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家 彬



灌输还是互动：中共初创时期革命理论转变的再认识*

周 家 彬

从民族殖民地理论的提出，到共产国际四大对其作出正式修正，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分类经历了由先进与落后两分法，至发达、初步发展与落后三分法的转变，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态度也由摇摆不定走向坚决支持。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提出和转变，影响了中共一大纲领的形成，以及自一大至二大中共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革命任务和目标等方面认识的转变。在此进程中，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代表张太雷与共产国际领导人萨发洛夫对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修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民族殖民地理论；民主革命纲领；互动

从中共一大以资产阶级为敌，到中共二大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中共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目标等方面的认识经历了急剧转变。学界对于中共早期革命理论转变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五种：第一种观点指出，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于中共一大后、二大前传入中国，导致两次大会间中共认识发生变化①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3年，第57页；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第34—39页。。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共早已知晓民族殖民地理论，但一大对工人力量估计过高，二大则深化了对民族殖民地理论的理解，克服了工人运动中的盲目乐观倾向，这是理论转变的主要原因②张文琳、吕建云：《中共“一大”为何没有采纳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思想》，《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三种观点强调整个国际共运形势对中共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运高涨，“进攻理论”在共产国际内部占据主导地位，鼓舞了中共一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思想；中共二大时，“进攻理论”逐渐褪去，促成思想转变③张喜德：《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的政策与共产国际成立伊始的“进攻理论”》，《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四种观点提出，马林肩负解释、说服中共接受民族殖民地理论的重任，但由于性格等问题，未能在中共一大发挥应有的作用，民族殖民地理论直到二大才得以宣扬，中共革命理论也因此发生改变*沈建中：《马林与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关系之辨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第1期；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38页。。第五种观点则认为马林等共产国际代表误解了民族殖民地理论，作出中国是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错误论断，影响了中共一大纲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远东大会)澄清错误认识，贯彻了列宁的正确理论，二大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纲领*田子渝、杨荣：《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与最初影响》，《江汉论坛》2010年第8期。。与前三种观点相比，后两种观点更加重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作用。

上述研究都接受了一个共同的假设：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民族殖民地理论，已经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在此基础上，中共应采取的斗争策略，是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因此中共一大到二大理论转变的原因在于中共没有及时、正确地理解民族殖民地理论。由此可见，既有研究将中共早期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视为一个单向的“灌输——接受”关系，将一大到二大的理论转变看作中共不断认识、接受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过程。然而，成立之初的中共虽不成熟，却也未曾亦步亦趋。中共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一种双向影响的互动关系：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了民族殖民地理论，中共则推动这一理论具体内容的变化，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两次代表大会之间自身理论的转变。

一、共产国际二大并非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直接的理论来源

共产国际二大将民族殖民地问题分为“近东”*文中加引号之“近东”是现行习惯用法中近东、中东两部分之和，共产国际此时经常将其合称为“近东”。不加引号之近东、中东与远东，其所指范围与现行用法相同。与远东两部分加以考察，“近东”被理解为封建关系占优势的落后国，例如土耳其、土耳其斯坦*土耳其斯坦并非今天所说的土耳其，其范围包括今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大部分。等；远东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先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国。

共产国际诞生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高涨，甚至还出现了诸如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德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之类的政权。因此，共产国际成立之日就宣称，“资本主义内部崩溃的时代，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整个组织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推翻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70页。。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期间，俄国红军正在向华沙进攻，使得很多与会者坚信共产主义革命将在短期内取胜*张喜德：《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的政策与共产国际成立伊始的“进攻理论”》，《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

在乐观形势的影响下，列宁于1920年6月为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完成《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以下简称《初稿》)一文，出发点便是利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支援欧洲共产主义革命，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走向世界。《初稿》提出，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共产党要帮助资产阶级发动民族解放运动。但这种帮助的目标是建立苏维埃制度，绝非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共产党人要时刻保持独立性和警惕性。*《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9—166页。如上所述，很多学者认为列宁《初稿》已经包含了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依据便是《初稿》提出落后国家中封建宗法关系占主导，并明确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援助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容*张文琳、吕建云：《中共“一大”为何没有采纳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思想》，《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显然，这些学者默认列宁所谓“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包括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

《初稿》所谓“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主要指的是“近东”地区。作为一个长期关注欧洲革命的领导人，列宁此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社会性质、革命状况并不熟悉。列宁提出“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时，主要以近东与中东地区作为参考，特别是之前属于沙俄、后来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土耳其斯坦。只有在这些国家，共产党才需要反对可汗、毛拉，也只有在此区域中，地主与泛伊斯兰主义紧密联系。*之所以说列宁以这一地区为主要参考，除文中提到《初稿》内容外，还有三点依据：第一，列宁在《初稿》与共产国际二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到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时，仅将土耳其斯坦地区的斗争称为“经验”，再加上所举例证都来自近东或中东地区，可说明此地区是《初稿》主要资料来源。第二，在最终审核通过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近东与中东地区几乎每个有代表出席的国家都有表决权，如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与波斯等，远东地区仅有荷属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朝鲜代表有表决权。各国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取决于各地共产党组织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时间之早晚，也反映出共产国际此时对近东、中东的情况更为了解。第三，马林曾对俄国人更了解近东、中东却忽视远东的现状表示担忧，他提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该给“近东”、远东地区各一个代表，从而让已经非常了解“近东”地区的共产国际更加了解远东，让远东地区能独立地发表意见，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列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上主要参考就是“近东”。《列宁全集》第39卷，第159—166、229—234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10页；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774—783页。列宁联合资产阶级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策略，针对的亦是近东和中东地区。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土耳其斯坦等国地缘上应属于中东，但在共产国际早期各次大会上，诸多代表包括土耳其斯坦代表本人，都将土耳其斯坦归为“近东”的范畴*共产国际二大在选举执行委员会时，将东方分为远东、“近东”两部分，两区域分别有资格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遣代表；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土耳其斯坦代表加吉耶夫将土耳其斯坦视为“近东”一部分。参见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第592—593页；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314页。。

远东地区此时处于信息缺失的状态。为帮助共产国际全面了解远东的情况，罗易在大会上做了主题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的报告(此报告公布时已由列宁修改)。“补充提纲”之名暗示了《初稿》的内容无法反映整个亚洲的情况。《补充提纲》就是补充纲领，是指导缺失部分革命运动的纲领。*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罗易的《补充提纲》“主要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对我们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说明列宁认可了《补充提纲》的地位与作用。参见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第198页。《初稿》与《补充提纲》一起共同构成了民族殖民地理论。

在罗易眼中，远东和“近东”的社会性质完全不同。他指出，中国和印度等国相比“近东”更为先进，属于“政治上被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会加强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反帝并不一定意味着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为保证革命的正确方向，各国共产党组织在思想和反帝运动领导权上要与民族资产阶级作斗争。*国内对罗易《补充提纲》目前有两种翻译，在关于中国和印度等国社会性质的论述上，两种翻译分别是“资本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国家”和“政治上被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第一种翻译并未指明资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第二种则明确表明罗易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但结合第一种翻译全文可以看出，罗易一直在强调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于帝国主义国内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并明确指出殖民地手工业已经让位于集中化大工业的问题，因此可以推断，“资本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国家”既指经济上外国资本主义占据主导，也指帝国主义政治占有统治地位，基本意思与第二种翻译相同。参见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第642—644页；《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0—53页。在针对《初稿》与《补充提纲》的讨论中，很多国家代表响应罗易的论断，纷纷指出“近东”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并不能代表整个亚洲的情况。马林指出爪哇农民“已经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应该积极联系远东革命者，让他们“听听某些共产主义课程”，以便于推行共产主义工作。另一个荷兰人怀恩科普十分赞同马林的意见，他认为爪哇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特征”，“无产者应当同它作斗争”。甚至地处“近东”的波斯代表扎德，也表达了对《初稿》的不满。他认为波斯的阶级分化比土耳其斯坦快很多，“商业资本始终在这些国家占据统治地位”，列宁支持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提法，只适用于土耳其斯坦等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地方，而波斯等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7—278页。无疑，扎德希望共产国际将波斯划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的先进国家，而非落后国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代表刘绍周的发言并未对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剖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127—129页。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论断可能出乎列宁意料之外，但最终共产国际二大接受了此种意见。共产国际二大对罗易《补充提纲》的认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罗易的报告在公布之前就经由列宁进行过修改，其公布的内容在共产国际二大会议上获得了通过。参见〔苏〕阿·列兹尼柯夫著，宋洪训译：《列宁对共产国际二大罗易〈补充提纲〉的修改》，《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2期；《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页。将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视为资本主义占优势之社会的提法，与列宁所提出的在殖民地推行苏维埃制度、跨越资本主义发展过渡到共产主义等构想相契合*此处“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能引起误解，这并非在理论上否认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社会，列宁所谓跨越发展是指通过俄国等先进国家的援助，避免帝国主义扶植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减少阻力。参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276页。，这可能是共产国际能够接受此种意见的原因之一。

关于先进国家的革命前途，与会代表基本达成共识，即共产党领导革命是要“帮助殖民地推翻外国统治”，“为殖民地被压迫的无产阶级铺平前进的道路”，保证革命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发展，逐步建立苏维埃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120—122页。。但在对待各国民族资产阶级态度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内部的分歧十分严重，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以罗易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在先进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国际不应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任何合作，更不应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中寻求援助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手段，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与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解放运动“不可能一起发展”，后者的发展必将制约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苏〕阿·列兹尼柯夫著，宋洪训译：《列宁对共产国际二大罗易〈补充提纲〉的修改》，《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2期。；马林则根据自身实践经验指出，“同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合作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共产国际应该利用民族革命运动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第236—241页。。

列宁力图以《补充提纲》来弥补《初稿》的不足，却使其理论陷入矛盾状态，从而加剧了共产国际内部的意见分歧。在修改《补充提纲》时，列宁删去了罗易上述反对共产国际支持民族革命运动的言论。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补充提纲》明确支持民族革命运动，希望在此基础上“实现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但同时，不仅《补充提纲》声称共产党要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影响劳动群众自我解放的企图，在革命中不断与其进行领导权等方面的斗争，就连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也在号召各国发展苏维埃运动，建立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第636—644页。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和措辞，为日后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埋下了隐患，并对中共一大纲领造成了影响。此后，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敌人的表述，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依旧不断出现，甚至共产国际三大在论及远东民族资产阶级时，还充满敌意，认为它们是帝国主义在各国的统治基础，“丧失了民族革命的意志”*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2卷，第364页。。这足以说明，已经形成的《决议》并未从理论上解决联合资产阶级的问题，反对支持民族革命运动的呼声很高，共产国际在此问题上并未统一思想。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二大并非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直接来源。首先，二者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完全不同，共产国际二大认定中国为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社会，而中共二大则已经初步认识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次，对革命任务的理解也不一样，基于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共产国际二大规定远东地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民族革命，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并未提及民主革命的内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121页。；中共二大则明确革命的第一步既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也包括对内打击封建军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116页。，既包括民族革命也包括民主革命。再次，虽然两次大会都支持革命联合战线，但各自的依据存在差异。对于为何支持民族革命运动，共产国际二大的出发点，是其有利于打击国际帝国主义的现实意义。虽然大会试图进行更深入的理论阐释，但远东“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判断同支持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为了削弱帝国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是现实的需要，但在“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远东，集中化工业已经取代传统手工业，农民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环，要追求非资本主义的革命前途，民族资产阶级更是重要的敌人*《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50—53页。。同时，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态度上的摇摆，意味着共产国际内部存在对联合资产阶级策略自我否定的倾向。相比之下，由于改变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中共二大并不存在上述逻辑冲突，其联合战线的策略选择既有充分的现实依据，也有十足的理论说服力。

二、中共与民族殖民地理论转变的开启

将中国视为“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社会的观点，影响了马林在中共创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影响了中共一大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在几乎与此同时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上，张太雷推动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转变，也为中共二大革命理论的转轨奠定了基础。

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二大之前就已受命来华，其使命在于推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在中国活动之初，维经斯基以俄国为蓝本，积极促进工人运动，要求革命青年“在思想上同资产阶级团体、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彻底划清界限”，“只应依靠劳动群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4页。。各地共产党小组也普遍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的国家，共产党主要的任务就是打击资产阶级。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小组通过《中国共产党宣言》，强调全世界就是一个“资本家的机关”，要与资产阶级作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47—551页。。1921年1月23日，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讲演会上强调，“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经“进入资本制度的时代了”，地主与农奴的对抗已经被资本家同劳动者的阶级斗争取代*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7—358页。。1921年5月，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中也表示，“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存在着“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2—67页。。

中共一大纲领同共产国际二大在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上基本相同，革命策略选择则相反。1921年6月，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正式代表来到中国。在马林的指导下，1921年7月，一大制定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纲领，默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号召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反对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一些学者认为此纲领“丝毫没有反映共产国际二大新的政策精神”*《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37页。。但实际上，一大纲领部分符合共产国际二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上的认识：《补充提纲》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在纲领中得到了体现，中共正是在此基础上选择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为目标，这一目标是“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判断逻辑延伸的结果。然而，由于尚未意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中共在同其他党派特别是资产阶级党派的关系上选择了不合作的立场，这确实与共产国际二大决议相悖。因而马林在一大纲领制定前后，并未对中共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表示异议，甚至“对于大会的成就是很满意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51页。。但马林极力反对中共的自我孤立，在会议召开前就要求中共支持民族革命*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7页。，之后又具体要求中共寻求与国民党的合作，强调国共合作符合共产国际支持民族革命运动的精神*《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11—21页。。此时中共与马林意见上的分歧，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围绕对民族资产阶级态度问题所展开之争论的缩影。

与马林的分歧并未引起中共对自身理论的质疑。根据相关研究，共产国际二大文件在1920年下半年就已传入中国，相关翻译工作在1921年9月前就已经完成*田子渝、杨荣：《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与最初影响》，《江汉论坛》2010年第8期。。据张国焘回忆，一些中共一大代表已经得知部分内容*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8页。。退一步讲，就算直到1922年4月《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出版，一大代表才知道共产国际二大精神，在中共二大召开前，他们也并未对一大纲领特别是对以推翻资产阶级为直接目标发出质疑。这足以说明，在他们心中，一大纲领与共产国际二大精神是相契合的。同时，《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出版，并未引起中共内部明显的关注或讨论，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共认为自己的纲领与共产国际二大是一致的。此外，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的号召，再加上《补充提纲》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方向之争的强调，无疑还会强化中共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情绪。民族殖民地理论自身的逻辑矛盾，很可能是上述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

1921年6月至7月，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召开。此次大会的核心问题，是宣布整个国际共运形势由进攻转向防御，并为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进行理论说明与动员*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2卷，第373、437—444页。。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虽被列入大会日程，但并非重点，未予以重视*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2卷，第306页。。但围绕各国社会性质及相应的革命策略，与会代表之间依旧爆发了激烈争论。

“近东”代表提出所有东方国家应该遵循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而非划分为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两部分。罗易则坚持自己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的意见，声称各国政治、经济水平不同，应该作出区分，同时再次强调“外国资本主义是通过当地的资产阶级来剥削群众”，“本国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体系所领导的运动，不可能吸引广大的群众”，先进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应该反对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6—197页。。

张太雷赞成不同国家应作出区分，但也意识到中国并非如罗易所述，是“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为了更加详细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三大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和《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这可能是共产国际第一次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获得的由中国人执笔的详细报告。张太雷指出，中国并非《补充提纲》所讲“地方的、零散的家庭手工业，已让位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集中化的工业”的国家*《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1页。。他认为，“中国的手工业作坊相继倒闭后，并没有代之而出现大工厂”，中国的经济建立在小农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手工业生产是全国的主要工业，现代工业企业寥寥无几，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还很落后。虽然中国社会已经越出狭隘封建农奴制关系的范围，但在帝国主义干涉之下，“不能接近资产阶级文化”，处于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18页。据此，张太雷在先进国家、落后国家两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三分法：已经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初步卷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国家，即初步发展的国家；完全不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关系的国家，即尚未开化的落后国家。无疑，张太雷认为中国既不是落后国家，也不是工业发达国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初步发展国家。因此，中国革命所应有的策略不是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而是尽可能“暂时迫使资产阶级跟随革命运动”，并保持共产党自己纲领和组织的独立性，只在必要的时候将民族资产阶级从这个运动中驱逐出去。*《张太雷文集》，第7—34页。

张太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相比罗易更为贴近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张太雷的说法也克服了共产国际二大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论断与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策略之间的逻辑矛盾。根据与会者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张太雷公开宣称所作报告与草案的目的，在于修正、完善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以新的论证来加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所作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结论”*《回忆张太雷》，第199—200页。。

然而此次大会的主题并非民族殖民地问题，再加上大会副主席柯拉罗夫认为，共产国际二大对此问题已经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形成了相关决议，共产国际三大最终决定“对这个问题无须通过任何理论上的决议”*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2卷，第306、319页。。在中国问题的论述上，共产国际三大延续了《补充提纲》的精神，大会通过的《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紧密勾结，从而成了外国资本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在反帝斗争中软弱无力、动摇不定，本国无产阶级的壮大，“使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丧失了民族革命的意志”*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2卷，第364页。。此决议充分证明罗易《补充提纲》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认识影响很大。相比《补充提纲》，《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更为明显，这说明在民族殖民地理论存在逻辑矛盾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内部对是否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争论依旧在延续。

在共产国际三大上，虽然张太雷的报告与草案并未推动东方问题新决议的产生，但张太雷与罗易间的争论确实引起了列宁的注意。在列宁的同意下，共产国际三大设立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特别委员会。*《回忆张太雷》，第195页。《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大会之前就草拟好的文件，不会因为新观点的提出而立刻改变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但张太雷确实开启了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新认识，其意见在随后的远东大会以及共产国际四大上逐渐获得认可。

三、民族殖民地理论与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互动

共产国际三大后，共产国际逐渐接受了张太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断。远东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沿袭并发展了张太雷之前的论述。在张太雷和远东大会的影响下，陈独秀接受中国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推动了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成形。

尽管远东大会期间争论较少出现，但在筹备工作中，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分歧。有的筹备参与者希望召集各国共产主义组织领导大会，张太雷等人则认为，这样会拒诸多民族革命组织于千里之外，应该采取更加开放的召集方式。最终共产国际采纳了后者的意见。*《回忆张太雷》，第201页。

1922年1月到2月，远东大会在莫斯科(后移至彼得格勒)召开。大会的主要精神是促进远东地区共产党组织与民族革命组织的联合。大会主席之一的萨发洛夫发表了主题为“共产主义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问题”的演说，指出在经济上，“远东各国，大多数是工业后进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路上不过才走最初步”，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私有制；在政治上，“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便利用中国、高丽，和其他远东各国的中世纪式封建制度”去剥削农民、工人等被压迫阶层。具体到中国的局势，萨发洛夫认为，从辛亥革命至今，“几个政系维持了一个封建的无政府局面”，中国封建制度一息尚存，在政治上“取一种军阀官僚组织的形式”，经济上表现为小农经济制度。中国革命第一步便是“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此过程中必须援助民族革命运动，不然便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蟊贼”。*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7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275—288页。

萨发洛夫的演讲表明，共产国际此时已经接受了张太雷的相关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了张太雷的主张。萨发洛夫接受了张太雷提出的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国家分类，并认为远东大多数国家属于此类型。在此基础上，张太雷所谓初步发展国家经济上处于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的论断，被扩展到政治领域。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张太雷提出，与中国经济过渡时期相伴随的，是“专制统治者”在政治上的统治，他们是革命的直接敌人。*《张太雷文集》，第7—34页。但其具体的属性为何，张太雷并未给出解释。萨发洛夫则明确提出中国专制统治是中世纪封建式的，“封建”的最初含义指的是分裂，具体表现为军阀官僚组织。这是国际共运中较早将“军阀”与“封建”建立联系的一次尝试。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演讲已经改变了共产国际三大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在各国实施统治工具的论述*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2卷，第364页。，转而认为封建制度才是帝国主义在各国的帮凶。这些思想为后来中共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以及反帝反封建任务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虽然远东大会对远东问题并不存在较大争议，但在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上，仍有《补充提纲》的影子。《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宣言》依旧高喊着中国无产阶级当下的任务为“反对外国的资本家和督军”，同时要“反对本国的资本家”*《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295页。。但这已经是被边缘化的意见，也未对中共指导思想产生影响。

1922年3月，张国焘等人回国，向陈独秀报告了远东大会的经过*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12页。。但陈独秀并未立即全盘接受萨发洛夫的主张。5月1日，在《先驱》发表的《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中，陈独秀仍旧认为无产阶级接近共产党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想用急进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夺者的资本阶级，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也依然强调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当然陈独秀也接受了远东大会的部分主张，已经认识到中国确实存在封建残余，对联合其他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表示赞同。*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450—452页。

此时，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党内的主旋律，长期待在国外的党员也不例外。1921年2月，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中认为，“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中国早已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乃至1922年5月，张国焘已经回国传达远东大会指示，蔡和森依然通过介绍法国工人运动经验，号召学习法国“一切政权归山第加”(“山第加”为“工团”的音译——作者注)，提醒中国“工人阶级不从事政治争斗和夺取政权，是决不能达到解放目的”，共产党的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另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他提倡向资本家进攻，推行激进的社会革命，宣传“一切生产手段收归社会公有”。*《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4—79、90—91、81—85页。

中共认识的转折点是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在此之前，《先驱》于1922年4月1日就刊载了《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在张太雷的领导下*1921年7月，张太雷受青年共产国际委托回国主持社会主义青年团整顿工作，同年11月开始正式主持青年团工作。，社会主义青年团早中共一步实现了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变化，并初步提出革命分两步走的策略，明确中国革命“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有产阶级起来推倒封建主义的战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起来推倒有产阶级的战争”*《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先驱》第5号，1922年4月1日。。此次大会名为青年团大会，实则所起作用，在于说服陈独秀等中共领导，接受经张太雷、萨发洛夫完善后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特别是联合战线的思想。

说服陈独秀的过程十分艰辛。据参加此会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达林回忆：“与会者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争论持续了好几天”，“陈独秀动摇不定”。如上文所述，陈独秀已经初步接受了远东大会对中国封建势力依旧存在的判断，以及联合其他阶级反封建政府的主张。这是张太雷、瞿秋白等人能够劝服陈独秀的基础。最终，陈独秀接受了包括联合战线在内的一整套新的民族殖民地理论。虽然过程艰辛，但“广州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共革命指导思想、革命理论由此发生转变。*〔苏〕C.A.达林著，侯均初、潘荣等译：《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2—233页。

陈独秀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前后的转变非常明显。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在《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一文中承认“中国劳动运动极幼稚的现状”，需要同国民党等其他党派结成联合战线*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455页。。6月15日，中共发表第一次对时局宣言，提出中国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军阀的压迫，目前的革命“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46页。。在8月发表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陈独秀甚至接受了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提出的关于东方国家的三分法以及对中国经济成分的分析*《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将东方国家分为游牧民族、稍进步国家、最进步国家三种，这与张太雷三分法基本相同。另外，该文指出：“中国经济的状况，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内地乡村的家庭农业，(二)是各城市的手工工业，(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手工工业渐为外国机器制造品所毁灭”，但新兴工商业“不能发展起来和外资竞争”。这与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经济状况”一节对中国经济的介绍相符：“中国是个农业国，因此它的经济主要是建立在小农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手工业生产是全国的主要工业。在中国，除了主要集中在大港埠的少数工厂外，所谓的现代工业企业寥寥无几”，“中国的手工业作坊相继倒闭后，并没有代之而出现大工厂”。陈独秀相关论述几乎就是张太雷报告及草案的翻版。参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467—470页；《张太雷文集》，第8—9、32页。。

在陈独秀的支持下，中共二大将新的民族殖民地理论推向全党*据张国焘回忆，“中共中央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根据远东大会结果所拟具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09页。。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二大认识到帝国主义支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但中国“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伴随着幼稚的资本主义，是政治上“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因此，革命要分两步，当下的敌人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当下的任务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99—117页。

与中共一大相比，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对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策略、革命任务和目标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一大时，中共将中国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的社会加以看待；而二大时，中共则意识到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中国尚处于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伴随着社会性质认识变化的是革命对象、任务以及过程理论的转变。二大已经明确在过渡时期的中国，革命分为两个步骤：在第一阶段，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革命对象，推翻二者是主要的任务；到第二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主要敌人，建立苏维埃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此阶段任务*部分学者关于中共二大第二步革命目标的认识存在误解。一些研究者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之内容，便认定此处“劳农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实则并非如此。第一，《宣言》在上一段就已经提出所追求的国体是“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此处再讲劳农专政所指绝非国体，否则两者在概念上相互冲突；第二，根据陈公博回忆，此处“劳农专政”英文表述为“soviet dictatorship”，即苏维埃制度，这正是共产国际一直要求各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中共一大已经接受。参见范小方：《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63—67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99—117页；C.Martin Wilbur edited,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9), p.115。。这相比一大纲领直接以资产阶级为敌，以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为目标，不得不说是一次大的转变。

张太雷、萨发洛夫等人对共产国际二大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修正，在1922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上，最终得以确认。

在大会上，罗易承认“东方国家可以划分为三类”：“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开始，但还处在低水平阶段上，封建主义仍然是社会主要支柱的国家”；“原始关系还占统治地位，社会制度还是封建的宗法制度”。对于第二种国家，“当资产阶级把斗争矛头指向落后的、过时的社会形态时”，它就是革命力量，甚至是“革命的先锋”。罗易实际上放弃了之前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两分法，接受了张太雷之三分法，也抛弃了同时向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进攻的主张。*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43—46页。

由于反对意见的消失，共产国际四大顺利地制定了《东方问题指导原则》。在远东大会上，萨发洛夫的演讲已经预示着相关理论的转变，但演讲毕竟不是决议。《东方问题指导原则》是共产国际二大以来又一次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作出的正式决议，修正了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提出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确立了新的指导原则。《东方问题指导原则》认可了张太雷提出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多样性”问题，明确指出这种多样性“反映着殖民地正处在从封建关系和封建宗法关系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不同阶段”。在此过渡之中，“外国资本主义在一切落后国家里，都利用当地社会上封建的(有时是半封建的、半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作为其统治的代理人”，并特别提到中国的督军便是这种封建、半封建代理人的代表。在此政治经济基础之上，东方国家的任务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力争最彻底地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以求得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另一方面则是“把工人和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阶级利益和未来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66—71页。

四、结 论

从一大到二大，中共在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目标等方面的认识发生了剧变。这些转变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中共被动接受共产国际二大民族殖民地理论的结果。相反，共产国际提出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特别是对中国等远东国家社会性质的认识，也经历了重大变化，并在联合民族革命运动问题上从犹豫不决走向明确支持。在关键问题认识上推动共产国际的，正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太雷。萨发洛夫在远东大会上提出远东各国政治制度的封建性，又进一步发展了张太雷的相关思想。最终，共产国际接受了张太雷对东方国家的三分法，以及萨发洛夫关于政治封建性的论述，逐步形成了新的民族殖民地理论。这个理论又通过远东大会的宣传，以及张太雷、瞿秋白等人的努力，获得陈独秀等中共领袖承认，成为中共二大的指导思想。在此过程中，共产国际与中共相互促进、相互推动，而非一方灌输另一方接受。在此互动中，中共的参与个体性多于组织性，即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提出报告和草案时，并未事先获得中共中央同意。这是由中共组织形成特点决定——中共一大是几个相互独立组织之间的联合，而非某一组织持续发展的结果，因此在建党初期，各组织之间的独立性较强。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 吴志军)

Indoctrination or Interaction: Reanalysis on the Transition of CCP’s Revolutionary Theory at the Start-up Period

Zhou Jiabin

From Lenin proposed his “Nationality and Colony Theory” to the Fourth Congress of Comintern, during which Lenin’s theory was revised, the Comintern’s cognition on the category of colony and semi-colony changed from a dichotomy between the advanced and the backward to a trichotomy among the initially developed, the advanced and the backward. And the Comintern’s hesitation in the national movements turned into firm support. Lenin’s theory and its transition influenced both the programme passed by the First Congres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angeover of CCP’s cognition in the nature of society and the nature, object, motive force, strategy, goal and task of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is process, Chang Tailei, who was appoint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CP to the Comintren, and Safarov, who was one of the main leaders of the Cominter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vision of Lenin’s theory.

*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试论中共革命理论从‘一大’到‘二大’的转变——兼论‘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理论来源”(15XNH074)的阶段性成果。

D231；K26

A

1003-3815(2015)-04-003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