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前

毛泽东为什么能成为千古一人？既是开国领袖，又是诗书大家？当然，首先是时势造英雄，从客观条件而言，20世纪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转折时期，它需要英雄也产生了英雄，毛泽东应运而生，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成为其中最杰出、最重要的代表。这是历史的选择，中华民族的选择。就主观条件而言，毛泽东胸怀天下，生性好学，博闻强记，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传者，和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集大成者。他又能得时代风气之先，接受马列主义的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并使二者融会贯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长成参天大树。他情感丰富，精力旺盛，永不疲倦地寻求新知，探求真理，理性的思考结晶成为开国定邦的思想体系，情感的酝酿进发铸成了横绝于世的瑰丽诗篇。如果说他是文韬武略，那么他是文大于武，以文立身，以文胜出，以武得天下，以文安天下。文化的博大精深，使他在20世纪风云际会的中国历史舞台上鹤立鸡群。我总是喜欢用鹤立鸡群四个字来形容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对手乃至战友的相互关系。大家想想，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群雄逐鹿，军阀林立，要么有枪就是草头王，如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要么有钱能使鬼推磨，要么有学位、有主义、有思想，如留美博士胡适，如“28个半”布尔什维克，等等。只有毛泽东，就是一个从韶山冲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要什么没什么，要枪没枪，要钱没钱，要文凭没文凭，要主义没主义，因而老被讥讽为“一天到晚钻山沟，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甚至十八般武艺样样不会。他凭什么胜出？马背上得天下的同时，还用如椽大笔打下了一座文化的江山？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就是他最大的底气和本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综合素质和文化软实力。因为这个，他才能鉴往知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才能“腹有诗书气自华”，“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他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才能不怒自威，君临天下。

毛泽东是中国最广大人群的代表，或者说是中国农民的代表

这又可以一分为三。第一，毛泽东是中国农民之子。去过韶山的人，一定对毛泽东的故居印象深刻。根据20世纪中叶土地改革政策，毛泽东家划为富农。但是坦率地说，根据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切身体会和了解，我觉得富农恰恰是中国传统中最本分、最勤俭甚至是最吝啬的农民，就像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一样，勤俭持家，甚至到了吝啬刻薄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创下那么一份家业，这样的家庭无非两件事：种地读书，耕读传家。种好地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供子孙读书，读书干什么呢？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少年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这个路子。沿坡讨源，据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毛的平民意识从何而来，毛的草根意识从何而来，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因为他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之子。

早在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就以敏锐的职业眼光发现了毛泽东身上的农民特点，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并据此做出预见——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如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是把马列主义本土化、中国化——极而言之——农民化的杰出代表。用经典的表述，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治国主张纷纷攘攘，斗争形势错综复杂，革命领袖群雄逐鹿，为什么唯有毛泽东一出手就能抓住中国革命之要害？为什么像陈独秀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遇到武装斗争就手足无措？为什么像瞿秋白、王明等“以俄为师”的共产国际直接培养的佼佼者一遇到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就碰得头破血流？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比他们更懂中国、更懂农民、更懂实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对手蒋介石虽然也熟读孔孟，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奉曾文正公为圣人，企图效仿曾、胡剿灭洪、杨来剿灭朱、毛，但当他碰到代表最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精通中国传统文化，谙熟曾、胡兵法，更掌握了马列主义先进思想的毛泽东，就注定了他的失败。只有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融会贯通。正如刘少奇所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周恩来也曾说过：“毛主席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渊博，更增加他的伟大……使得以他的思想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主要形成于1938年至1945年的延安时期，甚至也包含了当时一些党外民主人士的理论启发。譬如说梁漱溟，梁与毛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两人均未出国留洋，也未受过正规大学训练，都是自修型知识分子。1938年春，这两位在政治信仰和个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窑洞有过6次深入的长谈。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一生探求民主科学与中华文明的融合。这一点，他与毛泽东颇为相通，都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识，精神气质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认为中国的哲学和当时从西方输入的马列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可以把中国传统哲学加以改造，从而创建一种中国式的马列主义、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这一点是毛泽东、梁漱溟持续20年友谊的重要思想基础。

再一个，大家可以注意到，在毛泽东110周年诞辰前后播出的电视剧，像《长征》《延安颂》，里边有一些历史细节跟以往大相径庭，比如，在这些电视剧里只有周恩来——由于他的性格温文尔雅——始终是口称“主席”，其他人一律叫“老毛”，这是历史的真实。这是其一。其二，大家回忆一下，在所有这些电视剧里面，毛泽东从来没有引经据典说“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这也是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最常说的是些什么话呢？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长征之初，怎样将这样的局面、处境传达给广大将士呢？毛泽东用了个形象的说法，是“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再比如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崽卖爷田心不痛”，等等，这都是湖南农民说的话，江西老表说的话。但是，他这种表述恰恰是最准确、最真实、最形象生动的，把要说的事情说出来——广大官兵一下就听懂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假设毛泽东不去长征

由此大家可以想到，在我们所谓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那些代表性人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稼祥、博古、王明，都是大学教授或留洋回来的大知识分子。而毛泽东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的，如果以学历论，介乎中专和大专之间，充其量算是科举时代的秀才，按照今天任用领导干部的标准是不够格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如前所述，毛泽东熟悉农民、熟悉农村，大量语言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来自乡间俚语，来自一种中国农民式的生存智慧。说到中国农民式的生存智慧，我常常会想到一个历史假设。就是如果1934年秋毛泽东不随中央红军长征会怎么样？关于毛泽东选择长征还是长征选择毛泽东，现在也成了一桩公案。通常的说法是，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曾动议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一样，留在苏区，也就是说不带他长征了，其用心叵测否不好妄议，结果是周恩来力排众议，最终说服了博古、李德等人，与毛泽东携手长征。现在又有新的资料披露说：毛泽东给三人团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毛泽东主要讲了这么几点：

首先，他与第一、三军团的领导交换过意见，部分领导同意留下来，和他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其次，要求红九军团留下一个师，这样毛泽东带着第一、三军团的少部分领导人和红九军团的一个师坚持苏区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

当然这里面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点，毛泽东不想和上海来的中央诸位领导同志在一起。因为这些同志从上海一来，很快就把毛泽东的指挥权撤掉了，而且很快中央苏区反“围剿”也失败了。以毛泽东的个性，他不愿和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在一起，所以他提出来他不走。第二点，当时叫战略转移，不叫长征，谁也不知道离开苏区后，就一去不回了。当时战略转移最直接的目标是去湘鄂西与贺龙、萧克领导的二、六军团会合。此外还有第三点，毛泽东对蒋介石要一举拿下中央苏区的决心有所低估。

此信被周恩来知道后，火速赶到毛泽东养病的白云山，与其彻夜长谈，才说服毛泽东随主力长征了。两说的起因不同，结果一样，毛泽东长征去了。我的假设是毛泽东不去长征会如何？是否会像瞿秋白一样，带着金边眼镜，踽踽独行在闽西山区的崎岖小道上，与山民格格不入，类似羊群里面跑骆驼，在红军走后不久，即被国民党宋希濂部逮捕了，很快验明正身，为防不测，按蒋介石旨意，不需押送南京审判，就在福建长汀县郊执行死刑。瞿秋白时年36岁，风华正茂，从容赴死，脚戴铁镣，唱着国际歌，走过长汀县城小街，吃着送终饭还感叹了一句：中国豆腐真好吃。然后走到开满野花的半山坡上坐下，对着刽子手微笑着说：此地甚好。

其实毛泽东还真有类似的瞿秋白的遭际，那也是他戎马一生唯一的一次“被捕”。1927年9月上旬，为联络发动秋收起义，他在从湖南浏阳往江西铜鼓的途中被民团抓住了。身份不明，在押往铜鼓县城的途中，路经一山路险峻处，天色渐晚，毛泽东将身上4块大洋掏出递给押送者，付了“买路钱”，顺势溜下一茅草丛生的水沟，逃之夭夭。今天此地为铜鼓县重要旅游景点，叫“逢凶化吉”福地。徜徉至此，我脑中总是幻化出青年毛泽东狡黠的笑容和矫健的身影，同时又叠化出瞿秋白坚毅的面容和矜持的步伐。我想瞿秋白身上未必没有大洋，或者金笔金表之类，也未必没有机会当“买路钱”送出，但他会吗？这就是区别。我的假设就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长征，他未必会成为瞿秋白第二，他能与王佐、袁文才们打成一片，在五百里井冈当“山大王”，“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他能率领小股红军穿越“路隘、林深、苔滑”的山林，然后遥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他能在被严重“边缘化”的逆境中每天晨练，登高望远，“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清平乐·会昌》）他还有什么不能呢？即便落难如铜鼓之行，他也能运用中国农民式的生存智慧遇难呈祥，化险为夷。那样的话，南方的游击战就恐怕不仅仅是坚持的问题了，而可能是由“星星之火”重新燎原，中国革命的重心就不会北上，而继续在南方生存发展。毕竟相比较陕北的一览无遗，土地贫瘠，南方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更便于弱势一方腾挪跳跃，做长期周旋。当然，历史是不可能假设，但假设中有玄机，有规律，亦耐人寻味。

比如说，生存智慧就是在寻求生存中不断学习积累的，有时还要付出血的代价。譬如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智慧之精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毛泽东向蒋介石学来的。正如金一南所指出——

最先给中国革命带来军事的是孙中山。最先给中国政治带进枪杆子的是袁世凯。而最先把枪杆子用到炉火纯青地步的是蒋介石。……蒋介石通过一次一次的事变，跟共产党人翻脸，屠杀共产党人，电报都是“见电立决”“斩立决”“立决”，让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什么叫枪杆子。因此，当八七会议召开之时，毛泽东发言讲道：“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就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事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怪，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定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需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实际上毛泽东对枪杆子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19年之前的毛泽东还比较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之后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里写道：第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谬误，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贻害他们；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率。

很显然，青年毛泽东对暴力革命是颇不以为然的……到了1926年，毛泽东就开始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是中国农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智慧。

另一方面，毛泽东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到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等，都熟极了，特别像《离骚》《九歌》《庄子》《昭明文选》《韩昌黎集》等重要经典都能背诵，脱口而出，信手拈来。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和作家诗人们纵论文学史，进而谈及状元问题：“历史上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都不是状元。出色的状元只有文天祥、秦桧。柳宗元、韩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状元……”

其实有比此更典型的，以清代两份9人名单为例，第一份名单是9名科举状元：付以渐、王式丹、毕沅、林稃、干云锦、刘子壮、陈沅、刘福姚、刘春霖；第二份名单是9名落榜考生：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前9人早已湮没无闻，后9人却名留史册。李渔的戏曲理论、洪升的《长生殿》、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金圣叹评点<水浒>》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华彩乐章；顾炎武被称作清朝的“开国儒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振聋发聩；黄宗羲则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至于洪秀全、袁世凯，都是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他们的思想学说、文化创造和改写历史之举，岂是那些状元们能够企及的。“今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

毛泽东当然深明此理。所以，他在这里还有一句潜台词：我也不是状元嘛！我就是一个长沙师范的毕业生嘛。不过，这也恰恰说明毛泽东还有一个状元情结，一个学历情结、名校情结。就像他的乡贤左宗棠一样，三次科考不第后愤而不考了，但于功名却耿耿于怀，一直到年过花甲身居陕甘总督高位，发兵新疆平叛之前还向慈禧打报告请假要求复习参加“高考”，想弄个进士什么的，逼得慈禧直接给他搞了个翰林院大学士，一下子和李鸿章等人在“学位”上平起平坐了，这才了了夙愿。左宗棠攀比李鸿章，毛泽东也对他1918年夏天从湖南乡村到北大求学时“热脸贴冷屁股”的困窘不能忘怀。近20年后，他在陕北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道：“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显然，当年被胡适称之为“世间少有的一个天才”的傅斯年，也就是青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或者说是当今中国的“状元”。但是根据毛泽东对古今状元的跟踪研究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或者说是更让他自信的。

也是造化弄人。时隔毛泽东向斯诺“忆苦”之后10年——1945年7月1日，诸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通等一行6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从重庆飞到延安考察。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曾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长谈，忆及傅氏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等传言时，傅斯年不无羞赧并机巧地应对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并趁机向毛泽东索字，毛欣然允诺。长期以来关于这段对话，只有传说并无明证。所幸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出版了《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所收录。书中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敬颂

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条幅为竖写：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给王世英的便条有“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毛缄”字样。

此三件文物说明：一，毛泽东对傅斯年仍然是尊重的；二，毛泽东对傅斯年索字是重视的；三，毛泽东写唐人咏史诗是有深意的。所谓深意，或是毛自谦降低身段，回到20多年前，若论读书做学问，自己不如傅氏，还算不得“读书人”；或是毛自信，你书读得再多又怎么样？“实践出真知”“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这都是毛氏名言。你傅斯年也许如人所言，“误在多读了书，沾染上知识分子的缺点、弱点，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创业人物”。

所以，古人感慨：百无一用是书生啊。这句话当然是极而言之，是对那些读死书，读迂了的人说的，但是现实中高分低能，学问与执行力、行动力成反比者也不乏其人。

“三个不等式”与“狗屎可以肥田”

自古以来，学历和创造力就不等同。我还因此得出三个不等式：第一，学历不等于学问。一般是成正比，但往往也并不如此，学历很高的人学问不见得很大；第二，学问不等于能力。满腹经纶的人实际操作能力不见得很强；第三，能力不等于天赋。最高的境界是天赋。毛泽东属于学历较低，学问很大，能力极强，天赋更高的天才，可以套用当年林彪的说法，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人物。

再细分，毛泽东首先是个伟大的实践论者。少年时期当过农民，师范毕业参军当过一年兵，青年时期搞过学运，1919年领导湖南学生“驱张”，峥嵘初露。师范期间利用寒暑假去农村搞调查，获益匪浅。领导秋收起义时，他已经34岁，长征之初已届不惑，可以说久经战事。而此时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王稼祥27岁，博古26岁，远在莫斯科遥控他们的王明28岁，他们徒有理论，满口马列，就是远离实际。所以毛泽东的名言“实践出真知”“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就是针对他们而言。正如1942年2月毛在延安党校的一段讲话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这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写文章、讲话，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形象有细节。前面文雅生动，然后就开始变了。当时延安的整风对象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俄苏派，所谓的教条主义，而毛泽东这个讲话就是针对他们讲的：“应该老实地对他们说，你的教条一点用处也没有，或者大喝一声，你的教条还没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呢，它们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大雅大俗，前面雅的有成语，有小说语言，后面俗的又如村夫。这种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沉重打击了王明的自尊心。因为王明当年可了不得啊！

1930年的“毛泽东讣告”

当然，毛泽东、王明之争的要害不在于雅俗之争，而在于王明的理论脱离实际，无条件地搬用马恩列斯，套用苏联经验，鼓吹城市暴动，远离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相去何远，隔膜何深，他怎么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文中谈起他的军事思想来，还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通通都忘记了的……”。这里面的“有人讲”指的就是王明。现在有一种资料表明，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就带了一本《三国演义》，但是他也绝对不可能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如此说不过是极言实践的第一性罢了，这是他和王明的最大区别，也是他战胜王明的最大奥秘。

其实，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与生俱来的同一性或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即便是“王明们”得宠的时候，仍然为共产国际的有识之士注重。虽然现在还找不到太多当时来自苏联对毛泽东的支持材料，但有一则误发的“毛泽东讣告”倒可以做个旁证。由共产国际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1930年第14期刊发“讣告”如下：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从1923年起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他坚决反对当年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武汉时期特别是这样。当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遭到失败时，他违背了机会主义领导者的意志，继续在湖南农民群众中战斗，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

除了“讣告”这个形式和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太荒诞之外，文中对毛泽东的经历的记录和评价确是十分中肯到位的。奇怪的是这一明显的误发讣告直到过了38年——1968年才由美国学者本杰明·施瓦茨在他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予以披露，以致留下了无数问号待考：谁提供的信息？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蒋介石政府情报机关？谁起草的？谁签发的？为什么事后共产国际又不发文纠正、澄清？……这些都有待于党史专家们去下功夫吧。我从中读出的信息是，1930年上半年的毛泽东还远远不是中共主要人物，仅仅是第6届中央委员会23名成员中的普通一员（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什么如此为共产国际所重视，“备享哀荣”，享受到了中常委的规格？系统全面地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的生平，第一次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只能说，共产国际领导层中有高人，通过一个荒诞不经的形式，却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革命判断的真知灼见。

责任编辑/刘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