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3期，2015年9月

Journal of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16，No．3，Sep.2015

孔子社会救助思想解析

周玉萍，李司琪

(太原科技大学 哲学研究所 ，太原 030024)

E-mail：526086218@qq.com

摘要：孔子所推崇的“仁爱”思想、保民养民思想以及均平思想是人们扶贫济困、帮助弱者等行善行为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乐善好施、重义轻利、荒年减税等在内的社会救助思想。其社会救助思想具有博爱精神与普世性，在历史上有长达两千多年的深远影响。借鉴与吸收孔子社会救助思想的合理内涵，克服其局限性，以期有助于中国当代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孔子；社会救助思想；仁爱

收稿日期：2015-04-08

作者简介：周玉萍(1964—)，女，山西太原人，教授，主要从事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B21

Study on the Confucius Thought of Social Assistance

ZHOU Yuping, LI Siqi

(InstituteofPhilosophy,Taiyu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Taiyuan030024,China)

Abstract：Confucius advocated the thought of benevolence, caring people, supporting people and sharing equally, which ar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philanthropy, and further fut forward the thought of social assistance, including the thought of philanthropicminde, valuing justice over benefit, cutting tax and so on. The Confucius thought of social assistance is a spirit of universality and philanthropy, and has made far-reaching effects on Chinese history. Making the best of the reasonable connotation of Confucius thought of social assistance and overcoming its limitations will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assistance.

Key words：Confucius; the thought of social assistance; benevolence

一、序言

关于社会救助思想，古已有之。《周礼》中记载的“保息”六政(“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可以看成是社会救助的萌芽。《礼记·王制》中记载了比较规范的社会救助制度，在备荒、养老、残疾人救助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救助思想(包括立足于防灾的积蓄思想，基于身份、地位和年龄的养老思想，以及“瘖、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的照顾思想)。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敬德保民、养民安民”思想，并根据当时春秋末期民不聊生的实际状况，主张统治者实行贤人政治，爱惜民力，倡导仁义礼智信，以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二、孔子社会救助思想的理论基础

孔子社会救助思想主要来源于他的仁爱思想、保民养民思想(把民众放在首位)和以均平为基础的大同社会思想。

(一)仁爱思想

关于“仁”的内涵，在《论语·颜渊》中孔子的回答最具概括性，“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可以被看作是孔子的“仁”的基本内涵。而“仁”往往跟孝悌联系在一起，“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从孝悌引发，孔子立足于亲谈仁。孔子提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样从爱父母爱兄弟进而到爱大众，“爱”的对象扩大到全社会，“爱”具有普遍性。

在“仁”的原则下，孔子倡导推己及人的互爱精神。“仁”的表现是“忠恕”。“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实现忠恕之道，有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从社会救助的角度来讲，人不仅仅要帮助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宗族，对周围的人或物也要有一颗仁爱之心，这就是孔子推己及人思想的真正内涵。

(二)保民养民思想

孔子主张“修己以安百姓”。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在社会救助观念上表现为保民养民，并实行惠民之政。灾荒救济、轻徭薄赋、抚养鳏寡孤独、不与民争利等，都是孔子社会救助思想的体现。随后，中国古代官、商、士投入到扶危济困的救助活动中，这些都是对孔子保民养民思想的奉行。

(三)均平思想

孔子主张天下为公、财富均分，而分配正义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从广义上说，分配并不仅仅局限于财富和物资等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分配，还包括权力和特权的分配、权益和义务的分配等，但财富和物资等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分配无疑是分配的最主要内容。”[1]孔子提出了让当政者行慈善化解社会危机问题。这一思想来自《论语·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即是孔子最初设想的对大同世界的描述。后来，孔子描绘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的设想。这些理想都构成了孔子均平思想的内容。

三、孔子社会救助思想的基本内涵

在基本理论引导下，孔子的社会救助思想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乐善好施思想；二是重义轻利思想；三是统治者的善治行为(如荒年减税、救济灾民、助残、助葬、恤孤、养老等)。

(一)乐善好施思想

乐善好施是一种内心崇高的道德品质，它驱使人们尽力自愿去帮助比自己穷困的人，平等待人，积极处世，不断求道。利益面前，不仅能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还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慈悲于世。在对待弱者时，孔子向大众推崇乐善好施思想。

《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说骖而赙之。子贡曰:‘于门人之丧，未有所说骖，说骖于旧馆，无乃己重乎？’夫子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孔子到卫国去，正好碰上曾经下榻过的馆舍主人去世了，就进去吊丧，哭得也很伤心。虽然旧馆人与他恩薄，但孔子还是把骖马送给丧家，作为助葬的物品。孔子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帮助，为人多做善事，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如果同乡人去世了,没有亲人进行入殓，邻居应该帮助下葬。孔子的朋友去世了,可是没有亲人,于是孔子就说:“于我殡。”孔子帮助入殓。

子贡在经商的途中，凡是所到之地，碰到沦为奴仆的鲁国人时，他常常自愿赎回，并认为这是自己以自己的实力心甘情愿地做善事，执意不向国家报销赎金。当时鲁国百姓都赞扬子贡行善而不求回报的行为。孔子知道后，并没有表扬子贡，而是觉得正因为有了子贡的先例，以后赎回奴仆的人就不好意思去领赏了。照此下去，恐怕就没有人再愿意为鲁国赎回奴仆了。孔子虽主张乐善好施的救助思想，但他还是强调做事的方法，以起到良好的作用。孔子另外一个弟子子路，有一次救了落水之人，落水者家人赠给子路一头牛表示感谢，子路欣然接受了。当时有很多人批评子路不该接受回报，对此，孔子却大加赞赏，认为子路的做法正确，这样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施以援手。

(二)重义轻利思想

孔子不与民争利的思想与他的义利观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对“不义而富且贵”的巧取豪夺，主张见利思义。在获取利益、发达富贵之时，君子不应该忘记行义，国家君主不能盲目考虑利，应照顾到百姓的利。他认为，保障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问题是为政的首要任务，“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过于严苛的赋税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进而把上层统治者限于不义之中，同时还会激化国家与百姓的社会矛盾，因此应该藏富于民，减轻赋税。

面对“利益”，政府应以“民之所利而利之”。因民之所利各有不同，靠山者，利在禽兽；靠水者，利在鱼盐；平原大地，利在五谷。统治者应听凭人们赢取自然之利，爱民惠民，而不加以干涉，这样，生产发展了，百姓也受到恩惠，而政府又不耗费物资，就可以达到惠而不费的境界。

在孔子的倡导下，遇到祸事，不乏开明绅士、贤达官员、儒者、贤者、正直商人投入到扶贫济弱的队伍当中。

(三)统治者荒年减税、救济灾民、助残、助葬、恤孤、养老等思想

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求来！女不闻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是。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国语·鲁语下》季康子计划想按田亩收税，派冉有咨询孔子。孔子表面不回答，私下对冉有说：“冉有，你没听说吗？先王按照土地的肥瘠分配土地，按照劳力的强弱征收田赋，而且根据土地的远近对田赋加以调整；征收商税按照商人的利润收入，并且估量其财产的多少来对商税进行调整；分派劳役则按照各家男丁的数目，而且得照顾年老和幼小的男丁。孔子指出：“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过也。”对于鳏、寡、孤、疾的，有战事时征召他们，并且有战事的年份，每一井田要出一稯粮、一秉禾草、一缶米，不能超过这个标准。无战事时就免除。先王认为这样就足以。如果季康子想按法办，那已有周公的田赋法；如果要不顾法规办事，随意征收就好了，何必来征求我的意见呢？

孔子这种轻徭薄赋、不随意掠夺剥削百姓的做法，不仅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而且也无形地减轻了国家负担。

四、孔子社会救助思想的实践过程与基本特点

(一)孔子社会救助思想的实践过程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民本思想，创立了他的仁政学说。首先，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亲民，“与民同乐”，实行爱民之政。其次，尊重百姓的人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保证仁政的实施，孟子提出了制民之产的举措：“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另一社会救助思想体现在他的省罚薄敛方面：“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大王如果对老百姓施行仁政，减轻刑罚，减免赋税，百姓就能够深耕细作；年轻人也有时间培养孝顺、有爱、忠心、诚信、守信的优良品德，在家能侍奉父兄，在外能侍奉尊长，这样，就是让他们制作木棒也可以打击那些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

先秦时期儒家社会救助思想有着广泛的影响，从孔子到孟子，从仁爱到仁政，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救助思想。先秦之后，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确立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后，中国社会基本上实践了孔子的社会救助思想。采取了教民、抚民、招民、救民、安民等多种社会救助措施(主要包括贫困救济和灾后补救两部分，可分为养恤、赈济、调粟、放贷和节约等内容)，并把尊老养老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极力推崇并倡导执行。另外，还采取“调均”政策，防止贫富过分悬殊。

唐宋时期的社会救助思想发展得逐渐成熟，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政治稳定，唐代的社会救助事业以政府为主体。“通过均田制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建立常平仓、义仓，对灾民进行基本的生活保障。”[2]同时对老年人免除徭役，使老人能在相对安逸的生活条件下安度晚年。另外，民间性的社会救助组织也得到发展，构成了相对完善的救助体系。

明清时期社会救助达到繁盛，创立了一系列的新救助机构，如养济院、惠民药局、漏泽园、栖流所等。此外，民间救助机构迅速崛起，数量上进一步增加，而且涵盖了社会救济的方方面面，经费相对充裕，参与阶层比较宽泛，当时的救助机构主要有育婴堂、普济堂、会馆、义庄等。

(二)孔子社会救助思想的基本特点

1.普世性

孔子的社会救助思想既是中国救助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救助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全世界救助文化上的一份宝贵资源。孔子救助思想中，“仁者爱人”的理念，无论古今，还是中外，它的普世性对人们的影响都非常深远。孔子创建的救助哲学范本就是以“仁者爱人”、“知人安民”为核心思想的，可以说是“标杆性的道德人文主义”。孔子所倡导的博施济众、仁者爱民，以及“忠恕”之道，也就是要实现“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这种‘和为贵’的思想，有其普世价值。《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所谓‘达道’就是普世之道。”[3]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道德实践。

我国未来的精神文化构成，必然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华民族特色的，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具有世界普世精神价值内涵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如果没有忠恕宽容的精神，这样一个内容体系庞大、特色各异的精神文化形态是很难融合创新的[4]。

2.博爱精神

孔子救助哲学的“仁爱”思想基于他的孝悌观，一个人只有爱父母、爱兄长，才有可能爱别人父母、兄长以及陌生人，这种爱并不是单一的爱，而是博爱，这种“大爱”的情怀强调无论远近、无论亲疏而互爱的精神，通过传播与遵循这种普世主义的原则，展示其博爱世界的精神。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正是由于这种超越远近、等级的博爱精神，要求人们应该博爱大众，应该在世间无差别的、无等级的互相关怀，即便是与陌生人结下仇怨也不例外。所以，当人们看到受苦受难的弱势群体时，就应该对其产生自觉救助行为，使之变成一种高尚的道德规范和人格情操，久而久之，互助就会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慈善救助资源就会得到正确合理的分配与使用。

五、孔子社会救助思想的局限性及其现代启示

鉴于孔子的社会救助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继承他的思想，当代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又必须突破其思想局限性，达到本质的飞跃，所以明晰其历史意义与局限，是超越他救助思想的前提。

(一)孔子社会救助思想的意义

从人类社会看，救助意识更接近社会伦理。因此，必须加快发展当代中国社会救助事业。首先，从根本上讲，必须挖掘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启迪人们的善心、善行，在这方面，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博大精深，是人们行善行为的基础。仁讲求由内心驱善行义，以“仁”为中心向外扩展开，以民为本、仁民爱物、兼善天下，构筑天下大同思想。

其次，孔子的社会救助思想为人们行善以及寻求帮助提供了两个平台：一是政府平台。为政者力行仁政，救危扶困，解救百姓疾苦，调动各种资源实施救助。一是个人平台。为人者践行“仁爱”思想，忠孝诚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随时都可以对别人施助。

最后，实施救助行为就会有施助者和受助者，这在任何时代都一样，而如何做好救助，就要既做好物资救助，又要做好能力救助。既“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既重视“养”，也重视“教”。通过发展社会福利和社会慈善团体，发动国内外的社会救助力量建立社会救助基金，使社会救助事业可以全方位地创新发展。

(二)孔子社会救助思想的局限性

一是自我救助的缺乏。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社会救助思想中，自古以来都是政府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是官员要有“仁爱”之心，另一方面是“仁政”所需，这可说是中国传统社会救助业的一大特色。孔子过分强调对上层人士寄予厚望，使人们陷入到“国家救助”的思维定势里，总是盼望着“仁人明君”的出现，忽视了民间的自我救助行为，以致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是救助者范围的狭窄。孔子的社会救助思想作为儒家社会救助思想的开端，其救助行为的开端兼具了孔子思想的特质，但也受当时经济水平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其救助对象范围略显单一，主要体现在对灾民、鳏寡孤独、年长者的照顾与救助，但这种救助单单是物质上的救助以及政策上的减轻或免除赋役，缺乏精神和能力上的救助。

(三)弘扬孔子社会救助思想，奠定当代社会救助思想

中国现行的社会救助制度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初创时期奠立的，当时社会比较贫穷，整体收入水平不高，所以，救助大多是国家的事情。但是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国家实力有了很大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也逐渐达到了较高水平，这样情况下，单纯依靠国家实施社会救助远远不够。现代西方国家在宗教思想背景下，国家负责整体的社会救助，个体特殊性的救助则归社会救助，因此，要发挥社会的救助功能则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所以，继承孔子思想，同时兼收并蓄西方社会救助思想，以奠定中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显得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朱琳.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分配正义[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1):12-16.

[2]张文科.儒家慈善文化的历史建构[N].光明日报，2013-08-05(15).

[3]李存山.儒家哲学的普世性[EB/OL].(2007-08-27)[2014-05-20].http://www.chinakongzi.org/rjwh/ddmj/licunshan/200708/t20070827_2439071.htm.

[4]高超杰. 儒家德育观视野中的我国精神文化培育[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4):379-383.

[责任编辑曹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