月1日)[M]//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37—1945):第4辑.北京：工人出版社，1959：46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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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薛世孝，薛毅.中国煤矿歌谣集成[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9：139.

[14]《解放日报》社论.为独立与民主而战——准备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1945年2月7日)[M]//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37—1945)：第4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3：49-52.

[15]邓发，李颉伯.抗战三年来的华北职工运动(1941年)[J].中国工运史料，1958(3)：1-39.

[责任编辑杨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