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长萍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重庆 400031)

后殖民角度下《秀拉》中的黑人男性形象

黄长萍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重庆 400031)

摘要：小说《秀拉》中，托尼·莫里森塑造出一群在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夹缝中挣扎生活的美国黑人。虽然故事以黑人女性为中心，但被评论界长期忽略的黑人男性形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分析小说中的四类黑人男性形象，揭示出主流文化浸淫下的黑人男性无法获取身份认同，只能沦为社会边缘下的受害者。

关键词：《秀拉》；托尼·莫里森；黑人男性；身份认同；后殖民

一、引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无疑是美国当代文坛一颗闪耀的巨星，她塑造了一系列挣扎于主流社会边缘的黑人形象，展示了一幅幅美国黑人悲戚的历史画卷，“以其富有洞察力和诗情画意的小说把美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写活了”[1]315。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更关注黑人女性在白人社会和男权制度多重压迫下的悲痛与艰辛，大多以黑人女性为中心展开叙事。在第二部小说《秀拉》中，黑人男性处于次要角色，充当着黑人女性的陪衬。研究该小说时，评论家聚焦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所遭受的多重压迫，而忽视小说中同样不幸的黑人男性群体。不少评论家也认为莫里森在小说中间接批判、抨击了黑人男性。不可否认，莫里森在小说中揭露出黑人男性身上的不足和弊端；然而，这样的定论有失偏颇。黑人民族身心饱受磨难，而莫里森书写的并不是某一个性别的故事，而是黑人团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被社会掩盖的黑色历史。通过细致的人物刻画，作者赋予这些男性形象不亚于黑人女性的深刻社会内涵。因此，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分析《秀拉》中的典型黑人男性形象，探讨莫里森在叙述过程中同样为读者展示出一群在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夹缝中寻求身份认同的黑人男性形象。小说中的黑人男性始终挣扎于身份认同之路，根据其不同特点，大致归属于四类：胆小的遁世者、失根的模仿者、飘渺的梦想家和歇斯底里的狂人。

二、胆小的遁世者

一直以来，遵循白人至上的美国价值体系，“判断种族的标准就是皮肤，而肤色正是其最明显的外观，而不考虑其社会成就或教育程度。浅肤色的种族歧视所有深色人种……”[2]89黑人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身份认同，因为他们生来就有的颜色决定了他们一辈子是“邪恶与丑陋的象征”[2]139，因此部分黑人男性有意远离主流社会，蜷缩在自我封闭的小世界里，以逃避作为保护自己的方式。李子就是这样一名黑人男性，永远只是母亲夏娃·匹斯眼中的孩子。实际上，他无法像成年人般担当责任，最终选择让自己成为极端自我的遁世者。

作为参战回国的退伍军人，李子游历了美国北部所有大城市。按照常理，战后的城市生活应当使李子成长为一名自信、沉着的“新黑人”，然而李子返家时却毫无大都市气息和军人应有的男子气概，更不符合凯旋的战争英雄形象。从回到家那刻起，李子便有些不对劲：“[他]的头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梳理过了，衣衫褴褛，脚上没穿袜子……他比回来时更瘦了，因为他只是在饭前饭后吃点零食。是汉娜发现了那弯弯的匙子由于经常烧烤而变黑了。”[3]42整日躲在房间内，李子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离。“那弯弯的匙子”[3]42间接指出李子沉溺于毒品。李子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心理和生理上受到了常人无法体会的考验，这样一名前途光明的年轻男子最后会沦为瘾君子。在《黑暗中的游戏》中，莫里森曾提及，“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应从作者的角度思考一下，这样才更能理解某些人物超乎寻常的性格发展”[4]143。在整个创作生涯中，莫里森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民族书写历史，力图揭示历史长河中白人社会强加于黑人的种种不公。小说中的李子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代表整个参战的黑人群体，他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则代表当时黑人士兵回国后一段被主流社会刻意遗忘的岁月。

回顾那个时代，一旦有需要，国家便召集黑人男性穿上军装，远渡重洋，为国而战。然而，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政府根本不会认同黑人士兵所做的贡献，后者的牺牲变成一种廉价的理所当然。当时，一位官员在欢迎退伍士兵返回新奥尔良的致辞中宣称：“你们黑鬼在思考战后将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好吧，告诉你们，你们受到的待遇将会和战前的一模一样。这是一个白人的国度，理应由我们统治。”[5]376虽然黑人士兵在战争中的牺牲不可估量，然而在白人主宰的世界，白人在政治、经济上处于绝对优势，拥有有形和无形的特权，而受制于白人群体的黑人则处处碰壁。一旦被烙上了劣等种族的印记，无论走到哪里，黑人永远是奴隶的后代，无法得到白人社会的认同。

满怀激情和梦想加入军队，可是流血牺牲并不能换来社会地位的丝毫改变。军装制服并未为其带来某种优待，肤色才是其唯一的印记。在主流社会中无法得到期望中的肯定和平等，曾经的期待和理想也被残酷的现实一一粉碎。受到外界多次否定后往往导致自我否定，而自我否定后会更加孤独，游离于生活群体之外。李子把自己关在封闭的空间里，不仅与主流社会，还同所在的黑人群体割裂开来。面临社会身份丧失和自我认同危机，李子选择让自己“爬回去。他是无路可走了，想的是婴儿的想法，做的是婴儿的梦……”[3]67。最终，借由母亲夏娃之手，李子在大火中得到解脱。死亡对李子而言是一种精神胜利，然而，这种逃避现实的做法也只是希冀而已，永远无法让李子重构自我、获取认同。

三、失根的模仿者

白人社会中，黑人“总是感觉到他的双重性：自己是美国人，同时又是黑人；感觉到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6]。强势的白人文化不断渗透吞噬着黑人的文化根基。白人文化一面鼓吹美国梦的平等，一面把肤色作为衡量优劣的准则；呼吁黑人融入高贵的西方文明，同时又设下种种门禁，处处为难黑人。在白人价值体系中，白人各方面远优于黑人。因此，“对于黑人而言，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成为白人。很久之前，黑人就已经承认白人不容置疑的优势地位，他做出的所有努力，目的都在于实现一种白色的存在”[2]178。如果说李子是胆小的逃避者，那么小说中的另一位黑人男性裘德·格林便是文化的失根者，盲目追求强势文化的身份认同，淡化本族意识，逐渐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

裘德年轻帅气，常常参加教堂礼拜，“在姑娘中享有令人羡慕的好名声，而在小伙子中也颇能怡然自得”[3]76。一开始，他在梅德林旅店端盘子，但他觉得这样的工作无法显示出男子气概，也无法养活家庭，所以希望找到更赚钱的工作。当听说新河路要开工，他便和几个年轻黑人一道去办事处询问。裘德极度想要得到这份工作，“他想抡动铁镐，跪在地上定准绳或是用铁锨铲砂石。他的两条臂膀闲得生疼，想使唤一下比托盘更沉的家伙，想干点比削水果皮更脏的活计……还有躯体的运动最终所产生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他可以指给别人看的东西”[3]77。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向世人骄傲地宣称：“我筑了那条路。”[3]77但是，一次次的等待换来一次次的否定后，裘德才意识到自己修筑路的想法永远只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而已。

对于裘德那样的黑人男性而言，男儿气魄的体现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往往与有意义的工作和充满阳刚的工作环境连在一起，其意义远远大于金钱本身。在一次次寻找和等待中，裘德的自尊受挫。他强烈想要得到一份体面并且能够肯定自我的工作，事实却是这位强壮的黑人青年只能在旅店工作，收入微薄，终日为他人端盘子、收桌子。因为肤色和种族，他的男性身份认同被主流社会拒之门外。同时黑人社区无法为一心寻求白人社会认同的裘德提供心理满足。裘德认识到，“他需要对自己的饥渴有所填充，对自己的男人气概有所承认，但更主要的，他需要有个人来护理他的伤痛。”[3]78因此，他转而考虑与奈尔结婚，把婚姻当作拯救身份危机的唯一途径，企图在女性身上重拾自信、构筑自我认同感，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男人。

莫里森在《根：祖先是根基》中感叹道：“当你抹杀祖先，试图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消失时，你等于抹杀了自己……不可能有美好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4]45在追逐白人文化的路上，裘德无法保全自己的完整性，同时，他也找不到回归本族根基的道路。小说中，婚姻最终无法成为裘德永远保护自我免受外部伤害的屏障。在同妻子奈尔最好的朋友秀拉发生关系后，裘德离家出走。虽然文中并未点明其离家后的境况，但从裘德之前的言语来看，无论如何，“一个黑种男人在这个世界中真难谋生”[3]97。实际上，他对婚姻的背叛也仅仅源于一种畸形的欲望，想要通过征服黑人群体中“离经叛道”的秀拉来认同自我。这进一步说明，裘德盲目地追寻着白人的梦，想要在白人社会中得到身份认同，或在黑人社区中的他人身上重构完整。正如莫里森所言，“裘德这样的男性最终只会走向分裂”[5]518，他的所有努力最终只是徒劳。

四、飘渺的梦想家

像裘德一类的黑人男性盲目效仿白人价值观，一心想成为“白人的制品”[2]6。相反，一部分黑人始终恪守本族传统，希望在黑人群体中寻找身份认同，尽管他们的坚持有时看来不切实际，但至少有意或无意识地保存了民族精髓，阿杰克斯便属于这类黑人。

小说中，阿杰克斯的首次登场便与众不同——“二十一岁的弹子房常客，人很漂亮，可一脸凶相。他的一举一动都简捷优雅，他处在让老老少少的男人们羡慕的地位，因为他有一张特别能讲脏话的嘴。事实上，他很少骂人，而他所挑选的字眼都是呆钝甚至是无害的”[3]47。当年轻漂亮的秀拉和奈尔路过时，只有他能直接道出内心的赞美，尽管措辞听上去不那么高雅。莫里森在此对阿杰克斯的着墨不多，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他的喜爱。不同于其他男性，年轻的阿杰克斯直率坦诚、独具一格，保留着黑人的精髓。

外表上看阿杰克斯是英雄般的人物；现实生活中，他与人友善，“对妇女挺好”[3]118。当他与秀拉交往时，他对后者平等相待。他每次到秀拉家都会带去一些礼物，例如闪着白光的牛奶瓶、翩翩起舞的蝴蝶和带枝的新鲜黑莓。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阿杰克斯崇尚生活、热爱自然。正因为如此，他不愿被任何女人所牵绊。当察觉出秀拉想要和他厮守的想法，他便以消失的方式来结束两人的关系。

作者在小说中间部分也对阿杰克斯的生活做了一番细致的描述。阿杰克斯崇拜自己的母亲，“爱自己的母亲，除她之外便是飞机。两者之外再无其他。只要他没坐在那里着迷地听他母亲谈话，他就想着飞机，想着飞行员，想着容纳了飞机和飞行员的无垠的天空”[3]118。飞翔是美国黑人文化中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来源于奴隶制时代的南方黑奴，是他们反抗种族奴役、追求自由的理想寄托。众所周知，黑人自从被贩奴船带到美洲后，人身自由成为一种奢望，因此黑人幻想能成为飞人，回归那片属于自己的土地。莫里森在阿杰克斯身上赋予飞行的含义，暗示了黑人向往自由平等、探求民族根基的心情，同时也寄托了作者对美国黑人男性的希望。虽然那只是黑人青年遥不可及的梦想，意义就在于它表达出了黑人为追求自由的美好愿望。

别人羡慕阿杰克斯到过大城市，却不知道阿杰克斯“只能靠在机场的带刺铁丝网的外面，或者在机库周围转悠”[3]119,远远地眺望自己的梦想。梦想始终是梦想，阿杰克斯也始终是名飘渺的梦幻家。黑人群体对本族根基的追寻也不能“带来文化的归属感，因为他们已经远离了‘根’文化的中心”[8]。在白人社会中，他们只能在边缘地带勉强存活。阿杰克斯得到某种幸福，但是他却忽略了他人的幸福。对女友秀拉的抛弃，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飞行，对爱的消逝、对人情的淡漠。没有工作、没有家庭，阿杰克斯无法构建完整的自我，得不到主流社会和黑人群体的认同。在现实社会中，他永远只是“局外人”，无法有机会获取真正的自由，那些有限的自由也会被冷若冰霜的社会不公和种族歧视轻而易举地粉碎。

五、歇斯底里的狂人

阿杰克斯的身上体现出黑人的某些本源和传统，同时，他过于关注自身，面临社会不公，更愿意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自由梦想中，而非勇敢直面困难。与阿杰克斯不同，黑人退伍士兵夏德拉克显得更加实际，他近乎疯狂地疾呼平等与自由。尽管如此，这位歇斯底里的狂人在寻求身份认同的道路上也无法逃脱沦为受害者的悲惨命运。

在这部以黑人女性为中心的小说中，莫里森潜心塑造了夏德拉克这一黑人男性人物，将其置于同小说中女性同等的重要地位，从而揭示黑人男性心灵备受身份缺失的扭曲和痛苦。她为读者展示出一颗在黑暗岁月中恸哭、咆哮的流血心灵。同李子相似，参战军人夏德拉克所经历的不仅仅是异常残酷的战争，也有军队中以及战后所面临的种族歧视和不公待遇。作为徘徊在主流社会边缘的“他者”，夏德拉克无法保持精神完整，但他并未完全迷失自我。当走出医院大门，他舍弃那些宽敞的人行道，而“选择自己要去的方向”[3]10。此处细节清晰表明，夏德拉克有意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

除此之外，夏德拉克梦想挣脱束缚，过上自由的生活。夏德拉克的鞋带在医院被护士系成了双扣，他“久已不惯操作繁复纠缠的东西，费了半天劲儿也解不开。他的手指不听使唤，总是从结扣处滑脱。他和一种升腾而起的歇斯底里苦斗着，这种癔症倒不仅仅是由急于放松一双疼痛的脚而引起的，他的整个生命全都寄托在解开鞋带之上了”[3]12。显而易见，此时的夏德拉克明白，命运是紧握在自己手中的，自由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获取。来自内心深处的“歇斯底里”正是对白人社会的痛诉，对自由平等的呼吁，而那些恼人的结恰恰代表白人社会在渴望展翅翱翔的黑人身上强加的层层枷锁。

夏德拉克与小说中其他黑人男性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敢于公开反抗强势权威，把疯狂作为反抗的形式，在黑人社区发起了“全国自杀日”，希望借此将不确定的灾难和死亡确定下来。此时的疯狂并不是心理错位，实际上是黑人反抗主流文化，力图重夺主流文化从本民族身上所剥夺的主动权。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种行为赋予处于劣势地位的黑人以制造混乱来反抗白人准则的权力。

正如法侬所言，“种族主义对心理构建产生负面影响，不仅使黑人盲从于支配地位的白人标准，也使自我意识异化。在种族主义文化中，黑人无法拥有健康的心理。”[2]16有时他们还被迫置身于危险的未知数中，而这往往使他们表现出一些无法愈合的伤痛。“任何社会、任何集体中都存在——必然存在——某种通道，通过它，进攻为形式集聚而成的力量能够得到释放。”[2]112饱受白人文化压制，黑人得不到自我肯定，疯狂作为黑人应对外部歧视的有力爆发形式。夏德拉克以疯狂来肯定自我、重塑自我，但也显示出其自我精神的缺失：永远只能作为白人社会的从属者，永远无法获得完整的人格体验。夏德拉克创造“全国自杀日”，试图带领底层人民重获话语权，而文中象征进步与平等的隧道最终却崩坍了。事实进一步表明，夏德拉克无法重构他人，也无法重构自我，他的疯狂爆发最终给黑人群体带来致命的集体悲剧。

夏德拉克疯狂了，因为他不愿低人一等，不愿甘当一名被殖民者。他知道，如果放弃自己，放弃民族，那“他的那些传统及其根源会被抹掉，因为他们处于一场争斗中”[9]。实际上，夏德拉克和他的族人永远都无法逃离种族主义的战场。

六、结语

在荣获诺贝尔奖时，莫里森曾谈到，“黑人，只因肤色与众不同，过去被看作奴隶，现在成了贫困的象征。我们被人打入社会的最底层，不管我们穿戴怎样，也不管我们住在什么居民区，人家还是这样看待我们”[1]317。虽然黑人一路上奋发努力，但只能无果而终。作者在《秀拉》中还原了一段沉默的历史，揭露出白人主流社会戕害下黑人男性同黑人女性一样悲惨的处境。不论是胆小的遁世者、失根的模仿者、飘渺的梦想家，或是歇斯底里的狂人，所有黑人男性都不得不寄居在社会最底层，无法获取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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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Zhu Gang.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293.

(责任编辑：张璠)

Images of Male Characters inSulafrom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ism

HUANG Changp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InSula, Toni Morrison creates a series of black people who are struggling between the black culture and white culture. The novel centers on the black females; however, the black males, long ignored by the critics, share the same importance. Therefore,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four kinds of black mal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reveals that, because of the affliction of mainstream culture, the black males cannot possess complete identity and unavoidably become victims.

Key words：Sula; Toni Morrison; black male; identity; post-colonialism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15)06-0068-04

作者简介：黄长萍(1986-)，女，四川宜宾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大学青年项目“后殖民视角下《秀拉》中的黑人男性形象”(sisu201420)

*收稿日期：2015-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