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卓，莫 丽 平，曹 丽

(1．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2．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3．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低保居民属于赤贫者，以身体状况差、受教育程度低、没有劳动能力、依靠社会救济为群体基本特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式救助和以地缘关系为主的社区帮扶，是农村低保居民获取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在制度性支持体系中，政府为农村低保居民提供具有法定性质的最低生活保障。这些支持使得农村低保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具有相对稳定性。

鉴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灾后重建，汶川地震灾区从许多方面看起来已经得以恢复，部分硬件设施的建设水平甚至跨越二三十年。汶川地震灾区居民除了共同的“受灾”特征外，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特大地震带来的影响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关系。这个群体的本质属性与农村低保居民不同，其社会支持网可能因汶川地震的影响出现变异。

社会支持网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形式，它是指一个人可能获得的各种资源和帮助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表明，在社会支持网的帮助下，人们能更好地缓解和处理在生活中遭受的压力和危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能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增加生活福祉。

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最早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学者在心理学、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巴恩斯则首次将“社会网络”的概念用于挪威渔村阶级体系的分析。他发现“从正式的社会地位关系角度无法真正了解整个渔村的社会结构，而由亲属、邻居、朋友关系组成的非正式、私人性社会网络，却能够真正反映出渔村社会的实际运作状态”。①洪小良:《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支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多年来，社会网络分析已经积累了格拉诺维特 (Granovetter)的关系强度理论、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伯特(Burt)的结构洞理论以及詹姆斯·科尔曼 (J．CoLeman)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等。目前，国内对于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多集中针对特定群体，如穷人、老人、农民工、学生、妇女等，①张友琴:《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贺寨平等:《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张克云等:《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网络的特征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2期;张文宏:《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30年》，《江海学刊》2011年第2期。基本的结论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小、社会支持不足，进一步的解释较少。在研究方法上，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分析。在定量分析上尚缺乏一致性的测量工具，因此难以对已有研究进行比较。

本研究是课题组继2011年在四川农村开展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研究②王卓、曹丽:《四川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后的持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均保持一致，期望以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为参照，比较分析特大灾难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将地震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定义为:地震灾区居民通过与他人、群体或社区之间的关系以获得社会支持 (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物品支持、劳务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灾区居民能够获得维持其正常生活所需的社会资源 (如金钱、物品、信息、情感等)。

在本研究中，课题组将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分为经济支持网、生活物品支持网、劳务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等4个子网。其中，经济支持网指灾区居民在生活中遇到经济问题时可以得到支持的社会关系网络，操作化为“请说出去年为您提供过无偿货币支持者的姓名”。生活物品支持网是指灾区居民在其日常生活中所能获得的物件支持 (如食品、衣服、生活日用品等)的网络，操作化为“请说出去年为您提供过无偿食品、衣服、生活日用品等生活物品支持者的姓名”。劳务支持网是指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所能获得劳动力支持的网络，操作化为“当您生活中有些琐事 (如请人帮忙买东西，搬搬家具)或者庄稼 (小生意)需要临时照顾而不得不找人帮忙时，一般会找到哪些人帮您”。社交支持网是指灾区居民与他人交流、交往，以获取情感支持的网络，操作化为“当您要赶场 (买菜等)、逛街、娱乐等时，一般会找哪些人陪您去”等。课题组进行问卷调查时，沿用了提名法。③提名法要求受访者说出某一特定情景下与自己有联系的个体姓名，然后依次询问被提及者的相关情况，以此测量受访者的社会网络。研究设计参见图1所示。

图1 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概念操作及研究内容示意图

本研究资料来源于2012年4-6月在汶川地震灾区所做的配额抽样调查以及同期进行的深度访谈，调查范围包括四川省都江堰市、绵竹市、彭州市、北川县、汶川县以及陕西省宁强县等重灾区，④本次调查所选取的调查地点为中国扶贫基金会支持NGO参与5·12汶川地震社区发展的10个项目区。每个项目区发放了25份问卷。具体包括绵竹市汉旺镇、北川县永昌镇、彭州市龙门山镇、都江堰市龙池镇、汶川县映秀镇以及陕西省宁强县青木川镇等地区。课题组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在2011—2012年期间，接受中国扶贫基金会委托对这些项目区的活动进行了全程监测。以面访的方式发放和回收有效问卷253份。本次研究的有效样本规模253人，平均年龄48岁。详见表1。

表1 调查样本人口学特征 (2012:253)

三、实证分析

(一)地震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

社会支持网的规模指为个人提供社会支持的人数总和，即个人社会支持网络成员的总数量。分析发现，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5．79，标准差为7．38，离散系数1．28。在2011年，课题组发现四川农村低保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8．63，标准差5．67，离散系数0．66。两相比较，5·12地震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远远小于农村低保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且异质性较高。

1．地震灾区居民经济支持网规模

分析发现，地震灾区居民的经济支持网规模为0．65，标准差为2．46，离散系数4．06。其中，11．9%的灾区居民经济支持网为1，6．3%的灾区居民经济支持网为2，有24．1%的灾区居民在过去一年里获得过他人无偿经济支持。

在2011年的研究中，课题组发现四川农村低保家庭居民的经济支持网规模为2．0，标准差1．9，离散系数0．95。其中，20%的农村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网为1，30%的农村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网为2，有76．7%的农村低保居民在过去一年里获得过他人无偿经济支持。

由此可见，地震灾区居民经济支持网规模小于农村低保居民，且差异性较大。参见表2。

2．地震灾区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

分析发现，地震灾区居民的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为0．48，标准差1．115，离散系数2．32。其中，5．1%的灾区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为1，7．5%的灾区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为2。在过去的一年之中，有21．2%的灾区居民获得过他人的生活物品支持。

在2011年的研究中，课题组发现四川农村低保居民的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为2．63，标准差2．68，离散系数1．02。其中，33．3%的农村低保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为1，30．0%的农村低保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为2，有98．7%的农村低保居民获得过生活物品支持。

比较发现，地震灾区居民的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大大低于农村低保居民，而且差异性也大于农村低保居民。参见表3。

表2 地震灾区居民经济支持网规模 (2012:253)

表3 地震灾区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 (2012:253)

3．地震灾区居民劳务支持网规模

分析发现，地震灾区居民的劳务支持网规模为2．83人，标准差为5．25，离散系数1．86;其中，11．5%的灾区居民劳务支持网规模为1，41．5%的灾区居民劳务支持网规模为2，58．5%的灾区居民在过去一年里获得过他人的劳务支持。

在2011年的研究中，课题组发现农村低保居民的劳务支持网规模为1．9，标准差为1．26，离散系数0．66。其中，43．3%的农村低保居民的劳务支持人数为1，43．3%的农村低保居民的劳务支持人数为2，所有的受访农村低保居民都表示在过去一年里获得过他人劳务支持。

由此可见，灾区居民劳务支持网规模大于农村低保居民，但是不能获得劳务支持的灾区居民比例显著高于农村低保居民。参见表4。

4．地震灾区居民社交支持网规模

社会交往是个体与他人进行互动和情感交流的一种社会行为，人们通过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而获得精神和情感支持。分析发现，地震灾区居民的社交支持网规模为1．83，标准差为4．31，离散系数2．36。其中，17．8%的灾区居民社交支持网为1，11．9%的灾区居民社交支持网为2，50．2%的灾区居民表示在过去一年里获得过社会交往的支持。

在2011年的研究中，课题组发现农村低保居民的社交支持网规模为2．1，标准差2．99，离散系数1．42。其中，36．6%的农村低保居民社交网为1，16．7%的农村低保居民社交支持网为2，73．3%的农村低保居民表示在过去一年里获得过社会交往支持。

相较于农村低保居民，灾区居民社会交往支持偏低，而且差异性大。参见表5。

表4 地震灾区居民劳务支持网总规模 (2012:253)

表5 地震灾区居民社交支持网总规模 (2012:253)

(二)地震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分析

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主要是指社会支持网络中支持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具体关系类型，一般使用某一特定关系在总关系中所占百分比来表示。在本研究中，将社会关系的类型分为亲属关系和非亲属关系两大类。亲属关系包含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戚等五种类型;非亲属关系包括朋友、邻居、同事、村委会/社区干部以及志愿者/社工①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之后，有一定数量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通过社会组织参与抗震救灾活动。为了行文方便，以下将社会工作者简称为社工。关于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和影响，参见王卓等:《灾后扶贫与社区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大学生等五种类型。

1．地震灾区居民经济支持网关系构成

分析显示，在地震灾区居民经济支持网关系构成中，亲属关系占93．67%，非亲属关系占5．83%，说明亲属关系在灾区居民经济支持网关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各关系类型在经济支持网中占比由高到低分别为:子女 (41．67%)—其他亲属 (20．0%)—配偶 (13．33%)—父母(12．5%)—朋友 (5．0%)—志愿者/社工/大学生 (0．83%)。在非亲属关系中，朋友占比位列第一位，村委会/社区干部、邻居、同事并未被灾区居民提及。参见表6。

在2011年的研究中，课题组发现四川农村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网中，亲属关系扮演着重要角色。且子女和兄弟姐妹在农村低保居民的经济支持上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父母、配偶和其他亲戚，朋友邻居在其经济支持网中的作用相对较小。

不难发现，子女在灾区居民和农村低保居民的经济支持网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个发现是:在灾区居民经济支持网的非亲属关系中出现了“志愿者/社工/大学生”这样一个较为微弱的新生部分。

2．地震灾区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关系构成

分析显示，在地震灾区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构成中，亲属关系占比91．08%，非亲属关系占比9．02%。其中亲属关系提供的生活物品支持主要来源于子女和兄弟姐妹。在过去一年中为灾区居民提供过生活物品支持的所有关系类型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子女 (44．26%)—兄弟姐妹(27．05%)—其他亲属 (12．30%)—父母 (6．65%)—朋友邻居 (5．74%)—志愿者/社工/大学生 (3．28%)—配偶 (0．82%)。参见表7。

在2011年的研究中，课题组发现四川农村低保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的关系构成中，亲属关系和非亲属关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关系类型由高到低依次为:兄弟姐妹 (26．2%)—朋友邻居 (24．6%)—子女 (19．7%)—其他亲戚 (16．4%)—父母 (8．2%)—队长①队长，也就是现在村民小组长。在农村调查时，很多农民仍然习惯性将村称之为生产大队，村民小组称之为生产队。笔者此处尊重习惯，也为简便起见，使用队长一词。(3．3%)—配偶 (1．6%)。

比较发现，在生活物品支持网的关系构成中，地震灾区居民与农村低保居民的差异较大。在灾区，主要是由亲属提供居民的生活物品支持;而在农村，为低保居民提供生活物品支持的两者兼有。值得关注的是，在灾区居民的生活物品支持网的非亲属关系中出现了“志愿者/社工/大学生”这一个新生部分，其占比等同于朋友，高于邻居。

表6 地震灾区居民经济支持网关系构成 (2012:253)

表7 地震灾区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关系构成

3．地震灾区居民劳务支持网关系构成

分析显示，地震灾区居民的劳务支持网的关系构成中，非亲属关系占比56．98%，亲属关系占比43%。各关系类型构成由高到低分别为:邻居 (41．22%)—朋友 (14．64%)—其他亲属(13．06%)—兄弟姐妹 (12．39%)—子女 (9．0%)—父母 (4．5%)—配偶 (4．05%)—志愿者/社工/大学生 (0．45%)—同事 (0．45%)—村委会/社区干部 (0．22%)。邻居朋友、其他亲属和兄弟姐妹在灾区居民劳务支持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参见表8。

在2011年的研究中，课题组发现四川农村低保居民的劳务支持网的关系构成中，邻居朋友(29．6%)、子女 (24．1%)、兄弟姐妹 (18．5%)在其劳务支持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较发现，灾区居民的劳务支持主要来源于非亲属关系，农村低保居民的劳务支持是混合的。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灾区居民的劳务支持中出现了“志愿者/社工/大学生”这样一个微弱的新生部分。

4．地震灾区居民社交支持网关系构成

分析显示，地震灾区居民社交支持网中，非亲属关系占比较大，为69．75%。亲属关系占比30．25%。灾区居民社交支持网中被提及次数最多的三种关系类型依次为:朋友 (43．0%)、邻居(21．66%)和配偶 (12．42%)。参见表9。

表8 地震灾区居民劳务支持网关系构成

表9 地震灾区居民社交支持网关系构成

在2011年的研究中，课题组发现四川农村低保居民社会交往支持网中占比最大的是朋友邻居，为76．1%;其次是其他亲戚，占10．8%;配偶所占比例最低，占2．2%。①灾区居民与农村低保居民社会交往支持中配偶所占比例不同的原因，我们认为是由于研究样本中婚姻状况不同所造成的。灾区居民已婚者的比例 (87．0%)远大于农村低保居民的研究样本中已婚者的比例 (36．7%)。已婚的居民能获得来自配偶的陪伴、情感上的支持，而未婚等状态的居民则无法获得来自配偶的支持。

由此可见，灾区居民和农村低保居民的社交支持均主要来源于非亲属关系。

综上可见，子女和其他亲属是灾区居民经济支持的主要提供者，父母、兄弟姐妹和配偶在经济支持方面的作用较小;子女和兄弟姐妹在灾区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中所起的作用较大;邻居朋友在灾区居民劳务支持和社交支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在农村低保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中，课题组的结论是:“子女和兄弟姐妹是农村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的主要提供者，父母和配偶在经济支持方面的作用较小;兄弟姐妹、朋友邻居在农村低保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中的作用较大。朋友邻居在农村低保居民劳务支持和社交支持方面充当着主力军的角色。”②王卓、曹丽:《四川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

除此之外，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参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志愿者/社工/大学生”的作用微弱呈现在灾区居民的生活物品支持、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中。

(三)地震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

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是指支持提供者与接受支持者的关系亲密程度。本研究采用美国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提出的互动频率、情感密度、熟识或相互信任程度、互惠交换程度4个指标来测量个体之间关系强度，操作主要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法进行测量和赋值处理。③在互动频率上，采用“经常联系、偶尔联系、一般、很少联系、基本不联系”进行测量;在情感密度上则采用“非常亲密、亲密、一般、不亲密、很不亲密”测量;信任程度上采用“非常信任、信任、一般、不信任、很不信任”测量;在互惠交换程度上，采用“经常为支持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偶尔为其提供帮助、一般、较少为其提供帮助、从未为其提供帮助”进行测量。在进行问卷分析时，分别对五级量表进行赋值，经常联系为5分、偶尔联系为4分、一般为3分、很少联系为2分、从不联系为1分。情感密度、信任程度、互惠交换程度上也是采用同样方式赋值。将4个指标的得分情况进行加总后除以该关系被提及的频数，即可得到该关系类型的强弱得分。分值越高，关系越强;分值越低，关系越弱。

分析发现，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由强到弱的关系强度①村委会/社区干部、社工/志愿者/大学生这两类关系类型由于频数较少 (分别为4次、7次)，为了不影响总的分析结果，因此在分析关系强度时剔除了这两个变量。依次为:配偶 (19．25)—父母(18．04)—兄弟姐妹 (17．94)—子女 (16．94)—朋友 (16．57)—其他亲戚 (16．5)—邻居(15．72)—同事 (12．44)。

农村低保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的关系强度依次为:配偶 (20)—父母 (18．99)—子女(17．61)—兄弟姐妹 (15．72)—朋友邻居 (13．77)—其他亲戚 (12．82)。

比较发现:在灾区居民社会关系中，兄弟姐妹的关系强度超过子女;而农村低保居民社会关系中，子女关系强度超过兄弟姐妹。

(四)灾区居民个体特征与社会支持网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分析灾区居民个体特征对其社会支持网规模的影响，课题组分别将性别、婚姻状况、居住地区与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总规模进行均值比较、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1．性别对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总规模的影响不显著。灾区女性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为5．74，男性为5．86。性别与社会支持网规模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值为0．015，P值为0．902(大于0．05)，即灾区居民性别对社会支持网总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2．婚姻状况对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总规模的影响不显著。灾区未婚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为8．05，灾区已婚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为5．69，灾区离异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为8．25，灾区丧偶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为2．66人。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值为0．98，P值为0．417(大于0．05)，即婚姻状况对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总规模没有显著影响。

3．居住地对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总规模的影响不显著。居住在农村的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为5．67，居住在乡镇的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为6．76，而居住在城市的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为2．25。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值为1．413，P值为0．245(大于0．05)，即不同居住地对于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总规模没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一)汶川地震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的主要特征

地震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5．79人。模型表达如下:

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 (5．79)=经济支持网 (0．65)+生活物品支持网 (0．48)+劳务支持网(2．83)+社交支持网 (1．83)

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物品支持方面，亲属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子女、其他亲戚、兄弟姐妹是经济支持网和生活物品支持网主要构成部分。在劳务支持和社交支持方面，非亲属关系类型则扮演重要角色，朋友、邻居为灾区居民所提供的劳务支持和社交支持较为突出。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的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1．灾区居民获得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物品支持很弱。灾区居民的经济支持网和生活物品支持网不仅规模非常小、主要来自亲属，而且75．9%的灾区居民在过去一年里没有获得过他人经济支持，78．8%的灾区居民在过去一年里没有获得过他人的生活物品支持。灾区居民经济和生活物品支持功能弱化，造成灾区居民，尤其是生计无靠的中老年居民和无伴侣的居民生活艰难。

2．灾区居民获得的劳务支持很少。尽管灾区居民的劳务支持稍微高于其他三个子网，但是深入分析发现:41．5%的灾区居民在过去一年里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帮忙，38%的灾区居民在过去一年里仅得到过1～3个人的帮忙，这些帮忙主要来自邻居朋友。灾后重建需要守望相助，然而目前灾区居民相互之间的劳务支持很少，这对于灾后社会 (区)建设是一个现实困难。

3．灾区居民获得的社交支持不稳定。近一半的灾区居民在过去一年里获得的社会支持为零。深度访谈发现，原址重建对灾区居民原有社会关系网络损坏相对较小，社会支持网恢复较快。异地重建对灾区居民社会关系网损坏较大，稳定性弱。灾后社区居民原有社会关系修复和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还有待时日。

(二)汶川地震影响了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2011年的研究中，课题组发现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为8．63人。模型表达如下:

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 (8．63)=经济支持网 (2．0)+生活物品支持网 (2．63)+劳务支持网 (1．9)+社交支持网 (2．1)

总体上，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大于灾区居民，说明灾区居民从社会关系网络中可获得的资源少于农村低保居民。从结构上看，灾区居民经济支持网、生活物品支持网、社交支持网规模均小于农村低保居民同类支持网，仅仅其劳务支持网略大于农村低保居民。

课题组前期研究认为: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较小，与该群体在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中的长期处于的弱势地位有关。从一般意义上讲，农村低保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显著小于社会平均水平。如果没有遭遇汶川地震及其所带来的系列影响，这些地区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应接近社会平均水平。因此，笔者认为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小于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主要归因于汶川地震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损坏了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体系，总体上缩减了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的规模，解构了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的关系构成及强度。到目前为止，灾区居民社会支持体系尚未复原。

1．汶川地震扩大了灾区贫困面。灾区居民的家庭财产不论贫富贵贱均在地震中受到重创，灾区2516个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由灾前11．68%上升到34．88%。①王卓、黄钰:《灾后社区扶贫模式研究》，《农村经济》2013年第1期。灾区居民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进一步花掉积蓄，甚至到处举债 (包括向私人和银行借钱)，很多家庭到现在都尚未还清债务，既不好再向别人借钱，也没有余钱援助他人。灾区居民经济上相互支持很少，不及农村低保居民。

2．灾后集中重建新社区的方式解构了乡村互助传统。农村低保居民所处传统农村社区，相对地保存着良好的乡村互助传统，尽管市场经济对其有些冲击，但是对于弱势的低保居民，社会往往能给予较多生活物品上的支持。灾后重建社区居民被破坏的地缘关系尚未完全恢复，搬迁后集中居住的楼上楼下大门紧闭的生活方式使邻里关系十分冷漠和疏离，新的地缘关系没有建立，普遍的生活窘境使互助传统无法继续。加上灾后重建中后期，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减少，由此，灾区居民生活物品支持来源也很少，不及农村低保居民。

3．汶川地震带来的人员身心伤害成为灾区居民社会交往的障碍。客观上，地震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直接减少了个体社交支持网中人员的数量，尤其是那些失去亲人和熟人的灾区居民。主观上，在经历重大创伤和短期应激反应之后，灾区居民变得沉默，不愿意主动和他人交往，尤其是那些居住在新社区的彼此都是“生人”的群体和那部分在地震后身体变为残疾的群体，社会交往更是遇到障碍，社区归宿感不足。因灾致残者与农村低保居民在社会交往上受到的社会排斥有相似之处。②王卓、曹丽:《四川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灾后搬迁到新建社区的居民与移民在社会交往上受到的社会排斥也是相似的。

“地震时我正在工厂上班，地震后我被埋在了水泥板下面一天一夜。我的丈夫一直在旁边鼓励我，说会找人来救我。因此我也始终坚信我能从下面出来。可惜，我的双腿高位截肢了。我平时是个乐观的人，突然面对自己变成残疾，我还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适应。在地震以前，周末我总会约我的好姐妹出去唱歌、打麻将。现在我还是会约，可是次数比以前少了很多，一般都是别人约我，我才会去，我行动不便不想成为她们的负担。人总是要接受现实的，虽然我知道我的朋友不会嫌我，但是自己还是要为她们多考虑。所以我认为地震后，我的交往圈子小了很多。像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人了，我们小区有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情况就不好，她也是地震的时候腿被弄断了，康复的时候又没有恢复好，所以走路很难看。她自己接受不了，总是在家里不出来。”①资料来源于2012年6月13日课题组在绵竹市汉旺镇对受灾居民刘女士的深度访谈。

4．汶川地震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中出现新元素。这个新元素是“志愿者/社工/大学生”。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网构成除了传统的以子女、兄弟姐妹、父母等为主的亲属关系和以朋友、邻居等为主的非亲属关系外，“志愿者/社工/大学生”在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中呈现出来，这一新元素主要是随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中的社会组织进入灾区而生，它可能会加速灾区社会转型。

(三)修复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的政策讨论

首先，政府在灾后重建硬件建设任务完成之后，应加大力度发展灾区经济，确保灾区居民生计安全。一是政府应加大灾后重建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尽量将生活困难的灾区居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确保其温饱。二是以需求为导向，建立灾后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让灾区居民尤其是因灾致残致贫者免费接受技能培训从而增加自谋生计的机会。三是政府应积极筹措资金和改善投资环境引入有利于灾区居民生计的项目，鼓励灾区居民通过多种方式互助合作，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其次，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合力推进灾后社区建设，修复居民社会关系。一是政府应加大财政购买社会组织专业服务的力度，以设置或者购买岗位的方式鼓励引导社工在灾区开展专业社会服务，消除灾区居民的疏离和隔阂，恢复和重建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社区关系等;二是创新社区治理。一方面发掘和组织社区精英，培养当地的社会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培育居民自治意识，提高社区自我治理能力，强化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促进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重建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络。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课题组成员黄钰、吴若璠、敖楹婧、穆天钊等参与问卷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