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建国初期，官方体育纪录电影在意识形态叙事框架下形成了一整套革命话语表达体系，对体育进行泛政治化表达。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话语取代革命话语，同时新一代导演追求影片的艺术性和体育精神的传达。进入新世纪，体育纪录电影“去政治化”的表象下，政治性表达依然存在。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对体育纪录电影中的政治传播进行研究，描摹体育纪录电影与政治、文化之间关系的宏观社会图景。

从20世纪开始，人们就意识到了纪录电影巨大的社会功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纪录电影都发挥了极大的鼓动宣传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体育纪录电影作为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体现宣传部门的意识形态导向；另一方面，体育纪录电影也参与意识形态整合，所以说，体育纪录电影是实现政治传播的传媒艺术重要形式。在国内，关于媒介与政治传播的研究多聚焦于新闻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关系，作为广义大众传播媒介的一种，作为重要的传媒艺术形式，电影与政治传播的关系则很少被研究，几乎为空白。而作为一种被忽略的具有政治影响的沟通媒介，影像具备更广泛地接触无限多观众的可能性，能创造更多的公众意见 ①，本文就以体育纪录电影为研究对象，对影像中的政治传播进行研究。美国研究体育电影的学者认为体育就是一个微观社会（Coakley，1998；Eitzen，1996；Swift，1994） ②，体育纪录电影记录的是体育事件，反映的是时代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现状，传递出的则是价值观、习俗与信仰。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新影厂”）拍摄的体育纪录电影，时间范围从1953年到2008年，共计120部之多。由于单纯地进行文本分析会使得研究不够宏观，所以，本文在对体育纪录电影进行文本分析的同时，又不仅仅局限于文本分析，而是采用传播学视角，把体育纪录电影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与国家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包括文化政策、体育政策相关联，对体育纪录电影中的政治传播进行研究。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关于这些体育纪录电影的背景资料，对体育纪录电影的拍摄背景、拍摄过程及文本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读，并对顾筠和陈光忠两位体育纪录电影的重要导演进行了访谈。

一、“十七年”时期的体育纪录电影（1949—1966年）

194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宣传部门工作问题的指示》，规定将所属电影管理局改为电影局，隶属于文化部，国家电影局的成立标志着国家行政力量对电影事业的统一管理与协调，意义重大，有研究者概括说：“电影局的成立在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它预示着电影作为一个行业将告别以往行走江湖似的个体生存状态，而进入主流政治话语和国家行政规划，从此，在不排除电影应有的企业和产业结构外，还必须被国家事业的宏大概念所覆盖，并且要最大程度地传达出思想领域的声音，它承载了意识形态、经济建设、文化宣传的多重功能。” ③由此开始，新闻纪录电影成为党和国家政治传播中的重要媒介。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曾写到，“图像始终是最可靠的观念传达方式，其次则是能够唤起记忆图像的词语。” ④中国的体育纪录电影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镜头中人们的表情总是热情洋溢的，情绪总是高涨的，而影片的解说词总是慷慨激昂的，影片通过影像和“权威之声”的解说，渲染影片的政治色调，而这个叙事框架也影响了以后几十年里体育纪录电影的生产。

从作品的数量上来说，这段时期是体育纪录电影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时期，17年间总共拍摄了52部体育纪录电影；从内容上来说涵盖的体育项目也非常广泛，包括综合性运动会、群众体育、田径、体操、乒乓球、武术、冰雪项目以及足篮排三大球等，其中综合性运动会、乒乓球、登山和冰雪项目属于拍摄较多的题材。这一时期的体育纪录电影主要是“新闻纪录电影”，纪录电影附加新闻功能，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形象化的党报”。

1体育纪录电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

“在国家统治阶级的统治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同镇压性国家机器同样重要，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这是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论述，同时，他还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许不只是阶级斗争的赌注还是阶级斗争的场所，阿尔都塞在文章中列举了列宁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纪录电影作为“形象化的党报”是重要的斗争武器。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非常重视这个武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纪录电影的创作，1958年时，他提出了“艺术性纪录片”的概念，指导纪录电影的创作。

既然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那么，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纪录电影制作队伍的纯粹性。“新影厂”的编导都是来自各地方制片厂的精英，大部分是建国以前就开始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无产阶级艺术工作者，本身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另一方面纪录片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充分发挥其记录历史的作用和宣传作用，对摄影工作者进行教育，使其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非常关键，“为了完成新闻纪录电影的历史使命，从新闻纪录电影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牢牢把握从理论教育、实践学习和战斗与生产第一线造就锻炼有素的革命文艺战士，培养、建立起新闻纪录电影创作、生产的革命队伍。” ⑤正是这样一支队伍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思想带到了体育纪录电影当中。

《青春万岁》拍摄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这次运动会上共有7名运动员打破游泳、跳伞、射击、航空模型4项世界纪录，打破世界纪录就意味着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这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热情，这部影片也是新影厂规模空前的一次拍摄。展示体育事业成就的目的在于展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而这一时期拍摄的《永远年青》《青春的花朵》《征服世界最高峰》等，目的在于反映新中国不同于旧社会的精神面貌。

《征服“冰山之父”》讲述中苏两国爬山运动员登上了从来没有人登上过的慕士塔格山最高峰，中苏运动员一起生活、考察，举行足球赛，最后克服重重困难登上了“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最高峰，展现出大无畏的英雄精神，影片最后的解说词说：“现在中苏两国的国旗已经飘扬在慕士塔格山顶，31名中苏爬山运动员正在冰山之父的顶峰欢呼胜利，我们祝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像冰山之父一样永恒。”影片旨在展现中苏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胜利，也是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的一种见证。同样，《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也旗帜鲜明地体现出冲破美国等西方强国体育垄断的胜利之情，这种意识形态的显性宣传在这一时期的体育纪录电影中普遍存在。

2体育纪录电影构建民族身份认同

比尔·尼克尔斯曾经写到，不管意识形态以何种面貌出现——比如《权利法案》、“五年计划”、温和专制或竞争精神，它的作用就是提供故事、影像和神话，用某一套价值观来取代其它的价值观，有了集体归属感，人们就会舍弃那些（被认为是）偏离常规的、有破坏性的或非法的价值观和信仰。纪录片电影和电视的政治性，反映出纪录片对那些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点构成（或争取成为）社会归属感（或集体归属感）的特殊形式的价值观和信仰，并为信仰和价值观的建立提供一种具体可感的表达方式。 ⑥红红火火的群众体育运动场面，加上配音演员慷慨激昂的解说，在那个消息闭塞、文化产品匮乏的年代，这些影片就像具有魔力一般，激励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怀。

《征服世界最高峰》（1960年，摄影：牟森、王喜茂；编辑：吴均、应小英）记录了中国运动员第一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全过程。1960年，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外交方面与苏联的关系也面临着僵局，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决定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影片中的解说词激情豪迈地说：“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登山队，多次想要攀登珠穆朗玛峰，但从北坡攀上顶峰，没有一个获得成功，历史将再一次证明，在中国人民面前，无深不可测，无高不可攀，我们一定能从以往登山家失败的地方踏出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珠穆朗玛峰北坡被称为“死亡路线”，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从北坡登顶珠峰，在七八千米的高山上摄制纪录片，当时在世界上也是从来没有过，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壮举，登山队员的英雄事迹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鼓舞，在社会主义起步的艰难阶段，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征服世界最高峰》这部影片给国人带来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加强了民众对于民族主体性的认同，从而可以引导民众对建立一个现代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想象。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一部新闻纪录电影，男子团体在决赛中战胜日本队的比赛尤其激动人心，比赛一直打到第八局，最后容国团在最后一局21∶18，以总比分2∶1战胜日本选手星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夺得了男团、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的世界冠军，摄影师沈杰在他的书中写道，“中国人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以英姿勃勃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在困难时期大大长了人们的志气，激发了民族上进心。” ⑦由于“他者”的存在，自我意识、自我主体才得以确立，体育比赛中必然存在那个“他者”，在实现了民族独立的情况下，通过体育比赛中战胜“他者”可以更好地来确立民族主体性，实现民族身份认同。在那个年代，乒乓球比赛的政治意义大大超出了比赛本身，也正是看到了这类纪录片的政治传播效果，在胶片极其紧张的条件下（据编导陈光忠老人回忆，那个年代“新影厂”的胶片比是1∶35），“新影厂”仍然相继拍摄了《中日乒乓赛》《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下）》等体育纪录电影。

二、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体育纪录电影（1967—1976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新影厂的大部分人员也都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所以影片数量较以前大幅下降，在艺术性上，与“十七年”时期相比更是没有任何进步。新影厂体育纪录片编导陈光忠曾经谈到，新闻电影被迫按照“四人帮”的框框去套，单调乏味，千篇一律，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大行其道，板起脸孔训人。 ⑧这一时期，新影厂总共拍摄了12部体育纪录电影，包括综合性运动会、乒乓球以及其它球类运动、武术、登山等项目。“文化大革命”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宗旨是以无产阶级文化革资产阶级文化的命，所以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再加上后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利用纪录片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野心，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也成为他们所利用的政治符号，阶级斗争再也不像建国初期那般温和，甚至成为西方人眼中的另一场革命，而这一“革命”主要发生在文化领域，所以体育纪录电影中也充斥着“阶级斗争”色彩，革命话语成为影片唯一的表达方式。

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体育纪录电影是《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1975年，编辑：沈杰、叶同荷；摄影：刘永恩、沈杰等），影片记录的是1975年中国登山运动员从北坡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壮举，由于1960年登顶时是在夜里，摄影机没有记录下中国人登顶珠峰的镜头，有些国家不承认这一世界记录，于是有了二次登顶。1975年5月27日，以潘多为首的九名男女运动员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再次攀登上珠穆朗玛峰》当时在上海放映不到一个月，观众就超出三十万，此片外语版在法国戛纳电影节放映要达一个月之久。影片“大字报式”的解说词体现出鲜明“时代特色”，如“我国男女登山运动员满怀革命豪情，从拉萨出发，决心把76年的任务提前一年完成，再次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为毛主席争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杯杯青稞酒，碗碗酥油茶，把亲人的嘱托全咽下，全心全意为人民，事事都听毛主席的话。”

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政治符号的表述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作品中屡见不鲜，也是文化作品阶级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乒坛盛开友谊花——第31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1971年，编导：张孟起等；摄影：李振羽等）记录的是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尤其对中国代表团到达日本参加相关活动，以及比赛过程进行了记录：“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运动员带来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问候”。

体育一直是新中国对外交流的钥匙，“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有中断国际交流，体育成为中日、中美关系的一个突破口，而作为政治传播媒介的体育纪录电影则成为重要的舆论宣传工具，对中日、中美建交之前的舆论营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新时期的体育纪录电影（1977—1999年）

十年“文革”结束后，整个中国社会百废待兴，体育事业开始迅速发展，1979年11月26日，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80年代，中国女排豪取五连冠，1990年北京成功举办了亚运会。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体育纪录电影的拍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体育纪录电影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期。1977年到20世纪末，“新影厂”总共拍摄了约60部体育纪录电影，其中涉及综合性运动会、体操、三大球、乒乓球、冰雪项目、群众体育、民族体育等，大部分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所以说80年代是迄今为止体育纪录电影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以1990年北京亚运会为题材，“新影厂”又先后拍摄了《亚运之城》《亚运之星》《亚运之情》3部短片，亚运期间拍摄了9集系列片《难忘的十六天》，1992年“新影厂”还拍摄了3集短片《奔向巴塞罗那》。

“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现代派小说、现代主义诗歌、星星美展和‘第五代’电影的兴起等都一度成为八十年代‘文化热’的重要标识，与此同时新一批作家、画家和导演的崛起都使得这个群星闪耀且成果丰硕的十年格外光彩夺目。” ⑨从“文革”结束到89年，这段时期也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中日合拍《丝绸之路》《话说长江》等几部纪录片之后，国外的纪录片拍摄理念进入中国，同时国内电影界也开展了关于电影理论的大讨论，体育纪录电影的创作者们跃跃欲试，试图打破“文革”时期的条条框框，回归到纪录电影的艺术本质，泛政治化表达开始退场，体育精神慢慢回归，影片开始展现体育的力与美。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随着电视的发展以及电视新闻的兴起，纪录片附加的新闻功能逐渐淡化，纪录片与新闻片渐渐分离，纪录片也开始由国家的宏大叙事转向个人叙事，这一时期体育纪录电影中的政治传播呈现出新特点。

1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仍是宣传重点

计划体制下的体育纪录电影始终是主旋律的，始终发挥着塑造民族主体性、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新影厂”编导陈光忠的“体育三部曲”《新起点》《夺标》《零的突破》，分别记录了中国体育发展的三个阶段：《新起点》拍摄的是第四届全运会，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新的起跑线；《夺标》拍摄的是新德里亚运会，中国力压日本成为亚洲第一；《零的突破》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壮行，之后中国队在洛杉矶奥运会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影片对新中国成立以前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影像用黑白和彩色作对比处理，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突出社会主义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展示出政治制度上的优越性。

《乒乓英豪》中中国队在第36届世乒赛上豪取七个项目的冠军，《拼搏——中国女排夺魁记》《新的搏击——记中国女排四夺冠》等记录了中国女排的五连冠，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的那种民族自豪感，使国人感受到，一个独立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已经不仅仅存在于想象当中，而是正身处其中，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被点燃之后又迅速集聚。也正是意识到了这种政治影响力，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提出优先发展竞技体育，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2革命话语向“现代化话语”转变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盛行于中国文艺界几十年的革命话语开始发生变化，“现代化话语”成为主流表达，一时之间，神州大地上飞扬的口号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腾飞吧，中华健儿》（1983年，总摄影：沈杰；编导：木铁）是为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拍摄的纪录电影，在1984年意大利都灵国际体育电影节上获得了二等奖。影片中说道：“体育事业的兴旺发达，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十年浩劫中饱受创伤的体育战线，重振旗鼓突飞猛进，中国乒乓健儿长盛不衰，女排姑娘赢得了三大球的翻身一仗，新的世界记录和世界冠军不断出现，捷报频传，人心大振，体育健儿谱写的中国之歌在神舟大地汇成一股振兴中华的交响乐。”

体育比赛的有形赛场与四化建设的无形赛场实现了高度的重合，受众所看到的赛场上的拼搏、感受到的赛场上的激情移情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拼搏——中国女排夺魁记》（1982年，张贻彤、沈杰等）记录了1981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三界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夺取冠军的情况，片中不但有球赛，场面紧张、精彩，而且中国女排表现出来的为祖国争荣誉的拼搏精神特别富有感染力，这种拼搏精神正是当时建设四化、振兴中华所需要的时代精神。

3国家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变

这一时期的体育纪录电影的生产仍然是由国家主导，叙述方式也依然沿袭了“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准则，同时集体主义仍然是体育纪录电影突出的表现主题，但这是一个转折的时期，80年代的导演追求影片的艺术性和体育精神的回归，体育纪录电影也开始由国家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转变，体育纪录电影不再是“只见政治不见体育”“只见精神不见人”，影片开始关注到运动员个人，开始关注到体育运动中“人”的精神。第一次以单个运动员作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是李连杰19岁时拍摄的，介绍了李连杰的成长经历，12岁在第三届全运会上夺得武术冠军，蝉联五届全国全能冠军，影片突出了运动员个人的勤奋、刻苦和拼搏精神。

体育纪录电影《离队之后》向观众介绍了老女排队员孙晋芳、曹慧英、陈亚琼、陈招娣、杨希离队之后的生活，有的当起了体育记者，有的进入了体育院校读书，有的当起了领导，还有的是人大代表，片子更多地关注到了运动员个人的生活方面，但影片对运动员个人故事进行讲述，目的还是在于突出退役老运动员作为普通人继续为四化建设、为祖国作贡献的主题。

四、新世纪的体育纪录电影（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媒体环境的变化，体育更多地与电视联姻，直播成为更能够突出体育魅力的呈现形式，体育纪录电影作品屈指可数。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新影厂”拍摄了《加油中国》和《筑梦2008》两部体育纪录电影。虽然“新影厂”导演顾筠受邀拍摄了北京奥运会的官方纪录电影《永恒之火》和广州亚运会的官方纪录电影《缘聚羊城》，但这两部片子的投资方都是赛事组委会，影片旨在展现奥林匹克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并不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官方意志，因此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筑梦2008》和《加油中国》从片名就能够看出这是一种“强国梦”叙事，一方面，自上世纪张伯苓提出：中国何时才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只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在本土举办一次奥运会等问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是中国人百年奥运梦的实现。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更是我们强国梦的一种体现。这一时期，纪录片成为国家提升“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党和政府强调“去政治化”的文化输出，所以，在《筑梦2008》中，导演顾筠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对体育作泛政治化的表达，“金牌战略”“为国争光”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被“梦想”“拼搏”这样的普世话语所取代，梦想、拼搏是体育的本质文化，这既实现了体育精神的回归与传达，又实现了政治传播的目的。影片中的普通拆迁户高桂兰、特警队员、运动员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符号，他们代表着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情感通过纪录片传递给观众，政治化的说教被包含进抒情化的叙事之中，中华文化的传统无一例外受到召唤而在纪录片中获得延续。 ⑩由此可见，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去政治化”文化输出与上世纪80年代的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阶级意识不同，“去政治化”不过是一种表象 瑏瑡，政治性的表达还是被安排其中。

五、结语

体育纪录电影是体育发展的影像书写，更是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像书写，官方拍摄的体育纪录电影作为主旋律影片，承载着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功能，同时也参与意识形态整合。从“十七年”电影时期革命话语式的泛政治化表达，到“现代化叙事”，再到“强国梦”叙事，体育纪录电影的叙事与政治文化变迁是相契合的，同时，从体育纪录电影的叙事中也能够反映出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政治话语的转向。

如今，在国家政策的有意识引导和市场经济无意识的渗透之下，商业资本强势介入纪录片创作领域，官方投资拍摄的体育纪录电影作为政治传播的传媒艺术形式、大众传媒手段要在市场上占领一席之地非常困难，在受众选择多样化的今天，政治性诉求也只有在艺术性包裹之下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也是我们所仰望的“好莱坞模式”成功的法宝，把价值观念寓于荡气回肠的故事、震撼的特效之中，才能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筑梦2008》作了一次类似的尝试，可以成为官方体育纪录电影创作的有益参考。

注释：

① 刘君：《从制度到文化：政治传播范式下的中国电影变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② Demetrius WPearson，Russell LCurtis，CAllen Haney，James JZhangSport Films：Social Dimensions Oveeq1930－1995Journal of Sport＆Social Issues，Vol27，No2，May 2003，pp145－161

③ 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中国电影出版2005年版，第137页。

④[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23页。

⑤ 冯驷骥：《新闻电影——我们曾经的年代》，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⑥[美］比尔·尼克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等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161页。

⑦ 沈杰：《我的足迹》，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版，第52页。

⑧ 陈光忠：《从框框里跳出来——纪录片〈美的旋律〉创作谈》，http：//xuewencnkinet/CJFDDYYS197903005html，访问时间：2015年7月24日。

⑨⑩ 陈婷：《影像的历史书写》，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7、84页.

(11)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8期。

（作者孟婷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博士研究生；甘险峰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