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结构与特征解析

2014-09-04齐超

体育科研 2014年2期

齐超

0 引言

作为一种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的特有形式，体育活动的产生、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传统体育中的“养生”意指人的生命体在自然和社会的大环境中保持平衡和适应[1]。道家的“天人合一”说，更进一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太极拳所倡导的“天人协调”、“阴阳之道”等理念，以及三国时名医华佗模仿动物运动创编的五禽戏等养生活动套路，都体现了体育活动中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可谓朴素体育生态思想的萌芽。

我国现代体育生态领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最初的研究焦点集中在体育生态环境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生态学理论的不断成熟，我国的体育生态研究迅速发展，科研成果大量涌现，研究范围也扩展到体育生态结构的探讨、体育系统功能及体育生态平衡等方面。其中，体育生态平衡的研究主要涉及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之间的发展问题，以及东部与西部、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问题。

在我国，广大的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结合了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与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发展而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既包括与体育活动相关的竞赛程序、器材制作、比赛规则等身体运动内容，又蕴含体现各民族社会特征、经济生活、宗教仪式、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观[2]。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是民族传统体育保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由于长期的破坏性开发，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地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严重。如今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所依赖的原生态性和自然性正在现代工业文明的侵蚀下逐渐消失，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和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本研究将借鉴体育生态系统的观点，从主体、要素、层次3个维度分析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结构，探讨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独特性与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实现该系统的开放有序发展。

1 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内涵

生态系统（ecosystem）是生态学领域中一个主要结构和功能单位，由英国生态学家Tansley于1935年首先提出，指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在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群落与其无机环境之间，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而相互作用的一个统一整体[3]。借鉴生态学的定义，有学者将体育生态系统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人类开展的所有体育运动与其环境组成的一个整体，各要素间借助能量流动、物质流动、信息传递和价值流动，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形成具有自调节功能的人工复合体[4]。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则可被视为在特定区域（如少数民族聚居区）、由特定对象（如少数民族群众）发明并开展的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体育活动与自然、社会环境组成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体育生态系统。为了深入理解民族传统体育系统的结构，必须首先明确该系统的主体、要素和层次。

1.1 主体1

根据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内涵的理解，借鉴一般生态系统的自然成分划分与经济社会系统的主体归类，可将体育生态系统的基本成分概括为三大生态功能类群：体育生产者、体育消费者、体育组织者[5]。广义上的体育生产者，包括社会中一切以不同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体育产品生产的人、企事业单位、团体等。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中的体育生产者，主要指那些发明创造民族特色体育活动并将其代代相传的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他们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最初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体育消费者按照消费形式的不同，包括体育服务的消费者、体育用品消费者和体育运动消费者。体育产品本身具有的生产和消费即时性，使得这3种体育消费形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叠。在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发展的初级阶段，民族特色体育活动是为了满足少数民族地区人们放松身心、农闲娱乐、节日庆祝、表达情感等功能而产生的。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群众本身同时扮演着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族特色文化的广泛传播，现代形式的体育旅游、民俗旅游、乡村旅游等活动的蓬勃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消费者群体开始呈现扩大化、多民族化和跨地域化的趋势。区别于人们自发的体育活动形式，在社会环境中，体育组织者承担着组织、联络、宣传、中介、服务、规则制定等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最初表现为少数民族群众自发组织的群众性集会。为了更好地发挥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品牌集聚效应、扩大民族特色文化的影响力、培育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深入挖掘，已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有力的组织者和推动者，4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保护、展示与传播提供了更宽广的平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生产者、消费者和组织者是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中基本的结构功能要素。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环境、改善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生存的文化空间、保障民族传统体育生产者的权益是系统成立的基础；传播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增加民族传统体育消费者是维系系统运行的必要条件；政府大力支持和推动下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和创新成为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生产和消费转换与循环的媒介与催化剂。三者之间相互影响、互相依存，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主体，并贯穿于系统运行的各个环节。

1.2 要素2

按照系统的关联性和层次性特征，以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划分，可将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解构为民族传统体育要素、自然环境要素、社会经济要素和人文要素4项基本要素单元。其中，民族传统体育要素是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区别于其他一般意义的体育生态系统的核心特征。现代体育以奥运会的复兴为标志，竞技体育已成为当代世界体育文化主流的体育方式。竞技体育追求形式上的健与力，强调理念上的勇与刚。“健、力、勇、刚”的古希腊体育精神已逐步演化为“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民族传统体育则是各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带有显著民俗特点，以健身、防身、娱乐为主要目的身体锻炼活动。从历史溯源上看，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往往以其悠远的年代、动人的传说、瑰丽的色彩和独特的情趣反映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文化特点、道德风尚和宗教信仰，表现了各民族政治、文化、生活的历史演变。从内容上看，多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起源于人们征服自然、获取生存条件的特殊生产与生活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地域性、民俗性与特殊的惊险性、精彩性[6]。与现代竞技体育的力量、刚强和竞争性相比，民族传统体育在形式上更加注重柔、雅、友善、平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多配以舒缓、优美或活泼、欢快的音乐，动作大多简单易学，老少咸宜，在娱乐身心、强身健体的同时，注重展现人体之美与表达情感，体现对自然和生命价值的敬畏、尊重和赞美，追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团结、和谐与宁静。

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源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具有的自然与社会二重性。其自然属性表现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本身来源于模仿动物的奔跑、跳跃、游泳、攀爬等动作，受制于人类的身体结构，同样受到自然生理规律的制约；社会属性表现在受到地域性和民族特征影响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大多反映了某一时期某个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带有深刻的历史痕迹和时代特色。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二重性则表现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得以实现的外部环境条件，即自然环境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

首先，特定的自然环境和进化因素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特异性。如赛龙舟活动决不会起源并流行于山区，因为那里没有其所需的自然环境，它只能起于水乡；赛马活动不会起于海滨，因为海滨沙滩地貌难以跑马，它只能起源并流行于平原或草原等适合骏马奔驰的原野。而罗布泊沙漠无人区、西伯利亚冻土带等缺乏人的主体生存条件的恶劣自然生态环境，就无法构成任何体育生态系统。因此，自然环境要素是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其次，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社会属性也与体育活动本身的社会属性相伴相生。研究表明，处于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其体育人口的比例越大，从事体育的时间越长，体育消费量也越大[7]。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开展的区域多为中西部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产业，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很多青壮年选择外出打工以补贴家用，青少年对本民族一些技艺较难的传统体育项目也逐渐失去了学习兴趣。除了农耕期和放牧期以外，大部分传统体育项目只有在民族传统节日和宗教节日的时候，在族中老者的组织及参与下才能一见。居住范围大、居住相对分散以及民族传统体育的大多数竞技项目和高难度技艺项目对场地和器材的较高要求，也减少了民众接触和参加传统体育活动的机会。此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迁移到城镇生活的少数民族群众开始逐渐适应生活节奏加快、活动空间减小、充斥着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生活，学习利用现代化的体育健身设施，接受现代城市教育，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进一步限制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这些城市新移民中的开展和传承。因此，社会经济要素是制约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向更成熟阶段演化并影响其价值变迁的关键因素。图1显示了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二重性对系统的主体及要素间的影响和反馈作用。

如图1所示，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二重性，即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得以实现的外部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属性和社会经济环境属性共同构成系统的环境要素。体育生产者、体育消费者和体育组织者三大主体成分是系统的能动性核心，以体育活动为手段对诸环境要素施加影响（见图1实心箭头），并根据所得到的信息反馈对自身主体行为进行修正（见图1空心箭头）。环境要素之间则通过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见图1实线箭头）、输出（见图1虚线箭头）相互联结。社会环境从自然生态环境获取生态产品、满足生态需求，同时向其输出生活污染。经济环境从自然生态环境获得资源供给，并输出生产污染。社会环境为经济环境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同时从后者获得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消费品。

图1 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二重性Figure1 Duality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Ecological System

除了上述物质产品的输入和输出以外，精神生产也是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一项重要功能。人文要素成为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长期的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和培养中形成的人们的生态价值观、人生态度、伦理道德等，突出反映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观和生活情趣。比如维吾尔族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多文化融合涌现出众多经典的古典文学和艺术作品。在维吾尔族传统体育项目中除了“十二木卡姆”、“刀郎舞”和“达瓦孜”等宝贵的民族艺术文化精品以外，还有摔跤、赛马、斗鸡、斗狗、斗羊等[8]。悠久的历史和牧业生产生活，造就了柯尔克孜族人豪放爽朗的性格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除了民歌、诗歌、音乐以外，柯尔克孜族的传统体育项目有套马、柯尔克孜族叼羊、马上角力、赶羊头、公牛拉套、木马舞、飞马射物、跨驼比武等。塔吉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过着半定居半游牧的生活。其民风纯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古风至今犹存[9]。塔吉克人习惯将英雄人物比喻为雄鹰，他们的传统体育项目“鹰舞”姿势健美，风格淳朴，也反映了其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塔吉克族的传统体育项目还有马球、跑马射箭、赛牦牛、角力、牦牛叼羊、骑马叼羊、速度赛马等。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偏重于体力竞赛的，推崇坚毅强壮，具有粗犷、豪爽的风格；偏重于技巧竞赛的，推崇优雅、柔美，具有纤巧轻盈的风格。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健身娱乐性赋予了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以强大的生命力和积极的人文精神，既锻炼身体、增强智力，磨练人们的意志品质，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高尚情操，又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理念。

1.3 层次3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核心内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强身健体、娱乐身心以及少数民族表达情感的功能，也是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基础功能。因此，我们将体育活动要素称为系统结构中的核心层。

作为核心层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通过人的主体行为，与其所处的外部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实现对自然环境的重塑，以及对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性。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一方面通过体育体现社会对个体的人性认同或人文关怀，反映个体的人文背景和特殊需求；另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群体性赋予其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由于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经济环境要素在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通过核心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与外界环境的交互实现的，我们称之为系统结构中的交换层。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贯彻执行，体现了现代体育生态价值观，构建了一种生态体育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思维的树立，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思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民族传统体育的教育和传承。站在国际视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还代表了民族文化的传播、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2003年6月法国首届中国龙舟赛的成功举办，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国际化功能给出了有力的诠释。这些由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与环境的交互影响而延伸产生的人文要素，我们称之为系统结构的外延层。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结构图（见图2）。

2 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动态有序及演化特征

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是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相关的人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复杂系统结构，也是人类对自然环境适应、加工、改造而建造起来的人工生态系统。与一般的体育生态系统类似，在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也存在着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10]。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包括资金的注入、场地设施与装备的供给等。信息流包含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技术、理论、情报，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等。能量流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两方面，有形的能量流包括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凝聚度、活力和层级，民族传统体育人力的充沛度等。无形的能量流包括地方政府和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定位和认知，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特定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的贡献等。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共同组成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的功能性循环。

在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功能性循环中，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与输出需要保持平衡互动，各种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要素之间通过自然或人为的反馈调节达到动态平衡状态。各要素的协调发展以及系统功能性循环的渠道畅通和整体有序，是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随着民族传统体育人口的变化、系统环境的变更、现代竞技体育手段的发展、体育科技水平的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生态系统将在动态平衡中逐步走向结构复杂化和功能的更高阶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