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辉

文化治理视角中的公共文化服务市场运作*
——以渭南市“一元剧场”为个案

■刘 辉

渭南市秦腔剧团通过对“一元剧场”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市场运作，既使剧团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转变，也使剧团成为地方性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引领者，还为剧团的产业化铺平了道路。通过重构认知边界，实现对组织成员的价值观重塑、重新设计行动边界而完成剧团产品的社会化转型、重新链接他者而实现剧团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品牌化互动，是其公共文化服务市场运作和实现文化治理的基本经验和启示。

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公共行动；文化产业；文化治理

在理解公共文化服务的既有视角之外，文化治理视角是理解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向度。在这里，公共行动是指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行动者在确认自身利益边界的过程中，超越自身利益实现他者利益的实践活动；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以文化为纽带，实现相关行动者公共行动链式反应的过程。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渭南市秦腔剧团（有限责任公司）①及其运作的“一元剧场”的实地考察，在对文化企事业单位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个案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展现理解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图景。

渭南市秦腔剧团及其运作的“一元剧场”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之所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是因为：第一，“一元剧场”在同省区及全国范围内率先获批“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第二，在“一元剧场”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开展过程中（2007年至今），该团的角色由“无事生非—无戏可演”且接连上访的行动者向“承担社会责任—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并引领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的行动者转变；第三，当地众多企业、县区级剧团及文化组织等，在“一元剧场”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开展过程中，从公共文化服务的旁观者开始向公共文化服务的参与者转变。②这为我们在文化治理视角下理解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运作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③

一、重塑价值观：剧团认知边界的重构

价值观是组织及其成员的行动指针，是对行动者在特定领域内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的规定，是行动者在与他者互动过程中行动选择的思想基础。相关研究表明，“组织的成功往往源自于员工能够认同、信奉和实践组织的价值观”。④对于剧团而言，“一元剧场”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之所以能由构想转化为现实，并使剧团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逐渐拓展，其起点在于剧团及演员新型价值观的生成。

剧团新任领导班子在面对剧团的衰落与失序状态时，曾沿着剧团以往的“经济”发展观（依靠售票式的剧场演出等获得市场收入）思考改革剧团的路径。然而，通过对剧团经营历史的考察和对群众的调查，新任管理者发现：把“经济”考量放在第一位的发展观行不通。渭南市秦腔剧团现任团长（经理）田平说，“我们去问群众，‘我们还演戏，你看不看’？群众说‘我们想看，你老不演’。其次就是‘我们这个票价定多少，你看合适？’当时有群众就说，‘一块钱，我们天天看；两块钱，是选着看；三块钱，考虑考虑；五块钱，就不看了’。”调查结果表明，群众有着较为强烈的看戏需要，但是群众并不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因为一元钱的票价根本无法保证剧团的演出成本。因此，当一些演员在听到“一元剧场”这一“反市场”的说法后对其表示质疑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结果，一些演员私底下对此颇有议论；还有一些演员因为新任领导班子并未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和即将来临的“一元”式“反市场”行为，不但无心排练而且“无意”演出。

针对演员的议论、无心排练、“无意”演出，剧团新领导层认识到没有剧团自身资源的整合、特别是演员对于“一元剧场”理念的认同，“一元剧场”将无法实施。为此，管理者通过以下途径重塑剧团及演员的价值观。

1.新型话语

话语是行动者价值观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行动者价值观的转变意味着其话语的转型，行动者话语的日常呈现则发挥着强化价值观的作用。剧团在从“行政化”向“市场化”转变时，“党的文化工作者”和“为人民服务”的话语亦逐渐转向“商业演出市场”和“成本收益核算”的话语。随着剧团因边缘化生存⑤而呈现“停摆”状态，剧团及演员的“市场”话语又进一步“私化”为“发不起工资怎么排练”、“拿多少钱出多少钱的力”等；更进一步，演员的“私化”话语又成为其“消极”工作的理由和对抗管理层的“武器”。

针对演员的这些“私化”话语，剧团新管理层有针对性地提出“作为演员拿国家发的工资，有什么理由不排练不好好演出”——新“市场”话语、“演员的生命就是舞台，演员的任务就是演出，演员都不演出还叫什么演员”——“文化”话语、“观众是剧团的根基”——“服务”话语与“剧团的社会责任”——“公共”话语等。同时，管理层通过与演员一对一谈话、与“意见领袖”沟通、剧团内部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等渠道，将这些话语传递出去并加以强化，逐渐改变了演员中“私化”话语独存的话语格局。

而伴随着“一元剧场”的实施和观众热情的回归——观众对于演员行动的确认，“新型话语”则进一步强化为剧团内部的主流话语，并发挥着强化演员面向剧团和观众的公共行动与剧团面向社会的公共行动的作用。

2.管理者的行动示范

价值观的塑造不但取决于作为价值观外在形式的话语在组织中的传播和使用程度，还取决于特定行动者将价值观付诸行动的能力，其中管理者的行动示范更是具有指标意义。剧团新任管理者在上任之后，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营造以“公共—文化—服务”为关键词的新型话语，另一方面则通过管理者自身的实际行动将这些话语转为行动示范，其结果既强化了以“公共—文化—服务”为关键词的新型话语在剧团中的影响力，也增强了管理层自身的权威性与行动辐射力。比如，剧团在2007年10月19日就曾发出《关于开展奋战一百天增创经济的营销活动的通知》，提出“为了认真贯彻‘十七大’会议精神……（完成）我团2007年度目标任务……此项活动以团领导班子为主，职工自愿参与的原则，硬性压担子、压任务，自我加压，任务到人。下达团长雷为民⑥同志经济任务3万元，副团长田平、尤云同志每人经济任务1万元。须在此活动时间内完成，完不成任务扣发相应工资，完成不奖励。”

《通知》作为剧团新任管理者上任后所下发的第一批文件之一，一方面因剧团的“政治任务”和“财政压力”，其话语风格表现出较为鲜明的“行政性”色彩和“经济性”色彩。另一方面，则呈现基于对管理层“责任”“奉献”和相应惩处“纪律”强调的“公共—服务”话语，以及对员工的“责任”与“奉献”等的呼吁。作为对《通知》及其所预示的管理层行动的呈现和强化，2007年12月26日，管理层还对《通知》的执行情况予以了公示。

最终，剧团团长雷为民超额完成 3万元的营销任务，剧团副团长尤云因未完成其营销任务而被扣发12月工资，演员潘龙因主动完成3千元营销任务而得到点名表扬。⑦管理层通过其行动意向、行动显现和行动效果强化着剧团中刚刚生成的新型话语，在剧团及演员价值观的转型过程中发挥着行动示范作用。

3.英雄的故事与展现

英雄是组织价值观的人性化体现，是行动着的和可被学习的组织价值观。“当员工试图寻找个人追求与企业目标之间的现实联系时，就会选择英雄作为榜样，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各种细小的成功行为作为标杆”⑧，英雄具有强化组织文化中基本价值观的作用。相较于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的行动示范作用，“英雄”的故事化呈现和制度化展现也是其实现价值观塑造作用的主要途径。

剧团作为曾经在地区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文化组织，是著名秦腔艺术家余巧云、张彩香、贠安民、闫瑞民、卫赞成、左福成等离休或退休前的工作单位。

据雷为民介绍：剧团的领军人物余巧云老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项目传承人，被秦腔界誉为“秦腔皇后”。

“一元剧场”开始运营之后，一方面剧团根据艺术传承和业务学习的需要，举办“余巧云从艺70周年研讨会”“张爱莲舞台艺术52周年艺术研讨会”等专业研讨会。除对相关艺术家的表演特色和艺术成就等进行提炼与展示之外，还对这些艺术家的艺德等予以重新温习和彰显。例如，在“余派”秦腔艺术研讨会中，“与会代表认为，余巧云先生70年的从艺历程带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名演员是靠演戏演出来的；二是名演员是靠群众口碑竖起来的；三是名演员是靠自身的社会担当、文化传承支撑起来的”⑨。这样既使老一代艺术家的“英雄”故事得以展现和传承，也使演员认识到工作和学习标杆的存在与价值，还使剧团的新价值观通过这些“英雄”而得以人性化和生活化。另一方面，剧团因应观众和“一元剧场”演出的需要，分别举办“余派”传承人秦腔演出专场和张爱莲代表性剧目展演专场。与以往剧团演出经费全靠剧团自身支付形成对比的是，这些艺术家通过其自身的影响力获得了多项社会公益性赞助，减轻了剧团“一元剧场”演出的负担，增强了剧团演出的社会影响力，也以其“英雄”举动深化了演员对于“一元剧场”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总之，“英雄”的回归和“英雄”的展现，既为演员的工作和学习提供了标杆，也促进和强化着新价值观在剧团中的扎根和生长。

二、社会产品：剧团行动边界的再设计

剧团演出既是剧团内部资源整合和升级的外显性成果，也是剧团与市场、政府和社会链接的中介物，其呈现力和接受度事关剧团（及其承载的艺术形式）的生存和发展。因应市场、政府和社会的不同需求，剧团演出的产品化具有商业化、政治化和社会化三种走向。

在剧团的边缘化生存时期，由于政府针对剧团改革的“效率”要求，剧团演出除顾及政治化需求之外，其产品设计和生产主要面向商业化。这就使得能够享受剧团演出的观众局限在因具备某种身份而有资格获得邀请的“上层”人士或具备支付剧团商业化定价的“中产”人士；作为戏剧和剧团根基的社会大众，则因为剧团的“行政化”和“商业化”产品生产和设计而被排斥在剧团演出之外。社会大众在剧团演出中的（因被拒斥而）退出，使得剧团（戏曲）生存的社会根基日渐虚化，进而造成剧团在与政府和市场链接中的形象和行动能力之弱化——剧团因无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而无法与政府和市场对等谈判。

剧团新管理层针对其产品“政治化”和“商业化”走向的临渊状态，以及因此所造成的剧团自身的失序状态，提出以产品的社会化设计——“一元剧场”——带动其“政治化”和“商业化”走向的新营销思路。“一元剧场”的实践表明，剧团产品的社会化设计在重新设定剧团身份边界、行动边界和行动方向的同时，为地方性、戏曲类文化资源传承、升级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1.产品（目标）的战略化设计

剧团“一元剧场”的设想，最初源自“恢复剧团正常秩序”的诉求。而“一元剧场”之所以能在剧团恢复正常秩序之后长期坚持和不断创新，则源自剧团对于其产品目标的战略化升级。在“一元剧场”的实际运行中，管理层逐渐发现：剧团演出的内部化诉求与产品的社会化走向、商业化走向和政治化走向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据此，他们又对产品目标进行了战略化升级。

这些目标分别被设定为：第一，保持剧团正常工作秩序。第二，传统文化的传承。第三，寻找地方性文化资源的积极赞助者。第四，奠定地方性文化资源商业化走向的社会基础。第五，共同价值符号的建构。不断升级具有挑战性而又兼具较高社会回报的产品目标诉求，成为剧团进行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动力；同时，由于产品目标设计在其社会性走向引领下又巧妙地融入文化产业和文化治理的诉求，为剧团获得其他社会行动者的支持、市场的商业响应和政府的行政响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产品的公益化设计

第一，一元定价：人人可以享有的公共文化服务。剧团在实施“一元剧场”项目之前，剧场票价曾设定在五元至百元之间，结果观众寥寥，以至一些演员曾发出“现在没有人看戏”的感慨。剧团通过调查发现：渭南市作为欠发达地区，居民可支配性收入普遍较少，戏曲的主要观众——老年群体和农民群体消费能力更弱，普通群众虽有较强烈的看戏需求，较“高”的票价（和普通群众的低消费心理）却将一般群众挡在了剧场之外；剧场演出一元票价，能适应一般群众的经济能力和消费心理，并使得这些观戏者“只要有演出就可以场场都来看戏”。从实施效果来看，“一元剧场”实现了使消费能力较低的当地普通群众也能在剧场观看演出的预期。

第二，限量购票：防止公共文化服务商业性异化。与“一元剧场”实施之前剧团演出观者寥寥形成鲜明对比，“一元剧场”从试运行起即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在这种供需失衡的情况下，“一元票价买入，二元、三元卖出的黄牛党”应运而生。这样的情况在持续几个场次之后，很快为剧团管理层所了解，剧团一方面为当地群众多年不见的购票热情所鼓舞，另一方面也为“一元剧场”的公益性因此而异化表示担忧。为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一些老年人行动不便为提前入场而找人代买，剧团推出“每人最多可以购买两张票”的限制性规定。实践证明，剧团防止公共文化服务异化的意识和及时的举措，是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保持其公益性的重要保障。

第三，即时购票：可以便捷化接受的公共文化服务。“一元剧场”试运行之前，“会有多少人来购票”——即剧团的公共行动会不会得到社会回应——成为剧团最为担心的事情之一。为了“心里有底”，剧团决定将每期开始售票时间定在周三。试运行时即出现的“一票难求”现象，使剧团的这一担忧成为多余，周三售票遂成为惯例。此后，一些观众向剧团反映“星期三买票，星期五来看戏，得让人跑两回，不太方便”。同时，剧团还了解到一些观众来自周围区县、农村地区，售票时间和观戏时间的分割更是加大了他（她）们享受“一元剧场”的难度。为此，剧团及时地调整了售票时间（为演出当天），使得“一元剧场”的响应者观戏更为方便。

3.产品的市场化设计

第一，有定价的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契约。“一元剧场”将票价定为一元而不是免费，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讲是不划算的，因为戏票印制和戏票销售会产生成本，而这一成本（经济、人力和时间成本等）又往往超过售票所获得的收入。项目实施之初，有人便提出“为什么不是免费？”剧团管理层认为，“一元剧场”虽是公益性文化服务，但是剧团既非政府部门，也非公益组织，而是准“企业”组织，一元定价是剧团准“企业”特质的重要体现。在剧团看来，相对于免费发放，剧团售票和群众购票的互动则会建构起一种市场交易关系。如剧团管理者所言，“但凡买票者一般都会来观看演出，免费发放则造成许多拿到票的人不观看演出，没有票的人无法观看演出”。同时，“随时进出”式的无票模式一方面会影响剧场演出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也使剧团难以获得具有稳定性观看演出承诺、双方基于售票和买票形成市场中的契约合作的观众。

第二，可预期的产品：文化服务的常规化。消费者可预期何时、何地能买到何种品质的商品是产品市场化生存的重要保障。在“一元剧场”之前剧团演出之所以观众寥寥，一方面由于较高的票价和当地群众较低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由于剧团因为观众较少而对演出时间安排的非规律化——一些有消费能力的人因无法把握剧团的演出时间而无奈“退出”。为防止观众（实际观众和潜在观众）因为无法预知何时、何地可以获得“一元剧场”服务而造成的“消费者”流失，剧团将演出时间和地点固定地安排在“周五晚七点——儿童剧院”，这就为“一元剧场”和秦腔艺术培养了一批忠实的“消费者”。（10）

第三，可规模化生产的产品：文化服务的纵向联合。生产能力是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市场需求呈增长趋势时，企业生产能力的不足不但使企业失去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而且会反向地影响市场对于企业的选择。“一元剧场”在为渭南市秦腔剧团带来内部整合效用与外部社会声誉的同时，也为剧团带来了呈增长趋势的商业邀请和经济效益；对于剧团而言，其演出容量受到“天花板”限制，这就使得剧团的“一元剧场”服务和其日渐增长的商业演出之间呈现一定的紧张关系。同时，为扩大戏曲的区域性影响和服务的受益面，也为响应政策层面“文化走基层”的号召，剧团决定将“一元剧场”带出城市服务基层，而提升剧团“生产能力”遂成为剧团生存和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剧团在走基层的过程中了解到，本地区县级剧团也面临着和自己之前相似的困境；进而，命运相似的认同感、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因“一元剧场”而生的社会责任感等，成为剧团引领和帮助基层剧团走出困境的动力。通过“一元剧场”为基层剧团提供展示舞台并相应地增加剧团服务社会的生产能力——即通过社会联合扩大公共服务者的队伍、增强其他社会行动者公共服务的意向与能力——成为剧团“增加生产能力”的基本考虑和当然选择。经过协商和谈判（包括市县文化部门的协调），一些基层剧团也成为由渭南市秦腔剧团所引领的“一元剧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参与者。在市剧团下基层开展文化服务的同时，基层剧团也进入城市并登上市级舞台。基层剧团在城市舞台上的展示，又促进着这些基层剧团提升自己排戏和演戏的能力。在这种“更高”舞台的激励作用下，一些基层剧团也逐步实现了由“停摆”状态到“正常”状态的转变。这一纵向的社会联合，在使剧团获得公共服务助手的同时，亦使剧团“生产”能力得以增强。

三、品牌化互动：剧团社会关系的符号化再链接

品牌既是品牌塑造者与品牌指向群体互动的产物，也发挥着重塑品牌持有者和品牌指向群体关系的作用。“一元剧场”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之所以受到好评并得以持续，是因为剧团组织形象的品牌化营销和因此而产生的共享型关系的符号化建构，发挥着持续的聚合作用。

1.以新服务强化品牌认知

在功能或品质上具有某种独特性的组织（服务），往往会由于其在满足特定“消费者”需求方面的不可替代性，而获得社会或市场更多的关注与好评，并常常在与其他同类组织（服务）的竞争中胜出。对于专业剧团而言，其演出不但面临能提供歌舞等其他艺术形式组织的竞争，也面临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介的竞争，还面临“游击队”式的民营剧团的竞争。如何在与这些组织（或媒介）的竞争中赢得更多“消费者”信赖，既是剧团“一元剧场”项目实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剧团未来市场化生存所面临的问题。

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剧团以“本戏”“专业演员”“带妆”和“有乐队伴奏”演出凸显自身文化服务的独特性。观众对“一元剧场”的反应证明，这些特色使剧团演出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成为无可替代的文化产品。戏曲除其唱腔和动作等方面的特色外，连贯和曲折的故事情节是其长时间获得民众认可和喜爱的重要原因。戏曲演出的“选段化”，使一些剧团和演员丧失表演全剧目本戏的机会和能力。为扭转这一局面，也为凸显剧团的自身特色（戏曲自身的强故事化能力和剧团自身的全剧目演出能力），剧团将“一元剧场”演出定位为 “本戏”演出为主（11）、折子戏演出为辅。为此，一些观众直呼“十几年没有‘如此’看过秦腔”。

专业演员、带妆和有乐队现场伴奏演出，虽然大幅度地增加了“一元剧场”演出的经济成本，但是为保障演出的品质——使剧团的演出和一般的演出相区别——牢牢吸引有戏曲欣赏需求的观众的忠诚度、增强剧团的美誉度、提升演员的专业认同感和舞台表演能力，剧团将这些作为“一元剧场”的内在属性而加以坚持。这既为剧团培养了一批喜好戏曲的忠实支持者，也为剧团赢得了艺术声誉，还为剧团后续接连获得商业化演出邀请奠定着基础。

2.以新“说辞”建构品牌团体

“说辞”生长于特定组织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互动关系之中，发挥着重塑双方互动关系和身份边界的功能。长期以来，剧团与政府基于“依附—庇护”关系，主要依据“要钱—政治任务”的“说辞”体系进行互动。随着政府对文化领域关注和支持的相对减弱，剧团所获得的“政治任务”和“财政拨款”也相对减少。进而，“依附—庇护”关系弱化以及剧团因为运营“停摆”等原因而出现的破坏性行动（如上访等）趋向，使得剧团向政府“要钱”的说辞很难获得政府认可。如剧团一位负责人所说，“（一元剧场之前）剧团都乱成那个样子，你（剧团）光（向政府）说要钱，要钱干啥？要来钱能干啥？（再加上地方财政紧张）政府不给钱是有它的道理的”。

剧团与市场基于市场之中惯常的“利益—交易”关系进行互动之时，主要基于“成本—收益”的“说辞”体系进行互动。伴随着其他艺术形式和新媒介在当今社会的崛起，剧团在面临演出成本增长的同时，所能给予市场的收益也相对失去吸引力，因此双方的“利益—交易”关系较难形成。而“利益—交易”关系的较难建立以及剧团因为运营“停摆”等原因而出现的演出能力下降，使得剧团依靠“收益”的“说辞”也较难获得市场认可。

“一元剧场”则为剧团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互动建构起一套新的“说辞”，这一“说辞”体系以“共享—价值”关系为目标诉求，主要依据“公共文化服务—社会责任”的“说辞”体系进行互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一元剧场”品牌成为剧团持有，而为剧团、政府和特定企业共有，能够体现其共同社会责任的价值符号。

3.以产品链延伸扩大品牌接触

增加品牌接触对于拓展客户及提升客户忠诚度具有重要作用。“一元剧场”项目实施之前，剧团的“停摆”使得公众与剧团接触几乎无从谈起。“一元剧场”项目实施之后，公众与剧团的接触明显增多，其社会认同度亦日渐提升。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如何增加剧团与公众的接触，并进一步提升和强化剧团的社会认同感成为摆在剧团面前的又一重要课题。而“一元剧场”品牌的产品链延伸，则为剧团攻克这一课题提供了契机。

在一般意义上，（作为文化服务的）剧场演出由于具有即时性和实体性特征，公众与这一由特定专业团体提供的服务之接触亦呈现即时性和实体化特征。文化服务的即时性向日常化（或准日常化）转化、实体化向虚拟化（准虚拟化）转变，遂成为增加剧团与公众之间接触的重要路径。在实践中，渭南市秦腔剧团基于“一元剧场”品牌逐渐开发出“一元剧场”网站（12）——网站上有关于剧团、演员、“一元剧场”及其演出的各种信息和相关视听服务等，“一元剧场”彩铃——公众可以通过移动终端下载有关“一元剧场”的秦腔彩铃。这在扩大品牌受众面的同时，也增加了公众与剧团、剧团服务及品牌的接触，实现从剧场到剧场之外、从即时性到日常化的转变有了可能。

四、结语

剧团在行政体系的边缘化生存、在市场体系的边缘化生存和其存在的碎片化状态，使得剧团与政府、市场及其内部关系发生断裂，剧团的自我边界日益缩小、行动选择日益私性化。

以“一元剧场”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为纽带，剧团通过对组织成员价值观的重塑重构了其认知边界，通过对产品的社会化设计重新设计了其行动边界，通过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品牌化互动实现了与政府、市场及其内部关系的文化链接——既是一个剧团思考、认知和学习市场经营方法的过程，也是一个剧团在既有人力资源范畴内提升其人力资本存量及其再生性的过程，还是一个剧团的运营由自我诉求到与他者诉求和社会诉求有机整合，以及确保其提供服务的广泛性、公益性和便捷性的过程，更是一个剧团的组织形象公益化传播、获得社会支持渠道、产业链延伸及与他者互动方式的符号化聚合和“裂变”的过程。

这种变化既使传统文化的产业化转化有了重要的支撑，也使公共文化服务所具有的文化产业功能得以显现，还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多元化及其常态化合作创造了条件。总之，剧团以文化纽带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链接及其对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市场化运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公共文化服务和实现文化治理的新图景。

注释：

① 渭南市秦腔剧团在2010年8月改制后，单位性质由事业单位转换为企业，命名为“渭南市秦腔剧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文统称（渭南市）秦腔剧团或剧团；应受访者要求，本文对所涉及人名进行了技术处理，特此说明。

② 刘辉：《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产业效应——以渭南市“一元剧场”为个案》，《理论探索》，2012年第1期。

③ 自2011年至今，受渭南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领导小组、渭南市文广新局（简称文化局）邀请，渭南市已经成为笔者对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文化治理与社会发展研究的长期研究基地；调研主要通过体验式观察、查阅档案、个别访谈和多人座谈结合的深度访谈等方式收集第一手的经验资料；研究者在调研过程中获得了与渭南市“一元剧场”项目相关的各种文件、总结、报告、会议记录、上报材料、统计报表、群众来信等材料；文中的材料、访谈等即源于此。

④⑧［美］特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企业文化》，李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9页。

⑤ 刘辉：《多向度断裂：文化事业单位改革面临的挑战及成因——以地方剧团的处境为案例》，《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⑥ 雷为民，渭南市秦腔剧团前任团长、渭南市文化局前任副局长，渭南市“一元剧场”项目的策划人和前期实施者。

⑦ 在笔者搜集的原始资料中，时任副团长田平完成情况为空白，也未见对其进行处罚的任何文字材料。后电话采访剧团负责人和演员，均称 “完成了”、“具体数字记不清楚”。

⑨ 陕西省文化厅：渭南市举办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余巧云从艺 70周年系列活动，http://www.shanxi.gov.cn/0/xxgk/1/2/4/486/2421/2445/2458/10280.htm，2011年6月22日。

（10） 目前，（市剧团）“一元剧场”年演出场次为40场，为防止观众因为无法预知演出时间和演出内容等而无奈“退出”，剧团通常会提前两个月或一个月公布演出的时间、演出地点、演出曲目、主要演员等信息。

（11） 戏曲的故事性和剧场独特的文化氛围有着较强感染力，笔者和调研团队曾亲临剧场观看演出，即便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也为其感染。

（12） 目前，由于剧团专业技术人员和专门营销人员的缺乏，网站和彩铃下载等正处于试运营状态。

（作者系河南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所副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站博士后）

【责任编辑：张国涛】

* 本文系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文化治理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现路径与政策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5ZD22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0zd＆01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