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艺嘉：还记得最初是如何对文学产生兴趣的吗？

王凯：也许跟我小时候喜欢看故事书有关。我长大的那个空军基地从前有一个不错的小图书馆，一次可以借八本书。里面有整套的儒勒·凡尔纳小说集，像《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从地球到月球》，那种小开本，发黄纸页的香味让我觉得非常迷人。还有好多版本不错的网格版文学名著，我也胡乱看了一些。当然也是比较容易读的，像《基度山伯爵》之类。甚至还有整套的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但我看不懂，顶多能看看《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这类通俗些的作品。开始写作很难说有什么明确的触发事件，它大概只是种逐渐生长的兴趣，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就跟一个人喜欢下棋或者画画一样，只不过这兴趣一直持续到今天罢了。

徐艺嘉：你的新书《指尖的巴丹吉林》中，有一节谈到“父亲母亲姐姐以及与文学的关系”，家人对你的创作是不是有很大影响？

王凯：这个好像没什么家传。我父亲是个搞技术的军人，学的是无线电控制，他看过的小说基本都是我写的。我母亲费心尽力操持家庭，最关心的是子女能好好生活。小时候我姐喜欢买小说和文学杂志，我觉得我的文学兴趣跟我姐买过的那些书也大有关系。

徐艺嘉：第一次发表文章是什么时候？

王凯：我第一次发表的文字不是小说，而是篇小散文，发在《解放军文艺》1995年第7期最后一页的“读者之窗”栏目，把我兴奋坏了，可之后六七年再也没发表过一个字。

徐艺嘉：谈谈之后的文学轨迹是如何发展的吧。

王凯：我的写作在我看来就是个跌跌撞撞跋涉的过程，但好歹还在往前移动。上军校时我就写过诗和小说，诗倒写了不少，但小说往往写个开头就进行不下去了。后来渐渐能完成几千字的短小说，不过很差劲，也发表不了。

后来我的小长篇《全金属青春》和小说集《指间的巴丹吉林》出版了，责任编辑都是解放军出版社的王大亮老师，有一次我和他聊起来，他才说，啊，我想起来了，你那篇小散文是我给你编的。所以想起来，还是庆幸自己能一直坚持写，毕竟这是自己唯一持久的爱好。再到后来，能写出稍稍复杂一点的故事，可以比从前更多地展现自己的意图，但我清楚自己差得还远。写作对我来说始终是件既很热爱又深受折磨的事，但你喜欢这个，所以还会忍不住继续写。除了对文学本身的兴趣，我还受益于很多老师、编辑、领导的关心帮助，没有他们，我想我也不可能有继续写作的勇气。

徐艺嘉：在“新生代”作家中，你是有着扎实的基层部队生活体验的，你的中短篇小说题材中的主人公也大致是基层的战士或是机关官兵。为什么更倾向讲述这些人的故事？

王凯：军校毕业后我在西北戈壁的空军基地工作，当过地空导弹燃料加注技师、装备器材助理员、通信排长、训练参谋、组织科青年干事、汽车连政治指导员、宣传科教育干事，后来又选调到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当文艺干事，生活中所接触的绝大多数都是军人，连队的或者机关的，我熟悉这种生活。从对我这样一个想象力创造力和冒险精神不足的作者来说，熟悉的生活是种可靠又丰饶的资源。我也不是没想过写点别的，比如写写我喜欢的历史故事，或者我在小县城的少年生活，很多也挺有趣，但相比之下，还是写军人生活来得更顺手更有感觉，至少生活细节无须杜撰。这是个先天的因素。

徐艺嘉：一些“新生代”作家也是在军营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地方题材的小说创作也表示出同样的热情，但你的小说基本都是写军人。

王凯：军装穿久了会让人生出一种特别的情感，特别在连队，你跟战士们朝夕相处，会付出很多感情，这使得部队生活更容易唤起我的写作愿望，这是个情感的因素。还有就是你在部队待久了，会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你会觉得你熟悉的人或者带过的兵完全就是个小说人物，你就会想把他们写出来，这也是自然而然。

徐艺嘉：你的新书《指尖的巴丹吉林》收录了你迄今创作的最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如你所说，军人是你认为可信手拈来的小说人物，巴丹吉林这片土地也似乎是你目前最为熟稔和最为钟情的创作资源，在你眼中，可见那段戈壁滩的军旅生活对你来说是有特别之处的。

王凯：是的。我3岁时跟我母亲从陕北老家随军到河西走廊的空军基地，到我2003年调走时，在那片戈壁滩生活了20多年。我调到北京工作也都快10年了，但我还是不适应城市生活，我对西北戈壁军营和驻地小县城的生活更怀念。

戈壁驻军与城市驻军大不相同。举个最现实的例子。城市驻军的年轻干部可以就地找个姑娘成家，以后可以转业在这里定居，而戈壁滩上的军人就不行，他们往往只能在家乡找个对象，然后长期两地分居，即使随军到了基地也找不到工作。而从个人能力上来说，他们可能并不比城市驻军的同行差，没准更好。这更类似一种命运，你到了这里，然后待在这里，然后再心情复杂地离开，这个过程里埋藏着很多的故事，这种生活写出来更有种别样风貌。驻在城市的军人同样也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些都无法与艰苦地区的军人相比，如果让内地与边疆的军人换一下驻地，谁愿去谁不愿去，不言自明。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写的那些军营里的人和事在我看来都是独特却不为人知的，我所经历的我要不写将永远不为人知，因此我很希望尽可能多尽可能真诚地把它们写出来。

徐艺嘉：你的小说是在我读到的“新生代”军旅小说中较为有叙事自觉的。像《沉默的中士》《正午》运用的是双轨叙事结构，双线条同时展开讲述故事。到了《魏登科同志的先进事迹》从多个叙事者的视角出发将多重视角的所见、所闻并置在一个空间内，以记录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多视角讲述故事的方式很有意思，当时是如何构想的？

王凯：我只是觉得某个小说素材就像是某种原料，比如钢适合铸一柄剑，而木头可以做成一把椅子，当然钢也能做成椅子，木头也能做成剑，这跟每个作者的感觉和气质有关。

不同的生活素材给我的感觉是不同的，我试图弄清它的质地、纹理和特性，然后再尝试着把它写成一篇小说。所以说每一篇小说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尝试，我喜欢这种感觉。如果仅就把一个故事写出来，那可能就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了，这中间牵扯的并不纯粹是写作技术上的问题，还关系到对叙述对象的认识程度，这种认识程度和表现出来的效果差不多成正比。

徐艺嘉：结合具体作品谈一谈。

王凯：你提到的这几篇小说，《正午》写的是一个在机关工作的年轻参谋所面临的困境，直接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当然也可以，但写的时候我想要的是他的状态而非他的经历，所以我在其中加了几段类似童话的故事，关于一只兔子和一只狗，我觉得这两种文本相互照应也许能更好地实现我的目的。写《魏登科同志的先进事迹》时，我原来是正面描写一个军营小人物，可怎么写都觉得很别扭，后来我发现自己真正想写的并非是某个人物，而是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的形象究竟是如何被确立的，所以想到了用调查笔录的形式，通过很多旁边人的讲述来表现一个并未正面出现的战士，写起来感觉就顺多了，唯一的难处是要为那些叙述者找到特点和口吻。我始终希望我的小说每一篇都能有所不同，可惜我是志大才疏那号人，经常做不到，或者说想到了七八分也只做到了三四分甚至一两分，可我还是喜欢这么尝试，所以写完的初稿经常会被废掉，然后换个角度重写。写作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毕竟写作过程中没什么人来要求你如何如何，跟写材料完全不同，有领导替你把关，而小说只能靠自己。

徐艺嘉：哪个作家的叙事风格给你的影响最大？

王凯：我读的小说非常有限，所以自己也不好说受哪位作家的影响更大，但就像吃“百家饭”一样，读过的好书对我都有教益，而且遇上好的作品也会很兴奋，像今年我看了几本理查德·耶茨的小说，就很喜欢。

徐艺嘉：你的小说往往选取很小的生活切口，比如《一日生活》就用“起床”“早操”“整理内务和洗漱”“早饭”等琐碎的生活内容作为小标题串联起整个小说的叙事。《正午》则选择一天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时间段为开端，对日常生活的琐碎进行饶有意味的扩张。你是如何逐渐“发现”或者说确立这种写作风格的？

王凯：我倒没觉得自己的写作有何风格可言，我之所以喜欢从军营日常生活中进入叙事，是因为我相信小说提供给读者的应该是种陌生的经验，或者去从庸常生活中去提取些特别的东西出来。对于一个和平年代的军队作者，如果想要书写现实，就更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去寻找新鲜的感觉。没有战争带来的生死考验，军人同样还面临着别的其他的困境。如果这些困境是基于军人职业才存在的话，那就能够建构起好的小说。此外，军人职业决定了军人不能和一个老百姓一样生活，至少他脑子里想的东西不应该和老百姓一样，这也是属于军人生活的独特之处，我感觉军旅小说写作往往就是要去寻找这种特别之处。

徐艺嘉：对你来说，文学最重要的土壤是什么？

王凯：生活阅历。如果把文学写作比作植物生长，那除了土壤，还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在我看来，老师朋友的帮助指点可以比作阳光，写作的兴趣可以比作空气，而自己的努力大概可以比作是水。

徐艺嘉：当下军旅小说与20世纪50、60年代军旅小说的叙事方式完全不同，如今的年轻作家好像对宏大叙事或是高歌猛进的小说风格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叙述更富有个性，视点也多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你的小说也大多是从个人的小视角切入的。

王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几十年前的小说叙事跟媒体环境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历史事件现在可以用影像保存，而过去只能付诸文字。这是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现代生活的多元化或者碎片化超越过往任何时代，这和以往思想观念较为一统的情况大为不同，我们似乎对整个世界比以往知道得更多，但实际上可能并不是这么回事。就同一事件大家知道的消息都差不多，就跟微信朋友圈里那些东西一样，无数人都在转。如今大量信息都是从电视和网上得来的，大家探讨的话题广泛而浅薄，好像介入了但实际却游离在外。互联网似乎把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但同时又导致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疏离，有的人可能有很多网友，但现实生活中也许是十分孤独的。这种状态使得以更大视野反映时代变得更为困难。过去司马迁可以写一部《史记》，陈寿可以写一部《三国志》，那时他们可能只恨史料不足，而现在我们被信息之海淹没，思想被稀释，信息唯嫌其多，因为选择成了最困难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说，作家对时代的宏大叙事并非不感兴趣，而往往是力有不逮。我觉得从个人角度出发本身没什么问题，一切信息总要经过作家的过滤和筛选，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的角度其实就是文学的角度。

徐艺嘉：你曾在创作谈《军旅文学的血与沙》中谈道：“伴随着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脚步，国防和军队建设也正在发生新的发展变化，这变化不仅是体制编制调整、武器装备更新、生活条件改善、兵员结构优化、作战能力提升，更是军人思想、情感和观念的深层改变，而这种内在的、人的改变，也许才是我们这支军队所面临的最本质最深刻的改变。”如火如荼的新军事变革的确是军旅文学发展的另一个有利契机，但是当下在“新生代”群体中反映部队变革的小说并不多见，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王凯：一方面可能是与小说写作所需要的“沉淀期”有关，或者说是“时间差”以及别的什么，反正就那个意思，你懂的。在我看来，小说与新闻的差异之一是它没什么时效性要求，正在进行的事物可能需要观察而不是急匆匆地去把它写出来，哪怕完成了也还需要继续审视一段时间。小说写作可能需要这种谨慎的态度，而不是急于去讴歌或诟病什么。至少在我看来，当我对一个事物尚且认识不清的时候，很难把它写清楚。另一方面，军队变革是多方面的，有物的变革也有人的变革，后者应该才属于文学真正介入的领域。“辽宁号”和“歼20”如果进入小说，我感觉也只能作为一个背景和环境而非叙事对象。而人的变革表现出来的是观念和行为方式，很多时候我甚至认为虽然军队硬件建设的确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可当下军人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层面是否达到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与硬件普遍兼容的程度还不好说。包括军队作家自己可能也没有做好以文学介入新军事变革的准备，自己也还不了解不熟悉不适应部队建设的种种变化，这没准也是当前缺少既反映军事变革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的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刘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