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奇

“莫回顾你脚边黑影，

请抬头望你前面的朝霞；

谁爱自由。

谁就要付予血的代价。

……

茶花开满山头，

红叶落满了原野；

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

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

这是一首充满了壮志豪情的诗，作者是丘东平的战友陈子谷。１９４１年７月，丘东平在盐城华中鲁艺拿它作为自己的长篇小说《茅山下》的诗化引子。然而，长篇小说只完成了前五章，三万五千字，丘东平作为鲁艺的负责人，就在日寇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扫荡中，于７月２４日拂晓，为掩护鲁艺二队师生突围，不幸中弹殉国了。短暂的生命在他３１岁这一年划上了句号。

战场硝烟散去，人们在他的背包里见到了浸透了鲜血的小说手稿《茅山下》。“谁要自由，谁就要付予血的代价。”这是东平的自白，还是他生命的绝唱？历史把他的青春定格在盐城建湖北秦庄的一个桥头，成了一尊瞻望未来的雕像，无论岁月如何穿梭，东平的脸庞上也不会爬满皱纹了。

如果说，我同东平有缘，那就因为“鲁艺”二字。八十年代末，我曾在盐城的鲁艺教过三年书。我采访过鲁艺的老战士，编写过关于鲁艺的书，熟读了延安鲁艺和华中鲁艺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后，能不感慨万千？

抚今追昔。如果，上个世纪，1941年的7月24日，他能够躲过那颗子弹幸存下来，是不是会以盐城生活与战斗的经历写下一个长篇，记录那一段血与火交织的历史？小说是不是也会像《给予者》那样，有他个人曲折的生活经历和艰苦卓绝的成长过程，保持他一以贯之的清新、激昂和沉郁、苍劲的写作风格？这一切都有可能吧。这就如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品的个性与作家的经历、思想、才情和喜好有关一样。

据说，１９３８年，东平在汉口“军筹处”时，他把出版了的中篇小说《给予者》送给叶挺将军，叶挺接过书随手翻开扉页，眼光掠过第一小段，笑了起来，“东平老弟，这段文字在我看来就是你自己的写照。你就是给予者，你曾经参加过给日本鬼子以致命打击的淞沪战争，你过去和现在都在支付着你的精力、心血和生命一切，我没有说错吧？”

将军真的没有说错。孰料，这样不错的话成了东平３年后的预言。

这位曾受到过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老一辈作家赞许过的革命作家,在文坛上却备受冷落，这样的文学现象古已有之，不足为怪。早在四十年代,胡风在《东平短篇小说集》题记中说:“东平为它战斗,为它献命了的祖国底明天终于要到来,那一天也就是东平在全貌上和读者见面的一天罢。”

那一天早已经到来，我们评价这位被遮蔽多年的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是不是开始了呢？

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即已成名的中国作家，不乏迎着血雨腥风奋然前行，自觉肩起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的给予者。这位生于广东海丰县马福兰村，牺牲于苏北建湖北秦庄的给予者丘东平，生命的历程只有３１个年头，似流星一闪，便倏忽不见了。

就是这样短暂的３１个年头，他的生命却丰富而多彩。东平匆匆的脚步从海丰的五坡岭起程，到盐城建湖的北秦庄停下，这匆匆的脚步跨越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东平由一个拿笔的学生到拿枪的战士，再到拿笔拿枪、左右开弓的作家、领导者，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一个忠于人民、忠于文学、献身人民、献身文学的给予者。所以他的战友于逢说：“他已经以整个生命扑向革命，扑向战斗，扑向文学！”

据音乐家贺绿汀回忆，他于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来到苏北盐城湖垛镇参加华中鲁艺工作。有一次他碰到丘东平，问：“你是哪里人？”“我是广东海丰人。”丘答。贺突然想起：“我在１９２７年底在海丰东江特委会宣传部当宣传员时，看到那里有个儿童团的团长叫丘席珍，坐在办公室里俨然像个大人似的，你认不认识？”他说：“那就是我呀。”贺听后不胜惊讶。战火连天，千万里之遥，谁料二人在敌后盐城竟有如此巧遇！

这位海丰的小矮个子儿童团长，没想到１４年后，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苏北盐城，在刘少奇、陈毅身边工作，接受委托，筹建并担任了华中鲁艺的教导主任，千头万绪，有条不紊，将一个鲁艺办得风生水起。

涓涓细流终于归入大海，但这细流在归向大海的途中却遭遇到怎样的艰辛？又经受了多少磨炼？只有岁月知道，只有活了31个年头的东平知道。

作家孕育的作品无不打上时代与个人生活的烙印。这也许成全了作品的个性，成为与众不同的“这一个”。

东平生长于海丰莲华山下，这里是中国早期农民运动大王澎湃开展农运的地方，曾经建立了中国第一块苏维埃革命根据地，这里革命气氛十分浓烈。“减租减息”、“一切权力归农会”，不绝于耳。耳濡目染，东平幼小的心灵不免受到影响。

东平热衷于他的革命文学，因为他被裹挟在革命的风暴中，他不经间间，接受并且享受着这样浓烈的革命氛围。他在毓英小学就读，成绩常常名列前茅。革命风暴刮到水口乡的毓英学校，东平和同学们不甘落后，配合农会的宣传写大标语、贴传单、唱革命歌曲、出版墙报等。

也许东平生来就是作家的料。东平的文章写得好，一手毛笔字写得又快又漂亮，特别是他擅长设计刊头图案、画插图，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夸奖。

１９２５年，东平１５岁，是他大开眼界的一年。

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军攻占海丰。海丰３万多农民集会欢迎东征军。在这次欢声雷动的大会上，东平第一次见到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周恩来、谭平山和澎湃。周恩来、澎湃等领导人的精彩演讲，在丘东平的心上深深地扎下了根。他暗自提醒自己：“长大就要做周恩来、澎湃这样的人，要做大事，为大众谋利益。”

出于一个男孩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出于他天生的文学嗅觉，他迅速把会上的感受写成短文并配上周恩来、澎湃的头像，在墙报上刊登出来，引来众人啧啧称奇。这也许就是他最早从事革命文学的开始吧，而且他已经注意到了文学的审美功能。

１９２６年，东平走出了小山村，步入新天地。他考上了设在海丰县城的陆安师范学校。在那里，他结识了农军教官聂绀弩，以后成为文友与莫朔之交。他参加了共青团主办的《海丰青年》的编写工作，采编、书写、插图、油印，干得有声有色。这一系列琐碎但很重要的革命工作似乎都在为他有朝一日从事革命文学做着准备。

１９２８年９月，东平初到香港长洲，他一边做苦力，一边抓紧读书写作。杂文《肥者善笑》改编故事《长洲泪》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家乡的湖光山色，革命的风起云涌，他乡的漂泊流浪，１０年抗日救国的奔走呼号，一齐汇于笔端，佳作迭出，他成了香港文学、战地文学的奠基人。

上海是东平心中的文学圣地。１９３４年春，东平再次回到上海，开始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生涯，写出一批反映土地革命、反映海陆丰暴动的特写和短篇小说。

这时是他的苦闷期，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收获季节。他接连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沉郁的梅冷城》、《多嘴的赛娥》、《一个小孩的教养》、《红花地之守御》、《通讯员》、《慈善家》和中篇《火灾》。这些小说、特写，现场感十分强烈，富有感染力。东平之所以能写得如此真实、生动，当然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和体验。

１９３４年底，在亲友的资助下，他留学日本，在东京明冶大学学习，同时在“左联”做领导工作，又在《东流》杂志和《杂文》月刊做出版工作。郭沫若正好也在日本。他把自己的小说集《沉郁的梅冷城》送给郭沫若请求指点。郭沫若当时“只是忙着一家七口的面包问题。”不赶着把一本书译写去予支点版税，下月就有断粮的危险。然而他“把《沉郁的梅冷城》过细读了一遍”。他“暗暗地感到一股惊异。”郭沫若为此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写了一篇名为《东平的眉目》的短文发表介绍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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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日关系紧张，因为自己囊中羞涩，东平不得不结束了自己仅仅１年的留学生活，回到香港。然后又到上海与鲁艺等６３人一起，共同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宣言坚定地表示：“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面前，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不久鲁迅逝世，正如他挽联上所言，“导师丧失，永志哀悼”！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他毫不迟疑地参加了这次抗战。战斗中，他目睹了抗日军民同仇敌忾、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与英雄给他心灵的震憾，他萌发了创作的冲动与激情。他执笔写了《给予者》。

《给予者》是丘东平第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丘东平在１９３７年底独自完成了它。它叙述了作品主人翁黄伯翔在淞沪战争的种种灾难以及奋起成长的过程。欧阳山为这本书写了序，题为《抗战的意见》。茅盾看到书后，在《文艺阵地》创刊号（1938.4）写了述评说：“《给予者》的主题是如此：中国人民大众的抗战意志如何在压迫下、贱踏下、侮辱下、欺骗下，沉郁而坚定地发展，终于达到‘由自己来担当，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步；而这，是在主人翁黄泊祥的惨痛而平凡的经历上得到了形象的反映的。”

他写了以他弟弟丘俊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第七连》、《暴风雨的一天》、《我们的那里打了败战》、《我认识这样的敌人》、《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和《叶挺印象记》等。

这些特写、通讯、报道和小说，多数以真人真事为素材，具有很强的新闻性，纪实性，同时也揉进了小说的典型性与文学性。这些作品或白描、或曲叙、或歌颂、或暴露，取材角度独特，对问题剖析大胆而尖刻，给人以深刻别具一格的印象，洋溢着抗战初期的时代气息，激昂的基调中裹挟着一丝沉郁与悲壮。

叶挺将军非常赞赏东平的“战地文学”，他曾对东平说：“作家上前线，自古少有，你要好自为之，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战地文学，为作家文士摸索出深入火线写作的经验来。”

东平不负厚望，而且在１９３８年１月，他听说叶挺在筹建新四军时，立即赶到南昌投奔叶挺。叶挺答应东平在汉口“军筹处”战地服务团随军搞创作。在新四军成立以粟裕为首的先遣队，开赴敌后活动时，东平据理力争，不同意把他放在军部这样的安全地方，他对粟裕说：“队长同志，你是把我当成客人或是纯粹的作家了。你忘了我还是地地道道的老兵和正经老牌的战地记者，等你立了立足点再去，那么，你如何开辟那个立足点的新闻。先遣队在江南论陷区镇江战下打了一次干净漂亮的卫岗战役，敌军全部丧命。轰动中外的卫岗《截击》新闻报告从前方传来，那是东平的手笔。作品《截击》寄到大后方，在胡风主持的《七月》上发表出来。

1938年，东平参加新四军，任陈毅军长的对外秘书及敌工科长。这期间，他创作发表不少报告文学、小说，诸如《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都脍炙人口，饮誉文坛。1941年伊始，东平任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教导主任，在刘少奇院长（兼）统率下，领导全所学院的教学工作。他见缝插针，创作出好些短篇。这也许就是一个作家对文学的痴迷，骨子里，他是一个文人。

建国初的1953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由陈毅亲题书名的《东平选集》，1983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沉郁的梅冷城》（选集）。如今，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有着东平的一席之地。他已成为战地文学的先驱，占居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抚今追昔。我在想，如果他还活着，如他这样的个性，是不想当官的，也是不会当官的吧。革命胜利了，东平仍然会圆他喜爱的文学梦。当然，一个战地文学的先驱，能不能闯过十年文革那一道道鬼门关，经受人性与灵魂的煎熬，能够幸存下来，如周扬，如胡风，如巴金，等等，我是捏着一把汗的。

“……

茶花开满山头，

红叶落满了原野；

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

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

铁笔军魂丘东平。无关岁月蹉跎，75个年头过去，让我欣慰的是，中国文学史和盐城的革命斗争史已经记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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