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下的“选择”*<br/>——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历史与逻辑

“共识”下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历史与逻辑

2015-02-21王锦刚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5年7期

■王锦刚

“共识”下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历史与逻辑

■王锦刚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内容的选择是由当时“救亡图存”的最高社会需要决定的，社会需要逐步形成了影响中国命运的社会共识。社会共识的逻辑是：首先人们认识到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次，社会发展是有方向性的，在当前世界主要有两条发展道路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第三，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手段是竞争法则。在这样的社会共识的影响下，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和广大中国民众的代表——先进的知识分子分别选择性地输入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社会主义思潮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恰恰被作为这些思想的最高成果输入中国。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表明，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这一历史事件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奠定了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

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是从19世纪末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容。当代著名的欧美左派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一书中断言：从1899年到1918年，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是有限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从1918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才平稳上升。他的这一论断是有道理的，正因如此，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称不上“传播”，只能称为“输入”。

但是，马克思主义何以输入中国，并以“选择性的内容”这一面貌输入中国？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这一理论传播的“需要说”在传播学中非常接近美国学者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的“培养理论”。他认为，一种理论之所以会以这样的内容和媒介形式传播，与其传播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需求息息相关。而社会是统一的整体，它要不断地实现自身的变革发展，就必须使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基本的“共识”，也就是他们要对自己的社会事务、社会的现状和社会的问题有一种基本的、趋近于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这种共识就会影响甚至决定一种理论的输入及其传播的面貌。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前夕，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下，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封建国家急速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找民族解放和振兴的真理、为中华民族寻找振兴的道路。什么样的真理和道路可以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凝聚起来，打拼出一条救国救民的新天地？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最高需要。其逻辑表达就是：首先，社会是一成不变的，还是变化发展的？其次，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否有方向性？进而，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手段和途径是什么？

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就是社会共识的形成逻辑，这一逻辑恰恰为近代各阶层先进知识分子输入西方的进化论思想、社会主义思潮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事实所印证。

一

经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特别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后，严酷的社会现实刺激资产阶级的先进知识分子形成对社会历史认识的共识：社会是变化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成为这一共识的最直接的逻辑表达。1898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这一著作一时风靡全国，大大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将进化论思想奉为圭臬，并建立了进化论的世界观和社会发展观。

1.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社会进化论

1902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介绍进化论思想的文章，宣传他的进化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梁启超认为，世界之变化就在于进化之理，故“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乃是天地的公理；社会也是如此，需要改良进化，不断竞争。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里，梁启超介绍了颉德《人群进化论》。颉德认为，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没有竞争就不会进步；同理，在人类社会中也有竞争，也存在“优胜劣汰”的公理。因为有竞争，才会有人才的涌现；有人才的努力，才会有国势的强盛。因此，梁启超大力鼓吹进化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他宣称：“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②

正是在其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上，梁启超喟叹当今世界已经今非昔比，这是一个日新月异变动不居的全新世界。在梁启超看来，欧洲今日的面貌，就是世界进化、社会竞争的结果。欧洲今日之所以出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是社会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中国要想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面对竞争，实现自我进化，勇于进行社会改良，否则，固步自封的中国就会被世界其他国家的竞争所压制，必然导致陷入丧失生存余地的危况。因此，中国要想摆脱任人宰割的历史境遇，就必须进行社会改良。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进化论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仍以“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观点，但是，他们已经远远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改良主张，而是要对社会进行彻底的变革。

1903年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中，阐发了自己对社会进化论的见解。他认为，社会主义正是社会进化的结果。马君武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自然界的唯物论，而社会进化论就是人类社会的唯物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发现了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揭示了自然界进化发展的根源，这与马克思的社会进化思想相似。

故马君武强调，“自达尔文发明天择物竞生物进化之理，直抉世界事物发达之源。马克思之徒，遂指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相同之点，谓是二主义实相与有密切之关系。”③马君武的社会进化论观点主要包括：

第一，主张社会是进化的，人类是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人群者，乃由下等生物进化之所成，此达尔文天择之说也。天择不息，故虽现今之社会，亦不能出天择之势力范围，而必更有所进。社会主义欲改造现有之旧社会为新社会，改造现有不完全之道德为完全之道德，且益进而不息焉。”④

第二，社会发展要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向不同国家学习，进行改良变革，方可进步。但是，这种变革并不像改良派所主张的那样，而是需要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

3.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组织进化论

“五四运动”前夕，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逐步具有了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李大钊在唯物史观的高度上，把马克思的社会进化思想看作一种社会组织的发展论。他认为，马克思对待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在于，他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拥有自己的构造，这些构造都是在经济的构造基础之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

李大钊初步描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进化论观点。关于社会组织进化论，社会组织是有规律地向前发展的，即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联系，生产力一变动，社会组织就随之变动。生产力在最初的社会组织里能够获得发展，但是社会组织一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它就反过来束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产生了不相适应的冲突，两相对抗的结局就是社会组织的崩坏，即发生了“社会革命”。社会组织适应生产力发展，不阻碍他的发展，则社会组织不会被打破；而阻碍的社会组织想要妥协、要残存也是不可能的。⑤

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李大钊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表述，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表述。

二

“进化论”的流行，使马克思主义以 “社会进化论”的面貌输入中国，同时，也表明中国人突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固化历史观，开始思考社会变化方向的问题。人们从逻辑上开始认识到，社会历史不仅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是有规律和方向的。当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时，在近代工业化革命后，西方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社会阶段。西方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它们的斗争导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欧美资本主义出现了不可消除的弊端，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提供了一种选择。那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争论的焦点。在这样的历史事实中，马克思主义又以“科学社会主义”的面貌输入中国。

1.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社会主义主张

梁启超是较早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的中国人之一。1901年在《南海康先生传》中他就提到“社会主义”，他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如“大同社会”一样的理想社会。稍后，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他介绍“麦喀士之社会主义”，称其为“社会主义的泰斗”。

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主义，首先土地要归公，其次资本也要归公，人们不能以土地、资本等作为财富的来源，而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事物的价值。他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檃栝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⑥

梁启超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在精神实质上与中国历史传统是一致的，值得提倡。他说：“……这种精神不是外来的，原是我国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⑦

但是，他还认为，“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地注意研究它，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他主张，在中国社会主义精神可倡，但改造不可行。

梁启超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不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譬如，中国亟需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而不是与之斗争。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中，资产阶级仍然是不发达的、同样是受着封建势力压迫的阶级。换句话说，欧洲实行社会主义有欧洲特殊的历史环境，因为欧洲工业革命后的机器生产发达，个人的能力和资源得到扩张，所以必须提倡一种社会主义的主张来平衡个人主义的扩张。而中国的现实是，在经济上就没有实现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没有所谓的资本家阶级和工团的对抗。如果强行实行共产国有之策，哪有力量抵抗中国现在的军阀官僚，它们就会侵吞共有国产，实在是不智之策。他把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看作是一种迷信，是“幼稚”的“理想”。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主义主张

资产阶级革命派非常积极地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主张。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中，马君武认为马克思和达尔文学说相契合之处在于正确认识到社会进化发展的动力，即“民数问题”（人类社会中的物质利益问题）。在马克思之前，“民数问题”不可解，在于人们不能清楚认识“道德智识之进步”与“物质生计之进步”之间的关系。故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以说“社会主义者，即解民数问题之独一捷法也。”⑧

社会主义者如何看待社会历史发展的呢？马君武认为，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有圣西门以降，社会党人皆以为人群生计之发达，自古至今，经三级焉。三级者，谓由家奴变为农仆，有农仆变为雇工。”⑨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雇工阶段，就必有一天“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此社会党人所公信也”。⑩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君武在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孙中山在日本也接触到了社会主义，他还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有过交往。1905年，孙中山到达欧洲，并赴布鲁塞尔专门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加入第二国际，并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解为对资本主义弊端的克服之法。他说：“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病”，以便将来建立一个 “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避免工人遭受资本家剥削的社会。

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提出了“民主主义”，这里的“民主主义”实质就是要实现中国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但是，孙中山混淆了社会主义概念，把它看作中国人自然而然的历史传统，将其与中国传统“均平”思想等同起来，“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失。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

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开宗明义，介绍马克思等人的学说目的在于 “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11）资产阶级革命派热衷的是进行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

他概括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他称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12）。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较为全面地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全面的社会改造。他大力鼓吹实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 Spcialism）”。

但是，朱执信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欧美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不同的，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是靠资本家的掠夺而来的，而中国落后的资本主义具有中国国情特点，中国的资本家仍然是自力更生的劳动者，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应是暴力的革命，而要经过温和的社会革命，才能成功。他看到了中国的革命必须团结无产阶级，首先完成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但是没有看到革命的彻底性和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根本力量。

3.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主张

无政府主义者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大力的鼓吹。然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而是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对立面，凸显无政府主义追求的自由和平等的彻底性。他们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追求平等的社会制度，但是这种制度恰恰压抑了平等，因为，一切归公，其中的“公”必然产生一个政府，有了政府就有特权、就有统治压迫。这是违背平等的理想的。要达到彻底的平等，就必然归之于“无政府”。所以，“社会主义以平等为归，既有政府，则必上有统治之人，下有分配之机关，均背于平等之旨。故由社会主义扩张之，必达无政府主义之一境”。（13）总之，无政府主义大力鼓吹社会主义，并不是推行社会主义于中国，而是要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最终达到推行无政府主义的目的。

4.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主张

江亢虎把社会主义看作“20世纪最流行之主义”，应该大力推行社会主义。但他简单地把社会主义归结为遗产归公和征收地税，认为只要实行了地税法，就可以在中国达到社会主义之目的。他混淆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观点，甚至用“人性”来解释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以人性为本，以人情为用”“马氏之主张与世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又未尝不相通也”。因而，小资产阶级学者多鼓吹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温情主义”，江亢虎多次申明“吾党之提倡此主义，正所以预防革命，求免于日后之生灵涂炭耳。”（14）所以，社会党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实在是一班不懂社会主义的人。

5.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主张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既不是封建的井田制，也不是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目的，更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过渡之举。它是当代世界的一种社会革命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摆脱帝国主义、寻求民族独立自强的道路共识。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虽然不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创始人，但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未来世界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从当今的俄国、德国的革命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来看，经济学的发展要从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向以劳动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人道主义经济学过渡了。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正在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15）

李大钊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划分为三部分：其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也就是它的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其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李大钊坚信科学社会主义一定能在中国实现。

李大钊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是俄国和中国的未来，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光明未来。他说：“我尝说过：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是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聚德朕兆有关联。1789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19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的，但是他的精神，可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20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16）

三

虽然社会各阶层对社会主义思潮抱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认识的程度参差不齐，宣传的目的也大相径庭，但是，通过社会主义的争论，从事实上确定了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逻辑上的发展。在回答了社会发展方向性的问题之后，就要进一步回答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和手段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先进知识分子均主张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自进入到有阶级的社会以来，进行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而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李大钊等人从唯物史观的高度，用阶级斗争的金线来贯穿马克思主义，从而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

1.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斗争理论

朱执信在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论述了阶级斗争之必要。他说：“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17）所以，“马尔克素欲以阶级争斗为手段，而捄此蚩蚩将为饿殍之齐氓，观于此十者，其意亦可概见。”（18）

他还以《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为依据，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是“夫雇佣者，受给而生产益多，故久且不废，然而劳动者之祸于是焉兴。……资本家因其所得，益扩张之，发而愈多，遂成积重难返之势。劳动者所获，仅足糊口，无从更为储蓄以得资本，此中世之形也。至于近今，则资本家益恣肆，乘时射利，不耕不织，坐致锯万。为细析其资本之所由来，恐自贮蓄者乃无纤毫也。”（19）所以，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紧张到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必然的社会现象。

马君武作为革命派代表，其思想中对马克思的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介绍颇多。马君武直接指出了唯物史观的核心在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说：“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20）

2.无政府主义者的阶级斗争理论

无政府主义者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的另一个主要理论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在《天义报》刊登的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编者按中，刘师培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地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他通过鼓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推动当时的实际斗争，认为无政府主义与阶级斗争理论是殊途同归的，二者实质是一致的。在《共产党宣言》序中，他说：“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织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故不易之说也。”（21）他认为，阶级斗争学说不仅是马克思改造社会的根本学说，而且也是治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弊病的最好办法，因此，要想超越资本主义的弊端，就要提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故“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甚至“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22）

3.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阶级竞争说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大观点：第一，关于人类文化的经济的说明，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其他一切精神上的构造，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等等，都由经济构造决定并随之变化而变化。第二，关于社会组织进化论，即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联系，生产力一变动，社会组织就随之变动。

历史唯物论者不仅把经济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把社会上种种的社会现象归结为阶级间经济竞争的结果。在经济上利益不同的阶级都有争取自身利益的倾向，这恰恰类似于斯宾塞的利己心，也和德国生物学家卢克斯发现的自然集体中细胞的“自己发展”的活动相似。这就是社会有机体中的阶级竞争。因为，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一切有机体进化的根本动机，都是“自己发展”，这是宇宙间普遍的倾向。阶级竞争只是这种倾向的一种社会化的特殊表现。

究其原因，是因为土地共有制被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有产者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和掠夺，这种阶级的竞争就产生了亚西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组织。这些经济基础又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这种对抗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到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顶峰，最终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伴随着阶级竞争而完结。所以《共产党宣言》宣称：“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23）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是“阶级竞争”。社会主义是社会组织进化的结果，而这一结果最后的实现方法和手段就是阶级竞争。因此，李大钊认为，“阶级竞争”这根红线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三个部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理论整体。

四

在“培养理论”的“社会共识”视野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内容的分析，我们看到，这既是中国人民培养社会共识的过程，也是在社会共识作用下，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输入的选择性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逻辑和历史的高度的统一，是“社会共识”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性”输入的结果。正是社会现实的需要，或者说是中国自身内部的内在矛盾，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必须与中国实际相契合。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最终决定了中国人民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的根本内容。

同时，这一选择性的输入过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思考中国命运

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唯物史观，觉察到人民群众变革历史的巨大潜力，开始鼓吹人民群众的力量。比如，朱执信认为，“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24）梁启超也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实际，他认为“譬如要学他们结个工团和资本阶级对抗，就要先问国内是否有资本阶级，若没有便是无的放矢。军阀官僚拥挤百万家私算得资本阶级吗？各国资本家在国民生计一个总单位里头，生产方面关系何等重大，军阀官僚连抢带骗左手得来的钱，右手向不生产的方面尽情挥霍，配说资本家吗？至于有些正当商人，辛苦经营个把公司，正在和外货竞争弄得焦头烂额，我们硬说他是资本阶级，施行总攻击，问良心其实不忍。”（25）这也是对中国现实的一种社会情况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这些分析和认识难免有失偏颇、片面，甚至显得浅显，但这毕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来看待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思考中国前途命运。不管这些分析和认识正确与否、理解深刻与否，对于历史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它的意义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革命斗争中和社会改造中的所起的巨大的、革命性的意义。

2.社会主义成为改造中国现实的社会共识

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那就是要想变革中国社会，光靠改良是不够的，必须彻底地解决。这种彻底地解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统一，也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的办法，实现社会的彻底改造。这是在马克思主义输入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共识。

这个社会共识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主要的“象征性”社会存在，影响和培养当时的革命力量。在这一社会共识的影响下，一大批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创办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刊物，组织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去。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积极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1919 年9月，马骏、周恩来等先进青年于天津创办“觉悟社”，出版《觉悟》，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19年3月初到1921年，在李大钊、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倡议下，大批青年人开始赴法勤工俭学，它们有目的地到欧洲学习新思想，学习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期间共有全国18个省的1600多名学生，它们产生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了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造就了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王若飞、陈延年、向警予、徐特立、李立三、蔡畅、李维汉等一大批中国革命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星星之火”，在“社会共识”的劲风吹拂之下，最终成为席卷中国的“燎原之火”。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② 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饮冰室合集》（第四册），第63页。

③④⑧⑨⑩（20）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86、89、88、85、85、85－86页。

⑤（15）（23）《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7、4、16页。

⑥ 戴逸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⑦（25）刘东、翟奎凤选编：《梁启超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3－24页。

（11）（17）（18）（1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朱执信集》（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16、14－15、17－18页。

（12）《共产党宣言》中社会主义的内涵包括：①土地公有；②公平分配（课极端累进税）；③废除继承权；④没收叛国者财产；⑤国家掌握金融；⑥交通机关国有；⑦增加社会物质财富；⑧设立实业军，强制平等劳动；⑨工农联合，城乡一体；⑩免费教育，教育与劳动一致。

（13）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朱维铮校，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88页。

（14）江亢虎：《上海本部致电北京内务部》，《社会世界》，19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