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先红

虽然“个人经验并不一定是审美的”，但是大部分作家的创作往往从审美地看待自己的生活开始。他们捕捉生活中每一点亮色，也毫不避讳生活的羞涩，因为这是他们独有的成长方式和理解生活的途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永不拒绝前进的作家，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他们写作的终点，他们总是凭借一种源自内心的良好愿望和普世情怀，开始不一定深刻却绝对真诚地把眼光投向历史和人类的命运。这也是青年军旅作家曾剑写作近十年走过的路径。

素材：“与生活同行”到“凝望历史的朝霞”

一如了解曾剑的为人，我们阅读他的作品、对他的作品进行一个简要的分类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从写作题材来讲，曾剑的作品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故乡的生活和记忆；二，军旅生活；三，战争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从素材来源出发来划分他的作品，或许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曾剑创作发展的轨迹——那就是上述一、二类题材都来源于作者的生活经历：从故乡到军营；而第三类则主要是历史和虚构。

对于取材于故乡和军营的小说，曾剑曾在他的创作谈《与生活同行》中这样说：“我的体会是，到生活中去，与生活同行。”“这些作品，与其说是我的创作，不如说是生活的赐予。”他的小说《西瓜缘》《我做错了什么》《闹洞房》《“长工”麻三喜的壮举》《回家过年》《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等小说都以故乡红安的人和事为蓝本，《午夜飞翔》和《小汉口》则记叙了红安人到省城武汉的两次小小的或艰辛或浪漫的“远征”。文学批评家晓宁也在其《尴尬的故事，焦虑的表述》中这样评论：“品读过曾剑的几篇小说，我脑海里对这位年轻作者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他最不能忘怀的是自己的故乡，故乡作为他文学创作的主要资源，帮助他开掘出了重要的小说素材。”他“选择了一种回望乡土的视角，以走出乡村进入城市生活的离乡者的目光打量曾经生活过的故乡”（晓宁《尴尬的故事，焦虑的表述》）。虽然曾剑在用小说的方式对故乡的人事进行阐释时，其深度和广度远不如鲁迅的《故乡》，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在回味和叹息时其情也真，其念也深。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在小说中的某些不能“作为”不是他没有认识到人性的劣根性问题，而是他只想用一种近乎原生态的方式来保持他童年、少年时代渐行渐远的记忆。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创作不是为揭示什么或者追问什么，而是对自己人生经验的一种书面回顾。取材于军旅生活的小说则占了曾剑创作的大部分，如《再见黑水》《一路同行》《冬去春来》《地下有个兵》《平淡如歌》《鸭绿江》《午夜哨兵》《今夜有雪》《士官王卫墩》《我们是兄弟》等。走出贫穷故乡、进入充满活力军营的曾剑在这些小说中一扫往日的沉重，用一支朴素却真挚的笔写出了他对军旅生活的热爱。从这些兵们的平凡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剑对和平时代军人思想境界的独到阐释。叙事虽不宏大，但在兵与兵、兵与地方的交往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别样的人生和政治情怀。我们说，在这些“与生活同行”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曾剑“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朴素的创作理念，同时也感受到了他在写作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定地向前走。

《枪炮与玫瑰》的出现让我们猛然意识到曾剑在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大的转折。这部作品是基于一些抗美援朝老文工团员的回忆录而创作的，也就是说除了来自历史记忆的部分人事之外，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要在他人经验上进行虚构，而不是对自身个体经验进行相对直接的描述。这种虚构在多大程度上既能还原历史，又能达到艺术的审美高度，还要体现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能深刻地把握历史经验和人生体验，这些都是对一位青年作家很大的考验。事实证明，曾剑用抒情的方式叙写一群战地文工团战士在战场和战后的特殊经历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让我们认识到，从对素材的把握和处理能力而言，曾剑正在向另一个高度前进。

写作手法：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

个人经验应在多大程度上渗入小说创作以及以哪种形式进入小说创作，这也是衡量一个作家写作手法高低或者把握叙事能力高低的问题。小说毕竟是一种以虚构为基础的文学文体，如果过多依赖个人经验，势必造成思想境界的狭隘和叙事方式的拘泥。作为一个完全靠自己摸索来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来说，其创作中个人经验在叙事中逐渐淡化也可以看作是写作技巧的逐渐提高。这是境界的问题，更是技术的问题。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曾剑的作品有一个从记叙散文体向小说过渡的痕迹，其最明显的依据就是“我”在作品中的角色和作用。在《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一路同行》《午夜哨兵》《平淡如歌》等作品中，“我”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作者、又是叙述人，是对日常真实生活从故事到情感的一种提炼，作者无意于虚构，而着重于一种充满抒情意味的记叙。而在《西瓜缘》《午夜飞翔》《回家过年》中，“我”的角色明显地出现了变化，是一种类似于鲁迅小说《孔乙己》中“我”的存在。“我”以一种见证人的方式叙述了农村的贫困、农民工的窘迫和乡村武斗的野蛮与暴力。但由于作者无法按捺的表述激情，导致“我”无法像《孔乙己》中的“我”那样冷静和客观，除了通过叙事的方式表现一种普遍的状况外，作品相对忽略了典型人物的刻画和塑造，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而《“长工”麻三喜的壮举》《地震岛》《小汉口》等则初次显露了曾剑在小说创作上的潜力和才华。在这几部小说中，作者通过有条不紊的叙事和精巧的构思分别写出了麻三喜在被逼无奈下的一种反常举动、在地震消息来临的特殊情况下刘满子与刘王氏的奇特恋情，以及一个农村小商贩一段适可而止的婚外情。虽然这几部小说仍然无意于人物的塑造，但是由于其较强的故事性与趣味性，非常客观和真实地描绘了一幅人生世态图，真正达到了小说创作上的“艺术的真实”。

如果说此前曾剑的作品以中短篇为主的话，那么《枪炮与玫瑰》则是曾剑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有了以上《“长工”麻三喜的壮举》《地震岛》《小汉口》等的铺垫，曾剑已经可以在大部分虚构的基础上，发挥他卓越的想象力。很显然，在《枪炮与玫瑰》中，无论作为哪种角色的“我”已经不复存在，这给了叙述人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极大的自由，他可以通过人物和叙事来让读者自己去回顾历史、思考战争和人类的命运。当然，由于整篇小说抒情性的特点，可能并不存在绝对的客观，但我们一定能感受到作者在有意避开个人经验写作时的境界的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剑的创作已经初步完成了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的转折。

曾剑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像一只蜗牛那样很慢很慢地进行着写作。这种蜗牛的比喻不仅说明了他在工作之余进行文学创作的努力，更说明了他对创作和人生的一种姿态：谦卑。正是这种谦卑的姿态，让他的作品如此真切地贴近生活、如此真切地展示着他的人生感悟，又是如此明晰地见证了他写作上前进的步伐。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