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

2015-02-12张刘芳安曼云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学报 2015年3期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媒介

张刘芳，安曼云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 650106)

媒体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

张刘芳，安曼云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 650106)

一直以来，人们都惯于以美国主流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待传媒，只是将传媒作为信息传递工具，对传播活动和行为的价值、文化意义视而不见。对于，我们应该转换视角，用另一种方式——批判的视野去看待传媒。本文就西方媒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的几种传统思想做了一些搜集和分析，希望能使读者对西方的传媒批判理论能有所了解。

大众媒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之一。

意识形态和传播媒介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作为现代现象的意识形态就是与工业革命、思想解放和群众运动相伴随的媒介革命的直接产物。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诞生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此时各种新观念就是通过日益大众化的书籍和报刊而得以进入公共领域并从而形成舆论。不过，一直以来，人们将意识形态看作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对于媒介本身参与意识形态的建构认识不足。然而，随着文化的传媒化逐渐增强和新媒体的出现，意识形态的媒介理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人们发现，随着媒介社会的到来，意识形态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西方社会的媒介及其文化批判领域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种批判性极强的理论，随着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内涵的不同阐释，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理论流派。

一、意识形态霸权理论

20世纪思想史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理论，社会科学的所有分支都受到了这一理论流派的影响。经典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主张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分析，意识形态被认为是统治阶级势力长期维护的一系列虚假的思想，并可以运用科学认识来战胜。

意识形态概念的现实语境是由马克思确立的，自卢卡奇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把意识形态放到了研究的中心领域，但从对当代英法文化研究乃至整个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来看，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著称的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同时，他承认，他的分析室在葛兰西通过“霸权”理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丰富和拓展之后进行的，因此，学术界一般将两者的理论合称为意识形态霸权理论。

(一)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是在重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基础上阐发的。葛兰西从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借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把它引入了上层建筑范畴里面，认为“国家概念中一般应该有属于市民社会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胃的霸权”。在这里，葛兰西明确提出了上层建筑包括两大部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大部分分别行使不同的职能，市民社会主要通过一些民间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组织，包括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报社和其他各种学术团体的活动，实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的主要特征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用葛兰西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在实行典范的议会制度的国度里，‘正常’；实现领导的特点是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并且通过所谓舆论机关——报纸和社会团体表现出来。

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和“文化领导权(cultural leader－ship)”理论对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媒介权力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存在物，那么，当人类进入现代化进程，媒介权力就无孔不入，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媒介权力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反映的是社会阶级关系的结构，是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权力的附庸。媒介权力是指支配者通过占有、操纵媒介实现对被支配者的信息控制，迫使被支配者(大多数是在不完全知情或自动赞同的情况下)在认知行为和价值判断上驯从于支配者的利益要求。在技术决定论者那里，媒介权力是传播科技的物质力量的自然延伸；在管理决定论者那里，媒介权力是媒介体制和组织的管理模式或运行机制；在女权主义那里则是将媒介权力视为文明时代性别奴役的主要形态。总之，对媒介权力的研究和批判，正是现代社会批判和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阿尔都塞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根据马克思的看法，生产条件的再生产问题是人类得以维持自己生存的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生产关系的在生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阿尔都塞主张必须从再生产的观点出来来透视国家和意识形态问题。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把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区分后，还可以把国家机器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另一类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以一些各具特点的、专门化机构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它包括着一定数量的实体，如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和传媒等等。阿尔都塞说:“考虑到统治阶级通常在事实上会掌握国家政权，因而能够任意支配国家机器，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个统治阶级事实上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同样握有主动权，因为最后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机器里获得了实现”。

同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是阶级斗争的场所，不同阶级也可以利用那里的矛盾进行抵抗，从而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阿尔都塞强调:“据我所知，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导权的话，那么他的政权就不会持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确保生产关系的在生产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因为生产关系的在生产必须由意识形态来论证其合理性。

“文化霸权”理论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霸权观念的核心思想，尽管他们分别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但影响却延续至今，并成为不断被回顾乃至重生的资源。由于传播领域与意识形态天然的接近性，诸多意识形态理论家都成为传播学的开拓者，因此，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也是传播学的核心思想资源之一。

二、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欧洲批评学派的理论渊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的一种理智结合，是哲学、文学、人道主义和理智的；是传播批判研究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该学派的学者本杰明、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均在不同时期对大众媒介(特别是电影和广播等)及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批判。他们“试图在阅读、审视、评判媒介产业和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分析揭示‘病态的’、‘畸形的’西方社会的本质和对立力量间的潜在斗争，以及将媒介塑造成意识形态工具的合法化社会基础，并为他们重建理想化的媒介图式提供证据”。他们研究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作为媒介组织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两个方面，其论述则涉及媒介、传播者、媒介产品、受众及传播体制等问题。不过从总体来说，他们对媒介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媒介的被控制”以及“媒介的控制”。所谓“媒介的被控制”，是指国家权力对媒介的控制；而“媒介的控制”，则是指媒介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舆论控制工具对社会进行的控制。

法兰克福学派侧重于马克思、弗洛伊德以及先锋派的艺术和文学。该派的著作辨识和推荐了高雅文化的多种形式，如交响乐、伟大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在颂扬高雅文化的同时，他们也在贬抑大众文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公开质疑高雅文化是否能够或应该通过大众媒介传播。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文化工业剥削大众就像资本家所做的一样。

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学说是有以下判断所构成:

1、批判实证主义，声称社会科学史一种虚伪意识

2、批判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没有完全摆脱实证主义

3、批判社会，因为社会具有引导个体对其状况采取虚假接受的态度的非理性因素。因此，批判的理论家的行为旨在创造一个没有人类剥削的理想的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被批评为悲观的和令人沮丧，而且低估了受众的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批判后资本主义，因为后资本主义用大众媒体广告操纵这人们的精神，这样人们就会渴望消费产品，就会丧失他们批判的和抗争的思想路线。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通过掌控大众传播媒介使其成为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曾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过:“广播系统是一种私人的企业，但是它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权力……切斯特农场不过是国家的烟草供给地，而无线电广播则是国家的话筒。”

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资本力量和国家主义对媒介的“控制”、“收编”，所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宁愿用“文化工业”这个含蓄的词语而不喜欢“大众文化”这个表述。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人们往往望文生义，以为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种控制文化”，“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媒介本质上已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成为软性地维护国家统治和现存社会制度的工具。这就正如马尔库塞在驳斥“信息和娱乐媒介”论时说过的:“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因此，在激进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者眼中，媒介不仅是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它还是被国家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所以，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成为他们学术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而他们的媒介批判也是通过对大众传媒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示来完成的。

正是大众媒介通过竭力美化现实，制造关于现实的幻象等手段，造成统治者特殊利益与人民的普遍利益之间的虚假统一；使个人真实需求受到抑制，却使统治者受益匪浅。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统治形式已经由传统的政治经济统治转变为现有的意识形态控制，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维护统治的主要力量。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中，代表了一种宏观的视野，它关注宏观的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即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利机构对传播活动的作用，强调以一种“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放弃了一二战后在美国传播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功能主义社会性，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

与法兰克福学派注重媒介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把其分析的逻辑起点植根于社会的制度结构中，更强调既有的政治与经济等结构因素对传媒的制约作用。他们认为，大众媒介机构与政治经济组织等权力体系间错综复杂的纠葛，将深深地影响媒介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所以，他们注重对权力的分析，而这也是政治经济学派与其他的批判学派不同的几个方面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权力在他们眼中，既是达成目标的力量源泉，又是社会层次体系内的控制工具，它是一种既定的、先在的存在，“是塑造社会领域的核心力量”。

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派更侧重从大众传播组织与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出发，来解释大众传播作为一股经济力量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中作为产业部门的大众传播业，也总是处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中，是在与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发展的。在这种前提下，大众媒介就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所以，统治阶级所刻意渲染的媒介中立、专业主义、媒介多元化、无社会冲突等意识，在席勒看来，不过是一个个动听的“资本主义神话”。

从上文对法兰克福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各自理论取旨的简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二者基本都“从一开始就坚持将大众传播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加以理解”。在这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主要是指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认为任何社会现象均不可视为孤立事件，而应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寻求脉络。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着重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强调人们经济的不平等对传播关系不平等的决定性影响。这一思想无疑被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吸纳，并成为他们研究的起点。

四、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二战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急剧发展，促成了国家高福利制度，致使人民以为天下大同的时代已经降临，这种极度乐观的情绪遮掩了阶级的差异。与此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

与政治经济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以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学派却呈现了另一条研究路径。它虽然也深植于马克思主义，如认为社会运作不应从个人角度来看，而应从“结构”的观点出发。在这点上，其与法兰克福学派及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是一样的。但是，与上述二者不同，霍尔警觉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决定论的简单化约，在他们那里，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力量，而媒介不过是经济势力的工具和统治阶级的传声筒罢了，霍尔是反对这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

他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及法国后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经济基础虽然可在“最终状况”下“优先决定”其他的社会活动，但各社会层面之间仍存在着“相对自主性”，经济基础并不可能天生具有机械化的决定力量，而先进工业国家的社会秩序也绝不是靠“高压手段”，或以武力取得，而是从持续的意识形态抗争中所赢得的文化共识现象。所以，在霍尔的这个理论架构中，虽然“主要观念仍不脱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解释的重点则几乎倒转过来，经济因素不再是决定一切的主宰，意识形态分析成为研究的重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霍尔的文化研究几乎是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个对立面存在的，这也是导致两派之间争论不断的原因。但是，霍尔不再把经济因素看成是决定一切的主宰，这无疑也会导致他的意识形态分析理论与注重经济基础作用的法兰克福学派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霍尔是通过“编码－解码”理论来阐述自己的基本立场的。他通过把符号学引进到对编码过程的分析，提出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媒介的信息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图片等符号来传递的，而媒体工作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把这些语言符号“联结”在一起以传达某种意义。由于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没人能硬性地规定某种语言必须具有何种意义，也没人能规定人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些语言，所以主要通过语言、文字、图片等符号来传递的意识形态及其媒体的工作就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而不是像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传声筒”。既然如此，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体就真的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不带一点意识形态特征吗?作为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霍尔当然是反对这一观点的。

他指出所谓“没有必然的关系”，并不表示“必然没有关系”。霍尔认为，为了与一般的多元论者有所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间的结构关系，虽然这份关系极为复杂微妙。

所以，在霍尔的眼中，大众媒介的这种“自主”也只是一种“半自主”，其“自主”来源于语言符号表达的多义指涉性及媒体工作者对语义表达的“构联”作用。而它的“不自主”则来源于隐藏其背后的社会结构限制，例如媒介工作者自身既有的对现实社会的认知架构、媒体习以为常的对政府权威部门的消息引用等等，这些都因可能早已隐含了有利于现有权力架构的意识形态而潜在地发挥对媒介的结构性影响作用。

总结霍尔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几个重要方面与法兰克福学派存在区别。首先，他抛弃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分析中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成分，既承认先在的社会结构(如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等)对媒体的制约作用，也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大众传媒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就使我们认识到，媒介权力不仅仅来自于与它如影随形的政治势力，而且也部分地来源于它自身特有的对传播信息进行编码这一特殊过程。其次，霍尔的研究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是铁板一块，是消极、被动的客体这一理论假设，赋予了受众主动的、具有批判接受能力的创造性主体地位，这就使他的媒介批判理论呈现出一种更加积极向上的、对未来持更加乐观态度的氛围。

通过上文理论上的梳理及对它们之间存在的异同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批判学派的三大主流派别其实都深植于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们最终都对其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良，并且在研究视角上各有侧重，如政治经济学派着重从经济基础角度，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着重从上层建筑角度来剖析大众传媒，但他们都强调了宏观的社会结构，如政治、经济等制度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制约作用，而这一点恰恰是一直以来在传媒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效果研究所欠缺的，而一旦“我们忽略了媒介与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之间内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将无法对媒介和整个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变迁的宏观社会问题加以考量，也就更谈不上解释媒介在不同历史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了”。所以当我们对媒介进行专门研究时，有必要将其与所处的社会大系统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无疑是我们在对批判学派理论进行梳理时得出的重要启示之一。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虽然批判学派在研究视角上着眼于社会体系的层次，但是对社会结构制约作用的过度关注也导致了他们理论上的片面性，那就是他们仅仅将大众传媒看作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传声筒，这一点无论是在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派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而这不仅忽略了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所担负的诸多社会功能，并且也忽视了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里是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职能部门而存在这一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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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崔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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