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岸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近来重新成为媒体宠儿，原因是他的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法国大革命到现在》在2014年9月下旬面世了。一些中外评论被集中编译摘发出来，向读者灌输着一个论点：福山对美国政治“感到失望和绝望”，修正了自己对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推论，“福山不再是福山主义者”。

如果你仅仅因为这些就确信福山放弃了对民主与市场的崇拜、皈依威权政治，那么你已掉入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化繁趋简之术挖掘的逻辑陷阱。你需要了解的是，福山忧虑的不是自由民主的未来，而是美国日益接近制度天花板、面临政治失灵的危险。他呼吁的是美国应尽快建立纠错机制。

你还需要知道的是，在出版《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下卷之前不久，福山再版了他22年前那部引起思想界轩然大波并使他饱受争议和嘲讽的旧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并在新版序言“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终结处”中宣称，“我的根本思想仍然是基本正确的”，仍然相信“自由民主制下的典型公民是‘最后的人”；“我们当作自由民主制度之基础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是否具有同样的普遍意义。我相信是有的”。

福山认为，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人类对市场法则和市场竞争的追求没有变，“世界通过一种自由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牢牢地连在一起”，“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出现与民主的传播有着显然的联系”。

福山承认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主衰退”、“自由退化”、“激情退却”，“那些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冲突所带来的暴力及可怕结果，严重毁坏了自由民主的自信，它在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政权世界中的孤立无援处境，让人们对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的普遍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又说，以为民主会很快实现是极其不现实的。

福山写道，“那些渴望民主化的社会，惟一的大问题就是，它们未能提供给人民想从政府得到的实质性内容：个人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以及获得个人机遇所必须的基本公共服务”；“民主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如何限制专制国家或掠夺国家的权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思考如何有效地进行统治”。

美国的病灶何尝不是如此？中国能否从这一警世之言中得到灵感和启发？

浏览福山的著作，可以发现他的长项是借用历史哲学解释今天发生的状况，以及人类历史是如何构成一个连续的整体的。福山的著作充斥着对柏拉图、尼采、黑格尔、马克思、霍布思、马基雅维利哲学思想的引述和引证，并把自己的观点搅拌其间，连篇累犊不厌其烦。但他不擅于为所发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只是大而化之、笼统言之。这制约了人们提取福山所谓“连续的、定向性的”普遍历史论主要脉络的能力和兴趣。多少年后，福山更可能作为一位哲学家而非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留名于世。

刘瑜女士为新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陈高华译）撰写了导言《历史漫长的终结》。她表达了这样的感受：对福山的批评与其说是针对这本书的内容，不如说是它的标题——“也许是因为，大多批评者都没有读过这本书本身，而只是读过它的标题”。

历史怎么能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呢，美国人怎么能成为“最后的人”呢？在很多惯常使用泾渭分明二分法之人的眼中，仅凭此，福山就应该遭到批判。必须指出，他们不仅误读了福山的论述，而且误会了“历史终结”的本意，连“对标题的批判”都难说称职。

正如福山在新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补充章节“‘历史的终结之后”中试图厘清的，“历史终结”并非他的个人发明，而是来自黑格尔以及更为人所知的马克思，代表着他们各自心目中的“自由扩展到全世界”的化境。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的终结”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它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最终将通向何处。在他们的观点中，可以说，并不存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能超越基于自由与平等这一孪生原则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山续问：“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西方的价值和制度是有普遍意义，还是说它们代表的是当前霸权文化取得的暂时成功？”

什么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自由王国”？这是一个结论开放的问题，但能够达致自由的、基于平等的民主制度是任何有前途、有竞争力的意识形态都不能排斥的要件，黑格尔哲学如此，传统马克思主义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描绘的“自由王国”是一个容许人们以最平等方式生产和消费最大数量产品的社会，“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但从福山的新著、新文中，仍然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位移。他正从一个对美国和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竞争力的超级乐观主义者转变为谨慎乐观主义者。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他开始摆脱欧洲中心、美国中心主义的思路限制，将研究的重点从现代制度的价值生命力本身转向配套制度建设问题，并将中国的道路探索视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强有力竞争者。

如果说福山确实对自己的“历史终结论”进行了修正，那首先是将“历史将终结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推论修正为“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去掉了那个带着浓重的“美国必胜”情感色彩的限定词。

批判现实主义对19世纪以来的西方制度发展和建设起到了极重要、极关键的塑造作用。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福山显然愿意作为一个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乐观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彪炳于世。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学识推动美国的制度反思，因为“尽管美国经济重又开始发展，但是利益没有得到共享，而且，美国派性鲜明的两极化政治体制也很难说是其他民主国家的卓越典范”。福山仍然相信这种制度反思和由此开启的配套制度建设将会确保美国在制度竞争中最终获胜，“历史终结”的进程不会过于漫长曲折。

福山最新研究成果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无疑是他的“三基石”论。他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下卷中指出，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三者的顺序至关重要，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政府才是。

任何一位学者都不可能对中国的迅速崛起视而不见，福山的政治、历史研究真正将中国纳入大视野，并且在强调“在观念领域自由民主仍然没有真正的对手”的同时，指出“惟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中国模式”。他认为，中国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但法治和民主问责较弱，满足了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半”，并且“顺序是正确的”。

这些说法与当下中国的改革发展方向不谋而合，合乎中国自上而下的胃口，也是福山在中国重新受到关注的根本原因。但是，也是这个福山，同时预言“中国模式是难以持续的”，不仅是出于结构、环境、人口成分等方面的原因，也是因为“中国不再像毛泽东所处的革命时期那样，展现一种超出自己边界的普遍主义理想”。在福山眼中，这是另一种“激情退却”，却是发生在民主制度在中国深深扎根之前。所以他补充说，“50年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漫长且艰难，法治、平等、民主、自由在不同社会制度中有着不同的注解和排序，中国和美国都在以自己的方法进行道路探索。谁将有尊严地见证“历史的终结”，并且成为“最后的人”？是殊途同归，还是良性竞争，抑或是一场你不吃掉我我就吃掉你的恶意比拼？把过于深奥的学术语言翻译成大家都能看懂的话：制度改革的竞争大幕已经拉开，中国和美国是舞台上的两大主角，竞争的结果事关世界的前途命运。

所以，我们要重读福山，或者说，要补读福山，是为了了解究竟是什么让他一面坚持自由民主必胜的论调，一面放言美国再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放在美国和西方正在对其制度进行自省的大背景下，人们也在追问福山的思想转变究竟喻示着什么样的历史轨迹。他究竟是在对自己22年前的研究成果文过饰非，还是延伸发展？最重要的是，有着浓重忧患意识传统的美国能再一次被群起的危言激发，通过自我革新和调整的力量克服“制度衰退”、重新振作起来并长期称雄世界吗？

读懂福山的历史哲学，对我们客观分析美国和西方政治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意义，对我们准确判断中国在时代发展潮流中的位置和作用同样具有意义。如果中国真的像福山所说那样满足了通向“自由王国”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半”且“顺序是正确的”，那么中国在自己所身处的“必然王国”里又该以什么样的顺序和方式巩固已有的“一个半”、弥补剩下的“一个半”，遏制“激情退却”，推进通向“自由王国”的改革呢？

我们需要认可并记住福山的这句话：“当我们去观察广泛的历史潮流时，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发展牵着鼻子走。持久的政治体制的标志是它的长期稳定性，而不是它在某个特定十年里的表现。”具备这种意识的国家和民族是知忧患讲进取有恒心的国家和民族，中国和美国都是这样的。

中国无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也许并非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路，但一定是最适合我们自己的路。我们要有决心和信心把这条路走到底，前进的动力来源于我们对自身优势的发掘、对劣势的改变，以及对外部经验的不息借鉴。而在抵达“自由王国”之前，谁都不应过早陷入道路和制度的乐观主义、必胜主义的狂欢，更不应痴迷于用污名化、妖魔化对手的办法证明自己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