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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隋朝首次东征高句丽之原因

2015-02-13董健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11期
关键词:子游东征高句丽

董健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高句丽研究室,吉林 长春 130000)

试析隋朝首次东征高句丽之原因

董健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高句丽研究室,吉林 长春 130000)

隋丽战争是高句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隋之首征高句丽自然更是重中之重。就引发此次东征的原因展开探讨,揭示“寇辽西”并非东征原因。东征实为隋丽关系发展之必然结果,其中既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亦存在双方现实利益的冲突,及高句丽权臣泉子游的政治图谋等诸多因素。

隋丽战争;隋丽关系;东征;原因

隋朝对高句丽的首次讨伐是隋文帝时期与高句丽之间的唯一一次武装冲突,亦是隋丽关系由“和”转“战”的关键节点。那么,是何原因引发了此次东征?本文欲就此问题展开论述,力求去伪存真,得出科学论断。

一、“寇辽西”是否为引发东征之原因

关于“寇辽西”与“东征”之间的联系,史有明载:“明年,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高祖闻而大怒,命汉王谅为元帅,总水陆讨之……”[1]1219高祖 “闻而大怒”,随后便 “总水陆讨之”。这段记载很自然地给人以“寇辽西”便是引发“东征”之原因的印象。而当今学界主流观点也对此确认不疑。

然笔者认为,这段记载中,还有令人质疑之处。其中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寇辽西”与“东征”的时间间隔太短,据史载,“寇辽西”是在开皇十八年初,而隋朝降诏东征是在当年二月,至六月便下诏黜高元官爵,同时兵临高句丽边境。此次东征,隋朝调动了三十万大军。当时隋朝虽国力鼎盛,但三十万人也可以说是其在不至于对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前提下所能调动的最大兵力,而隋朝竟然在不足半年的时间内,即完成了如此繁重的准备工作,其工作效率如此之高,不能不令人生疑。二是高句丽骚扰隋境并非始自此次“寇辽西”。高句丽民族向来“习战斗,好寇钞”[2]1901,翻看古籍,随处可见其侵扰周边四邻之记载。对于隋朝也不例外。事实上,早在此次“寇辽西”之前,高句丽便曾“数遣马骑,杀害边人”[1]1218。但文帝也未对其兴兵讨伐。而此次“寇辽西”之举,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结果上看,均与上几次无大差异,文帝何以便举三十万之重兵问罪于高句丽?三是文帝其人绝不是穷兵黩武之君,其在位期间虽也北臣突厥,南平陈朝,但此二场战争皆属必然之战,绝非文帝黩武好战。总体而言,他在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时十分谨慎,不应仅为高句丽一次“寇辽西”便兵临其境。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寇辽西”是一次目的明确、部署周密的行动,如韩国学界就认为“寇辽西”之举是 “高句丽意图阻止隋朝为实现领土扩张而经略东北满洲地域所采取的应对之策,通过进攻隋朝推进东北政策的基地营州,来达到先发制人之目的”。并进一步论述,为便于实现这一目的,“高句丽于591年及592年连续遣使入隋,一边努力与隋朝建立和谐的关系,一边打探隋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动向。高句丽于597年最后一次遣使入隋,并分析其间收集的情报,根据分析结果,为争取对隋战略的主动而先发制人,进攻了隋辽西边境最大的要塞——营州”。并且“断定此举会削减隋朝配置在营州的军事力量,粉碎或延迟隋经略北方之企图”[3]56-57。

对于“高句丽借遣使入隋之机打探隋朝动向”的说法笔者表示赞同,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早在高句丽寇辽西之前,隋朝确已有东征之意。但认为其欲以“寇辽西”而达 “削减隋朝军事力量,粉碎或延迟隋经略北方之企图”,“先发制人”之目的的说法,笔者认为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其一,从此次“寇辽西”高句丽所动用的兵力来看。据史载,此次高句丽寇辽西动用了“万余骑”,但事实上,这不过是边将向朝廷所报之数,其难免有为夸耀功绩而虚报之嫌。其二,从高句丽军遭遇隋军后的反应来看。史籍对此役的记载仅用“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一笔带过,并未对双方的战斗过程和隋军的斩获人数有所记载,这足以说明此次战斗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双方不过只是一场小的接触。对这样小规模的战斗,高句丽人不可能抱有更大的战略企图。因此,上述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由此可见,“寇辽西”不过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军事行动。它最多也不过是给隋朝大举东征制造了一个借口而已,而不是引发隋朝大举东征的直接原因。

二、引发首征之真正原因

隋东征高句丽其实是隋丽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其中既存在着历史与现实原因,亦存在引发东征的直接原因。

其一,此次东征有着极深的历史原因。中原王朝与高句丽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这主要是因为高句丽兴起于汉四郡之高句丽县,其后来的不断开疆拓土,都不过是对中原王朝领地的蚕食鲸吞。在历代中原统治者眼中,高句丽一直都是中华之疆土,而恢复故疆则是历代中原王朝征伐高句丽之重要原因。

其二,东征有着极其紧迫的现实原因。隋丽间本已矛盾重重,积怨颇深,且其时双方现实利益的冲突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关键节点。从隋朝方面来看,首先,经过几近二十年的苦心经营,开皇十七年的隋王朝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朝大国。富庶的户口和充实的府库为其远征高句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北臣突厥、南平陈朝使之可以集中力量经略东方,而且也使其军队久经沙场,实战经验丰富。其次,若说此前历任中原统治者因高句丽的弱小而未对其给予过多的关注,那么,隋季之高句丽早已从一个弹丸之地广开疆土,其境土之广足以引起文帝的重视。最后,高句丽“数遣马骑,杀害边人”[1]1218,屡次侵扰隋朝边境。在这种情况下,隋朝当然不会允许高句丽长期割据一方。故此,当时隋朝上下多有力主东征高句丽之人,史称:“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4]1721。

反观高句丽方面,首先,从其能“驱逼靺鞨,固禁契丹”来看,其时高句丽肯定已走出谷底,实现了中兴。在这种情况下,高句丽也不可能再对隋朝俯首帖耳,惟命是从。且高句丽国势之复兴,亦决定了它必然要向周边扩张,这又与隋朝经略东北的政策相冲突。其次,从高句丽的地理环境与周边关系来看,由于东胡的灭亡,使得高句丽与隋境土相接,中原一向的“远交近攻”政策使高句丽深感危机,而高句丽对隋之藩属契丹、靺鞨的侵犯更是对隋朝周边政策的挑衅。最后,高句丽所以能够长期割据一方却又能与中原王朝相安无事,主要是由于其初期相对弱小,东汉王朝并未将其放在眼里。而待其真正形成势力时,中原王朝又长期处于分裂战乱状态,因而一般也只能满足于高句丽称臣纳贡及不来侵扰边境。但只要中原出现相对强盛的王朝,双方之间便难免要发生冲突。如丸都城的三次被毁,以及拓跋魏与高句丽之间的几次政治冲突等。而现在隋朝的统一与强盛决定了他必然要设法加强对高句丽的控制,而正在重新崛起中的高句丽则不会轻易向隋朝示弱。这样,双方之间的一场龙蛇斗法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三,高句丽无视文帝警告乃是引发东征的直接原因。早在东征之前,文帝曾降玺书警示高句丽平原王。现将其转引于下,以便做出进一步分析。

开皇初,频有使入朝。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十七年,上赐汤玺书曰:“……王每遣使人,岁常朝贡,虽称籓附,诚节未尽。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而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诸籓顿颡,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义,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数不少,王必须之,自可闻奏。昔年潜行财货,利动小人,私将弩手,逃窜下国。岂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闻,故为盗窃?……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驰奸谋,动作邪说,心在不宾。朕于苍生,悉如赤子,赐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泽,彰著遐迩。王专怀不信,恆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觇消息,纯臣之义,岂若是也?……王若无罪,朕忽加兵,自余籓国,谓朕何也!王必虚心,纳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怀异图。往者陈叔宝代在江阴,残害人庶,惊动我烽候,抄掠我边境。朕前后诫敕,经历十年,彼则恃长江之外,聚一隅之众,昏狂骄傲,不从朕言。故命将出师,除彼凶逆,来往不盈旬月,兵骑不过数千,历代逋寇,一朝清荡,遐迩乂安,人神胥悦。闻王叹恨,独致悲伤,黜陟幽明,有司是职,罪王不为陈灭,赏王不为陈存,乐祸好乱,何为尔也?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宜得朕怀,自求多福。”汤得书惶恐,将奉表陈谢,会病卒。[1]1218-1219

由史料内容可知:文帝对高句丽所采取的仍是安抚政策,诏书中虽为维护天朝尊严而不得不对高句丽大加指责,甚至是以武力相威胁,但实际上却是意在安慰高句丽,令其不必为中原一统而感到恐惧和焦虑,只要其安分守己,隋朝就不会对其有任何不利之举。那么,高句丽是否从隋朝手中接过了这支橄榄枝呢?这可以从降玺书的时间上略窥端倪。

关于此份诏书发出的时间,学界颇存争议。因为据《隋书》载:“(开皇十年)七月辛亥,高丽辽东郡公高阳卒。”[5]25学界一般认为,此处之高阳,即平原王高汤。而《三国史记》中亦有平原王于在位三十二年去世之记载,可见《隋书》所载无误。这也就是说,早在开皇十年,平原王便已去世,隋文帝又怎会于开皇十七年降诏书于他?故学界多认为此份诏书应在开皇十年发出。但笔者以为不然,因为其一,诏书内所列出的高句丽种种“不臣”之举,绝非一两年内可以完成,而高句丽与隋对抗始自隋平陈之后,隋平陈是在开皇九年(589),距开皇十年(590)仅有一年的时间,故此份诏书绝不可能在开皇十年发出。其二,从高句丽直至开皇十二年(592)还“遣使入隋朝贡”[6]244可知,高句丽尚未公开与隋朝反目,故隋文帝还不至于对其降下这样的诏书。其三,从《隋书》的史料来源及史家修史的一般规律来看,对于皇帝降诏的时间一般是不会有误的。据上述三条理由,笔者认为,《隋书》所载诏书的发出时间并无错误。当然,有关平原王去世的时间也不会有大错。错就错在所谓“汤得书惶恐,将奉表陈谢,会病卒。”此处很可能是御用史家为夸大隋朝“天威”而故作之曲笔。事实上,很可能是高句丽得到诏书后,根本未予理睬。而且不仅未对缓和双方关系做出努力,更有寇钞隋朝边境之举。隋朝越想掩饰高句丽对玺书的真实态度,就越是揭示出高句丽对文帝所降玺书的藐视。

高句丽种种不臣之举及藐视文帝所赐玺书的态度,严重动摇了隋朝刚刚重建的“中华册封体制”。而重拾威信,绝不仅仅是面子上的问题,更是维护天下稳定的需要,高句丽无视玺书是引发此次东征最直接的原因。

由上述可知,东征有着极深的历史及现实原因,隋朝一统天下与高句丽复兴使双方矛盾再次浮出水面并迅速升级至难以调和的境地。但即便如此,高句丽何以敢于公然挑战如此强盛的隋朝呢?笔者认为这必与当时高句丽的真正执政者泉子游有关。

三、泉子游的对隋政策与隋之首征

有关泉子游这一历史人物,在中国正史中并无任何记载,但在《唐代海东藩阀志存·泉男生墓志》中有这样的叙述:“曾祖子游,祖大祚任莫离支,父盖金,任太大对卢。乃祖乃父,良冶良弓,并执兵钤,咸专国政。”

可见,由泉子游至盖金(盖苏文)祖孙三代均专制高句丽国政。至于泉子游从何时起开始专制国政,史无所载。但史籍记盖苏文政变始于贞观十六年(642),而其继任大对卢之年则需前推数年,如果假设泉子游与泉大祚各执政二十余年的话,那么,泉子游开始执政的时间恰好应为隋朝建立之初。而据《周书》载:“(高句丽)大对卢以强弱相陵夺而自为之,不由王之署置也。”[7]600这可以说明直至北周时代,大对卢以武力夺取的方式仍在延续。两相印证,足以说明高句丽是在周末隋初之际结束了大对卢之争,而此后泉氏家族才开始专制国政的。刘炬老师据此认为是“盖苏文祖父泉子游结束了大对卢之争。”[8]笔者对此观点表示赞同。因为大对卢之争必然导致国力的衰弱,而从隋季高句丽国势中兴来看,其时必已结束了内讧。高句丽中兴之时恰逢泉子游当政,故结束内斗必为雄才大略的权臣泉子游所为。

那么,泉子游执掌国政与东征有什么直接关系呢?笔者以为,这是因为当时的泉子游正处于其政治生涯的微妙期。根据东方历史的发展规律,一个政治明星在乱世的崛起,必然要有赫赫武功的支撑。而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来看,泉子游崛起的时间恰与靺鞨族由盛转衰的时间相吻合。由此可以断定,泉子游正是在与靺鞨人的战争中建功立威,从而成为高句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的。

但是,在东征前夕,泉子游的权力肯定并未达到顶峰,因为从开皇十七年隋文帝所下诏书中指责高句丽“驱逼靺鞨,固禁契丹”这一点可知,当时高句丽必定已经在对靺鞨作战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但从直至隋炀帝初期突地稽才率粟末靺鞨投隋来看,当时高句丽肯定还未彻底击败靺鞨。以此推算,当时泉子游的政治地位肯定不断上升,但却并未达到巅峰。此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自《周书》始,各正史《高丽传》所载高句丽官制几乎皆载有大对卢一职,唯《隋书》无之。有些学者认为该传中列于第四位的对卢即是大对卢,但从后来的对卢高正义竟受高延寿指挥这一点来看,对卢肯定不会是“总知国政”的大对卢。考虑到《周书》《北史》与《隋书》均为唐初所撰,故漏载的可能性不大。以此推之,则隋季之高句丽大对卢一职很可能在某一时期出现了空缺。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据此做出如下推测:当时泉子游因为在对靺鞨的作战中功勋卓著而威信大增,进而执掌了高句丽军政大权,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无法担任大对卢之职,实权在握的泉子游又不愿在自己之上有一个大对卢指手画脚,故而才使得此职出现了空缺。可见当时之泉子游是有大对卢之权而无大对卢之名。而其要想获得大对卢一职,甚至使这一职位成为自家之物,泉子游就必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在这种情况下,泉子游是完全有可能产生挑起隋丽之间冲突的动机的。因为第一,主动挑起与隋朝的冲突,可以为泉子游树立起一个敢于与无敌的隋朝相对抗的形象,这无疑会极大地提高他的声望。第二,隋丽矛盾一旦激化,就必然加剧高句丽大贵族们内心的危机意识,从而使之对泉子游的依赖感日益加深,这样,就会使更多的人不得不紧紧团结在以泉子游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周围。从而使泉子游可以予取予求,更容易实现个人的野心。由此可见,挑起与隋朝之间的武装冲突是与泉子游实现个人野心相一致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泉子游才采取主动以不断刺激隋朝,从而加速了隋丽矛盾的激化,导致了隋首征高句丽。

综上所述,隋首征高句丽确有着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而“寇辽西”不过是隋丽冲突中的一个小插曲,最多也不过是为隋朝征伐高句丽提供了一个借口而已,它绝不是导致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

[1][唐]魏徵.隋书·东夷·高丽传:卷81[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东夷·高句骊传:卷85[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韩]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民族战乱史8·高句丽对隋唐战争史[M].

[4][唐]魏征.隋书·儒林·刘炫传:卷75[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唐]魏徵.隋书·高祖下:卷2[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朝]金富轼.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婴阳王:卷20[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7][唐]令狐德棻.周书·高丽传:卷49[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刘炬.盖苏文家世考[J].东北史地,2009(5):34.

(责任编辑:徐星华)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ason for First Eastern Fighting Gaogouli by Sui Dynasty

DONG Jian
(Gaogouli laboratory,Jilin social sciences academy,Changchun,Jilin130000,China)

The first eastern fighting Gaogouli by Sui is the main part in the history of Gaogouli.The specific reason is discussed.It indicates that it is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 and Gaogouli.Some other factors,such as,historical origin,benefit conflict and political scheme of powerful minister Quanziyou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war between Sui and Gaogouli;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 and Gaogouli;eastern fighting;reason

K289

A

1008—7974(2015)06—0014—04

2015-07-21

董健,吉林省吉林市人,助理研究员。

10.13877/j.cnki.cn22-1284.2015.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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