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曦 敏



·地方党史研究·

四川省江津县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的“收”“放”变迁

程 曦 敏

在四川省江津县直属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期间，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的政策摇摆不定，一直在“收”与“放”之间徘徊，充分展现了平衡政治的两难：既要防止斗争走向激进，又要保证斗争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形下，领导小组最终将县直机关的右派人数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避免了县直机关的反右派斗争走向极端。政治运动的地方因应往往有多种面相，基层领导干部可以灵活地调整策略，折射出基层政治平衡的某种基本特征。

反右派斗争；地方因应；江津县

反右派斗争是中国当代史上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由1957年5月开始的整风运动转变而来。反右派斗争最初只集中在民主党派上层，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波及范围越来越广，从民主党派到党政机关及至工厂学校，从中央到省、市、县及至乡村，从精英阶层到底层民众，无不纳入其中*虽然中央要求不在工人与农民中划分右派，但工厂科室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是需要参加运动的，农村同期则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视为反右派斗争的延伸。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2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73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28—530页。。按照当时中共中央的有关部署，运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央和省市一级的反右派斗争，可称之为上层反右，此阶段以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开始标志。第二阶段是县级及县级以下的反右派斗争，可称之为基层反右，是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后才逐步开始的。

鉴于反右派斗争在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性，国内外学界对此的研究是比较细致与深入的，涌现出不少优秀著作。这些研究厘清了反右派斗争的诸多基本史实，但总体而言，研究重点还大多停留在运动上层政策的变化和少数知识精英右派的遭遇，范围也偏狭于中央和省级以及一些大城市，而对于基层反右则涉及较少。近年来，此种情况有所改观，基层反右开始进入研究视野，一批学术论文陆续面世。本文拟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四川省江津县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的考察，以运动中右派人数的变化为中心，进一步分析反右派斗争在基层的实际情形。本文与此前研究主要关注运动中的右派群体有所不同，将关注重点聚集于运动的主持者，尝试展现基层应对政治运动的复杂面相。

一

江津县直属机关各单位在反右派斗争前进行了排队，并划分了45名右派对象*当时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上层鸣放时期即1957年5月以来的言行以及历史问题和家庭出身等。需要指出的是，右派对象与右派并不等同，县直机关各单位首先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上报本单位的右派对象，领导小组批准的即为右派，而未通过的则为“疑似分子”。。不过，县委整风领导小组*按照江津地委和县委的部署，县直机关反右派斗争由县委整风领导小组主持，领导小组组长为县委书记。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成员由县直机关各单位抽调的18名干部组成，县直机关党委副书记为主任，负责整个运动的具体工作。办公室下设秘书组、工作改进组、反击右派组。秘书组负责上下联系、写汇报、掌握运动的开展，并负责办理公开的《整风简报》与党内掌握的《情况简报》；工作改进组负责汇集、整理、研究干部提出的意见和资料，并督促有关方面加以改进，以及检查改进的成效；反击右派组负责记录、收集、整理右派言行，并研究和组织反击右派。参见中共江津县委：《关于县直属机关结合整风进行揭发和反击右派斗争的计划》(1957年9月11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1-332。另外，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此县委书记并非江津县第一把手。1956年6月19日，江津县委设立书记处，原书记改称第一书记，原第一副书记改称第二书记，原副书记改称书记。参见《中国共产党江津地方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91页。要将他们进一步划为右派，就必须占有更为充足的右派材料。因此，县直机关反右派斗争的首要任务就是以这45人为重点，进一步搜集他们的右派材料，而鸣放是搜集材料的重要途径。

1957年8月29日，江津县整风运动动员大会召开，标志着县直机关反右派斗争的开始*由于基层与上层反右的“时间差”，当整风运动在基层展开之时，上层反右已进行多时，反右已是既成事实，因此，基层整风运动的开始即是反右派斗争的开始，这是基层反右与上层反右的不同之处。江津县直属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参加单位包括县级机关和城关镇。不过，在区乡工作的县级机关工作人员未参加此次会议，此部分干部将在9月底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开展反右派斗争。参见中共江津地委：《关于县、市一级机关结合整风进行揭发与反击右派斗争的初步计划》(1957年8月30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1-330。。在此之前，江津地委下发了一份上海市划分右派的标准，作为县直机关划分右派的参考。上海市的右派标准(以下简称为“上海标准”)是中共中央转发的，具有一定权威性。8月30日，领导小组组长向县直机关各单位负责人传达“上海标准”，但内容与文件中的有所不同。他在传达时对其中的第五条做了修改。“上海标准”的第五条是：“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贯对党仇恨，或者家庭被镇压、斗争，平时表现不好，在这次运动中，虽没有明显的反动言论和行动，仍应划为右派分子。但有些肃反对象或在其他运动中被斗争的对象，在这次运动中却表现老实，确实没有向我反攻者，不算右派分子。”*中共江津地委秘书处：《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如何使反右派斗争深入一步等问题向中央的电话汇报》(1957年8月28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1-329。传达的内容则是：历史上是反革命、坏分子，或者家庭被镇压，一贯仇视党和政府的，应划为右派分子，但要确实有行动，“肃反对象，在这次运动表现好，没有破坏，这次不应划为右派”*《各口负责同志会议》(1957年8月30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91。。

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后者加了限定词“要确实有行动”。这一改动十分关键，因为若是如此，就不能仅凭一人有历史问题而将其划为右派，必须要有现实的右派言行。领导小组对“上海标准”做如此修改，是基于一番考量的。若县直机关严格执行“上海标准”，历史上的“反革命”“坏分子”以及家庭被镇压的，均可划为右派，运动很可能就会走向扩大化。这一细微改动反映了领导小组对开展反右派斗争是谨慎的，运动政策倾向于“收”。

虽然政策如此，但运动主持者此时更担心鸣放该如何展开。由于反右派在基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县直机关各单位的鸣放开展十分困难。为了促进鸣放，领导小组特别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如果提出来丑化我们，只要不打我们，都应该听进去”，“一切有利于鸣放”*《各单位领导干部会议》(1957年8月30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91。。但即便如此，鸣放局面也一直没有打开。鸣放开始后，不仅运动前划定的右派对象缄口不言，各单位的一般干部也很少说话，发言的多为党、团员和积极分子。9月2日，县直机关各单位的鸣放逐步开始。在食品公司第一天的鸣放中，共9人发言，党员6人，团员3人，没有一名群众*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二两日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2期(1957年9月2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在税务局9月3日和4日的鸣放中，17人发言，大部分为党、团员，运动前划分的右派对象无一人发言*中共江津县税务局支部：《帮助党整风记录簿(二)》(1957年9月3日、4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73。。据统计，9月3日和4日两天，县直机关各单位共提出495条意见，其中只有14条右派言论*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四日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4期(1957年9月4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

以上结果显然不能让领导小组满意。为了动员鸣放，领导小组决定于5日下午和晚上以及6日晚上召开县直机关全体干部鸣放大会。在会议开始前，领导小组确定了大会的13名发言人，这些发言人涵盖了左、中、右三种类型的排队情况；职位方面，除了一般科员外，也有两名中层干部。*《大口组长会议》(1957年9月5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91；《江津县直属机关干部登记表》(1957年8月)，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5；《整风大会发言记录》(1957年9月5日、6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91。可以肯定，此名单是领导小组精心安排的，与前段时间主要以左派鸣放的情况不同，这次大会试图以典型人物发言来打开鸣放局面。

由于准备充分，大会发言十分踊跃，有两人甚至现场报名要求鸣放，其中一人还是右派对象*《整风大会发言记录》(1957年9月6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91。。大会发言的内容亦十分广泛，甚至放出了所谓的“毒草”。如县人委*本文中的“县人委”，特指中共江津县人委支部所对应的人委各单位，包括文教科、交通科、财政科等，不包括税务局、邮电局等已单独成立支部的县人委部门。有人就指出：“江津总结肃反成绩过大，错斗了好人，在总结中未虚心检查自己。”邮电局一名干部也说：“共产党员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大会发言后几天情况》，《情况简报》第7期(1957年9月10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在干部们的鸣放情绪被动员起来后，县直机关于9月9日转入单位和小组鸣放。经过这一轮鸣放，一般干部发言的占71.32%，运动前划分的右派对象有26人发言，还新发现了两名右派对象*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目前运动开展情况的看法》，《情况简报》第8期(1957年9月11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

经过此次会议，领导小组总结出一套鸣放经验：选择有代表性的人员做大会发言，以启发带动，大会后再进行小组鸣放，用大会与小会交叉鸣放的办法，把鸣放推向高潮*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目前运动开展情况的看法》，《情况简报》第8期(1957年9月11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县邮电局更进一步指出：“正确掌握领导技术，给鸣放各种方便，(积极分子提意见)尽量用适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口吻”，“培养大炮，在大会上点火，轰开后立即转向小组，不宜过多的大会鸣放，当群众基本发动起来后，结合宣布改进工作进行动员，改进鸣放方法，立即转入自由结合小组，给群众充裕的自由活动的时间，很快即能造成高潮，但必须注意指定左派深入自由小组内掌握情况”。邮电局甚至摸到了右派对象鸣放的“门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每当群众鸣放的浪潮来了，他们就借此混水摸鱼式地放一点，唯有在群众浪潮最高的时候，其中有部分勇敢分子便忘形露体地站出来，当群潮稍平息，他们立即随潮后缩。”*中共江津县邮电局支部：《关于开展整风大鸣大放12天工作中的几点体会》(1957年9月14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

在以上经验的指导下，领导小组于9月13日再次召开全机关鸣放大会，15日以联组为单位鸣放，16日各支部转入小组鸣放，鸣放再一次进入高潮*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12日至15日的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10期(1957年9月16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三天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11期(1957年9月17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在此次鸣放中，不仅绝大多数运动前划分的右派对象发了言，还发现了不少新的右派对象。据16日的统计，运动前划分的45名右派对象已经有43人在大小会上做了发言，同时新发现了12名右派对象，再加上此前鸣放划分的两名，此时县直机关的右派对象已达59人*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12日至15日的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10期(1957年9月16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

领导小组原本打算9月15日结束鸣放*中共江津县委：《关于在县直属机关结合整风进行揭发和反击右派斗争的计划》(1957年9月11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1-332。，但由于初期的不顺利，导致时间推迟。鉴于此时鸣放已走向深入，为尽快转入反击右派，领导小组及县直机关各单位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斗争右派的准备*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最近几天的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13期(1957年9月25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在此期间，县直机关进行了一次排队，右派对象进一步上升至78人*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江津县直属机关关于反击右派斗争阶段的具体计划》(1957年9月23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1-332。。领导小组还对各单位上报的右派材料进行了初步整理与分析，并根据汇集的材料，在78名右派对象中确定了29名右派，其中“极右”两名*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25—28日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14期(1957年9月29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这29人是江津县直属机关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右派。

县直机关的鸣放在前期并不顺利，但在9月5日的全机关干部大会后，逐步推向高潮。大部分运动前划分的右派对象都放出了所谓的“毒草”，各单位还发现了新的右派对象。在已知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下，依然有人选择“飞蛾扑火”似的鸣放，此种情形该作何解？笔者曾就此采访过江津当地的一名右派。他告诉笔者，人们之所以在知道反右的情况还提意见，一方面是经不住领导的再三动员，更主要的是，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提的意见都是切身体会，是真心实意响应党的号召，从未想过自己会因此成为右派*采访魏澹、袁静夫妇记录(2011年7月21日)。。基层提意见的人，尤其是机关干部，大多没有把自己与右派联系起来，这是鸣放之所以能够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我们也可以从右派的鸣放言论中看出端倪。这些鸣放言论，以对其本人或家庭在1949年以来的遭遇不满居多，包括对历次政治运动、人事、工资等问题的意见*领导小组在一份简报中指出，鸣放的焦点是党的方针、政策，包括人事工作、“三反”、肃反等。参见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目前运动开展情况的看法》，《情况简报》第8期(1957年9月11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这些言论串起了基层社会在1949年以来的急剧变迁中累积和隐藏着的矛盾，而鸣放则成为释放这些矛盾的一个窗口。换言之，1949年以来所累积的诸多社会矛盾，是基层反右得以开展的根本原因。

二

1957年10月3日，县直机关反右派斗争转入反击右派阶段。不过，在转入新阶段后，领导小组并未立即开始斗争右派，而是动员揭发右派言行，并将这一步骤称为“混战”。在斗争前揭发是地委的安排*中共江津地委：《关于县、市一级机关结合整风进行揭发与反击右派斗争的初步计划》(1957年8月30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1-330。，并非江津县的创造。但对于县直机关来说，此环节十分关键。

如前文所述，领导小组通过各单位上报的右派材料，从78名右派对象中确定了29名右派。虽然确定了一部分右派，但29人实在太少，这一数字甚至不及运动前划分的右派对象数。领导小组之所以只划定如此少的右派，与各单位上报的右派材料不够充分有关。9月29日的《情况简报》显示，在研究右派材料的过程中，领导小组发现：有的材料整理得太简单，说明不了问题，无法进行审批；有的材料特别是“三反”和肃反翻案材料并无事实依据；材料整理上不统一，支部研究差，有的把相对尖锐与偏激一些的批评，甚至一般言论也整理为右派言论；有的现行材料和以往材料有遗漏或整理不够全面；有的在整理上有帽子无内容，或内容与帽子戴得不恰当*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25—28日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14期(1957年9月29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为弥补鸣放材料的不足，并给各单位以进一步整理材料的时间，领导小组决定在转入第二阶段后，先进行一周左右的“混战”，通过揭发来获取更多的右派言行材料。

10月2日，领导小组对“混战”做了安排。“混战”时间从3日到8日，9日开始正式斗争右派。领导小组组长还指出，打“混战”就是揭发，看到、知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现象都可以揭发，揭发的对象主要是右派和右派对象。*《战斗组长和专职干部会议》(1957年10月2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91。很显然，领导小组在“混战”前对揭发的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此做法可理解为此前谨慎态度的延续，既要保证能够获得右派材料，又不致扩大打击面，领导小组“收”的政策继续得以贯彻。

转入“混战”后，各单位虽获得了一些揭发材料，但中间分子没有被发动起来，揭发的大字报多为积极分子所写*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二、三两日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15期(1957年10月4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即便有中间分子发言，也揭发得十分隐晦，县税务局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该单位的“混战”从4日开始。在当天的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一位中间分子。他虽然进行了揭发，却没有点名，只是说：“有的说工作干了而无功；有的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基本上是失败了；有的说不晓得要整倒什么人；有的做工作自己感到怎样做就怎样做。”他的发言直接导致后面的揭发都以这种不点名的方式进行。在会议的最后，税务局局长不得不带头揭发了税务局的三名右派对象。*中共江津县税务局支部：《帮助党整风鸣放记录簿(三)》(1957年10月4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73。出现此种情况，与领导小组限制揭发对象有很大关系。由于只能揭发右派和右派对象，使得各单位在揭发时束手束脚，再加上一些中间分子在鸣放中提过意见，心中有些顾虑，导致各单位的左派成为揭发主力。

上述局面当然不是运动主持者所愿意看到的。“混战”的目的是搜集右派材料，为反击右派作最后准备。左派所知晓的情况，领导小组已经掌握。因此，“混战”的关键是中间分子起来揭发，甚至右派分子间彼此揭发，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新的右派材料。为此，领导小组迅速放弃了原先限制揭发对象的规定，以保证运动的顺利进行。

在10月4日的《情况简报》上，领导小组借批评百货公司强调“不能过分局限群众揭发的目标”*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二、三两日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15期(1957年10月4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或许策略的改变未能及时引起各单位领导的重视，领导小组在第二天的简报中再次谈到这一问题，并加重了语气：“再说一次，发动群众非常重要，揭发目标不要限制。有些单位把揭发目标还只局限在已经批准的右派分子身上或者是疑似分子身上的情况，应注意纠正。现在看来，还不够右派分子，但有右派言论也应该坚决揭发。这样一方面可能把我们还没有发现的右派分子拖出来，另一方面，就是不是右派分子，但右派言论也必须受到严格的批判。有的同志实际上还不了解这点。”不仅如此，领导小组还要求各单位领导应着重解除个别中间分子，特别是“中右”分子的顾虑，把他们所知道的材料都挖出来，“因为中右分子知道右派的材料多，但目前他们不愿或不敢说”。*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四日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16期(1957年10月5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

策略调整之后，“混战”很快形成高潮，中间分子也被动员起来。据10月5日的统计，当天在会上揭发的有296人次，其中中间分子就有181人次*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五、六两日情况》，《情况简报》第17期(1957年10月7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8。。更为重要的是，县直机关真正形成了所谓“混战”局面。以税务局为例，在10月7日的会议上，一名“中右”分子揭发另外一名右派对象对工资改革不满，认为工资改革是平均主义等言论*中共江津县税务局支部：《帮助党整风鸣放记录簿(三)》(1957年10月7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73。。第二天，后者亦揭发前者：“当报上揭发卢郁文收到了恐吓信后，他说，这下卢郁文创造了入党的条件了。”该局甚至出现了右派对象互相揭发的情况。一名右派对象揭发道：“6月15日《重庆日报》公布了董时光右派言论后，我们写了一篇稿子，结果被退了回来，他说，不登我就不写么。”被揭发者随即也告发说，他认为工资太少，不同意扣伙食，说这是血汗钱。*中共江津县税务局支部：《帮助党整风鸣放记录簿(三)》(1957年10月8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73。由于同事之间相互揭发，单位内部原本的人际关系变得紧张甚至恶化。正如一位右派对象被他人揭发后所说：“他们积极的揭发我，而我不揭发他们，现在我还怕什么呢？我要揭发他们。”*中共江津县委机关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县人委财政科右派小集团的情况的报告》(1957年11月29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205。从10月31日开始，在少数文件中出现“县委机关整风领导小组”，而且常与“县委整风领导小组”混用，不过在档案中未见前者资料。笔者认为这即是“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只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以上情况的出现，为即将开始的斗争做了预热。

县直机关的“混战”到10月10日基本结束，比原计划晚了两天。据统计，“混战”共揭发出右派言论2202条，其中有770条新材料。由于材料的补充，县直机关的右派对象从“混战”前的78人上升至93人，经领导小组批准的右派也由鸣放后期的29人增加到45人。*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混战阶段的情况报告》(1957年10月13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205。

笔者注意到，领导小组在“混战”后确定的右派数，与运动前划分的右派对象数刚好吻合，均为45人。实际上，领导小组此时是可以划定更多右派的，按照其掌握的右派材料，还有十名左右的右派对象够条件。不过，领导小组却未批准，而表示要继续研究*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混战阶段的情况报告》(1957年10月13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205。。可以肯定，领导小组在斗争开始前，将右派数定为45人是有意为之。由此可见，虽然为了保证右派材料的获得，领导小组在“混战”中期执行了“放”的政策，放开了对揭发对象的限制，但在目的达到之后，又对右派人数进行了控制，“收”的政策并未被放弃，而是得到延续。

三

在历经了鸣放与揭发之后，县直机关反右派斗争从10月中上旬开始正式进入斗争阶段，一直持续至12月中旬，足有两个月之久，其在整个运动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与鸣放和“混战”相比，县直机关斗争阶段的一个显著不同是后者进行得相对顺利，这与领导小组吸取经验，在斗争前期做了较充分的准备有关。随着斗争的深入，不仅右派一个个被“斗垮”，右派人数也不断攀升(见表一)。

表一 ：斗争阶段右派人数与比例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共江津县委关于在县直属机关结合整风进行揭发和反击右派斗争的计划》(1957年9月11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1-332；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混战阶段的情况报告》(1957年10月13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205；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13日以来的战斗情况》，《情况简报》第24期(1957年10月18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9；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大会斗争以后4天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27期(1957年11月4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9；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2-5日4天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28期(1957年11月6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9；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10-13日四天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30期(1957年11月14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9；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14-16日三天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31期(1957年11月17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9；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24-29日六天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33期(1957年11月30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9；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整风运动转入着重整改阶段的具体计划》(1957年12月12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1-332。

说明：10月17日的右派人数，是13日至17日期间累计增加的数字；其他数据则表示该天右派人数的变化。

由上表可知，斗争开始后，县直机关的右派人数一直在上升，从最初的45人增加到73人。斗争中出现如此大的增幅，着实令人吃惊，这与领导小组此前的谨慎态度大相径庭。右派人数如此显著增加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领导小组政策的改变？

表一显示，右派人数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个是10月13日至17日，增加了12人；一个是11月1日和5日，也增加了12人。首先来看第一个时间段。此时县直机关刚开始斗争右派，而由县委直接领导的三级干部会议则已结束了此项工作*江津县第二批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是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形式开展的。会议从9月23日开始，参加的人员包括在区乡工作的县级机关干部、区乡机关干部，共1028人，此会议由县委直接领导。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的要求。参见中共江津县委：《关于三级干部会议大鸣大放阶段的情况报告》(1957年9月30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1-332；中共江津地委秘书处：《中共江津地委为贯彻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开好县(市)三级干部会议的意见(草稿)》(1957年9月18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1-330。。据10月13日县委的报告显示，三级干部会议从10月2日转入反击，到10日基本结束。在此过程中，共划出右派46人，占到会干部的4.47%。*中共江津县委：《关于三级干部会议第二阶段的情况报告》(1957年10月13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1-333。反观此时县直机关的右派人数是45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3.16%，比三级干部会议低了1.31%。运动对象同为江津县机关干部，三级干部会议的右派比例却比县直机关高出许多。更为重要的是，三级干部会议由县委第一书记领导，县直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则是县委书记负责，前者为后者的上级。在此种情况下，三级干部会议的划右结果必然会对县直机关产生影响。10月13日至17日，领导小组相继批准了12名右派，县直机关的右派比例也上升到4%，基本与三级干部会议持平。需要注意到一个事实，此时正处于县直机关斗争初期，新的右派材料还未大量出现，领导小组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批准如此多的右派，只能依靠鸣放和“混战”中获得的既有材料。笔者曾在前文指出，在“混战”后期，领导小组出于谨慎的考虑，未将原本“够条件”的十多名右派对象划为右派，此时新批准的12名右派极有可能就是上述这些右派对象。

再看第二个时间段。在此之前的10月25日至27日，县直机关召开了全体干部斗争大会，对两名“极右”分子进行斗争*《全县机关干部反击右派斗争大会》(1957年10月)，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91。。此后，县直机关形成斗争高潮。据统计，10月28日至11月1日四天，各战斗组共向34名右派展开斗争*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大会斗争以后四天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第27期(1957年11月4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9。。与此同时，新的右派材料也不断涌现*在斗争压力下，一些“疑似分子”甚至“中右”分子由于此前发表过一些“错误言论”，在斗争的巨大压力下，主动或被动地向领导交代问题，各战斗组因而获得大量材料。“疑似分子”是运动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对于他们，各战斗组要么充实材料，经领导小组研究批准后进行斗争，要么证实其不够右派，改划为中间分子。本来，只要各战斗组不再获得新的材料，“疑似分子”就相对安全了，但实际情形是，各战斗组基本上都能获得材料，而且向战斗组提供材料的往往就是“疑似分子”本人。似乎不好理解，“疑似分子”为何要将自己往火坑里推？需要注意到一个事实，“疑似分子”本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他们在鸣放中放过一些言论或被他人揭发过，往往倾向于认为自己已被划为右派，而且各战斗组斗争右派的情况也给“疑似分子”造成了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形下，“疑似分子”一般会主动或被动地向领导交代自己的问题，以期获得宽大，交代之后，“疑似分子”却往往因为右派材料的增加而成为右派。参见江津县人民银行反右战斗组：《第一次反右战役简结和第二次战役的战斗计划》(1957年10月30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208；江津县政法口整风小组：《政法口反右斗争情况小结报告》(1957年10月14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207。。在这期间，各战斗组将获得的材料汇集整理，并上报给领导小组。以上情况直接导致县直机关右派人数的再次上升。11月1日与5日，领导小组相继批准12名右派，县直机关的右派比例达到4.85%，超过了三级干部会议的水平，并在斗争结束前进一步达到5.13%，运动逐步走向激进。如果说10月中上旬的右派人数上升，领导小组主要还是一种对县委的被动反应的话，11月初的上升则更多地表现出领导小组的主动。显然，此时领导小组对运动的看法已然改变，政策也由“收”转“放”。

四

如前文所述，随着斗争的进行，右派人数不断攀升，到斗争结束时，县直机关右派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73人。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领导小组在处理右派前将右派人数下降至53人。这究竟是何缘由？这一过程又是如何发生的？

11月下旬，领导小组要求各战斗组对右派材料进行查错查漏，不过，刚开始只是在县人委和供销社等少数单位试点*中共江津县人委支部：《对前阶段反右斗争情况的检查报告》(1957年11月29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9；中共江津县委直属机关整风办公室：《关于当前反右斗争中应抓紧作的几项工作的意见》，《情况简报》第36期(1957年12月3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9。。此项工作显然不是江津地委的安排，而是领导小组自己的主张，因为地委的相关指示要到12月中旬才下发*地委12月的指示，要求各县市对右派进行检查，注意是否有划分不当的情况。参见《中共江津地委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意见〉的意见》(1957年12月16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1-336。。领导小组此举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其对县直机关的右派人数有些不自信。在斗争中，由于受到三级干部会议的压力和斗争热潮的影响，领导小组放宽了对右派人数的控制，执行了“放”的政策。不过，随着斗争的结束，领导小组对此前的决定产生了疑虑。虽然73名右派是以各战斗组上报的材料为依据，但此时的右派人数与运动前的估计相比，增加幅度过于显著。领导小组有理由怀疑，各战斗组上报的材料是否存在问题，但又不十分肯定，于是决定在开展查错工作的同时进行查漏，而且出于谨慎的考虑，采取了先行试点的办法。

11月29日，县人委对其查错查漏工作进行了汇报。不过，人委的情况却与领导小组的设想不大相同。在查错方面，人委只发现了三级干部会议转来的一名右派存在一些材料错误；在查漏方面，却查出了三名“疑似分子”的新的右派言论*中共江津县人委支部：《对前阶段反右斗争情况的检查报告》(1957年11月29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9。。供销社甚至还查出了一个“右派集团”*中共江津县委直属机关整风办公室：《关于当前反右斗争中应抓紧作的几项工作的意见》，《情况简报》第36期(1957年12月3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9。。更为重要的是，就在此前后，江津地委下发了一个文件，通报地专以及各县市机关的右派情况。文件指出：“地专机关(划右派)90名，占6.18%。合川市43名，占5.44%。十个县机关共580名，占6.61%。”*中共江津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地专、县(市)机关反右派斗争与转入整风第三阶段的情况问题及今后意见》(1957年11月底)，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4。反观此时江津县直属机关的右派比例是5.13%。地委文件表明，江津县直属机关的右派比例并不高，而且在全专区算是比较低的。

鉴于以上情况，领导小组转而倾向于相信，县直机关目前的右派人数是比较可靠的，甚至还可能偏低，并随即在12月3日的《情况简报》中要求各战斗组开展查错查漏，强调：“对疑似分子或中右分子在‘鸣放’阶段所放的和一贯流露出来的反动言论，组织专人搜集……够了右派的就整理报领导小组审批……真正的右派骨干还在后头。”*中共江津县委直属机关整风办公室：《关于当前反右斗争中应抓紧作的几项工作的意见》，《情况简报》第36期(1957年12月3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9。显然，此时的工作重点又转为查漏。然而，查错查漏在县直机关展开后，情况却并未如领导小组所预想的那样，“真正的右派骨干还在后头”。在12月13日的《情况简报》中，领导小组不得不委婉地承认：“在核对鉴别材料和查错查漏工作方面，现在尚未发现有划错和斗错的情况。”*中共江津县直属机关整风办公室：《12月10日至12日的简单情况》，《情况简报》第38期(1957年12月13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89。此处显然是有意“漏”掉了查漏的情况，其潜台词是：并未查出有漏掉的右派。

领导小组的判断失误无疑会使进行中的查错查漏工作有些被动，不过恰在此时，地委下发的一份文件解了燃眉之急。地委要求反右派斗争已经告一段落的单位，对右派进行检查，注意有无划分不当的情况，“在政策界限上，应当把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之间；个人某些不满而发牢骚、说怪话与反党反社会主义之间；批评片面偏激与恶意攻击之间；认识模糊、随声附和右派言论与蓄意宣扬支持右派言论之间，严格分开。同时要看其本人是一贯的或偶然的；言论是否系统；是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问题。凡是划分不当的，都应当纠正。不是右派分子的，不作为右派分子处理”*《中共江津地委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意见〉的意见》(1957年12月16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1-336。。地委的上述规定是执行省委意见的结果，主要针对的是右派划错情况。就在地委文件下达的第二天，领导小组就对县直机关查错查漏工作进行了详细汇报。报告指出：“在查错方面……有8人材料尚不充分，暂不能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仅是支部意见，未经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在查漏方面……现在又查出已够右派分子条件的有3人(领导小组尚未研究批准)。”*中共江津县委机关整风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深入查错查漏的情况的报告》(1957年12月17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205。

很显然，领导小组获得上述数字是在地委下达指示以前，不然不大可能在一天之内就能上报给地委。接下来的问题是，领导小组为何没有在第一时间汇报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当各战斗组将数字报给领导小组后，虽然查出了三名漏网右派，却也有八名右派材料不充分，“错”比“漏”多。此情况，一方面表明领导小组对查错查漏工作的判断存在失误，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在审批右派中有偏差。更重要的是，这还与地委前段时间下发的右派比例情况背道而驰。因此，领导小组对上报这一数字存在顾虑。此后不久，地委下发检查右派的文件，并侧重于是否有划错的情况。地委的新指示与领导小组此前获得的信息相一致，这即是后者为何在地委意见下达后，才急切地将隐瞒的数字汇报给前者的原因。更为关键的是，领导小组通过汇报，不仅纠正了此前的错误，还以最快的速度回应了上级的指示。

虽然领导小组已确定要下降右派人数，但12月15日后，随着运动转入整改阶段，县直机关各单位忙于第二次鸣放*转入整改后，县直机关各单位再次开展鸣放，此次鸣放与第一次鸣放有很大不同。第一次鸣放的主要目的是让右派暴露，获得右派材料，以便进行反右。虽然其间也有整改，但那只是作为暴露右派的一种手段。第二次鸣放则是以整改为目的，整顿领导上的“三个主义”，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参见黄家新：《继续深入整风运动，为彻底揭发“三个主义”，整顿党的作风，改进工作而奋斗——着重整改阶段动员报告》(1957年12月15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210。，右派人数的调整遂被暂时搁置。1958年1月中旬，第二次鸣放接近尾声，领导小组要求各单位将审查结论材料与右派见面，为处理右派作最后的准备*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查结论材料与右派分子本人见面的情况简报》，《整风情况简报》第2期(1958年1月14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199。。可以推测，此时县直机关的右派人数已经确定，具体的右派下降名单也已经产生。1月21日，领导小组将下降的右派名单上报地委，不过，此时的数字已与原先报告中的不同。名单中共计26人，其中县直机关22人，三级干部会议转来4人，都是从右派降为“中右”。*在县直机关下降的22名右派中，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单纯从右派下降为“中右”，一类则是在下降为“中右”的同时，被戴上了其他帽子。属于后者的有两人，此二人虽然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戴上了一顶更严重的帽子，一个成为“反革命分子”，一个则是刑事犯罪分子，属于明降暗升。其余的20人中，从下降的原因看，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右派情节不是很严重，但其出身好，被认为在本质上没有反党，有5人；一类是右派情节轻微，不应该划为右派，有10人；一类是虽然一贯对党不满，但在反右派斗争中活动不大，有5人。参见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右派分子下降呈报表》(1958年1月21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214。这一数字显然比原先的八人多出许多，领导小组在查错工作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在处理前对右派进行检查，虽出自上级的规定，但领导小组抓住这一机会，大幅降低了县直机关的右派人数。在运动形势逐渐明朗后，领导小组迅速调整运动政策，由“放”转“收”，县直机关的反右派斗争也由激进回归谨慎。通过此次调整，县级机关的右派应从73人下降至51人。但据7月统计，县直机关的右派却有53人，而且其间未再调整。*此数字来源于1958年7月的右派名单。名单中共61人，包括县直机关右派53人，三级干部会议转来的右派8人。最初三干会转到县直机关的右派共18人，其中4人下降为“中右”。余下的14人中，8人是在农村工作的县级机关干部，6人是区乡干部，后者未在此名单中。参见《右派分子名单》(1958年7月17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214；中共江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右派分子下降呈报表》(1958年1月21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1-5-214。笔者认为这多出的两个人应是1957年12月新查出的三名中达到右派条件的二人*由于三级干部会议转来的右派并不计算在县直机关的右派总数中，因此，查漏查出的3名右派存在两种情况：3人都是县直机关反右斗争中的右派，领导小组批准了2人；3人中只有2人是县直机关反右斗争中的右派，1人则是从三干会转来的，领导小组至少批准了县直机关的2人。。由此，县直机关的右派比例下降到3.73%。

五

通过对江津县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的考察，可以发现，运动的领导机构——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其政策摇摆不定，一直在“收”与“放”之间徘徊。运动初期，领导小组对“上海标准”进行修改，“混战”中控制揭发面，这是其“收”的表现；“混战”中期，领导小组为获得右派材料，放开对揭发对象的限制，这是其“放”的表现；斗争阶段开始前，领导小组对右派人数进行了控制，不过随着斗争高潮的到来，以及在上级的压力下，右派人数又急剧上升；在斗争结束后，领导小组又大幅下调了右派人数。

领导小组的这种应对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平衡政治”。领导小组的“收”，体现了对运动谨慎态度的一面，而“放”则体现了反右派斗争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领导小组必须要完成的一面。领导小组在“收”与“放”之间的徘徊，充分展现了平衡政治的两难：既要防止运动走向激进，又要保证其顺利进行。更为不易的是，在如此情形下，领导小组最终将县直机关的右派人数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避免了县直机关的反右派斗争走向极端。

江津的个案呈现了地方和基层在政治运动

中应对上级部署的复杂性。由上至下的政治运动在地方和基层的展开，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都是毫不走样甚至放大，实际情形可能具有多种面相。虽然中共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建立了一整套极具执行力的政治体制，上级对于下级具有非常强的控制力，但下级也并非毫无应对之策。从江津的个案可以看出，地方和基层干部并不总是积极迎合上级，他们灵活地调整运动的轻重程度和宽严尺度，对上级指示采用变形策略。此种变形需要地方和基层干部在运动中具有一种政治平衡的“智慧”：既要遵循高层和上级的精神，又非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指示。而此种平衡政治的实现，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即中共组织系统的上下级互动事实上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这种空间当然不是设计的结果，更可能是“技术”层面的原因所致，即高层和上级不可能“全天候”“零距离”地对各个政治层级实施覆盖式监督，客观上留下许多管理缝隙。需要指出的是，弹性空间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 吴志军)

The Policy Change during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in the Departments Directly under the Authority of Jiangji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Cheng Ximin

During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e rectification leading group of the departments directly under the authority of Jiangjin County was wavering between tightening and loosening, which revealed the dilemma of political balance: the leading group was in the middle of preventing the movement from becoming radical and ensuring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movemen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 leading group limited the number of rightists at the lower level and avoided swinging to the extreme. The local responses were vary, the local cadres’flexible adjustments of policy reflected some basic features of local political balance.

D232；K27

A

1003-3815(2015)-04-008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