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田涛 陈鹏 陈德刚

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分析①

湖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田涛 陈鹏 陈德刚

摘 要：完善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对于合理分配金融资源、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乃至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梳理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根源的基础上，对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金融政策 金融体系

1 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并迅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是指当一个经济体在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3000～10000美元)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是沿用其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导致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乃至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报告认为，所有在低收入阶段取得成效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在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都不再有效，必须及时进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否则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早在2003年人均GDP就达到1090美元，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2010年人均GDP达到4260美元，跻身“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目前对于我国是否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界研究还存在争议，如蔡昉(2011)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而马晓河(2011)则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并不存在的“伪命题”；然而仔细梳理他们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虽然“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但是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确实存在经济增长机制转型的障碍，如果处理不当经济就会陷入“停滞”。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虽然有部分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起飞，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同样也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如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对于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国内学者有的从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入手，如傅缨捷、丁一兵(2014)等；有的则认为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蔡昉、王美艳(2014)等。实际上，由于我国“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虽然会直接影响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但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必须通过经济的发展来解决。一个以牺牲经济的长期增长来追求经济绝对公平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

因此，本文认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缩小收入差距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两个互为补充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价值链高端，提高整体国民收入、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国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从我国现在的“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消费为主导的模式，增强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定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中，中国如何利用金融政策引导国内经济转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问题的关键。实际上，金融是经济的核心，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与金融打交道，因此发挥金融在投资与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才能实现金融政策的“杠杆效应”，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同步实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自从Schumpeter于1911年指出银行体系在辨别、资助生产率高的生产项目上具有重要的发现功能，即金融的发展会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观点以后，后续学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了以下三种主要观点，即供给导向理论(supply-leading)、需求跟进理论(demand-leading)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理论。供给导向理论认为，金融的发展会通过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Schumpeter，1934)以及提高社会资本的积累效率(Gurley&Shaw，1955)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需求跟进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引致需求才是金融发展的源动力(Kuznets，1955)，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被夸大(Lucas，1988)。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交互作用的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两者互为因果关系(如Demetriades和Hussein，1996)。20世纪90年代以后，Romer(1990利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与机制。Morales(2003)进一步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框架下引入金融中介，从微观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从上述三种观点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影响来看，“次贷危机”爆发之前，需求跟进理论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即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往往否认或者忽视货币及其他金融要素对于产出的重要性。以被誉为“高等经济理论”巅峰的一般均衡理论和Kydland&Prescott(1982)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RBC)为例，20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主流经济理论都是以瓦尔拉斯或者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框架作为研究基础，而这一理论框架成立的前提假定即是金融体系的顺畅运行，而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则没有得到充分体现(Gertler,1988)。RBC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生产率变动和政府收支等真实冲击的影响，忽略了金融体系对经济波动的实质性作用，“货币中性”即为上述理论使用的典型术语。金融发展理论作为长期有利于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所谓非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张晓朴、朱太辉，2014)则长期致力于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该理论兴盛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Goldsmith，1969)、“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McKinnon，1973；Shaw，1973)。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又发展出了“金融约束理论”和“金融结构理论”，而“次贷危机”以后又发展了金融过度理论(Arcand,Berkes&Panizza，2012；Cecchetti&Kharroubi，2012)，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分析，丰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研究结论来看，绝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存在较强的促进作用。如武志(2010)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不仅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且金融发展“质”的提升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杨龙、胡晓珍(2011)基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地区差异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地区差异性。陆静(2012)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正向关系。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机制。如黎欢、龚六堂(2014)通过将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会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强度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2007年次贷危机以后，金融发展影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研究得到了重视。李强、徐康宁(2013)基于分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发展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却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由此说明，我国金融发展并不能满足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张晓朴和朱太辉(2014)从理论研究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分析了提高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从上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整理可以发现，“次贷危机”以后绝大部分研究文献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如李强、徐康宁，2013)注意到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虽然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其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促进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实际上，“次贷危机”以后，如何引导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提高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成为决策者和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话题。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增长为前提，但是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发展。同样，金融总量的扩张也不一定会带来金融的发展，并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发展。金融的发展不单是指金融数量的扩张，更重要的是指金融效率的提高，表现为金融对经济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与贡献度。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为政府所主导，因此我国金融发展在总量和结构上虽然获得了大幅提升，但是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满足和贡献程度并不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不高(武志，2010)。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存在众多经营性风险甚至是系统性风险。首先，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并不完善，金融机构主要以银行提供间接融资为主，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发育并不完全，金融行业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在“道德风险”机制的作用下借助国家信用无扩张信贷，形成“权、责、利”不相匹配，增大了我国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其次，现阶段我国金融机构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利率形成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而现阶段由政府主导来确定的利率水平又远低于市场均衡利率。在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二元结构的大背景下，一方面绝大部分银行都或多或少都承担着以低于均衡利率的利率水平为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提供贷款，而这些贷款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和城市化建设，不仅建设周期长，而且投资项目更看重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这样的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量40%~50%(郝宇彪、田春生，2011)，一旦推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这些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使用资金的成本必然飙升，违约风险的概率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最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则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融资成本较高；同时，在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全的情况下，高新技术企业由于经营风险较大，难以从银行获得间接融资，而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又使得其不能直接从资本市场融资，导致我国创新型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滞后，降低了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遭遇“两难”。一方面，如果推进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在我国现有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条件下，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出口产品贸易附加值较低，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我国外贸行业产生较大冲击并危及经济稳定；另一方面，如果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加以强力推进，既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也会增加货币当局调控成本，损害国家利益。

通过对我国金融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现状分析可以发现，我国金融发展服务于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机制并没有形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配置效率存在负面效应，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是扭曲的。因此，接下来本文将在梳理金融对经济增长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金融配置资源效率、服务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以及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针对性建议。

3 金融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而金融又在市场经济中居于核心地位。金融体系是否完善以及金融功能是否健全决定了资金在筹集、融通以及使用中的有效性和配置资源的合理性。一般而言，健全的金融市场以及畅通无阻的传导机制会有利于储蓄的积累及其向投资的有效转化，推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并最终推动经济增长。具体而言，金融体系主要通过如下几种途径来助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1 资本形成机制

资本形成机制即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一般而言，储蓄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投资，只有金融体系的出现大大降低了获取信息以及从事交易费用的成本，并因此而实现了规模化集聚金融资源并促使其企业和个人进行分配的机制。资本形成机制既有包括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通道，也包括以投资银行为代表的直接融资通道。金融系统的出现有效降低了储蓄想投资转换的交易成本，为鼓励自主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

3.2 资本导向机制

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实现金融资源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与行业之间进行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资本增量与资本存量的调整，使资源能够有效的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流动，这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资本导向机制既包括商业性金融的利益机制，也包括政策性金融的校正机制。商业性金融的利益机制是以市场化为原则，从自身利益出发，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的作用，使得资金能够向回报率较高的项目上流动，使最有潜力的投资者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与产品生产。这样不仅提高了资本的回报率，客观上也促进了技术创新，使得经济增长获得持续动力，而政策性金融则是通过金融政策的引导来实现对市场机制“失灵”的补充，对那些建设周期长、经济效益较低而社会效益较高的项目来进行融资，融资的标准主要以社会效益为主，从而实现融资的全覆盖，实现资金融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

3.3 信息揭示与风险管理机制

金融中介机构在为投资者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金融信息。与单个投资者相比，金融中介机构由于具有独特的规模优势与信息优势，可以对投资项目的前景进行有效的筛选与甄别，从中发现最有前景的行业与产业，并提供建立在价格机制之上的差异化金融服务，这是金融机构能够实现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条件。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金融机构通过实施差异化的、带有利益导向的金融政策，可以帮助企业进行生产与投资决策，客观上起到了优惠配置资源的作用。此外，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通过交易在全社会重新配置风险，为风险较高、但是经济发展前景较好的产业提供资金支持，达到推动技术进步、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目的。此外，金融系统的发展还为分散化金融投资风险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1] 傅缨捷,丁一兵.中间品进口与经济结构转型[J].世界经济研究,2014(4).

[2]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

基金项目：①湖北科技学院博士启动基金项目(BK1423)；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指导性项目(B2015078)。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5)05(b)-07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