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馨予（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吉林 延吉 133002）

朝中使臣文献中的明末辽东形象
——以《花浦朝天航海录》、《輶轩记事》、《朝京日录》为中心

常馨予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吉林 延吉 133002）

17世纪初的朝鲜王朝与明朝使臣文献，作为国家意识的代表，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明朝的逐渐没落与后金势力的扩大，切断了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的利益往来，宗藩两国的脆弱联盟，只能凭借着两个民族一致的华夷观来维系。而随着朝鲜王朝对明朝命运的认识逐渐清晰，朝鲜王朝将华夏文明的正统倾向于自身，驱使着朝鲜民族走向独特的自主。朝鲜司宪府监察洪翼汉的《花浦朝天航海录》（1624）、明朝颁诏使姜曰广的《轩纪事》（1626）、朝鲜冬至圣节千秋进贺正使金的《朝京日录》（1636），都提到了明末辽东地区的明朝海防、辽东流民以及两国的宗藩关系，这些形象既是史料，也是华夷观和正统论的体现，对于研究两国使臣文献和明末辽东地区历史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朝中使臣文献；明朝海防；辽东流民；华夷观；正统

绪论

17世纪初，明朝政府的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腐朽统治激化了后金势力对明朝东北部的侵吞。作为军事要冲的辽东地区被后金势力纳入其统治区域后，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的陆路交通中断，采取海路交往则要冒巨大的风险，以至于明朝政府和朝鲜王朝持续二百余年的使臣来往逐渐减少。与以往相比，这一时期的使臣文献中，更多体现出的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后金势力的仇恨以及对失所流民的怜悯。这种时代特点，根源于当时辽东地区复杂的军事状况和社会状况。从军事状况来看，1625年，明朝政府在辽东地区最后一处要塞旅顺被后金占据，整个辽东地区落入后金之手，明朝与后金的战略中心逐渐转向山海关防线。但明朝政府仍加大力度扶持东江镇驻军，试图让左督平辽总兵官毛文龙继续实施偷袭后金后方以牵制其势力的扩张的策略。对东江镇的过度重视和对毛文龙“海上王国”的多度纵容，为明朝军队在辽东地区的失利埋下隐患。从社会状况来看，被明朝与后金的战火波及到的辽东居民流离失所，一部分流民屈服于后金政权的高压政策下，成为“假鞑”；一部分流民或避难于辽东海岛，或避难于邻国朝鲜，很少一部分流民能通过山海关南下逃回中原地区①［韩］郑炳喆.明末辽东沿海地区的局势［A］.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辽东流民对明朝和朝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不让流民投降并服务于后金，毛文龙将流民收编于东江镇军事要塞，这些战斗力低下的辽兵没有任何建树，却大量耗费着明朝政府的财力；逃难于朝鲜的流民在朝鲜半岛肆意掠夺和破坏，朝鲜国王却不得不以藩属国的身份向流民提供大量粮食，让朝鲜君民都难以接受。

朝鲜司宪府监察洪翼汉的《花浦朝天航海录》（1624）、明朝颁诏使姜曰广的《輶轩纪事》（1626）、朝鲜冬至圣节千秋进贺正使金堉的《朝京日录》（1636），就是这一时期使臣文献的代表作，真实地反映了明王朝灭亡前的二十年内辽东地区的军事状况和社会状况。

洪翼汉（1586-1637）是朝鲜王朝中期的文学家，从师于朝鲜王朝著名文学家、外交家李廷龟。在朝鲜与后金的军事和外交过程中，洪翼汉始终拒绝议和，坚持忠明抗清。1636年，朝鲜王朝被迫与清签订屈辱和约，坚持抗清的朝鲜“三学士”洪翼汉、尹集、吴达济被清军押送至沈阳，次年英勇就义。1624年7月，洪翼汉以司宪府监察的身份，随李德泂使团来到中国，客观地记录了17世纪 20年代补给充足的明朝海防和辽东海岛上的流民情况，揭露了魏忠贤集团对明朝忠臣良将的迫害。洪翼汉的《花浦朝天航海录》中出的真实情感，既有对明朝政府腐朽统治的痛惜，也充满了他对后金势力和女真“异族”的痛恨，充分体现了以洪翼汉为代表的朝鲜文人的华夷观和正统观。本文《花浦朝天航海录》引文选用的是由林基中主编、东国大学校出版部 2001年刊行的《燕行录全集》第17卷中收录的《花浦朝天航海录》。洪翼汉的个人文集《花浦遗稿》没有收录《花浦朝天航海录》，所以其初本具体信息不敢妄加定义。

与洪翼汉处于同一时期的明朝使臣姜曰广（1584-1649）是明朝末期文学家。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后，姜曰广仍然支持南明政权，意图复兴。1648年，反正归明的清朝将领金声桓邀姜曰广为大学士，起义抗清。次年兵败，姜曰广在南昌城携全家投水自尽。1626年，姜曰广颁明熹宗皇大子出生诏于朝鲜。在颁诏过程中纠正了朝鲜王朝在外交礼仪上的错误，体现了天朝大国的威仪和风范。在这次使行记录《輶轩纪事》中，姜曰广对自己亲眼看到的明朝海防和辽东流民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在当时敌我势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很难实现，但仍能看出以姜曰广为代表的明朝知识分子高尚的爱国热忱。《輶轩纪事》的初本，是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的《豫章丛书》本。该本是陶福履（1853-1911）所编《豫章丛书》的最终刊刻本，巾箱本，包背装，规格 26.5*15cm，内侧双边，乌丝栏，每半页 9 行21字，白口，无鱼尾，版心中间有“輶轩纪事”四字，卷首有善化皮锡瑞序。本文所引用的《輶轩纪事》底本是殷梦霞、于浩选编，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3年发行的《使朝鲜录》本，该书以《豫章丛书》本为底本。

金堉（1580-1658）是朝鲜王朝著名的文学家、改革家。金堉于1636年写成的使行记录《朝京日录》，是朝鲜使臣的最后一部使明记录，揭露了明朝灭亡前几年里军事的和吏治方面的严重腐败：仅是收取使团贡品一事上，金堉就被明朝政府从下至上的各级官员连续克扣。金堉在回归朝鲜后担任领议政，于京畿地区试行大同法，大同法的重要部分之一，就是改革贡物制度。可以看出，对朝鲜战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大同法，是受到金堉中国纪行很大影响的。《朝京日录》收录于金堉本人文集《潜谷遗稿》卷十四。《潜谷遗稿》的铜活字初刊本成书于 1683年，该本规格27.6*18.3cm。四周双边，乌丝栏，10行20字，白口，上一叶花纹鱼尾。本文《朝京日录》引文选用的是由林基中主编、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刊行的《燕行录全集》第16卷中收录的《朝京日录》，该书也以1683年《潜谷遗稿》为底本。

一、朝中使臣文献中的明末辽东海防

17世纪20年代的明朝海防无疑是以毛文龙（1576-1629）在朝鲜近海皮岛（又名椵岛）所建立的东江镇驻军为中心。1622年，因为镇江之捷、林畔之战两次战功而晋升为左督平辽总兵官的毛文龙奉命镇守辽海地区。毛文龙趁机将前两次战斗后募集的军事力量发展壮大，在皮岛、铁山地区建立海上军事要塞东江镇，一方面收拢辽东流民以削弱后金在辽东地区的开发，一方面收复失龙在东江镇建立初期，为明朝海防竭尽全力。

两年后的1626年，明朝使臣姜曰广看到了初步形成规模的东江镇：“皮岛孤悬海中，辽民聚集，依山成市。南兵约三千，俱赘集其上。岛西望三十里，即朝鲜边境所谓铁山者，毛帅亦驻焉，众市不下皮岛。”⑤殷梦霞、于浩选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使朝鲜录·輶轩纪事》，402页。与《花浦先生朝天录》相比，《輶轩纪事》中没有记载任何屯粮海岛，从屯粮情况看，东江镇的钱粮保障的确大不如前。东江镇孤悬海外，土地贫瘠，边境互市是毛军自给自足的最好办法。但互市仍然不能解决东江镇冗兵的问题，姜曰广与毛文龙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时，毛文龙就抱怨道：“今所患在无饷耳。”⑥殷梦霞、于浩选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使朝鲜录·輶轩纪事》，445页。。通过考察明末历史可以发现 1625年即姜曰广出使朝鲜一年前，后金已经攻陷了明朝在辽东地区的最后一处要塞旅顺，海上出兵行动不必通过侵略朝鲜或劝降朝鲜而进行，由朝鲜出海不仅路程更远，而且自然条件恶劣。就明朝来说，毛文龙的皮岛驻军虽然具有一定实力，但是明朝军队与后金军队的军事实力实际相差悬殊，陆战防御难以取胜，更何况攻城略地。况且旅顺被攻陷之后，明朝内地与皮岛的联系被切断，皮岛驻军大部分资源要仰仗朝鲜，防御期间，朝鲜补给常常不到位，出战时期就更难维持。

金堉在中国看到的第一支明军部队，是左都督陈弘范部⑦《朝京日录》多次提到统领东江镇的“左都督”，但没有提及他的姓名。在金堉的《朝天录》中《上都督陈弘范书》有“今都督领椵岛之兵，自辽东而来”一句，椵岛即皮岛，是军事重地东江镇的大本营。可知此时统帅明朝辽海军队的左都督就是陈弘范。。皮岛于1621年由明朝将领毛文龙驻军并开发，毛文龙以皮岛为中心进行军事行动，多次率军偷袭后金后方，以至于皮岛在1625年前一度成为牵制后金入侵的军事重地。1625年，后金占领金州卫重地旅顺，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尴尬处境。皮岛与京津地区的联系被切断，毛文龙虽然仍固守皮岛实行偷袭战略，但屡次失败，毫无建树。可以说此时的皮岛已经没有当初的军事意地和骚扰后金战略后方。东江镇驻军在明朝、后金、朝鲜三方面历史文献中有着不同的记载，以至于后世对毛文龙和东江镇的评价有着很大的差异，不过文献中对东江镇巨大规模的肯定，往往能够达成一致意见，本文所引用的三种使臣文献也无一例外地反映了东江镇的繁荣，然而这种繁荣却从军事规模的繁荣转向贸易市场的繁荣，东江镇在互通贸易的过程中逐渐扩大规模，最终成为辽东地区的安乐乡，滋生了东江镇驻军的腐败与没落。

从《花浦先生朝天录》整篇行文来看，洪翼汉对沿途的天气、景物、明朝的宫室、人物的描写非常具体，唯独没有着重描写东江镇中心皮岛军署的规模。可以推测东江镇驻军建立初期，毛军还是比较规矩，并没有像后世文献所记载的与朝鲜、后金“互利为市”。

洪翼汉更多地记录了东江镇周边海岛上的物资储备和毛军的海上巡逻。使团途经石城岛时，看到“岛上有聚米十余峙，露积不垣，即是登萊所运毛督府军饷”②东国大学校出版部，《燕行录全集》，2001，卷17《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120页。；途经广鹿岛时，看到“岸上有积谷二十余峙，即亦登莱所运毛督府军饷。而总兵张继善句管岛中有堡，参将马景柏、守备朱国昌等巡视沿岛，共任诸务云。”③东国大学校出版部，《燕行录全集》，2001，卷17《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124页。充足的军饷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对东江镇驻军的重视，而毛文龙也没有辜负朝廷期望，尽力守护辽东海面的安全。在金州地界，洪翼汉听说“数年前鞑贼割据，豺虎纵横。舟行於此者莫敢近，由南大洋横截而过。自上年，参将张盘勒三千兵，把守旅顺口。真鞑北归，假鞑来顺”④东国大学校出版部，《燕行录全集》，2001，卷17《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132页。，参将张盘，即是毛文龙起兵时的心腹之一，无疑是毛文龙得知海面不静，派遣张盘前去剿贼。正因如此，附近居民才能得到平安，朝鲜使团才能安心停泊。可以推测，毛文义。1636年金堉所看到的皮岛驻军则是不务正业，大兴土木：

岛中大治宫室，极其宏侈。破岩凿崖，筑墻作砌。将官等亦各治第舍，皆役所属军兵。军兵不得休息，颇有怨雠。近来人多病死，死则烧之，烟气不絶。而都督久不坐堂，罕接将官，军情颇失望云。⑧东国大学校出版部，《燕行录全集》，2001，卷16《朝京日录》，444页。

皮岛守军在安逸的环境下开始用军资来营造宫舍，满足私欲，士兵死后隐瞒死因，草草解决，足见皮岛驻军的玩忽职守。毛文龙驻守皮岛时期不断向明朝政府要求赠加军饷，以至于崇祯皇帝怀疑其用军饷中饱私囊。从陈弘范部的所作所为，可推断毛文龙的浪费渎职也不是没有可能。皮岛之所以可以没有战事，是因为已经没有牵制敌军的军事意义，而明朝政府仍然派兵皮岛，坚持毛文龙时期的战略，足见明朝军力的安排失误。

不过左都督陈弘范对金堉使团的款待非常热情，想要设宴为使团接风，被金堉以国恤拒绝，陈都督只好安排酒馔送行。使团到达南汛口时，陈弘范恰好巡视至此，又设宴款待使团，并赠送礼物。这次，金堉见到了陈弘范的海防部队，“船樯森立，旗帜飘扬。鹅鸭鸡犬，并在各船，俨然如村落”⑨东国大学校出版部，《燕行录全集》，2001，卷16《朝京日录》，454页。。可见毛文龙“耕战”传统由陈弘范继承并带到海上，将鸡鸭鹅狗都带上船只方便生活，令明军军威尽失，明军战斗力可见一斑。

二、朝中使臣文献中的明末辽东流民

明朝辽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依赖着自给自足的屯田制。屯田制在明初和平时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基本解决了辽东军饷问题。但明朝中期以来，随着后金势力与明朝辽东驻军的战争逐渐频繁，辽东屯田制在军饷的巨大消耗和地主的侵占中走向崩溃。⑩［韩］郑炳喆，明末山东和辽东之间的人口流动，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会议，2007页。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大部分辽民成为流民，纷纷逃往内地或朝鲜。无论逃往哪里，流民问题都给当地社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在《花浦先生朝天录》里，洪翼汉主要记录了避难于海岛的辽东流民。在长山岛，洪翼汉看到了一处流民聚居地：“时见人跡印於平沙上，峡里疑有仙庄逸居。跟寻度岸，转入小洞。则矮屋依草，弊庐傍林。牛羊溢巷，鷄犬盈街。迎人问语，可知其辽左避虏流民也。”①东国大学校出版部，《燕行录全集》，2001，卷17《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123页。战乱环境中的一处桃花源，无疑给了洪翼汉一种慰藉之感。在广鹿岛停泊的第一天，洪翼汉使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嵓的流民的盛情款待，在得知他是从金州逃难于此的文人时，洪翼汉不禁感慨“宇宙间何物，乱华穷凶，一至於此。遂令儒士，未免埔播落拓，困厄於岛屿瘴海中哉。殊不知苍苍者天意竟何如，其肯使数百年衣冠文物，尽污於腥羶之尘，而终不悔祸耶。”②东国大学校出版部，《燕行录全集》，2001，卷17《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125页。洪翼汉对后金“异族”的极度仇恨，来自于朝鲜文人一直坚持的华夏民族的正统身份。普遍认为自己是箕子后代的朝鲜文人对非华夏民族的“蛮夷”非常反感，洪翼汉尤甚。第二天航海条件恶劣，使团不得不继续停留在广鹿岛上。使团其他成员都各自选择流民人家留宿，但洪翼汉坚决不住，认为这些房子“腥羶之气袭人，闻可呕肴。盖假鞑新自辽归，头发尽剃、髼鬆若髡。看来丑状，不忍正视……余獨于士人李嵓家乞棲。”③东国大学校出版部，《燕行录全集》，2001，卷17《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126页。在《花浦先生朝天录》里，洪翼汉对各种外族都持有同样的厌恶排挤态度，在北京看到蒙古朵颜三卫使臣时，形容他们“凶犷丑恶之状，不忍正视。腥羶臭秽之气，闻可呕肴矣。”④东国大学校出版部，《燕行录全集》，2001，卷17《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263页。可以看出洪翼汉的华夷观已经非常顽固，但他多次使用“假鞑”一词来专指投降于后金的辽民，未免偏激。

姜曰广在《輶轩纪事》中则记载了辽东难民的实际情况及其对朝鲜社会造成的破坏：

自铁山至安州，辽鲜杂处。辽民种疗确弃，地恒不有。秋，鲜又接济，以地遥僻益，不及弥月。嚼草根充虚，千里流冗啼饥，非复人貌。宛转在地，哭声震天。咸皦然嘈嘈曰：“奔命天朝乎，作丽鬼矣！”⑤殷梦霞、于浩选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使朝鲜录·輶轩纪事》，412页。

……

亡赖子饥窘，辄群入庐舍，撄酒食。鲜人微反唇，即击碎其釜甑罂甕，狺詈把臂昂出。鲜民既患苦之，而国王以贸迁货物，岁输米若干石。久之非其好也。⑥殷梦霞、于浩选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使朝鲜录·輶轩纪事》，430页。

后金政权占领辽东而不经营，使得一部分辽东难民进入朝鲜半岛，造成朝鲜王朝的重要社会问题。姜曰广在耳闻目睹中看到了辽东难民的惨状，也认识到了朝鲜接济难民绝对不是长久之计，容易破坏朝鲜经济。当朝鲜仁祖用流民问题责难姜曰广时，姜曰广也只好搬出壬辰朝鲜战争时明朝的抗日援朝和毛文龙尽力收辽民为辽兵这两条理论来安抚仁祖。⑦殷梦霞、于浩选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使朝鲜录·輶轩纪事》，432页。然而前一条理论依成历史，而第二条理论的现实状况让姜曰广本人都难以自圆其说，在姜曰广回国时实际考察了辽兵情况，得到的结论是“辽兵即辽民，堪用者不过二三万”⑧殷梦霞、于浩选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使朝鲜录·輶轩纪事》，453页。。明朝辽兵战力总共二三万，显而易见，在广宁之战中辽兵其实没有起到关键作用。姜曰广用这一根据为辽东难民辩白，自然也是理屈。

金堉在《朝京日录》中记录了通过南下山海关而“回国”的这一部分流民，17世纪30年代，明朝与后金的战略中心转向山海关，这里居民的生活状况甚至比其他地区的流民更加不堪。金堉使团从百姓口中听到了明军的真正面貌：

路中有荷担携儿者，问之则推得掳去之儿而还。同行者甚多，而或得或不得，含泪而归者相接。且路傍城门店璧处处掛榜，列书失儿之姓名，购以银两者不可胜计。沿路之人皆言官军几二十万，而在贼后百里而来，终不交锋。抢掠村庄，污辱妇女，甚於鞑贼，不胜愤愤云⑨东国大学校出版部，《燕行录全集》卷16《朝京日录》，476页。

明军的二十多万大军明显可以与清军匹敌，却在其后徘徊不敢交锋，反而劫掠本国人民，甚于清军。人民怨恨已久，为日后的农民起义埋下隐患。明军的消极抵抗和清军的烧杀抢掠使京津地区民不聊生，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在避战中逐渐减弱。从战争力来看，明清军队在中国大陆的战争胜负已定。

三、朝中使臣文献中的华夷观和正统论

华夷观是维系明朝与朝鲜两国盟约的一个感情基础，明朝看出了朝鲜顽固的华夷观，所以在抵抗后金势力扩张的问题上，明朝就充分利用华夷观争取朝鲜这位盟友。在《輶轩纪事》中，当朝鲜远接使金鎏为姜曰广辩白朝鲜不会通好于后金时，姜曰广表示坚决相信。他对金鎏说，朝鲜投降后金是“贻玷千秋”的可耻之举，必定受到后世的谴责⑩殷梦霞、于浩选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使朝鲜录·輶轩纪事》，443页。。从历史中可以看出，在壬辰战争时，万历皇帝倾全国兵力帮助朝鲜复国，朝鲜王朝在明军的帮助下奋战七年，终于得以生存；而在明清战争后期，明朝对朝鲜的援助鞭长莫及，朝鲜仁祖在抵抗皇太极侵略军不足半月，宣布投降。可以看到，作为宗主国的国家在战争期间是否尽到保护义务，关系到藩属国的效忠程度，只用文化传承与世代友谊维系的联盟是脆弱的。这一推论在金堉的《朝京日录》中得到充分体现，与洪翼汉相比，金堉不再关心明朝在军事上的成败，更关心的是如何在明朝腐朽的吏治上吸取教训和总结经验，在与玉河馆医生陆国相讨论国家监察制度时，金堉认为在监察这一方面，明朝远远不如朝鲜。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在明朝逐渐走向灭亡的过程中，朝鲜通过使臣的眼睛看到了明朝对中国大陆和华夏文化的话语权的逐渐丧失，华夏文化的正统必然会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由朝鲜继承，也就是“华夏民族正统论”的转移。

“华夏民族正统论”根源于朝鲜王朝对于本民族的归属认定，朝鲜民族的发展史，是从华夏民族这一族群里逐渐改造自己直至独立的历史，在与明朝政府相处时，朝鲜国王即位，需要明朝政府的册封，朝鲜国王去世，选择谥号也征求明朝政府的意见。但朝鲜王朝并没有明确表示两国的从属关系，对明朝也用“天朝”、“天国”、“中国”等称谓，而自称“我东”、“我国”，可见朝鲜王朝政府对明朝政府的听从与臣服，其实是华夏民族内部两个大部落之间的庇护与遵从。清朝入主中原，朝鲜王朝强烈反对，称满清为“夷狄”、“腥膻”，也是由于朝鲜民族一直坚持汉族为“华夏正统”的原因。朝鲜民族认为只有同一民族才能带来庇佑和爱护，所以朝鲜王朝政府仍坚持使用前明年号，否认清政府的册封。随着满清王朝祭明陵、兴文教、崇儒术的文化认同举措，朝鲜王朝逐渐接受了这个友好的邻国，却仍然不接受满清民族为华夏正统，即使是提倡学习清朝先进文化的北学派代表卢以渐、朴趾源等人，也在暗地里表现出对满清民族的鄙夷。所以说随着明朝灭亡和清朝的兴起，朝鲜的华夷观和正统论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朝鲜民族的独立意识逐渐觉醒。

结论

朝中使臣文献中的辽东形象，是明末社会的一个缩影。在1624年至1636年这段时期内，明朝政府在辽东地区的军事抵抗已是强弩之末，随着对北方地区话语权的丧失，即使明朝使出浑身解数，也避免不了失去对藩属国朝鲜的控制这一结果。而朝鲜在明、清两大势力中间举棋不定，逐渐将与明朝一致的华夷观和正统论加入自身的元素，使得朝鲜民族的独立意识逐渐觉醒。朝鲜的最后一次访明使团能够明确了解明清军政状况，采取正确的外交政策，从而巩固了李氏朝鲜政权，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所以说，《花浦朝天航海录》、《輶轩记事》、《朝京日录》是考察明朝、后金、朝鲜三方军事、政治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对明末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1］（韩）洪翼汉.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A］.燕行录全集（卷17）［C］.2001.

［2］姜曰广.輶轩纪事［A］.使朝鲜录［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3］（韩）金堉.朝京日录［A］.燕行录全集（卷16）［C］.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4］杨昕.“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形象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9.

［5］韩梅.韩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中国——以《朝天记》、《朝京日录》、《入沈记》为中心［J］.东岳论丛，2010（9）.

［6］［韩］郑炳喆：明末辽东沿海地区的局势［A］.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

［7］王克平.明朝与朝鲜的诗赋外交［M］.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11.

［8］朴真奭.朝鲜简史［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

［9］高文汉，韩梅.东亚汉文学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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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4564（2015）04-0006-06

2015—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