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海霞 刘玉邦

包容性增长视域下的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眭海霞1刘玉邦2

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文梳理了包容性增长核心理念及其特征，从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教育科技等四方面分析了制约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包容性增长为新视角，提出了实现四川民族地区产业均衡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和人力资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及对策。

包容性增长；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引言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将“科学发展观”列为我国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2012年11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共中国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表明，“包容性增长”思想已被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继承，并将影响我国未来的发展。

事实上，包容性增长理念有更重要的现实背景和深厚的历史渊源，它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中逐渐形成和明晰的。原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包容性增长”思想。首先是在2009年11月15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他发表了题为《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其次是在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开幕式上，他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再次强调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另一次是在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他提倡将包容性增长写入“十二五”规划，认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可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由此表明我国开始进入以“包容性增长”理念指导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经济增长是实现人类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但是，经济增长需要环境、资源等来支撑。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面临着我国经济在长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所带来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同时区域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面临的困境更为严重。基于上述认识，以包容性增长的新视角为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把好脉，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尽快摆脱资源依赖，走出生态资源过度消耗的怪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发展多赢的局面，以均衡、协调、包容性、可持续性的方式实现根本性跨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及特征

目前，各研究机构和学者们对“包容性增长”的概念界定，观点不尽相同。亚洲开发银行对“包容性增长”界定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即贫困人口应享有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参与经济增长并做出贡献，而在分享增长成果时不会面临权利缺失、体制障碍和社会歧视。[1]世界银行对“包容性增长”界定为最好的减贫政策需要建立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公平政策割裂开来。[2]林毅夫等则把“包容性增长”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即机会平等与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要通过经济增长实现就业机会和其他发展机会的增加，同时又要通过减少和消除机会的不平等来实现社会的公平。[3]

尽管，各研究机构和学者们对“包容性增长”关注的对象和内容各有侧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诠释。但综上看，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经济增长。通过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让民众等能多参与生产和创造的机会；(2)权利获得。通过革除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让民众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3)机会平等。通过让更多的人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及群体差距等，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4)福利普惠。倡导民生为本的价值导向，根本目的是改善和增进民众的福利水平，最终的价值指向是提升民众的实质性自由。[4]

三、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

四川是个多民族的省份，除了汉族以外还有彝、藏、羌、土家等少数民族，民族自治地方主要包括阿坝、甘孜和凉山三个自治州以及峨边、马边以及北川三个自治县，简称“三州三县”。总面积为30.49万平方千米，占四川全省面积的62%，人口639.71万，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我国的西南地区乃至整个西部都有重大的影响。

制约四川民族地区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在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比重较大，但基础薄弱；第二产业比重过低，“三州三县”第二产业的比重仅占全省的6.49%，缺乏高新技术产业，产业素质过低；第三产业增长缓慢，由于缺乏工业化发展的支持，显得后劲不足。二是生态环境恶劣。四川民族地区大多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生态脆弱的高原和高山峡谷，地势险峻，山高破陡，这些地区或植被破坏严重，或干旱缺水，或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另外，民族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较低，长期以来形成了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生产模式，使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5]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各级财政比较困难，基本上是吃财政饭，“三州三县”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仅占全省的6.43%，所以各级政府很难拿出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缺乏灵活的融资渠道，从而使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普遍较差，城镇街道狭窄，交通不便，水电供应紧张，市政服务、环境保护设施不健全，居民居住设施普遍较差，以2012年为例，“三州三县”公路货运周转量、公路客运周转量、固定电话用户及移动电话用户分别仅占全省的7.62%、10.49%、4.74%和8.23%。四是教育科技水平落后。民族地区整体人口素质低，青壮年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较高。科技要素资源严重不足，主要科技指标均明显低于其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弱。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导致科技力量薄弱，对技术的应用能力低，直接影响了民族地区经济开发与发展，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表1 2012年“三州三县”与全省各项主要指标对比表

资料来源：根据2011年《四川统计年鉴》整理。

四、四川民族地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路径及对策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指导下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是包容性增长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升华，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准则。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加快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对四川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四川民族地区与内地和沿海经济发展的差距，其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差距。四川民族地区迫切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按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对其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找出适合本地区情况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使区域经济走上快速良性发展之路。[6]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观，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对于四川民族地区这个经济欠发达的区域，就更应该将可持续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积极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结构调整，实现区域经济布局合理化，努力探索适合四川民族地区区情的经济增长方式。三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增长模式。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以人的自由发展和福利改善为出发点，以生存自由、社会自由和精神自由为侧重点来设计发展的思路和实现路径，把经济增长的终极关怀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四川民族地区在发展中不仅要重视物的增长，更应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提高人的生活福利以及维护人的发展权利等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

(二)包容性增长对四川民族地区产业均衡发展的调整

产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就是说，产业均衡发展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产业均衡发展通过把社会各阶层纳入到经济发展进程进而使其分享发展成果，实现包容性增长，而不仅仅是向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的类似收入再分配。要提高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必须确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并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一是坚持以农牧业为基础的产业发展方针。首先进一步完善和稳定国家在农牧区的发展政策，充分调动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推进农牧区的市场化进程，将农牧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经营机制。其次实施农业规模化经营，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按“区域化、规模化、特色化”的原则，建立相对集中的生产耕作模式，以产生规模效益，为民族地区农牧业产业化奠定基础。二是加强工业经济的发展，合理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首先，要调整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集约型经济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普遍趋势，它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企业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四川民族地区实现工业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经之路。其次，要摈弃过去那种“大而全”“小而全”的工业发展思路，要站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高度和国内产业布局的高度重新审视四川民族地区的工业结构调整。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重点地发展一批工业项目，打造民族地区的拳头项目和品牌产品，大力发展有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工业项目。三是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产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通过提供行、住、食、游、娱、购等多种服务，带动第三产业，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旅游业以及它所带动的第三产业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在民族地区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是该地区产业机构调整和升级的必由之路。

(三)包容性增长对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促进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但长期以来的政绩考核体制，只注重GDP,却忽视了经济增长中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生产模式，使得四川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严峻。面对环境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峻形势，应以包容性增长理念为指导，实现环境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并进。一是把绿色GDP作为政绩考核指标，促进经济和环境和谐发展。传统的GDP没有考虑环境污染成本，并且把资源环境看作是无限的，可以随意索取的，没有意识到资源的可耗性和稀缺性，而把绿色GDP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可以促进地方官员更加重视环保工作，更加注重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挥，为环境和经济双赢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二是加大环保投资力度，推行有利于环保的经济政策。加大对污染防治、环境科技、环保监管等的资金投入，把环保投资列为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内容。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提高环境保护的参与积极性。对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给予税收、土地、资源价格优惠等优惠政策。三是坚持环境污染防治结合，重点抓好工业污染防治。四川民族地区传统高污染工业仍是工业主体，工业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治理中，应重点抓好工业污染防治，坚持防治结合的治理方式。坚决执行各种环保法律法规，在追求削减排污总量，遏制水污染恶化的基础上，鼓励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完善政府环境目标，并细化环保责任，把环保责任落实到企业、单位甚至个人，对监管者和污染者两方面进行明确的责任约束。

(四)包容性增长对四川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建设的推动

人才资源开发建设，是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加速器。实现四川民族地区包容性增长，必须优先开发人力资源，进而提升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提升不仅仅对于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会有明显的推动力，其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坚持发展教育，这是人力资本开发的基础和主要途径。首先应加强基础教育，改善办学条件，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其次应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培养多层次的农业、工业技术人才，提高农民和产业工人的总体素质，优化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第三要大力发展民族高等职业教育，提升整体办学质量，锻造高等职业教育的良好品牌，培养大批高素质的职业人才，以满足民族地区建设对大量行业技术工人的需求。二是完善政策和优化环境，这是人力资本建设的基础保障。通过政策导向，营造良好的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环境；努力强化政策倾斜力度，通过优惠政策和良好的用人环境，将人才引导向民族地区，解决人才配置的区域失衡、城乡失衡和产业失衡问题；抓好培养、吸引、留住、用好人才四个环节，努力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集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促进人才加速向民族地区集聚，使民族地区既能够培养技术人才，同时也能够吸引外地高素质人才，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新思想、新技术。因此，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建设，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真正实现包容性增长。

五、结语

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面临着长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所带来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因此，以包容性增长的新视角为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把好脉，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四川民族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理念就是经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文明，最终目标是实现富民强区。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要素：让更多的人享受增长成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均衡，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重视社会稳定等。包容性增长意味着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由速度型向效益型增长转变，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增长转变，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增长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由忽略环境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这些转变理念都为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战略导向。

[1][2]高友才 等著.中原经济区包容性增长路径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7.

[3]林毅夫,庄巨忠 等著.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132.

[4]杨英杰 等著.包容性增长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改变[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7.

[5]高新才，陶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思考[J].西藏大学学报，2011，26(1)：20.

[6]李勇.四川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47.

2014-09-08

西部交通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基于经济包容性增长测评的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研究”(XJQ005)。

1.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四川 成都，610072;2.成都理工大学科技处，四川 成都，610051

眭海霞(1979- )，女，山西昔阳人，经济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刘玉邦(1969- )，男，河北衡水人，副编审，博士，研究方向：水资源经济。

F127

A

1008-8091(2014)04-008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