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大陆媒体对民国图像的建构及其演进”（项目编号：12YJC86004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949年以来报刊中的民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2013CX079）的研究成果。

【内容摘要】 本文借助VAN DIJK的“社会认知”观，运用内容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新世纪以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如何呈现与建构“民国时期”，以影响受众的“民国”认知。研究发现尽管在报道形式上力图以符号编码多样化、纪实为主且独立性较强的栏目新闻来客观呈现民国图景，但在报道内容上媒体仍然存在偏向性，体现出以革命记忆为主要内容、以共产党为核心记忆主体的记忆景观，而对其它主体则予以淡化处理。

“二十世纪始于未来性的乌托邦幻想，却终于回顾性的怀旧风潮。” ①近年来，“民国热”成为中国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尤其表现在对“民国时期”文化界人物与事物的怀旧与欣赏。短暂的“民国时期”在半个多世纪以后被重新罩上了神秘而美妙的面纱。而剧烈时代变迁中的民国记忆纷繁混杂，不同书写者的历史版本并存与交锋。从官方到民间、从学者到普通百姓、从电影小说到口述史回忆录，众多构建民国记忆的努力散见各处。而不同的建构内容对于主体的认知激发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大众传媒作为公共信息的提供者，既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传唱者 ②，又会如何建构“民国图像”呢？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官方媒体，对于历史的建构不仅是一种官方历史叙述，更是一种社会优势叙述模式，而这种优势叙述模式又是如何形成并影响大众对于历史的认知与态度呢？VAN DIJK关于媒体文本的“论述分析”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他认为“论述”既是言语表达的成品，也是一个沟通传播事件，可被定义为在社会结构中一组系统性的文本、讯息、会话或对话。研究者如果要对‘论述’进行解释，“不能仅局限在语言的内在结构与认知运作，还须将此‘论述’置于大的社会文化结构与过程中来理解” ③。他认为“论述”可区分为文本、认知与社会文化三面向，社会认知联结了其他二者；而“社会认知作为一种心理结构与过程的内在机制，它包含了团体成员所共享的社会信念（如意见、价值观等）以及促使这些信念有效运作的认知策略（如诠释、引伸等），并直接介入新闻‘论述’的生产与理解中。” ④因而VAN DIJK认为分析媒体的“论述”也就是分析其社会认知的过程，也就是分析“社会认知”如何塑造此“论述”生产与理解的过程；而媒体的“论述”既包括“可观察的口语、文字表述、社会互动与言说行为，也包括在理解与生产这个‘论述’之际所介入的认知再现与策略” ⑤。尽管VAN DIJK侧重于文本的话语分析，但本文仍尝试运用他的社会认知论述观，结合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方法来探讨：一、新世纪以来官方媒体对“民国时期”这段“最近的过去”如何“论述”或建构的，包括建构的方式策略、建构内容和建构目的等，来探讨编者的社会认知如何塑造媒体文本并影响受众认知的；二、在当今社会脉络中，时代背景对媒体的建构角色和作用的影响大小。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作为我国最具权威性的执政党报纸，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者，也是官方历史叙事的载体，更是我国其他报纸如何建构历史的风向标和定调者，从中可洞察出执政党对于“民国时期”的态度及其变化。而样本时间以2000年为起点，2011年辛亥革命纪念100周年为终点。具体操作为：凡涉及样本时间内对“民国时期”的事件、人物、社会生活状况描述达到一个自然段及以上的新闻、特稿、评论、读者来信及图片报道等均纳入样本范围。在具体的收集过程中，参考Donati采用的建构“关键词清单”的做法，鉴于报道较少直接运用“民国”字样，本文按照以下关键词检索的方法进行：“解放前”“旧社会”“过去”等；直接点明民国时期的某一年份（如“1935年”）；某一历史事件名称（如五四运动）；著名民国人物名（如鲁迅）等；据此标准，共收集样本1433则，使用SPSS190数据统计软件分析，本研究信度检测由两位编码者共同完成，根据学界信度检测标准，总样本量大于500时，抽取10%做检测样本。 ⑥随机抽取检测样本数为150，由于需要检测的类目较多，采用SPSS中的Kappa计算。对每一个类目进行检测后，得出信度值均在879%－958%之间，整体信度值达到91%，符合基本要求。

一、有关“民国时期”报道的呈现形式

1栏目化：栏目新闻占半数多

普通新闻指散见于报纸各大版面的新闻，而栏目新闻则指报纸的固定栏目中的新闻。研究发现，《人民日报》有828则栏目新闻，占比578%，主要有2005年的《永远的丰碑》《永远的丰碑之红色记忆》和《抗日英雄谱》（共661，461%），2009年的《人民英模》（92，64%）及2011年的《“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75，53%）。普通新闻仅为605则，占比422%，以重大历史事件报道为主。

其次，从文本群的时间分布看，在《永远的丰碑》栏目推出前5年，文本量每年平均为36则左右。而《永远的丰碑》《抗日英雄谱》推出后，文本量2005年为431则，2006年为308则，2007年推出《永远的丰碑之红色记忆》为187则，2009年推出《人民英模》为126则，2011年推出《“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为137则。需要提及的是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庆，《人民日报》进行大规模报道，故其样本量一部分归于辛亥革命的纪念报道。

二者结合可见，《人民日报》关于“民国时期”的历史报道主要以栏目化形式呈现，这与历史事件、人物属性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属于过去式，一般处于“休眠”状态，当遇到历史纪念节点则会喷涌而出以召唤大众的历史认同，而要保持大众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持续关注度，媒体的常用手法是采用“栏目”化形式为大众设置一个关注历史的窗口抑或是焦点，使历史事件与人物常态化。

2符号编码多样化：多媒介形式的新闻占6成多

文本通过符号编码进入大众的视觉系统并影响受众的认知。研究发现“民国时期”的报道呈现出符号编码多样化态势。纯文字仅为549则，占比383%，而以多媒介形式出现的“文字加图片、图表或三者并有”的新闻共884则，占到文本群的617%。由于报道内容属于“旧闻”，其历史背景与现实相去甚远，直观的图像展现相较纯文字描写更能提示受众进行选择性注意而引领受众走进历史。如为2011年建党90周年设置的特刊“脊梁”：着重介绍四位革命先驱——恽代英、江竹筠、左权及黄公略。编辑在编排时将四位英雄的照片排为“人”字型，如同一座纪念碑，来比喻他们的精神如丰碑一样屹立不倒。对于历史的处理，图像作为最具表现力和戏剧性色彩的，且可展现不平常比率与颜色的一种符号，其使用能减少文字上的赘述，为文字制造怀旧氛围，给予受众身临其境之感，这也成为媒体对“旧闻”处理的常用手段。

3报道体裁：资料性稿件占6成多

本文将报道体裁共分为九类，消息与通讯归属于纯新闻；评论是指社论、述评等带有观点的新闻；背景资料或历史资料是指新闻以呈现史实为主的新闻；个人回忆则是以第一人称“我”为主体回忆过去的报道；历史总结与研究指对某一历史的反思或学术思考，其作者基本来源于专家学者。

研究发现“民国时期”报道注重科学独立成篇式呈现，推出了大量有严密逻辑性和说理性的历史研究性文章和背景材料（988，689%），力图把历史作为“独立且完整的存在”来保持其独立性与客观性；而与时代结合紧密的纯新闻仅44则，占比3%。但值得注意的是评论有222则，占比155%，这说明媒体也会结合当下需要对历史解码进行价值判断而非纯客观呈现以引导受众对历史记忆的建构。

4报道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强：独立成篇近8成

数据表明，独立成篇的文本共1139则，占样本比例为795%。在《人民日报》5个栏目中，除了《人民英模》中3个文本有对建国以后的描述外，其余5个栏目的样本均为独立成篇的文本。这说明《人民日报》把“民国时期”作为一段独立的经历给予完整的叙述，让某一段历史独立于篇章中，而较少使用部分史实作为与今日比较的辅助资料。正因如此，从形式上看报道更具客观性。

二、有关“民国时期”报道的内容呈现

报道主题是指“文本整体所述说的究竟是什么” ⑦。VAN DIJK认为分析主题“一方面可探究如何从文本中借删除、化约、普遍化、与重组的手段，让主题结构得以浮现；另一方面则是探究此主题结构是如何以不同比重配置在文本中的，包括检视其如何被理解、哪些重点被突出、相关性又如何被呈现等。” ⑧而主题结构的凸现及其在文本中配置的就是一组特定的知识、信仰、态度、与意识形态的运作。因而本文从“民国时期”的报道主题、呈现方式及信源来观察《人民日报》的“论述”。

1新闻主题的分布：革命＋共产党

从报道主题看，《人民日报》对“民国时期”的新闻主题主要集中在军事（776，542%）与内政（462，322%）上，其次是文化艺术（118，82%）与教育（29，2%）。从报道人物或事件归属上，依次为共产党（1145，799%）、民主人士　（76，53%）、外来者（62，43%）、国民党（57，4%）、普通民众（9，06%）。而将二者进行交叉分析发现，军事（776则）中主体比例依次为共产党（671，865%）、外来者　（46，59%）、国民党　（25，32%）；内政（462则）主体比例依次为共产党（377，816%）、国民党（27，58%）、民主人士（10，22%）；文化艺术（118则）依次为共产党（49，415%）、民主人士（45，381%）、外来者（6，51%）；教育29则，为共产党（16，552%）、民主人士（9，31%）、外来者（1，34%）。对共产党（1145则）的报道重点依次为军事（671，586%）、内政（377，329%）、文化艺术（49，43%）、教育（16，14%）；对国民党（157则）的报道重点依次为内政（27，474%）、军事（25，439%）、文化艺术（2，35%）；对民主人士（76则）的报道集中在文化艺术（45，592%）、内政（10，132%）、教育（9，118%）上；对普通民众（9则）的报道集中在军事（6，667%）、内政（2，222%）与文化艺术（1，111%）上；对外来者（62则）的报道集中在军事（46，742%）、文化艺术（6，97%）、内政（5，81%）上。从这些数据看出《人民日报》在民国记忆的建构中主要凸显了军事与内政方面的记忆，是一幅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记忆为主导的图景。此外，不同记忆主体的性质所突出的记忆内容也有所变化。共产党与国民党，主要强调政治军事记忆，民主人士强调艺术文化记忆，普通民众与外来者除了强调军事记忆，在文化卫生等领域也有强调。

2新闻主题的呈现手法：召唤记忆类型占三分之二强

结合文本内容，笔者将主题呈现手法分为四种：召唤记忆类型、历史反思类型、个人追忆类型和挖掘新闻类型。召唤记忆类型是媒体以现实事件为由头陈述式报道历史事件的新闻。研究发现，召唤记忆类型新闻为969则，占比677%，在全样本中占主导地位；如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一百周年（2000831－1版）、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2001728－2版）、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大会在京举行（200594－1版4版），《人民日报》大量报道这些纪念性活动，利用共同的“社会认知”来唤醒已经淡化记忆的人们，但其报道的活动多属于官方活动或学界活动，民众较少，这与其作为一份官报之属性密不可分，同时也说明这一呈现手法具有明显的方向性——由上层的媒介代表唤起底层大众的记忆。

历史反思类型对重要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定性、评价与讨论，直接展现作者对历史解读的观点和立场，数据表明其为295则，占比206%。这主要体现在评论、历史研究体裁上。评论（222则）以人物评论（123，55%）为主，其中军政领导（102，83%）和文化名人（20，163%）占主导地位；而有关事件的评论则主要依托于一个纪念事件被唤起（唤起记忆类型），并伴随着对该事件的定性与讨论（历史反思类型）。从历史总结与研究体裁看，这类议题主要体现在对历史的梳理上，如在2000年12月28日第12版刊登的《中国政治学百年回眸》，梳理了政治学在中国近一百年的发展情况。

个人追忆类型是以第一人称“我”来进行回忆历史的新闻，共123则，占比86%。唤起记忆类型具有一种至上而下的导向性，而个人追忆则以小见大，以个人经历见证历史，以个人情感引起大众共鸣，它是新闻情感抒发的空间，对逝者的悼念，对历史时刻的见证，即使年代与发生事件不同，所唤起的感情记忆却是共通的，故媒体也会通过个人追忆来召唤历史认同感。

挖掘新闻类型则指对长期隐蔽或掩盖的历史事实进行揭密式的报道，共46则，占比为32%。这主要出现在专访与解密式新闻中，专访表现在对历史的相关人物进行访问而发现的新事件，这是媒介突破再现历史层次，以显性的身份参与到历史的二次实践中；而解密式新闻是报道不为人知的史实，即发现新史实的新闻。如《尘封67载，鲁迅书信近日发现》（2003625－9版）、邓小平1926年自传发现经过（2004819－5版）、揭秘日军鲁西细菌战（2005614－4版）、南京大屠杀再添铁证（2007126－11版）等。这类新闻具有偶发性，它是根据新史料的揭开而出现在大众视野的。

唤起记忆类型告诉大众该纪念什么，历史反思类型则告诉大众纪念的意义何在，个人追忆类型唤起大众的共同情感，挖掘新闻类型则呈现为两方面：一是对唤起记忆类型历史反思类型的进一步深入或维度的拓宽，它是媒介以能动主体对历史事件的二次实践；二是对历史资料的新披露。这四种类型彼此关联从不同维度共同建构出民国图景。

3报道内容的消息来源：以官方来源为准

消息来源也是探究主题结构不同比重如何配置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报道中，新闻记者选择谁作为消息来源、选择哪些信息、对消息来源进行怎么样的处理已奠定了报道的基本框架，而且已成为“仪式”化处理。研究发现，历史资料（来自官方公布的史料）（921，643%），位居消息来源之首。其次是政府部门与官方数据（173，121%）。再次是学术机构（146，102%）。由此可见，官方途径（包括历史资料、政府部门与官方数据）占到总样本的764%。而来自民间团体的文本只占到07%。可见其消息来源存在明显的信息来源偏向，所谓消息来源偏向指的是“记者在选择消息来源上，系统性地偏向某些人物、团体或组织，而忽略其他人物、团体或组织的行为” ⑨。而“消息来源通常会尽量避免对自己不利的消息，透露给新闻记者的只会是对自己有利的消息。” ⑩这可看出《人民日报》的强意识形态性，习惯也必须采用中国官方的信源，以此来确保与政府口径的一致。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辅之以定性的文本分析，研究发现《人民日报》在建构民国记忆时，在报道形式上尽可能以独立成篇、多媒介符号等客观地呈现民国图景，而这与当今时代背景的影响分不开，因为在多媒体并存时代，受众接受信息渠道多样化条件下，党报如果仅是单纯的宣传和灌输只会导致受众的疏远与抗拒从而失去建构作用，因而编者在对“民国时期”“论述”时尽可能做到形式客观、中立，给读者以客观报道之印象。但VAN DIJK认为，编者会透过文本（即论述）来表达或再生产意识形态，而媒体在再现意识形态过程中会启动一组集体的基模来识别自我与他者，如涉及自我群体的再现时所启动的类目就包括如下：谁属于我们？谁被认可是属于我们？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为何要这样做？我们何以应该这样做？我们位在何处？与他者团体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拥有些什么？我们又缺少些什么？ 瑏瑡因此在分析“民国时期”的报道主题及内涵中，我们发现编者的“社会认知”仍会以隐讳迂回的方式出现于字里行间，这表现在其主题框架的偏向性及报道内容的强化与弱化上。

1以纪念为目的，模式化再现“民国图像”

媒体的意识形态性使其在选择话语时必然受制于主导话语结构，而主流意识形态所进行的历史重写，是对于记忆符码的重新编程，即由现实需求动因触发而设置的关于往事的回忆。这种回忆则会化作编者的“社会认知”直接介入新闻“论述”的生产，并经过大众传媒的长期的有选择性重复来形成集体记忆的模式化，借以证明已经和正在进行的事业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而刚刚过去的“民国时期”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特殊时期，既包含着中国从封建走向现代社会、从半殖民走向民族独立的历程，更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孕育、诞生、斗争直至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因此在样本时间内，我们发现《人民日报》为了抗拒历史与现在的断裂而对“民国时期”进行适时召唤，结合时代所需以高峰式的纪念报道，创造出“纪念仪式”，并将其固定化和模式化，让其进入公共舆论领域，深入到大众的集体记忆中。数据显示纪念报道占比高达957%，涉及九个重要历史事件和上百位革命英雄的人物，如《永远的丰碑》系列（包括《抗日英雄谱》《红色记忆》），每天报道一个英雄人物或历史事件，总共持续了2年8个多月。从形式看，系列栏目占据了稳定的时间点和版面空间；从叙事模式上看，都是“人物功绩（事件介绍）＋评价”的固定模式。虽然报道的内容不同，但其叙事模式是重复的。重复的目的在于将受众的视线聚焦于媒体想要表达的框架之上。不断重复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就像一个仪式，让大众参与其中，将个人认知与所建构的记忆融合，大众在这个仪式中实现自我与社会之间的认同，一旦大众对媒介的意识形态框架产生认同，意味着大众的集体记忆也将与意识形态框架发生同质化的改变。而这种仪式性的重复和政治召唤下的符号编码的规模化，加快了历史走向象征性的进程。

2革命记忆下的强化与弱化

在《人民日报》对民国记忆论述建构中我们发现依然存在VAN DIJK所提的认知基模，着重突显了“我者”共产党及爱国人士，强化与再塑了他们在军事与内政方面的作为，是一幅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记忆为主导的图景。而在革命记忆建构中不断突出中华民族抗争与共产党浴血奋战的一面，是一种以求克服创伤所致的不幸而采用的历史书写方式——记住过去，展望未来——将不幸的记忆转移到对未来的期盼中，赋予其意义，让这段记忆成为一个象征符号并昭示后人。而在具体建构中又对不同主体进行不同的强化与弱化。如《永远的丰碑》《抗日英雄谱》《人民英模》《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等栏目对大量共产党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象征性表达，革命先驱不再是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的个体，而是英雄范式的象征符号，是为了祖国和人民而不畏牺牲的英雄形象，这些象征符号使共产党员神性化，同时也再次强调了共产党的合理化与合法化，增强了共产党在集体记忆中的集体认同感。而且报道中官方消息来源在全样本的比例达到764%，这意味着官方记忆始终是以强势且优势的叙事框架嵌入人们的集体记忆中。而媒体在政治意图上的顺从直接表现出记忆呈现的单面性，共产党记忆的放大不断压制其他记忆的空间，如国民党在报道中始终处于“它者”的地位，以“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变导致大革命最终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独裁统治发动全面内战”等负面形象出现：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对陈延年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逼迫他供出上海党的组织。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敌人无计可施，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东西，遂残忍地将他杀害。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 瑏瑢

论述中没有对国民党形象的直接陈述，而是通过细节描写和负面词汇的运用塑造出国民党独裁残忍的一面，而共产党在国民党丑恶的嘴脸下更显出光明磊落、英勇无畏的形象。国民党作为“它者”的出现，目的就在于展现共产党在历史记忆中的主导且合法的地位。当然，在2000年后的报道中，我们也看到部分对国民党肯定的记忆，但只是少量且局部的，不能影响到其整体负面形象的建构，也不同于民间“民国热”中的形象呈现。

由此可见，官方媒体作为社会的文化机制，通过新闻仪式性的重复制造喧闹的纪念狂潮，让大众聚焦于其内在的意识形态逻辑，淡化历史多样化的声音，规避敏感的历史信息和强烈的宣传色彩，这些建构反映了官方媒体主要作为政治权力实践场域而非公共舆论场域运作的实质。

注释：

① 李依倩：《历史记忆的回复、延续与断裂：媒介怀旧所建构的“古早台湾”图像》，《新闻学研究》总第87期，2003年。

② JillAEdy，Journalistic uses of collective memory，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9，No2，1999，pp71－85

③ vanDijk，TA（1997b）The study of discourseIn TAvan Dijk（Ed），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Vol1（pp1－34）London，UK：Sagep21

④ vanDijk，TA（1993a）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Thousand Oaks，CA：Sagepp37－38

⑤ vanDijk，TA（2004）From text grammar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 brief academic autobiographyRetrieved form，http：//wwwdiscoursesorg/Form%20text%20grammar%20to%20critical%20disco urse%20analysishtm

⑥ 彭增军：《媒介内容分析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⑦ vanDijk，TA（1988a）News as discourseHillsdale，NJ：Erlbaump78

⑧ 倪炎元：《从语言中搜寻意识形态：van Dijk的分析策略及其在传播研究上的定位》，《新闻学研究》，总第114期，2013年。

⑨⑩ 罗文辉等：《新闻记者选择消息来源的偏向》，《新闻学研究》，总第50期，1992年。

(11)vanDijk，TA（1998a）Opinions and Ideologies in the pressIn ABell＆PGarrett（Eds），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pp21－63）Oxford，UK：Blackwellp25

(12)《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之陈延年》，《人民日报》，2011年2月14日1版－8版。

（作者杨琴系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访问学者；田钰琳系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