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惠增

画家富华，三进大场——一位中国画家的传奇经历

文/丁惠增

又是一年春草绿，杏花依然十里红。乙未仲春的一个早晨，我忽然接到年已九旬的画家富华先生的电话，他激动地说，大场文化中心给他安排了一间工作室，在5楼。他已来大场看过2次，很满意。但是工作室内不能住人，老人不安全，要我为他在附近租房，要底楼房子，进出方便。还再三说要与我做邻居。大场是他第二故乡，他说这是他第三次入住大场了……我听了电话，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脑海中马上联想起梁音（1926—2015）主演过的抗战电影《三进山城》，梁音饰演侦察连长，富华经历与其何其相似。

富华原住淮海西路一幢文艺楼，我去看望过他多次。那是“上只角”，交通繁忙，去看他的路上花费时间太多。如今他搬回大场太好了。于是我跑居委会和物业，又四处打电话托朋友，无奈底楼房子难觅，一时还不易找到。他说，别急，慢慢找。又说，我们很快会见面的。

时隔20天，又接到富华来电，他说大场镇政府已为他借到房子，离行知实验中学不远。电话待装，4月底搬家，到时请我到他新家聚聚。他说，你是大场人，今后有事要麻烦你的。我即记下他家新址。

富华搬到大场住的消息像春天的燕子，飞入大场寻常百姓家。他们中有解放前地下斗争出生入死的战友及遗属，有当年山海工学团农友，更有许多喜欢他的书画家、作家，纷纷来电询问此事，我一一奉告，确有此事。大场是富华流血战斗的地方，他回到大场也是叶落归根，命中注定的人生轨迹。

说起我与富华相识并成“忘年交”，还有一段故事呢。第一次见到富华是在1980年6月30日，彼时大场公社党委在大场影剧院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59周年纪念大会，邀请原大场地下党员，时任上海中国画院领导、画家富华作报告。整个会场黑压压一片，1000多个位子座无虚席，大家都认真聆听富华在解放前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匪特作斗争的经历。富华演说水平高，故事惊险，情节离奇，他作报告时会场几乎鸦雀无声，报告结束后掌声雷动。会后放映电影《婚礼》。35年过去了，富华报告的精彩动人场景仍留在我的脑海中。那时，我编制在大场供销社，但借调大场公社工作已有四五个年头了。当时富华并不认识我，我不过是他的忠实听众而已。

时隔24年之后的2004年6月1号，上海中国画院举办《富华海外15年回国画展》之前，著名作家、富华老友丁景唐打电话给我说，他要祝贺富华画展成功举办，嘱我执笔书写书法条幅表示祝贺。我遵嘱写了篆书横幅“笔健神畅”，上款题：“富华先生画展志喜”，落款题：“甲申初夏吉日丁景唐敬贺晚丁惠增恭书”。丁景唐老前辈看了很满意，他钤印后笑着对我说，开幕式这一天约我一起送给富华。开幕式上，富华高兴地举起双手，作家丁景唐、李冷路、大场山海工学团农友潘永良和我，手持这幅字合影留念。这张合影被富华带到了英国，并于2004年10月17卷第4期《英国中国画画家协会》杂志作了封面照片。此是后话。

开幕式当天午宴时，英国朋友多乐喜女士（后于2007年与富华结为夫妻）致辞：“我于1986年认识了富华，多次协助他在英国举办画展，富华所有画展都非常成功。他为世界赢得了友谊！”当天宴会上，我和富华二姐富继兰、原宝山县统战部长沈增善、大场山海工学团农友潘永良、行知二小校长李平、上海老年书画研究会余安娜、张耀祥夫妇等同席。陶行知学生沈增善说：“富华于1949年1月13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我跑到宋庆龄家中报告。宋庆龄接报后当时就打电话给时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陈大庆说，他不知道此事。宋庆龄说富华是山海工学团教师，要他查查，查出来马上放人……”这时我马上联想起我收藏的1988年出版的油印本《大场乡志》有关富华在大场地下斗争的史料。

多乐喜女士

这里必须介绍一下陶行知和山海工学团。陶行知先生是安徽歙县人，留学美国。他是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学生。陶行知1927年起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宣传乡村教育，并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生活教育理论（这就是杜威教育思想）。1932年陶行知在大场创办山海工学团。命名为“山海”有两层意思，一是大场地处宝山县与上海市之间，各取“山”“海”一个字；二是当时国难当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一·二八”又打到上海了，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关不住了。以“山海”为名，意在唤起民众，救亡图存。工学团的意义，陶行知概括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三句话。办山海工学团是陶行知先生实践他主张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的重要事业之一。1945年陶行知任民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他积极参加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1946年7月25日他在上海病逝。著作编为《陶行知全集》。

山海工学团于1932年10月1日在大场成立，马侣贤任团长（后任行知中学首任校长），陶行知兴奋地唱起了《锄头舞歌》。山海工学团成立之初，中共上海地下党就派了陶行知的学生王洞若、张劲夫、严竟成等地下党协助办学，后张劲夫任团长（解放后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国务委员等职，于2015年7月3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101岁），1936年开办艺友班，刘季平、艾思奇等任教或来讲课。冼星海常来教唱抗日革命歌曲，进步人士沈钧儒、章乃器、田汉、邹韬奋、沙千里、薛暮桥、贺绿汀、钱俊瑞、聂耳、赵丹、金山、金焰、崔嵬、舒绣文、安娥、孟波、金仲华、江青（原名蓝苹）等也曾前来演讲或辅导，山海成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1947年初，在山海农友徐阿石等人的热情介绍帮助下，陶行知买下了赵家花园作为重庆育才学校迁到大场的校址，即后来的行知中学。在山海与育才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得到了宋庆龄的亲切关怀，由她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给予经济上与物质上的资助。

富华一进大场

1947年11月，时年21岁的富华受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解放后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长，继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其夫沙文汉曾任浙江省省长）同志派遣，由南京到上海市郊大场搞地下工作，主要加强上海北郊区党委工作，任北郊区区委委员，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党的地下武装，迎接上海解放。为了完成党的任务，需要隐蔽下来，尽快与大场农民建立关系，富华就潜伏到一个名叫“童江巷”的小村庄，拜贫苦农民黄亦祥为过房爷，更名为黄有富。他又很快与大场地下党沈增善接上关系。大场是陶行知创办山海工学团和育才学校的地方，是实践“乡村教育”思想的故乡。富华肩负党的使命，追随陶行知教育革命思想，由此扎根大场，在大场农村教书，过着教百家书、吃百家饭、发展地下党的革命生涯，与大场农民结下同生死共患难的血肉联系。

富华与赵丹在柳州（摄于1977年）

当时“山海”与“育才”并肩作战，办夜校，搞文艺，反内战，开展宣传活动等，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当局对他们采取了监视，恫吓等迫害手段。1949年1月13日深夜，国民党军警、特务突然包围了肖场分团，逮捕了富华、缪剑秋、沈光旭、富继兰四位教师和濮金宝、徐永根、俞桂根等六位农友。

被捕后，富华就遭到敌人毒打，用绳子把他捆住，使他不能抵抗。他们全部被押上军用卡车。此时富华身上有两个地下党内部文件放在裤子后袋中，因手被捆住无法取出。这两份文件，一是任弼时同志在中共七大的工作报告；二是营救被捕入狱的地下党、上海电力公司火力发电厂（今杨树浦电厂）工人王孝和。这个文件要求组织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法庭，要求释放王孝和同志。为了把这两个文件转移掉，富华只好用屁股朝车架拱、蹭，把文件拱出来后，用脚踢到车下。谁知军用卡车后面还有一辆吉普车，吉普车上有人喊“停车”！刚刚起步的军用卡车立即停下来。虽然汽车已经移动，但分析下来是富华丢的，特务们把富华拖下卡车再次毒打，叫他跪下，用枪毙来威胁他，要他说出地下党名单。富华不说并装死，敌人就把富华衣服脱了，并把他推入李家宅河中。此日正是腊月十五日，被推入刺骨冷水中的富华蹲在水中，他故意口中吹泡泡，敌人以为他落水后喝了很多冷水。接着又把女教师沈光旭也推入河中，为了防止女孩淹入河中，富华便伸手搀住了她。沈光旭两只脚浸在水中，好在岸边水浅，大约一刻钟之后，敌人把富华、沈光旭拉上岸。斥责声、毒打声、汽车声惊醒了李家宅农民，几位老农实在看不下去，纷纷责问特务们，“他们都是山海工学团教师，都是好人。要么把他们抓去坐牢，为什么打人？这么冷的天，把人推入河中……”特务们怕犯众怒，就把富华等人拖到佛教公墓门口说：“毙了他！”并把子弹推上膛。接着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说？你的上级是谁？下面还有什么人？”富华说：“我现在只想我妈妈！”因为没有口供，一个特务搬起一块冻土朝富华头上砸去，富华一下子被砸昏了，迷迷糊糊又被架到军用卡车上。这次被捕，富华右边大牙被打掉一颗，眼睛和脸都肿了起来。入狱后富华坐过老虎凳，被灌辣椒水，肋骨被打断，但他英勇不屈，没有任何口供。

富华等人被关在伪警察局特刑处，关至农历正月初五（1949 年2月2日）只剩下三人：富华、缪剑秋（由富华介绍入党，解放后任《解放日报》办公室主任）和沈光旭。沈增善又托人想办法搞金条，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当时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的妻子与宋庆龄有关系，沈增善通过宋庆龄向俞叔平妻子打招呼，说富华等人是山海工学团教师，要求案子轻判。

富华被捕后在狱中度过4个月零10天，于5月23日上海解放前四天成功越狱。出狱后，他在二姐富继兰家中休养了3天，于1949 年6月1日回到大场，向党组织报到，他终于回到党的怀抱。他在狱中写过一首诗：“蒋匪天下乱如麻，非刑吊打何可怕。大好头颅向天抛，血中开出自由花。”当他再次吟诵这首诗时，上海已经解放，此刻心情无比兴奋。

解放初富华在大场先任团委书记，后任上海市郊团委书记，继任团市委青年农民部副部长。直到1956年与赖少其一同筹建上海中国画院时调离大场，富华在大场生活工作了9年之久。

富华二进大场

早在1953年，富华就拜著名花鸟画家江寒汀为师，临摹古今名画，锲而不舍，成就了他的画家生涯。说起富华的国画艺术，他师出江寒汀，宗虚谷、蒲华、青藤、白阳、八大，属写意花鸟画一路，强调文学修养，重视笔墨技巧，丰腴秀丽，内出性灵。他突破前人窠臼，构图平中出奇，险中见稳。大小、粗细、疏密、刚柔各得其所。由于彩墨对比强烈，增添了画面的视觉效果。这种表现方法，既从海派发展而来，又吸取了西画色彩元素，糅合其中，更富艺术感染力。常见其画：凌空写花一株，疏密虚实极具匠心。叶果相映，枝干舒展，显得生动多姿。色彩与浓墨，深红、大绿、黄紫并用，单纯中见华彩。如《黄菊绿洗》，如闻馨香四溢，其用笔融入青藤、白阳之法，淋漓疏爽，萧散闲逸，笔健神畅，不落窠臼。又如《酒熏花香》，布局章法颇费经营。左绘沽酒葫芦，中系藤蔓，右配异国花束，上方印“大吉”并题款“太白诗意，富华醉墨”，潇洒之气，流贯其间。《井冈星火》《同志哥请喝一杯茶》《我敬总理一杯酒》等歌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格调清新，取神遗貌。在富华的生花妙笔之下，自然界的无限生机一一呈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画，还是诗，是音符，是舞蹈，是一颗追求艺术、追求“真善美”、永不衰老的丹青之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沈一草先生认为，富华先生花鸟小品 ，笔墨精湛，艺术高超，在海派书画家中具有代表性。

后来富华于1986年出国，寄迹英伦，传布中华文化，于2011年归国。出国25年，先后到过五大洲28个国家，成功举办32次大型画展，有35幅花鸟作品被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外国文博机构收藏，岁月将他打造成海派著名花鸟画家。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富华1956年参与筹建上海中国画院，1965年筹建上海油画雕塑院，1978年创办海墨画社，他为上海美术事业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回到1956年，富华与赖少其共同筹建上海中国画院，著名版画家、国画家、诗人赖少其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副院长，吴湖帆任院长，富华任党支部书记兼秘书长。上海中国画院共有69位画师，众多艺术家终于有了依托，生活稳定有了保障。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富华“反右”不积极。这倒不是他觉悟高，而是他认为“反右”是敌我矛盾，老画家们不是敌人，他们都是文化人，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且社会关系、海外关系比较复杂。富华说：我们画院没有“右派”。有人揭发吴湖帆有“反党活动”，弟子多，是“反革命小集团”。富华说吴湖帆没有“右派”言论，于是有人说富华也有问题。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某领导对富华材料上批语是：“组织强有力的队伍，摧毁吴湖帆反革命集团党内代理人富华”。富华虽然没有戴上“右派帽子”，但性质比“右派”还严重，富华因此受到处分：留党察看二年，降级降薪。行政上由15级降至16级。于是下放到大场养猪场，这就是富华二进大场的原因。

当时富华找到大场公社党委书记徐林根（解放前由富华介绍入党）告诉他：“我犯了错误，受到了处分，组织上决定我下放养猪。”徐林根不以为然说：“这算什么错误？他们不要你，我们要！你到大场来。”于是徐林根拨了李家宅150亩土地，由李家宅农民兄弟帮助建造10多间住房以及食堂等。“大场文化局饲养场”建成后，富华带领85位上海文化局系统“右派分子”自己动手先后建造50多间猪棚，种植了山芋、胡萝卜、卷心菜等饲料田，并从市区四大饭店（锦江、上海、上海大厦、国际）运来泔脚养猪，饲养最多时有生猪600多头，其中母猪50头，种猪2头。而“右派分子”中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学者比比皆是。他们中有上海评弹团吴君玉，上海话剧团张立德，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张石流，上海合唱团刘明义，上海京剧演员刘孟德，上海油雕院章永浩（即外滩陈毅塑像作者）等。每天踏黄鱼车往返四大饭店运泔脚的则是外号“万能博士”的学者、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吕刚。富华早在解放前，就在大场童江巷义父黄亦祥家养过猪，此时他重操旧业，成了“右派”头头，“猪司令”，人们亲切称呼他“富场长”。虽然他落难回大场养猪，但大场农民很纯朴，从来不歧视他，他依然和大场农民保持血肉联系，当地农民支持他养猪，经常到饲养场出售“马齿笕”等猪草。富华业余组织“右派”演员文娱演出，慰问当地农民和大场食品公司屠宰场厂职工。因猪饲料短缺，富华于1961年上半年曾带40人到崇明岛参加围垦，种植饲料田。

在大场文化局饲养场的岁月里，善良的富华平时尽量照顾和保护这些“右派”。其中有一位来自上海群众艺术馆、中医出身名叫钱基的医生给猪看病时，由于下药重，死了十多头猪崽，他当时忧心忡忡，害怕处分。富华了解他本来不是兽医，而是按病人剂量给药，造成了失误。富华便安慰这位医生说不要怕，追查下来就说富华要我下的剂量，主动承担责任，使这位医生安然度过难关。这其中发生的故事、趣事难以一一尽述。

在多年养猪生产中，富华积累了丰富的养猪经验，他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曾写过10万字的书稿《怎样养猪》。内容分为六个章节，一是养猪的政治意义；二是怎样选猪种；三是怎样养母猪；四是防疫卫生；五是生产管理；六是肉猪的催肥。可惜由于多次调动、搬迁，没能及时出版，书稿竟遗失了。但他对养猪有了感情，为日后画猪积累了素材，他笔下的猪惟妙惟肖活泼生动颇有灵性，他还作诗歌咏猪呢！

富华1958年下放到大场养猪至1962年离开大场，其间在大场工作生活了5年。1962年富华回到上海中国画院，任党总支纪检委员和组织委员。

富华三进大场

富华第三次进大场已90高龄了。他虽已寿登耄耋，但身体健康，思路清晰，记忆力强，讲话中气足。他说漂泊了一世，终于回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故乡。他说陶行知有“三早”：一是推广白话文；二是到欧洲瞻仰马克思墓；三是搞农村教育。他多次对我说，你是大场人，又是书法家，今后你要用书法宣传陶行知教育思想，把学习书法与学习陶行知结合起来。如“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说，你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是我思考多年的心里话。他还撰联“爱满天下知行理想得光大，造育英才人民事业奠基石”，要我记下来。他说他祖籍东北长白山，但他生于北京，而北京的家再也不存在了。他的生命和鲜血都与大场结下不解之缘，所以他一直视大场为他第二故乡。况且沈增善是他的救命恩人，沈增善是大场农民的代表。2011年11月18日沈增善病逝后，他跪在地上磕头致哀。对此，我也有同感。我与富华老师忘年交除了丁景唐介绍外，还有沈增善之功。仅举一例：2005年3月18日上午八时零五分，沈增善来电话说：“今天上午9时正，富华来山海书画社，特邀几位老同志见面座谈。我已请人通知你参加，我怕漏掉你，所以特地打电话告诉你，怕忘记了。”就是这一天，我赠富华一本《大场乡志》，内第273页刊载有关“山海工学团”的事，写到1943年1月13日富华与他二姐富继兰等地下党被捕一节，真所谓历史是人民写的。富华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非常喜欢，他始终不忘此事，多次提到此事。

在《富华海外十五年回国画展》上，丁景唐贺，丁惠增书“笔健神畅”（2004年6月）照片人物左起：丁景唐 富华 李冷路 潘永良 丁惠增

富华是位极富生活情趣的人，当他得知我生于苏北淮阴丁集时，马上勾起他的回忆。他说他于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新四军，1943年入党，在苏北打过游击。打鬼子、跑交通，故对苏北城乡和风土人情十分熟悉。他还唱起了苏北民歌小调给我听，其中一段歌词如下：“太阳一出满天红，伢子妈妈来哟，吾家都是贫苦农，都亏了那个毛泽东……咿呀哟。”他唱得很好听，我听得入了迷。他说已忘掉许多。他问我何时来沪，我答曰，我于1949年冬天5岁时来沪。他说，那时你还小，自然不会唱苏北小调。

曾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的老作家丁景唐老前辈知道我喜欢写作，他曾嘱咐我：“你写富华，不要漏掉赵丹。”言之有理。富华画室“红雨楼”就是赵丹题的。赵丹与富华有两方共用的书画闲章，一方是“哥俩好”，另一方是“两度囹圄”。他俩解放前都蹲过国民党监牢，“文革”中又遭牢狱之灾。他俩不但是艺友，而且性格、遭遇、爱好都很相似，如都喜欢画画，1980年10月10日赵丹在北京病逝，赵丹临终前所举办的那次画展就是富华操办的。他俩都擅长武术，善于打拳，都喜欢文学，都善饮老酒，为人都很热情，单纯。“文革”落难时都在奉贤“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干校”“上海电影五七干校”。赵丹和富华都名声在外，他们的艺术成就都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赵丹诞辰100周年，富华90初度，很有纪念意义。我作为富华的“小老弟”（他常称我“小老弟”）不揣浅陋，谨以此文为富华先生祝寿，祝他丹青不老健康长寿。富华在英国的女儿富察氏·丽莎近日来信，祝贺他迁居大场。信内有大红宣纸条幅，楷书：“父亲身体健康”；另有贺卡，上面画了一颗“心”和一个“小人”。因为不会中文，只能以图画表示她的心意。富华十分高兴，他与多乐喜于2007年在英国伦敦结婚后，为了尊重满族礼节，他夫人更名为：富察氏·多乐喜。她的女儿也随母亲更名为富察氏·丽莎。原来满族人无姓，只分八个大族。富华为清室后裔，属正蓝旗富察氏，富为富察氏简称。这也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以明为宗，尊重汉文化留下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