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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女作家小说中书信、日记写作的文体特征

2015-02-13郭芳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11期
关键词:第一人称女作家书信

郭芳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论五四女作家小说中书信、日记写作的文体特征

郭芳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五四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意义,它开启了我国文学的现代化,也开启了我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个高潮。在五四女作家的小说中有一个特别现象,即书信、日记的大量存在。该文试从小说中的书信、日记入手,继而探究五四女作家小说中书信、日记写作的文体特征。

五四女作家;书信日记写作;文体特征

五四时期是中国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思想觉醒的开端,开启了我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受到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五四女作家们开始有了人的自觉意识,开始追求自由与平等。她们强烈地呼唤着个性解放,注重主体意识的表达,个人化的叙事方式使得她们的小说渗透着强烈的自叙传色彩。但另一方面,五四女作家们又出身于浓厚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泥淖之中,无法避免地面临着两种对立思想的交融冲击,这势必会给她们的身心带来无法衡量的深重痛苦。因此,在她们的小说中,常常萦绕着浓重的悲哀、苍凉气息。作者或为了抒发自我情感、或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再或为了描摹内心世界,在写作时常常采用书信、日记等形式,这在有意、无意之中带来了书信、日记的大量盛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书信、日记写作现象。据钱雪琴在《论五四女作家书信体、日记体小说》中的统计,在冰心解放前创作的48篇小说中有7篇是书信体、日记体小说;在庐隐一生创作的81篇小说中有29篇是书信体、日记体小说;在冯沅君的15篇小说中有8篇是书信体、日记体小说;在石评梅的20余篇小说中有10篇是书信体、日记体小说。[1]而以上统计仅仅是针对书信体、日记体小说而言,五四女作家小说中涉及书信、日记的现象更可谓俯拾皆是。本文试从五四女作家小说中独特的书信、日记写作现象入手,探究五四女作家小说中书信、日记写作的文体特征。

一、传统叙事功能的继承

五四女作家在应用书信、日记进行写作时,虽然有着极大的创新,但仍没放弃对书信、日记传统叙事功能的继承。这主要表现在书信、日记写作对小说情节的引入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一)引入情节

在这些书信、日记的应用中,其基本作用之一是引入故事情节,通过书信、日记的插入来推动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以庐隐的《海滨故人》为例,在《海滨故人》中出现的书信多达13封,这些书信贯穿于小说的始末,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小说中出现的第一篇书信是云青写给露沙的,在信中,云青倾诉了对露沙的思念以及对“离别”话题的感伤,从而引发了下文对于人生聚散和苦乐的讨论;在小说的第三章节中,梓青给露沙的来信:“枯寂的人生真未免太单调了!……唉!什么时候才得甘露的润泽,在我空漠的心田,开朵灿烂的花呢?……恐怕只有膜拜‘爱神’,求她的怜悯了!”[2]42为下文描写露沙和梓青的曲折爱情故事埋下了伏笔;第三章节中蔚然给露沙的来信:“我最近心绪十分恶劣,事事都感到无聊的痛苦,一身一心都觉得无所着落,好像黑暗中,独驾扁舟,漂泊于四海无涯际,深不见底的大海汪洋里,彷徨到底点了呵!日前所云事,曾否进行,有效否极盼望早得结果,慰我不定的心。”[2]43这封书信的插入,不但引出了“蔚然”的登场,还吊足了读者的好奇心:蔚然是谁?他为何痛苦难耐?日前所云之事又究竟是何事?同时也为下文叙写蔚然和云青的情感波折作了铺垫,既引入了情节的发展,也有助于小说主题的表达,可谓一举双得,事半功倍。

(二)塑造人物

除了引入情节的作用外,五四女作家小说中书信、日记写作的另一基本作用是塑造人物形象。在五四女作家的小说中,很少有对人物进行直接描写的,甚至连叙事都很少。她们的小说往往萦绕着浓郁的思绪,作者借助真实性、私密性极强的书信、日记形式,通过自我解剖式的情感真实描绘,让人物直接面对读者,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功过是非全由读者定夺,从而实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之妙。同样以庐隐的《海滨故人》为例。在小说的第三章节中有一封云青写给露沙的信:“云自幼即受礼教之熏染。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汩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况父母对云又非恶意,云又安忍与抗乎?乃近闻外来传言,又多误会,以为家庭强制,实则云之自身愿为家庭牺牲,何能委责家庭,愿露沙有以正之!”[2]50再结合第四章节中云青在听到蔚然即将结婚的消息后,潜心研究佛经,“将来当买田造庐于山清水秀的地方,侍奉老母,教导弟妹”[2]67“一切交游都把她谢绝,只一心一意读书自娱,至于外面的事,一概不愿闻问”[2]64,由此可见,一方面,由于受到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迪,云青“人”的意识已经开启,她追求自由而美好的感情,渴望与心爱的人结合,但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又桎梏了她的行为,使她陷入只敢想而不敢为的矛盾之中。自小接受的封建传统教育使得云青学会了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而变得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为了父母宁肯牺牲自己、牺牲自己最爱的人。由小说我们可以看出,云青的父母并非十足的封建余孽,其父亲不但支持云青上学,还打算送她出国留学,可见其思想还是较为开放的,如果云青努力争取一番,想来未必不会成功,甚至连梓青也表示“其实云青也太懦弱了!她若肯稍微奋斗一点,这事自可成功”[2]56。然而,云青没有做任何尝试就乖乖地顺从了,从表面上看,这是云青对父母的孝顺,实则是她胆怯、怕事的写照。在蔚然即将成婚之时云青选择了远离尘世,静心研究佛教,再联系后文云青在给露沙的信中对自己梦境的描述,直指封建礼教是“带着金碧辉煌的紫金冠”的“青面獠牙的恶鬼”[2]68,可见云青自认为自己不是这可怕的封建礼教的对手,于是乎连宣战的勇气也没有了,选择了束手就擒,而这出世意味十足的举措便是她对这个压抑着人性的苦闷世界的完全妥协。对这个世界她已没有了任何的渴求,她的人生也便从此消寂,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在对云青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作者不置一词的评价,仅通过几封书信以及人物的交流对话而将云青的矛盾心理、矛盾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了书信、日记在塑造人物形象中的重要作用。

二、女性话语权的追求

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使得中国女性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和言论自由可言,正如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一书中所说:两千年父与子的权利循环中,女性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那里有妻子、有夫后、有妇人、有婢妾,而没有女性[3]25。直到近代、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一系列暴风骤雨洗礼的中国女性、特别是女作家们的主体意识得以觉醒,她们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人”而非“物”,她们不愿再做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她们要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界讨回女性该有的话语权。正是对传统的反叛以及对女性话语权的追求,使得五四女作家的小说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第一人称叙事的大量使用,二是小说中充盈着浓郁的抒情气氛。

(一)第一人称叙事的大量使用

五四女作家的许多小说是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的,《时代的牺牲者》中以“我”讲述好友秀贞被留学归来的丈夫欺骗、抛弃的故事,抒发了对秀贞悲惨经历的深切同情;《父亲》中通过“我”向朋友念小说的形式,讲述了因爱上庶母而痛苦、彷徨的少年的故事;《曼丽》中“我”收到曼丽的一封信和她的日记,通过“我”阅读日记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曼丽的思想及心路历程,借曼丽抒发了作者本人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根据陈平原对1902-1927年间中国小说著作中以 “我”为叙事者的使用情况的调查分析:在1902-1906年间,以“我”作为叙述者的著作有4%;1906-1909年间有18%;1914年有15%;1917-1921年间有37%;1922-1927年间有38%,[4]10可见在当时,第一人称叙事的使用是文学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这种局面的产生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西方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大量传入。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写到:“最早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的三部西方小说——政治小说《百年一觉》(1984)、侦探小说《华生笔记案》二则(1896)和言情小说 《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叙事。”[4]72这种写作模式让看惯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中国作家眼前一亮,加之随后大量西方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译介与盛行,中国读者对此也并无不适,这让中国作家看到了第一人称叙事在中国存在的可能性。庐隐就对《巴黎茶花女遗事》尤为感兴趣,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常常手捧《茶花女遗事》。同时,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全盘西化思想助长了作家对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的使用。

造成这种现象的第二个原因与五四以来宣扬与传统相割裂、追求创新性的写作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古典小说多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出于对传统的反叛,作家们继而探寻一种新的写作模式,从而带来了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的使用浪潮。对于五四女作家而言,一方面,她们的小说多以“情绪”为线索,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模式不仅不利于人物情感的抒发,更是大大削弱了小说的真实性,而第一人称叙事模式则弥补了上述问题,从而使得女作家们纷纷选择书信、日记这种写作模式。在创作时,女作家们大量截取自身的经历入小说,在她们的小说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作家本人或其他真实人物的身影,如庐隐《海滨故人》中露沙的境遇就和作者本人极其相似;《象牙戒指》则正是以好友石评梅与高君宇令人悲叹的爱情故事为蓝本而创作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掩盖了小说的虚构性,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叙事圈套。另外,当作者需要向读者补充介绍相关人物和情节、抒写其他人物情感的时候,她无需转换视角,只需插入几篇日记或几封书信即可,既将主人公真实而隐秘的内心感受完整地展现了出来,还避免了叙事的啰嗦,行文简洁,一举两得,岂不妙哉!另一方面,除了因文本创作的需要而自发地选择使用第一人称叙事外,女作家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尤其是鲁迅、郁达夫等重要作家对第一人称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标杆作用,五四女作家对第一人称叙事的钟爱多少也有跟风之嫌。

(二)浓郁的抒情气氛

从日记、书信本身来看,据钱念孙在《论日记和日记体文学》中对日记的描述:“日记的主要特点就是面向自己进行写作,它是一种最纯粹、最隐秘的私人著述,其本意不仅无心传世,而且担心别人窥探,正因为日记只是面对自己的灵魂说话,所以能毫无顾忌,畅所欲言,赤裸裸地写出事情的真相和表达真实的情感”、“日记是面对自己灵魂的密谈,它的好处和魅力在于暴露真实的自我,泄露自己内心的秘密。怕暴露自我,怕泄露秘密,那就失去了日记的好处和魅力。”[5]同时,在李凯平、朱胜超《论日记的文类特点》中,作者将日记的属性归为三点:私密性、多样性和即时性,在这三者中,私密性最为重要。[6]由此可见,日记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抒情性和私密性。而书信和日记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其本质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类推,书信也具有抒情性和私密性的特征。再从五四女作家本身出发,她们普遍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其中不乏许多留学归来之士。在西方文学思潮及民主思想的浸染下,在新文化运动的号召下,这些女作家的思想觉悟有了极大地提高,她们不仅有了“人”的意识,更有着强烈的个性意识。在易卜生、卢梭、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和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下,五四女作家们开始强调自我的感受、注重抒发自我的本真。长期的压抑使得她们有浓郁的情感要表达,有许多心绪要倾诉,她们要向世界宣示女性的解放与自由,她们要向世人争取女性应有的权利。而具有极强的抒情性和私密性特点的书信、日记,便成为女作家们的首选。“他们主要看重的,是这类体裁在真实地袒露创作主体隐秘的内心世界、表达创作主体主观情感方面的潜能”。[7]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作者过分地强调情感的抒发而带来的小说散文化倾向。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小说也有情节,却不以情节取胜,相反的,她们往往淡化情节,甚至隐藏情节,大篇幅地抒写内心的情绪。她们的小说“不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在探索一个问题,抒写一种心境,表达一种人生态度”,[8]她们创作的动机似乎在于尽情地宣泄个人的情绪,她们的小说几乎淹没在对所谓的恋爱、友情、人生等情感的思考的海洋之中,却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厚重感,无法真正启迪人的灵魂。结构也如行云流水般,缺乏新意。情感的大量堆积有时甚至显露出一种繁复,让人不禁产生一种不耐烦和招架不住之感。

三、封闭式写作

(一)封闭的写作空间

书信、日记是面向自我的写作,是抒发感情、交流沟通的重要手段。因此,写信、写日记之人即使不是把自己单独关在房间内,也至少会在一个没人打扰、没人窥视的环境中进行书写。这就限定了书信、日记书写的物理空间环境。物理空间环境的封闭,带来的却是写信、写日记之人情感大门的打开,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写信、写日记之人才能以一个放松的心态、毫无顾忌地尽情吐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在五四女作家的小说中,不仅书信、日记的书写者往往被限定在某个封闭的空间内,且写作的视角也多是这个封闭空间里的人的视角。如冯沅君的书信体小说《隔绝》,信中直接点明了书写的空间:“从车站回来就被幽禁在这间小屋内,这间屋内有床,有桌,有茶几,有椅子,茶碗面盆之类都也粗备。”[9]1也正是因为被幽禁、无人打扰,“我”才能这般淋漓尽致地宣泄情感,尽情地回忆美好的过往。同时,不仅写作环境是封闭的,写作视角也是封闭的——“我”这个被囚禁的女学生;叶灵凤《女娲氏之遗孽》中的“我”也常常是在“莓箴”、“敬生”不在身边时独自躲在房间内书写日记,其视角也是一个被监禁、被窥视的年轻妇人。

(二)封闭的情感书写

五四女作家的小说中有大量的书信和日记,它们的共同作用是书写感情。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情感大都是一致的:苦闷、压抑、无所适从。庐隐是个多产的作家,书信、日记的应用在她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在每一篇小说中,庐隐都会书写自我的情感,但她所抒发的感情多是一样的,始终盘旋在苦闷、困惑、感伤的圆圈里而找不到出路,其情感的书写是封闭的,容不得其他情感的插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五四女作家小说的通病。如《丽石的日记》:“下午回家,寂闷更甚;这时的心绪,真微玄至不可捉摸”、“今夜睡得极迟,但心潮波涌,入梦仍难,寂寞长夜,只有梅花吐着幽香,安慰这生的漂泊者呵”、“每逢遇到不如意事时,起初总是愤愤难平,最后就思解脱,这何尝是真解脱,唉!只自苦罢了!”、“今天因为沅青不曾来,只感苦闷!走到我和沅青同坐着念英文的地方,更觉得忽忽如有所失”、“我自得到沅青要走的消息,第二天就病了,沅青虽刻刻伴着我,而我的心更苦了!这几天我们的生活,就如被判决的死囚”[10]等。而这些苦闷、感伤的封闭式情感在《象牙戒指》、《海滨故人》等篇目中更是不胜枚举,俯拾皆是。

(三)封闭的叙事结构

在五四女作家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是医院、疾病、死亡或者离去。在《或人的悲哀》一篇中,开篇即是:“我的病大约是没有希望治好了!”,行文中也多次出现疾病和医院,如:“明天我打算搬到妇婴医院去”“我现在不幸又病了!……前三天搬进松井医院……”,其结局也没有摆脱死亡的身影:“我表姊,昨夜不知什么时候,跳在湖心死了!……她的尸首,始终没有捞到,大约是沉在湖底,或者已随流流到海里去了。”这种封闭的叙事结构在其他篇目中表现得同样如此。如《象牙戒指》中沁珠和曹子卿的生病及死亡,《海滨故人》中露沙年幼时的疾病、露沙与友人的分离、露沙母亲的死亡以及宗莹、心悟的疾病等。而这种封闭的叙事结构带来的往往是小说的封闭式结局,如《象牙戒指》的结局:“我们抱着渴望天亮的热情,离开了长寿寺,奔我们茫漠的前途去了。”《海滨故人》的结局:“云青兀自叹道:‘海滨故人!也不知何时才赋归来呵’”《春痕》的结局:“我俩的恋史就此告一段落。”等等。

在五四女作家的小说中之所以大量出现封闭式结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本身。五四女作家多是孤独、寂寞的,她们虽然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迪,却始终徘徊在新旧两种思想的夹缝中而无所适从。正因如此,一方面五四女作家们在小说中借用书信、日记的形式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另一方面却又极力掩盖叙事的真实性。在行为上,她们积极探寻女性的出路;在心理上,却是个胆怯、茫然的小姑娘。五四时代病在她们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作者本人以及小说中的“我”始终沉浸在自我的小天地里无法自拔,对人生和理想不懈的追寻,却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渴望自由与平等,呼唤“人性”的解放,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压抑着自我的本真。这些矛盾最终困住了女作家们的脚步,使她们变得茫然而不知所措;焦虑、苦闷的心理摧残了她们的健康,许多女作家都英年早逝,如庐隐、石评梅。小说中的疾病、死亡既是对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暗含作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封闭的叙事结构是这种矛盾处境的必然结果,也是女作家们真实的心理映照。

五四女作家的创作是我国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起点,五四女作家自登上历史舞台之时起,便以一种坚决的反抗精神屹立于世,积极地争取进步,努力地赢取女性的话语权。通过对五四女作家小说中独特的书信、日记现象深入而细致地分析,能帮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看待五四女作家小说中书信、日记写作的意义与价值。虽然五四女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其在突破传统、表现女性声音中的作用功不可没。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才得到了如此蓬勃的发展。

[1]钱雪琴.论五四女作家书信体、日记体小说[D].扬州:扬州大学,2006.

[2]叶君.忧思:庐隐精品文选[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钱念孙.论日记和日记体文学[J].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2(1).

[6]李凯平,朱胜超.论日记的文类特点[J].湘南学院学报,2012(1).

[7]泓峻.从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看五四时代的一种写作伦理[J].四川大学学报,2010(5).

[8]王春荣.女性叙事文体的散文化倾向[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4).

[9]柯灵.冯沅君小说——春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0]叶君.忧思:庐隐精品文选[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文章)

The Discussion of Stylistic Feature of Letters,Diary Writing in the May 4th Female Writers

GUO F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Jiangsu Normal Univeristy,Xuzhou,Jiangsu 221116,China)

May 4th literature,which opens the modernization of our country literature and the first top of our country female literature,is milestone meaningful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The most remarkable feature for May 4th female writer is the letter and diary.Therefore,the stylistic feature of letters,diary writing in the May 4th female writers is further studied

May 4th female writer;letter and diary;stylistic feature

I206

A

1008—7974(2015)06—0125—05

2015-08-26

郭芳,女,江苏徐州人,在读硕士。

10.13877/j.cnki.cn22-1284.2015.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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