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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代妈祖信仰进一步国家化的历史原因①

2015-02-07王宏刚张安巡

东北史地(学问) 2015年4期
关键词:妈祖信仰

王宏刚 张安巡

论元代妈祖信仰进一步国家化的历史原因①

王宏刚 张安巡

[内容提要]妈祖信仰始于宋代,最重大的转机出现在元代。元代海运漕粮的成功使皇帝册封妈祖为“天妃”,并和“护国”联系起来,从此妈祖成为中国人维护海权的精神旗帜。妈祖信仰促进了国家航运事业的兴起;轰轰烈烈的航运事业也将湄洲岛的妈祖信仰传播到了沿海、沿河,甚至内陆之地和世界各地,为妈祖信仰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元代妈祖信仰国家化国际化

据《世界妈祖庙大全》记载:全世界有妈祖庙近5000座,信奉者约2.1亿人。莆田湄洲岛是妈祖信仰的发源地,自北宋至今,福建、广东、浙江、海南、上海、天津、北京、河北、山东、河南、湖南、贵州、辽宁、四川等地都建有妈祖庙。台湾三分之二人口信仰妈祖,妈祖庙有500多座,被称为妈祖岛。港澳地区有妈祖庙50多座。国外妈祖庙有百余座,分布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印尼、菲律宾、泰国、文莱、越南、缅甸、柬埔寨、印度、韩国、朝鲜、挪威、丹麦、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法国、丹麦、阿根廷、新西兰及沙特阿拉伯、南非等地。2009年,妈祖信仰被联合国科教文批准为世界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

众所周知,航海基本上是男人的事业,但宋代以来,中国开始信奉女性的海洋神妈祖,并逐步走向世界,人们不禁要追索这种文化现象背后的诸种原因。本文从元代妈祖信仰进一步国家化的历史过程与原因分析中,阐述这种世界上特有的中国文化形态。

一、元代妈祖信仰进一步国家化的具体形态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水神,最早有洛水神、湘夫人、河伯等,而且各地不一,如浙江供奉伍子胥,广东供奉路博德、马援等海神。唐玄宗时期册封了四海龙王、广利王等,从此龙王成为重要的海神。宋代初年,即使在妈祖的故乡福建,也有众多海神。那么为什么福建一个小地方湄洲岛的海神妈祖在一千年的传播中,能够定尊于一身呢?其中元代妈祖信仰进一步国家化是重要原因。

妈祖信仰始于宋代,但最重大的转机出现在元代。1281年,由于护送漕运有功,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为妈祖请封,元世祖忽必烈册封湄洲神女为“护国明应天妃”。天妃,即皇天上帝之妃,天的配偶。元世祖的封号第一次把妈祖和“护国”联系起来,表明湄洲神女成为国家的天上尊神,管辖四海诸神妖怪,确立了妈祖作为海上保护神的独尊地位。每年春秋两季,朝廷都派出官员前往湄洲屿祖庙和白湖庙祭奠。当时,蒲师文是大名鼎鼎的宋市舶司蒲寿庚之子,元朝蒲氏家族牢牢控制了泉州这个东方第一大港的航运。因为他们改宗妈祖,导致海神妈祖信仰的迅速崛起。

元朝统治者对众神的册封远比前朝吝啬,惟有妈祖,不但6次获得封号,而且都和“护国”联系起来:“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护国明著天妃”、“护国显佑明著天妃”、“辅圣庇民明著天妃”、“护国庇民广济明著天妃”、“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辅国护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都有保护国家安全的意思,和“天妃”的崇高称号相适应,从此妈祖成为中国人维护海权的精神旗帜。

《元史》卷七十六《祭祀志五》云:“凡名山大川、忠臣义士在祀典者,所在有司主之。惟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皇庆以来,岁遣使赍香遍祭……”这是说,元朝廷顺应民间信奉海神妈祖的风俗,每当海运船只开船之前,江南地方政府(江浙行省、路、州)便在出发港举行祭祀天妃的仪式;当海漕船只顺利抵达燕地,中央政府则会派出重要官员,到抵达港进行天妃祭祀。同时,鼓励地方修建妈祖庙。

元初,漕粮起运港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的繁荣,与妈祖信仰有着紧密关系。当时人们祈求海神妈祖庇护,祭祀天妃成为舟船出海的头等大事,于是香火大盛,刘家港因此有“天妃镇”之称。据《太仓港史话》记载,仅太仓历史上就拥有5座天妃宫,分别是“浏河天妃宫、周泾天妃宫、新镇天妃宫、浮桥娘娘庙、七丫娘娘庙”。据《太仓州志》记载,周泾天妃宫是漕粮海运创始人朱清第三子朱旭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所建。

二、元代海上漕运成功与妈祖信仰的兴起

至元十九年(1282),通过河运运到大都的粮食迟迟不到,原来运河漕运,不但运费昂贵,运输量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常因天旱水浅,河道淤塞不通,致使漕船不能如期到达,不能满足朝廷需要。正当忽必烈和他的大臣们束手无策之际,有两个人向元丞相伯颜进言:从海路运输江南米粮。

这两人一个叫朱清,一个叫张瑄。据《新元史》等史料记载:朱清,字澄叔,崇明姚刘沙(今属上海)人。他“身长八尺,貌如彪虎”,初从母捕鱼为业。由于家贫,社会地位低下,被诋为“少年无赖”。后受佣于沙民富豪杨氏家。因不堪主人奴辱,愤恨之下,“夜杀杨氏,盗其妻子财货去”。随后,他“亡命集党,为之渠魁,操舟贩鬻私盐,兼事于摽盗”。朱清贩私盐入吴淞江,到嘉定新华镇换米,遇张瑄,两人“结为兄弟”。张瑄,嘉定县八都新华村(今上海川沙高桥附近)人。他自幼丧父,随母乞讨为食。“及长,丰姿魁岸,膂力过人,好饮博,乡里以恶少年目之。”后来朱清、张瑄等人被南宋巡盐吏逮捕,押送到平江(今苏州)军狱,于法当死。提刑官看他们相貌堂堂,气概不凡,释放了他们。朱清、张瑄被释放后,“仍摽掠为盗”,尉司捕之急,他们则携老带幼扬帆入海真当上了海盗。据史籍、志书记载,朱清、张瑄“劫富济贫”,“富家为苦”,而穷苦沙民则拥护他们。朱清、张瑄率领海盗部属在海上活动了十五六年,非常熟悉南北海路,能在不可渡越的“料角”险滩危湾行船,畅通无阻。至元十二年(1275)朱清、张瑄受降于元朝。

伯颜听了朱、张的进言,想到至元十三年(1276)攻陷临安后,曾派朱、张等人将南宋的档案、图表、祭祀器具等库藏从崇明州由海上运至直沽(今天津),他们完成得很好,于是将海上漕运的建议上奏皇帝,得到了当朝皇帝忽必烈的允准。

《浏河镇志》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朱清、张瑄奉旨创海运漕粮于刘家港。首航造海船60艘,运量4.6万石,抵达北方首都大都。”

朱清是“崇明海运三杰”②之首。至元十九年(1282),朱清和张瑄及总管罗璧奉忽必烈之命在今崇明、太仓一带督造60艘平底船(“沙船”)。同年12月,在他俩的主持下,漕船在今天的江苏太仓浏河装粮,大船装载1000石,小船装载300石,60艘平底海船共装运漕粮4.6万石,每船置监运漕粮水兵16名。船队浩浩荡荡出发后,经扬州,过海门县以东的黄连沙咀和万里长滩,然后向西北航行,到达淮安、盐城县,再往北行,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一直北上,在今天的山东荣成地区折转向西航行,到达登州古港,继续西行进入今天的天津海河口。

由于这条航线出长江口后便往西北方向的沿海岸行走,浅滩、暗礁众多,航行十分危险,全程计13350里,路程很长。第二年3月才到达京都。虽然这一次运粮4.6万余石,海难损失粮食将近0.4万石,但首次海运宣告成功。

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任命朱清为江东道宣慰使、张瑄为淮东道宣慰使,同时兼领海道都漕运万户。这年海运粮食150余万石,走原先路线,然而沉舟粮食竟高达24.5635石,相当于16%的船粮为大海吞噬。

大海茫茫,波涛汹涌。挡不住古人征服它的决心。至元二十九年(1292),朱清等人以“此路险恶”,决心“踏开生路”,新辟海路。改进后的航路具体走向是:自刘家港出海,粮船过了长江口以北的万里长滩后,便离开近岸,直至海水“透深”,再转向东北往大海深处驶去,如得西南顺风,一昼夜约行1000余里,到青水洋,过此后乘东南风,航行三昼夜过黑水洋,可望见沿津岛上的大山,再得东南风行一昼夜,可到成山角。转过成山角后,仍沿渤海南部西航,抵达界河口,最后到达海河出海口。这条航路启航时节由冬季改至夏季,一路可乘季风,又可顺着西太平洋自南向北的黑潮暖流,航行加快,约半个月时间就可到达终点。新航线远离海岸,避开了江苏与山东沿岸的浅险区域,航行比较安全。新辟海路的当年,海难损失的粮食已由上年的16%降至3%,收效显著。但是新航路如果遇到“顶风而上”的情况,需要一个月以上才能到达目的港,于是朝廷命海运千户殷明略对漕运航路再作改进。殷明略改进后的新航线,仍从刘家港启运,由长江口出海以后即直接向东进入黑水洋,经由黑水洋直接向北航行到成山角,再转向西航,仍由渤海南部以达界河口。这样,南段航路全在远离海岸的黄海较深水域,完全避开了近岸浅险海域,安全系数大为提高,风向顺利时只要10天左右便可航毕全程。据至元三十一年(1294)的漕运记录,海难损失的粮食,占起运粮食总量的百分比已降至2%左右。这条航线后人称为“殷明略航线”。

从海路运输江南米粮的成功,使大都积储了丰盈的粮食,稳定了元初经济政治大局。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世祖忽必烈把组织人员运粮的任务全权交给了朱清和张瑄。至元二十四年(1287),撤刘家港水军寨,设水军分镇万户府于港口北岸,宣慰使纳林哈拉为万户,统千户二员,百户十员,战舰20艘,领兵2000名,巡视海防,追剿海寇,以护卫刘家港安全。

朱清、张瑄徙居刘家港后,成为行泉府司的主要负责官员,具有海贸管理职权。为了大兴海上漕运,他俩组织人员开通了刘家港海道。《太仓州志》记载:“……宣慰使朱清通海运,循娄江故道,导由刘家港入海。”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刘家港很快“漕运万艘,行商千舶,集如林木,高楼大宅,琳宫梵宇,列若鳞次,实为东南之富域矣”。刘家港由不满百人的海滨僻壤一跃而成为“市民漕户云集”,外国客商也都聚集于此的“万家之邑”。琉球、日本、高丽诸国商舶咸集至此,称天下第一都会。刘家港因而获得了“六国码头”的雅号,成为江南新兴的海外贸易商业港口。刘家港整个港区为“三十里江堤”,以澛漕口为中心,包括嘉定(今属上海)的石家塘、黄姑塘,太仓东门的半泾湾和南门的张泾口。港口有许多大小码头,如有官营的漕码头、迎送大员的官码头、贩运海盐的盐码头、装卸海鲜的渔码头,经营南北洋货的海码头,还有外夷舶商停靠交易、装卸货物的番码头等等。离码头不远处是一座座仓库。不下万人的破产农民纷纷加入被称为“脚班”或“搬夫”的装卸搬运队伍,纤夫、扛夫、挑夫、箩夫日夜穿梭忙碌在码头上。

《浏河镇志》载,海运漕粮推动了以刘家港为基地的北洋航线的勃兴。长江口众多民间海舶业主“东北驶入高丽水口,东达倭国岐岸,北临幽燕碣石,西抵文登夷维诸山,往来若风与鬼,岁无虑数十发(次)”。朱清、张瑄既受命负责海道运粮,又组织远洋贸易。优厚的市舶之利,使刘家港一带的漕户、富家、市民、船主等趋之若鹜,纷纷筹资经商,驾船携货涉远洋,与番夷互市,涌现出一批腰缠万贯的大海商。

远洋交往的发达,带动了南洋航线的繁盛,明、越、泉、广、交等地的海贾携货驶入刘家港交易或转口贸易。一批资产雄厚的闽浙舶商干脆携家带眷来刘家港定居落户。长江航线也活跃起来。经刘家港输出的大宗货物主要有稻米、海鲜、海盐,还有苏杭的五色缎,当地的青花布,丝麻织物、铜铁制品,纸张笔墨、茶叶、陶瓷器皿及日用杂品等;输入的有北方的豆类、油料、铁条、干果,南方的木材、食糖、海产、鲜果、土产等;进口的洋货有药材、象牙、香料、犀角、珠宝等。棉纺织业也随之发达。《刘河镇纪略》说:“盖我太仓自元至正间,崖州黄婆以南番木棉传入苏松,教以捍弹纺织之法,于是太仓木棉遂为中国所独擅。凡江西、湖广、襄阳及海外东西洋两处,咸集太仓刘河贩花。”

首次海运完成2年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乌泥泾镇太平仓建成,“峙粮二十万石”,为华亭县漕运粮食的中转之地,并开仓河与乌泥泾相通。乌泥泾由于张瑄的部分宅第在此地而发展得更快。海运的兴起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为松江府的上海镇创造了发展的机遇,在计乌泥泾镇二十六里后来成为县治的上海镇,设有市舶司、商税局、万户府和巡检司等。《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元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己未(公元1291年8月19日)“分华亭之上海为县”,这一日标志着上海建城之始,至今已有七百多年。

如此轰轰烈烈的海运(也包括河运)事业,也将湄洲岛的妈祖信仰传播到了沿海、沿河,甚至内陆之地。

元朝皇帝不仅派了钦差大臣去天津迎接南粮北运的漕船和他的功臣,还在天津先后建立起两座天妃宫,分别位于河东大直沽和河西(南)小直沽三岔口,被称作东庙和西庙。这两座天妃宫至迟在至正初年都已存在,因为至正年间维修的《河东大直沽天妃宫碑记》中有如下文字:“庆国利民广济明著天妃祠,吴僧庆福主之,泰定间弗戒于火,福言于都漕运万户府,朝廷发官帑钱,始更作焉。嗣庆福者,二人:始吴僧智本主六年,以至正十一年(1351)圆寂,众请主西庙僧福聚来继其任。”

《元史》涉及直沽天妃宫建造年代的记载有两则。一是《元史·泰定帝纪》记泰定三年(1326)“作天妃宫于海津镇”。由延祐三年(1316)“改直沽为海津镇”的记载,知海津镇就是直沽,应包括直沽河上下的小直沽和大直沽。另一则是《元史·祭祀志》在“名山大川忠臣义士之祠”下的记载:“惟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皇庆以来,岁使斋香遍祭。”这一则记载虽然没有说明直沽在至元时已有的天妃宫是东庙还是西庙,但人们多将其和东庙相联系,原因是东庙位于大直沽,和接运厅、临清万户府等海上漕运机构在一起,都是为海漕服务的,而元朝在至元十九年(1282)即开始试行海漕,故认为至元时即建造了此庙。

《天津县新志》云:“天妃宫一在大直沽东岸,一在直沽西岸,皆元建。史云:泰定三年作天妃宫于海津镇,即在直沽者也。其在大直沽者,至元年建,泰定间被火重修,时称东、西庙。每岁海运驶至海滨刘家港,省臣、漕臣斋戒卜吉于天妃灵慈宫,谓东庙也。其后东庙废而西庙存,加封天后圣母,列入祀典,今名天后宫。”今有人说东庙为“天津第一庙”。

今天的天津天后宫位于海河三岔河口西岸的古文化街中心。这座天后宫坐西向东,庙门对着海河,目的是便于往来于曾经是河运、海运咽喉要道的船只上的人们祭祀祈祷。明代曾有诗人描述:

天妃庙门直沽开,

津鼓连船柳下催。

酾洒未终舟子报,

柁楼黄蝶早飞来。

天津天后宫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三大妈祖庙之一。如此,善于航海的人们在元朝的推动下将他们的海神信仰传播四方。

三、元代海权为妈祖信仰国际化奠基

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元朝建立了一个以海运为基础的一体化的新世界,它靠的是海路的开通、海洋科技的普及、海上经济文化的交流。它是对中国唐代、宋代已经形成的中国海权的继续和发展,反映了中国一贯不建立海洋殖民地——和平利用、开发海洋的海权思想。元代是中华民族海权的重要发展阶段,是值得今人纪念的一段中国海权历史,为妈祖信仰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元朝在国际港口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设立了七处市舶司,实现了简便而有效的海上贸易管理制度。这些港口往来船舶如梭,十分繁忙,特别是泉州港的繁荣,给许多外国旅行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达在游记中写道:泉州城甚大,为世界最大商港之一,城市出产天鹅绒及缎,品质优良。港口船舶极多,大者约一百,小者不可胜数。他甚至指出:在中国,丝绸已成了穷人的衣料,如果没有商人贩运,丝绸便分文不值了。忽必烈时代外贸实行的是“官船贸易”方式,与一些国家签订有商约。当时中国的海船已牢固而庞大,并且设施较为齐全,大批士兵随船往返,可防止海盗的袭击。中国商船按期将生丝、花绸、缎、绢、金锦等运到各国。东到菲律宾及印尼各岛,西至印度的科泽科特、伊朗的霍尔木兹、伊拉克的巴士拉、也门的亚丁、沙特阿伯的麦加、埃及的杜米亚特,直到大西洋滨摩洛哥的丹吉尔,南到马里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甚至元代的艺术元素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了欧洲。在意大利东北部的小城帕多瓦的教堂里有一个欧洲文艺复兴的作品——一幅绘制于1306年的壁画——基督圣袍。人们发现,那圣袍在布料和式样上,采用了蒙古人的习惯,圣袍的金色边纹是元朝的八思巴文。

在忽必烈统治下的广阔疆域中,各种人种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但实行了技术、农业和知识的统一标准。1279年,在科学家郭守敬的主持下,全国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台,最北的测点接近北极圈,而最南的测点在南海。忽必烈全力支持郭守敬和回回人札马鲁丁这两个世界级的科学家,从事修订《授时历》、《回回历》,为世界海运提供了科学技术的保障。

忽必烈和元朝后续几个皇帝的海洋政策,都没有建立一个海上殖民地的中国海权,为许多国家和平利用海洋提供了保障,推动了当时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实现了元朝主导的“全球化”。

公元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有幸目睹了元朝强盛的海上事业。他搭乘的船队先后到过越南、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的港口,得到大量的货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还有中国产品瓷器、茶叶、丝绸,换回了大量的来自阿拉伯、非洲民族的货物和欧洲的挂毯、沙金和武器等。在《马可·波罗游记》这部传世之作中,元朝不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和平开发海洋的海权思想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忽必烈利用海上丝绸之路,无保留地把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大发明等东方先进文化,传播、投射到南洋、印度洋和欧洲腹地。所以,当时的西方人对我们东方的先进文明非常向往、倾慕,也促使了航海家哥伦布远航寻找新大陆的海洋之旅。

在元代,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航海家汪大渊。他的航海比郑和早了175年,比哥伦布早了262年。

汪大渊在年轻时曾随着商船出海游历,遍访当时所能航至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海国家和地区。汪大渊第一次远航在1330年,在海外各地游历了5年;返乡两年后,他再度出洋,在南洋一带游历了3年。根据先后八年在海外漫游的经历,汪大渊写成《岛夷志略》一书。《岛夷志略》是元代中外海上交通地理名著,原名《岛夷志》,清代改名《岛夷志略》。此书分100条,除末条“异闻类聚”系抄撮前人之书而成外,其余99条除去彭湖、琉球和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3条外,海外诸国96条,记载海外国名、地名多达二十二个;其地理范围,东至澎湖、琉球,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的层拔罗(桑给巴尔)等地,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印度洋、地中海沿岸广大区域。汪大渊在各地游历中,十分注意考察当地的山川、风土、物产、居民、饮食、衣服和贸易的情况,并据实记录于《岛夷志略》一书中。

《岛夷志略》成为后世研究14世纪上半叶亚、非、欧各国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献,也是反映元代与海外各国友好往来的珍贵史料。《岛夷志略》在国外有很大的影响,凡是研究元代东亚、南亚诸国及海上交通的外国学者,都一定阅读《岛夷志略》。《岛夷志略》流传于世,甚至成为后来郑和航海的重要参考资料。

妈祖信仰在明代随着郑和七下西洋的成功,走向世界,但是却得益于元代的海权打下的基础。

在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8年时间里,郑和率大批船队,先后7次远洋出海,纵横于太平洋与印度洋,遍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东非南纬四度以南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跋涉七万余海里,相当于绕地球三周多。郑和的航海事业,畅通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了海外贸易,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华侨在南洋定居、生存、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刺激了中国造船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航海技术,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在中国海外交通史上,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极其光辉的一页。

郑和海洋事业的光辉成就是建立在元代中国海权基础之上的。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正是元代南粮北运海上漕运的启航地——刘家港。兴盛于元代海运事业的刘家港对郑和下西洋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和铺垫。郑和航海出发与归来,每次都要祭拜海神妈祖,出海船上供奉妈祖像,这和妈祖在元代已经实现了国家化紧密相关。如此,妈祖信仰传遍了世界。

结语

由于海运漕粮的兴起,妈祖信仰在元代有了重大的转机——从湄洲岛传播到了沿海、沿河,甚至内陆之地,妈祖祭祀开始国家化,妈祖成为中国人维护海权的精神旗帜。

由于海路的开通、海洋科技的普及、海上经济文化的交流,元代海权为妈祖信仰国际化奠定了基础,随着海洋事业的发展和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妈祖信仰进一步走向世界。

[注释]

①本文为2014年8月13日至8月16日莆田学院“第二届海峡两岸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此会指导单位: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福建省妈祖文化研究会、莆田市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莆田学院;协办单位:台湾中台科技大学、莆田市湄洲岛妈祖祖庙董事会、莆田市贤良港天后祖祠董事会、莆田市文峰天后宫董事会、台湾新港奉天宫董事会、台湾台中万春宫董事会。

②崇明三面环江,一面临海,古往今来,发达的航海业曾为我国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名垂青史的杰出人才,其中尤以元代朱清、明代沈廷扬、现代陈干青三人对我国航海事业所作的贡献最为显著,他们因此被后人称誉为“崇明海运三杰”。

责任编辑:王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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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5241(2015)04-0078-06

王宏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妈祖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200020张安巡上海社会科学院妈祖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上海2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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