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梁武帝，佛教，中国化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是兰陵萧氏世家子弟。为政之初，梁武帝很注意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勤于政务，标榜以儒术治国，“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他还重视学校教育，以经术取士。于门前设立谤木函、肺石函，诏求贤良，广开言路。普通二年（521年）春他颁布诏书：

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①

孤独园等社会福利机构的设立，体现了儒家“爱民养民”的主张。同时他省弛刑罚，大赦天下达36次之多，足见武帝对儒家所倡导的仁政的追求。

但是，武帝对于宗室子弟、公卿大臣的贪婪横暴的行为，却加以宽宥，以至于“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窃，有罪亡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②武帝虽然深知宽纵之弊，但是溺于慈爱，渐渐吏治不修，国政败坏。萧衍在位期间，北朝因内乱而衰弱，梁武帝曾多次出兵北伐，皆因所用非人，指挥失当而屡遭失败。更为致命的是，晚年的武帝接受了狡诈无信的魏将侯景的降附，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举兵南下，内结萧正德进攻建康，围困台城。次年城破，侯景纵兵洗劫，软禁梁武帝。五月，梁武帝死于台城，享年86岁，在位凡48年。

1.舍身事佛，推行佛化。

因家世熏染，梁武帝早年曾信奉道教，而中年改为奉佛，汤用彤先生认为是因其曾在竟陵门下与名僧及信佛之文人交友之故，而渐有改变。③天监三年（504年）四月八日，梁武帝率僧俗两万，于重云殿亲制《舍道事佛疏文》，发愿请“诸佛菩萨摄受”，皈依佛门。其疏云：“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灭。”足见其舍道归佛之诚。天监十年四月八日，再至重云殿，受菩萨戒，法名“冠达”，成为一名兼具名实的佛教徒。武帝不但自己皈依佛教，而且要求“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④极力劝化臣民信仰佛教，他也被臣下奉为“皇帝菩萨”。

梁武帝崇佛的高潮是其先后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第一次是大通元年（527年）三月，“舆驾幸同泰寺舍身”，为时四天。中大通元年（529年）九月，第二次临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舍身为奴之后，公卿大臣以一亿万钱赎回，前后共四十七天。太清元年（547年）三月，再次临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舍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①

2.注疏佛典，重视译经。

梁武帝在佛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且著述不辍，《梁书·本纪》称其“兼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大品》诸经义记，复数百卷”。除亲自撰写注解佛典外，武帝还组织编纂、整理经籍。

梁武帝对译经工作也很重视，天监五年，邀请扶南僧人僧伽婆罗于寿光殿、华林园等处译经。初翻经日，帝恭临法座，笔受其文。至天监十七年已译出《孔雀王咒经》《阿育王经》等十部。此外僧伽婆罗还与扶南僧曼陀罗同译出《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三部。印度译经名家真谛于太清二年抵建康，带来多部梵本经书，武帝将其安置于宝云殿从事传译。

3.广建佛寺，塑造佛像。

有梁一代，建造了大量的寺院。据载刘宋时有寺院1913所，萧齐时有寺2015所，梁代则有2846所，陈代有1232所，其中寺庙兴建以梁为最盛。侯景之乱起，建康及三吴地区佛教顿告衰微。同样崇佛的陈朝所有的寺庙数量不及梁鼎盛时的一半，而梁时较前朝所增的800余所寺庙多为武帝时所建。

梁武帝崇佛的另一表现就是大量铸造佛像，而铸造佛像需要耗费大量的铜、金等金属，所费不赀。《隋书·食货志》载：“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改铸铁钱，说明佛像的修造造成了铸钱原料铜的缺乏，铸像用铜量之大可见一斑。

4.制断酒肉，严格戒律。

众经因传入时代、教门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尤以律部最为繁广，常常令僧侣在修行持戒中无所适从。针对此种情形，武帝任命法超为僧正，令其撰《出要律仪》十四卷，分发各处，通令照行。还根据大乘经文《大般涅■经》中“食肉者断大慈种”义，作《断酒肉文》，大力倡导禁断肉食，并严令僧徒遵守，从而改变了自佛教传入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

5.大举法会，论议佛法。

梁武帝经常召集僧俗，举行法会。规模比较大的如水陆大斋和盂兰盆斋会，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四部无遮大会、平等法会、无碍法会等大型法会。②规模之大动辄数万人，法会结束之后，常大赦天下，并常伴之以改元。法会之上，武帝还常常亲身解讲，“广流《大品》，尤敦三论”，自大同七年起，武帝在举行的六次法会中，四次亲自解讲佛义。在中大通五年所举的道俗无遮大会中，武帝讲解《摩诃般若经》，与会僧众达十万人以上，聆听者之多，史无前例。

此外，为促进佛教的发展，解决义理上的一些分歧，武帝还组织了两次关于佛学的辩论。天监六年，范缜发表《神灭论》，极大地震动了佛教界与学术界，梁武帝发动高僧、名流硕学、王公大臣与范缜辩论，甚至手诏驳难，亲自参与到讨论中来，极力为佛教辩护。天监十七年，他又召集王侯公卿、名僧二十三人讨论“二谛”之含义，推动了佛教义理的发展。

1.梁武帝佞佛亡国的再认识。

梁武帝对于佛教的过度崇奉，历来饱受史家诟病，“佞佛亡国”几成定论。其实，梁武帝崇佛与其国破身死并无直接关系。在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于佛教的崇奉，并非梁武帝所独有，北朝大部分统治者对佛教推崇也是不遗余力的。其次，就梁武帝本身而言，导致其悲剧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治国政策，正如李延寿在《南史》中所论：“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而“俎豆”代指文治，其失误在于文武偏废，汤用彤先生也认为“武帝信佛之动机，实杂以儒家之礼教也”，故而佛教也只是被纳入了其仁治的框架而已，是表现而非原因。

2.梁武帝崇佛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

梁武帝将自己的个人信仰，依托自己的帝王身份，影响、带动了臣下、民众对于佛教的信奉，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舍身寺奴，亿万奉赎，在表达对佛教虔诚信仰的同时也极大充实了寺院经济。大量的社会资源流向寺院，使得梁代寺院与僧侣数量都远超三朝，可谓举国奉佛。其次，梁武帝研经、论法，组织译经、编目，使得大乘佛教在南朝广为流传，也提高了佛教徒的理论水平。提倡出家人戒肉食，在全国寺院推行素斋，并身体力行，从而严格了僧团的戒律，使禁肉食成为后世最重要的一项清规。

梁武帝在理论上提倡三教调和，将儒家的仁义孝亲思想与出世的佛教因果轮回的宗教架构相对接，以内外今往之别来安置原本对立的两种哲学体系，减小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阻力，梁武帝堪称佛教在中土传播的护法者。同时他开创了政治与宗教联姻，并由统治者来主导佛教发展的模式，在意识形态领域与佛教保持合作，把原本游离于统治体系之外的佛教纳入统治秩序，为巩固皇权服务，这一模式为后世王朝所继承。梁武帝的崇佛，客观上加速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使中国成为大乘佛教的大本营，继而成为佛教思想的输出地，为佛教在中国的繁荣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使佛教文化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陈文博，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中国佛教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