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海英，邹丽英

（安徽工业大学，安徽 马鞍山 243000）

民国时期青少年性教育研究

邹海英，邹丽英

（安徽工业大学，安徽 马鞍山 243000）

青少年性教育是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青少年的性教育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在近代风雨变幻征途中进行了开拓性实践。性教育包含的内容宽泛，涉及社会、心理、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民国时期青少年的性教育的宣传与实践也是从性生理、性卫生到性心理、性道德等内容逐步转化深入的科学化过程，在近代封建思想的牢笼中开辟出一条通往科学性教育之路，对于近现代的青少年教育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民国时期；青少年；性教育

青少年性教育是从性生理到性心理逐步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青少年会渐次形成性道德、性伦理标准，这些标准直接关系到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因此，对青少年施以正确的性教育有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民国时期，在性教育思潮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性教育的内容开始逐渐进入社会、学校和家庭的视野，开启了青少年科学性教育的进程。阮芳赋教授指出，“就像普通的教育有德、智、体、美几个方面一样，性教育也可以分为‘德、智、体、美几个方面’”[1]107。民国时期的性教育摒弃了落后和愚昧的性教育思想，以新的角度、新的视野、新的思维为中国青少年性教育开拓出一条科学教育之路，引领了青少年性教育的时代潮流。

一、近代性教育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古代性思想主要是在禁锢主义与神秘主义笼罩下的以房中术为主体的性观念，是在封建制度与封建思想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了开放与保守交替的复杂过程，具有非科学性。因此，严格意义来说古代的性教育并不存在。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中国开始步入历史发展中的近代时期，这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是一个学习欧美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是一个步入科学的时代。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造就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急剧转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竞相介绍与引入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以抨击和批判封建旧文化。在此历史潮流中，性教育的思想开始萌生发展，并逐渐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性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产物。

维新时期谭嗣同就在《仁学》中提出“凡人皆不可不知之”。“若更得西学之精华学者,详考交媾时筋络肌肉如何动法,涎液质点如何情状,绘图列说,毕尽无余,兼范蜡人形体,可拆卸谤辨,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开阐明淫理之书,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便“无所谓淫”。[2]305他倡导要科学开展性教育，以改变人们对于性的传统愚昧认知。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封建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起到了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作用，对性教育的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兴起了性教育思潮，我国的性教育先行者提出了关于性教育的诸多观点，这一时期主要围绕性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重要性与迫切性展开。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创办刊物，在《教育杂志》的“性教育专号”、《妇女杂志》的“新性道德号”、《东方杂志》等发表文章宣传性教育的思想与主张；他们翻译了西方性学著作，出版了《性教育概论》《青年期性的卫生与道德》等书籍来拓展性教育。性学家张竞生指出 “性教育问题关系于人生比什么科学与艺术更大”，已经明确提出了性教育关系人生发展方向的观点，并表示性教育应该从儿童时期开始；鲁迅先生提倡“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周建人提倡从儿童四五岁时教授性知识；潘光旦、潘光展、费孝通、林昭音等知识分子通过发表文章、译著等方式介绍和宣传西方性教育思想；美国著名的节制生育运动的桑格夫人来华考察，推动了中国性教育与节育运动的发展。中国先进分子对于性教育的宣传均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倡导人们要科学认识性教育，摆脱性愚昧状态，他们不遗余力地促进了科学性教育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为民国时期青少年性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民国时期青少年性教育的途径与实践

由于近代中国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环境，各种思潮迭起，行为是非判断标准混乱，导致了社会上出现了种种陋习，如传染性病与性的误用、滥用，影响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青少年性教育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实践性。1924年1月31日晨报副刊上的文章 “无论成年人或小孩子，性教育是刻不容缓的了，如果再是这样讳莫如深，将来所得的恶果还要不可思议。人们每以兽欲二字骂人，其实论起生育一点来，人见人兽恐怕要汗颜无地罢!”文章指出了民国时期青少年性教育有着更为直接的目标——青少年通过对于生理的了解进而掌握性知识，树立正确的性意识、性伦理和性道德，避免盲目与迷茫，最终达到破除封建旧思想旧文化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使之逐步掌握系统科学的性教育知识并常态化，以推动青少年性教育的科学开展。民国时期一批教育家、生物学家、作家等掀起的性教育思潮及刊行的刊物和文章，为青少年性教育的开展和实践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教育近代化的环境下，民国时期青少年性教育实践广泛开展起来。教育界发出了开展性教育的普遍呼声，近代新学制的实行更是有效推动了青少年的性教育实践活动。民国时期青少年性教育主要是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途径完成的。

（一）家庭教育

性教育是青少年教育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家庭教育是性教育的直接途径，父母是性教育的施教者，他们具有将性的知识给予儿女的必要与责任。“当小孩在幼童的时期，所见的确是一个神奇的世界，这可以从儿童遇事呈惊奇的态度和好根求追问而知道的。他每逢疑惑不决的时候，他会向他所亲信的人去求解释，这时候就给父母一个教导幼子女的好机会。至于性，儿童此时虽然距离成熟期还遥远，但实际存着性的下意识。他会常常觉得世间有男女不同的可异，而小孩从何处来的这一件事，尤其是他们急于求解释的疑案。”[3]5青年母亲对待孩子的疑问，往往是无理由地呵斥，造成儿童的困惑，从而为他们向不正当的地方寻求解释提供机会。因此，面对性教育，家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家庭的正确引导对于儿童正确认识性具有重要意义。

性教育需要父母具有相应的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知识，才能够给予儿童以科学合理的解释。正如珊格尔夫人在《家庭性教育实施法》中指出“凡做父母的，都晓得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什么时候成熟，有生殖的能力，然而她却不晓得教小孩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对于这能力应该取怎样的态度”[4]1。由于民国时期中国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科学教育的思想尚不普及，故能担负起这种责任的父母不多。虽然民国时期出版了一定的刊物介绍家庭性教育的方法，但是近代教育、科技和文化落后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家庭性教育的落后性，也表明近代家庭无法完成青少年的性教育的责任。

（二）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在学校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是增强青少年性意识的有效途径。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也是教育理念转变的过程，为青少年性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易乐佳和盛郎西都提倡在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盛郎西著文《性教育在新学制课程上问题》阐述其必要性。1929年，教育部颁发了《学校卫生实施方案》训令（728号），该方案明确规定，“性教育作为一门课程来设置，其教学内容要在学校实施”[5]，从制度上保障了青少年性教育的实施。

从幼稚园时期开始就注重儿童身心的健康，到了小学时期，根据当时公布的《短期小学或短期小学班课程标准》《小学高年级自然课程的标准》《初级中学公民课程标准》内容看，要求学校设立生理卫生课，其主要内容是使学生了解“人体外形的构造及卫生，人体内部的构造及卫生”“人体外部及内部各器官的功能和保健，营养原素和发育要素的研究”等内容，以掌握基本的生理学常识。在小学高年级自然课程的课程设置上，将生理卫生放在自然科学科目下，要求 “指导儿童理解自然界的现象并养成儿童在乎自然和研究自然的精神”。在学校里，教师可以“教学生亲切地观察生物，小生物怎样生养，以及长大的情形。有时候可做简单的解剖，使他们明瞭下等脊椎动物肺腑的部位，和生殖器官的构造的大要”[3]64。这些课程标准明确了学生需要系统学习掌握的知识和内容，有助于青少年从儿童时期产生认知的科学性，对于以后接受性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中学阶段，《乡村师范学校公民课程标准》《高级中学公民课程标准》《师范学校公民课程标准》《三年制幼稚师范科公民课程标准》的教材大纲中均提及进行“婚姻与贞操问题，生育限制与优生学”相关内容的教学；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六日教育部公布的《师范学校卫生课程标准》的教材大纲中规定，“人体健康值保持与促进（人体个系统保健要则），受胎与胎儿时期之孕妇健康，……，青春期之生理变化与保健要则”。在生民统计中，认识淋病等疾病及其危害；《乡村师范学校卫生课程标准》的教材大纲中规定，“人体健康值保持与促进（人体个系统保健要则），受胎与胎儿时期之孕妇健康，……，青春期之生理变化与保健要则”。在健康教育中，“性教育原理及实施要点 （宜注意教法避免引起学生不良习惯）”；《简易师范学校卫生课程标准》在教材大纲中规定，“人体解剖生理及保健，生殖系的解剖生理及保健”“性教育原理及实施要点 （宜注意教法避免引起学生不良习惯）”；《三年制幼稚师范科卫生课程标准》的教材大纲提及“性教育与性卫生”；《职业学校各科教学科目及时数概要》中的育婴科与助产科中规定“生理卫生两小时”，职业学校的教学科目主要根据职业特点开设课程，只在育婴科中开设了生理卫生，性教育教学并未提及，在其他科目中未见生理卫生课。高级职业学校在其教学科目及授课时数中未见有生理卫生课。[6]3825-4136

民国时期的青少年性教育已经开始规范化，从国家层面将其纳入教育制度的范围，并有具体的实践行为。就课程设置方面而言，青少年性教育逐次深入，从性生理到性心理都有涉及，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青少年性教育的开展。然而由于性教育的兴起时间短，人们的性意识与性观念还在转变过程中，性教育的相关知识尚未普及，因此青少年的性教育在学校教育中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未能全面深入地开展。

（三）社会教育

除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外，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还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青少年的社会教育是其性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社会教育所提供的良好环境是青少年性教育开展的土壤，对于青少年性教育的开展和实践具有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各省政府或民办的学校、机构开展的社会教育中，内容涉及妇女技能的培训、建立民众教育馆、健康教育、电影教育、播音教育等各个领域,以推进各省的社会教育，例如河北省的社会教育中设有“健康部”，其宗旨是“提倡卫生、组织国术团外，另在馆内设立保健所一处，在下朱庄设立保健分所一处”[7]4。

1942年教育部颁布的 《社会教育概况 （全一册）》中统计，“教育部历年来编印民众文库发行册总数计357万册，其中生物学1万册，医业卫生17万册”。[8]72在当时的社会教育中，有关于卫生知识的介绍，宣传卫生知识，例如“构成身体的器官”等[9]75，还发行了 《民国性教育书》《女子性教育》《新文化性教育小丛书 浪漫的爱 全一册》《新文化性教育小丛书恋爱与痛苦 全一册》《新文化性教育小丛书 同性爱研究 全一册》《男女性库》等图书宣传介绍性卫生、性伦理和性道德。综上可知，民国社会教育的广泛开展，为青少年性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知识文化氛围、社会环境和健康教育环境，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青少年性教育的开展和进行。

三、民国时期青少年性教育的评价与反思

（一）评价

民国时期青少年性教育从先进分子的呼吁到实践，表现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同时对当代青少年性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民国时期青少年性教育的开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性禁忌和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还处于转化和发展阶段，青少年性教育还未形成体系。民国时期针对青少年开展的性教育中，主要以两性的关系、性生理知识为主，涉及性道德、性伦理及其与社会文化、心理、民族的关系等方面，没有涉及性法制等方面的内容，虽然民国教科书中的有些内容表述欠妥，不够科学，但是在当时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民国时期性教育在教育系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由于环境与条件的制约，性教育在中等教育中没有完全普及。家庭和社会对于性教育的重视与开展程度还需要大力提升，主要依靠学校教育使得性教育的途径缺失，也反映出民国时期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不完善性。

民国时期针对青少年性教育翻译和出版了一部分的学术专著，但是数量有限，针对我国青少年的性教育自主性不强；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碍，张竞生曾在北大组织 “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性科学研究会”“优生社”“性育社”来实践他的性教育思想，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专门的学术调查少；没有形成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和团队，难以展开一定规模的青少年研究与性教育；性教育师资的缺乏也严重限制了青少年性教育的成效；各类战争的不间断性，破坏了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使青少年性教育的开展和实践步履维艰；整体社会文化教育水平不高限制了青少年性教育的广泛深入性，然而，纵有诸多不足和限制，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时代，面对种种挑战，科学性教育思想的传播和青少年性教育的实践开展，是一剂精神良剂，给腐朽的性思想、性教育、性伦理、性道德以沉重的打击，给予了青少年正确的领航。

（二）反思

青少年时期是确立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阶段，对性有着模糊的认识，因而树立青少年正确的性教育观是必要而迫切的。民国时期的进步人士已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冲破重重阻碍不断推动性教育发展和深入，顺应了历史潮流，满足了社会需求。民国时期青少年性教育的发展历经多方人士努力，才能取得如此成绩，但是这种发展主要局限在学校教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性教育的范围和效果。因此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有效统一，才是推动和完善青少年性教育的最佳途径。

从近代到现代，时代和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青少年的性教育也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当前，由于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国社会中充斥了各种性道德、性伦理等知识，标准良莠不齐，并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迅速传播。虽然国家、社会和学校均不同程度开展了青少年性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时至今日依旧有青少年性教育缺乏并受到性侵害，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这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在社会经济文化、社会风俗和社会心理发展变化的境遇下，如何有序、有力、有度地开展青少年性教育，让青少年形成正确的性教育观和具有实效性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

[1]阮芳赋.性的报告——21世纪版性知识手册[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2.

[2]谭嗣同.仁学[M]//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

[3]王云五主编,周建人著.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性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4][美]珊格尔夫人.家庭性教育实施法:第1集第6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5]李鹰.我国青少年性教育发展历程概述[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3).

[6]徐百齐.中华民国法规大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7]曲直生，林宗礼.河北省社会教育概况[M].石家庄:河北省教育厅,1935.

[8]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行政丛刊之一 社会教育概况（全一册）[M].教育部社会教育司，1942.

[9]河南教育厅第三科,河南教育厅编辑处.社会教育讲演大纲[M].河南:河南教育厅编辑处，1929.

（责任编辑：徐星华）

K258；K26

A

1008—7974(2015)06—0117—04

2014-12-01

邹海英，女，辽宁沈阳人，讲师。

10.13877/j.cnki.cn22-1284.2015.1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