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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已不复存在，我为之深感惋惜，因为静安证券业务部完全有望成为近代文物，它至少可以告诉后人，中国的证券业是从那里起步的。

我和同学在日本研修结束后，分别回到了原先的单位。回国前，对我的工作安排，内部已有几种说法，其中较为肯定的说法是宝山区办事处任副主任，准备接老主任的班。当时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去我们办事处检查工作，听到此事后说：“不行，行里发展证券业务正需要这方面的人才。”随后就下调令，让我去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主管证券和投资业务。

当时，上海信托投资公司设在外白渡桥北端，如今的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对面的浦江饭店。公司设有两个业务部门，其中业务二部从事证券业务，下辖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公司的证券业务知名度不低：静安证券业务部是全国最早成立并开办股票交易的证券业务部，也是当时上海改革开放的一个形象窗口；虹口证券业务部成立后负责承销了豫园商城股票，也是声名显赫。尽管这两个业务部的名气都很大，但证券业务实际很弱小，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主要的盈利业务是委托贷款、设备租赁，除此之外还在股权投资业务方面做了20多个项目。1988年，全公司全年净利润有5000多万元，但两个证券业务部一年的总收入只有40多万元，实在是微不足道。总之，公司的证券业务有名无利，引不起公司的重视。

“证券业不是花架子，更不是形象工程”，这是我到信托投资公司开会时讲得最多的问题。为了形成有效的工作秩序，我上任第二天，就在业务二部办公室为老银行人黄贵显安了张办公桌，把老黄请来主持业务二部工作。

1988年以前，国内没有专业的证券公司，证券业处于起步阶段，唱主角的是信托投资公司，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是全国第一个证券业务部。

1986年，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召开金融改革座谈会，静安证券业务部的胡瑞荃参加了座谈并“放了一炮”。在会上，老胡说：“两年前上海已经发行了股票，但由于股票不能交易，许多持有股票的人非常有意见，特别是那些由于出国等原因要离开上海的人，意见更大。”接着他就问：“能不能允许建立一个小型的证券交易场所，方便这些群众。”话题立即引起江泽民的关注，他当即询问在场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可不可行，李行长回答可以研究。不久，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给予批复，同意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成立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办股票交易。

最初的静安证券业务部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面积只有12平方米。静安证券业务部最初的几名员工都来自工商银行静安办事处，有两个员工年纪比黄贵显和胡瑞荃还大，最小的也有三十四五岁，属于照顾性的工作安排。这些同志后来都参与了申银证券公司初创期的工作，成为申银证券早期的干部。

静安证券业务部最初的业务就是飞乐音响、真空电子和延中实业等几只老股票的交易，每天没有几笔买卖，状况并没有媒体说的那么热闹。但是，海外媒体却认为这是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一个强烈信号。

1986年11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到北京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会议期间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其间，凡尔霖向小平同志赠送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小平同志回赠了一张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主承销的飞乐音响公司的股票，并告知上海已有一家小型的证券交易场所。

美国朋友和各国媒体立即捕捉到这一不寻常的信息。凡尔霖到上海后，执意要去静安证券业务部看看。上海方面为此专门派人考察了静安证券业务部，发现条件差、地方小、可看性不强，连个卫生设备也没有，万一客人要去洗手间，难道请他们去对面的公共厕所？上海方面认为静安证券业务部根本不具备接待重要外宾的条件，就婉言谢绝了华尔街大亨们的要求。

但是，美国人的个性很执拗，想做的事一定要做成。凡尔霖等一行人自行乘车来到静安业务部，小小的业务部一时间热闹非凡。当凡尔霖和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黄贵显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西方媒体记者纷纷用镜头捕捉了这一瞬间，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主席与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经理的合影”。

那天，得知凡尔霖执意要到静安证券业务部，上海警方派人过来做前期安全保卫工作，但警员拿着地址条，找了半天才找到业务部，看了之后说：“美国人真怪，怎么拣这么个破地方参观？”

在很多来访者眼里，特别是那些海外来访者，静安证券业务部的确是太简陋了，大门进去是一排高高的柜台，柜台后面的墙上挂了一排黑板，黑板上写着各种股票和各个年份国库券的买入价和卖出价。在当时，我们的计算工具是算盘，不少来参观的外宾拿着算盘不知是何物，充满了新奇感。

自从凡尔霖拜访静安证券业务部一事见诸报端，静安证券业务部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证券交易业务量不大，接待任务却不轻，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批海内外的来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