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丽雅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一部反映明末南明灭亡的历史戏剧，其中塑造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形象，而杨龙友这一人物形象具有很突出的双面性。所谓“双面性”，就是杨龙友因为其左右逢源、圆滑世故的性格特点，使得他在整个戏剧中，没有固定的立场，在不同时候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因为《桃花扇》明显塑造了对立的两大阵营，而杨龙友就是二者中的斡旋之人，他既是一方的好人，又是对立方的恩人，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人物形象正体现了他的双面性。

1. 杨龙友形象的双面性在 《桃花扇》中的具体体现

孔尚任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着高超的艺术才能，因此《桃花扇》中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人物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李香君的坚贞不屈、不畏强权，史可法的耿耿忠心、民族气节，侯方域的满腹才情却无所事事，阮大铖的心胸狭窄、奸邪无耻等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正如时人刘中柱所言：“一部传奇，描写五十年前遗事，君臣将相，儿女朋友，无不人人活现，遂成天地间最有关系之文章，往昔之汤临川，近今之李笠翁，皆非敌手”[1]。这里，刘中柱认为孔尚任与汤显祖、李渔相比，在人物塑造上更胜一筹。在这一群鲜活的人物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杨龙友，他的双面性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1.1 杨龙友形象的双面性体现在情节发展中

《桃花扇》是通过李香君与侯方域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展开的，在男女主角的相识、定情、分别等情节中，杨龙友的双面性都得到了体现。首先，戏剧第二出，借李贞丽之口介绍了杨龙友的身份——马士英的妹夫、阮大铖的盟弟，并点明杨龙友要替李香君招客梳栊。接下来第四出，阮大铖提议，出资为侯方域梳栊李香君。由此，杨龙友成功地拉拢了阮大铖和复社文人的关系，又缔结了男女主人公的良缘。在男女主角的相遇，故事情节的展开中，都体现出了杨龙友的双面性。后来，出主意让侯朝宗代父修书给左良玉的是杨龙友，劝其舍弃香君，逃离金陵，投奔史可法的也是杨龙友。所以不得不说，杨龙友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相爱的恩人，但是在接下来男女分离的过程中，更能见出杨龙友的两面三刀。

随着剧情的发展，杨龙友的双面性还体现在了男女主人公的分离过程中。在《拒媒》一出里，杨龙友再一次热心地将香君介绍给了田仰，认为这全是为香君考虑、打算，再一次成为了香君命运的引导者。当杨龙友得知马士英命令手下前去强娶香君时，又一次充当好人，即刻来到媚香楼，见机相劝，没想到香君倒地撞头晕卧，把花容碰个稀烂，最后又造成了李贞丽替香君从良的结局。不仅如此，剧中最重要的爱情信物也是由杨龙友一手绘制，那就是用香君的血点染的“桃花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杨龙友在剧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杨龙友还对侯朝宗进行了劝解，让她放弃香君。在《题画》一出中，说到“此处无可留恋，倒是别寻佳丽罢”[2]。不仅如此，他又劝侯朝宗早日离开，不可久留，由此才有了后来的被捕入狱，再次错过了与香君的相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侯方域与李香君受到了杨龙友的帮助，结为连理，但又是听从了他的建议，不得不从此分离，还是因为他的“好心”相劝，造成了香君的入宫，侯方域的入狱，致使一对恋人始终没能再在一起。所以说，杨龙友总是摇摆不定、没有坚定立场，总是喜欢以好心为出发点办成坏事，就在整部剧的情节发展中表现出了其人物形象的双面性。

1.2 杨龙友的双面性体现在正反双方人物的矛盾对立中

杨龙友的双重身份导致了他的双面性，开篇介绍了他是马士英的妹夫、阮大铖的盟弟，但是他又与复社文人、东林党人有密切的来往，于是双方之间的信息因他而得以传递，中间的矛盾也由他周旋。不仅如此，他一方面是金陵的名士，与画家蓝瑛成为朋友，一方面又是名妓李贞丽的旧好，李香君的知己，就连李贞丽自己也说“杨老爷从来疼俺母子”。所以，杨龙友又是连接名士与风尘女子的桥梁，这也是他得以将香君介绍给侯朝宗的原因。

出资资助侯方域梳拢香君，是帮助阮大铖拉拢侯方域等复社文人所出的妙计，这里第一次将矛盾双方联系了起来。杨龙友一手导演的“修札”，成为了阮大铖打击报复侯方域的把柄，使矛盾开始滋长。接下来杨龙友劝侯方域投奔史可法，使矛盾又得到了暂时的缓解。杨龙友再一次见到侯方域，是在媚香楼，他再一次劝其离开，最后导致侯方域被捕入狱。杨龙友将香君介绍给田仰，香君不从，导致马士英强娶，这里是香君与阮大铖一派的矛盾冲突，但最终因杨龙友建议，由李贞丽代替，得以缓解。但是接下来香君入宫学戏，当众骂筵，使矛盾再也无法缓和，导致了激烈的正面交锋。这场交锋的收场，还是得力于杨龙友。

上述人物的矛盾对立，最终是由于国破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而终结的，这也正印证了作者孔尚任“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目的。在戏剧整个矛盾冲突过程中，杨龙友的形象得到了全面的展现，他的机巧灵变、八面玲珑被表现出来，成为不可或缺的中间人，同时他的双面性对情节的发展、矛盾的冲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 杨龙友双面性形象所产生的意义

孔尚任笔下的人物形象并非仅仅呈现出单一的一面，相反有了更多的性格特征。比如侯方域风流倜傥，关心国事，却有几分纨绔习气和软弱动摇。左良玉对大明忠心耿耿，但又骄矜跋扈，不顾大局[3]。相对来说，这种性格的丰富性，在杨龙友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是对以往脸谱化人物塑造的突破。

王国维提出：中国戏曲是集歌舞、念白和动作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最开始时采取艺人口耳相传的方法一脉相承，后来剧本的出现，使戏曲演出日趋规范化[4]。不仅如此，戏剧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传递剧作者内在情志的代言人，他们要求戏剧人物强烈地凝聚剧作家的感性情感和理性褒贬，由此，戏剧人物在自身的表现形态上也便更多地趋于“类型化”[5]。所以，在戏剧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可以很直接地归纳出某些著名人物的特点，比如窦娥的坚贞，屠岸贾的残暴，杜丽娘的痴情，赵五娘的善良等等。其实不仅是戏剧，中国古代其他的文学样式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也同样存在单一化、脸谱化现象。所以，鲁迅在读《三国演义》之后才有了那番著名的言论“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慨，时时如见矣”[6]。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在塑造艺术形象时，为了突出人物的某一特征，总抓住这一特征进行淋漓尽致地表现，长久以来使人物形象过于单一，少于变化，不利于人物的现实性反映。

但是在孔尚任的笔下，杨龙友具有了性格的变化，但又恰到好处，没有盖过主角的风头。随着剧情的发展，杨龙友的性格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在《修札》一出中，当杨龙友得知左良玉领兵东下，就食南京之后，即刻寻侯兄计议，于是劝其替父修书。这里能够感受得到他当时对于此事的紧迫感，这时的杨龙友对国家大事是相当关心的。可是在《辞院》一出中，他却说“事体重大，我们废员闲宦，立不得主意，身到就是了”[7]，看来杨龙友对于国事已经不那么关心了。在《拜坛》一出中，杨龙友和马士英唱的是 “哭什么旧主升遐，告了个游春假”[8]，明明是崇祯皇帝的忌辰，老赞礼和史可法这些忠臣义士都伤心不已，但是杨龙友这里却只当是出外野游。直到最后国难当头，看大事不妙，于是马上回到媚香楼，收拾行李准备回乡。杨龙友从一个关心国事的积极主动者，变为了只顾自己、把国事当儿戏的闲散者，这一变化是由于国家岌岌可危，使杨龙友不得不关心小我处境造成的。

在对待香君的态度上，同样也有了前后的变化。从刚一开始为香君取号，后来好心帮侯方域梳栊，接着又将香君介绍给田仰，在香君血洒宫扇时，又怜惜地为其点染桃花扇，最后还介绍其入宫。从出发点来看，杨龙友一直以来都是真心对香君的，对香君的才色也是十分欣赏的。可是在面对国破家亡，准备逃离金陵的时候，一番绝情的话又是出于他之口：“如此大乱，父子亦不相顾的。这情形紧迫，各人自裁，谁能携带。”[9]这里的情感变化更能体现杨龙友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大难临头全不顾，只管个人保命了。因此，在人物性格的变化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个较为真实的杨龙友艺术形象，他不是一味地爱国，也不是一味地自私，他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在国难这一大背景中发生的，所以他的形象更为真实，接近于现实生活，打破了以往单一化、脸谱化的描写手法。

杨龙友的双面性不仅是对单一人格塑造的突破，而且对后世的人物描写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接下的一篇巨作《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到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红楼梦》中人物形象“无一不善，无一不恶”，是在创作方法上的又一大进步[10]。 从此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接近于现实。

3. 《桃花扇》作者塑造杨龙友双面形象的原因

3.1 杨龙友形象是对历史原型的再塑造，受到了作者创作意图和社会背景的影响

尽管作者孔尚任希望打造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戏剧，但是并不能将《桃花扇》看成一本真正的历史教科书，所以当中有许多情节都是作者虚构的，而非真实。杨龙友这一形象就有了不少虚构的成分，但是这些虚构的情节正好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历史中的杨龙友是金陵名士，善于诗书画，其中绘画技能高超，他还喜于结交名士，无论是显贵之辈，还是穷困潦倒之徒。为阮大铖出主意，让侯方域梳栊李香君的人其实是王将军。在侯方域的《李姬传》中就有证据说明：

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111

不仅如此，在侯方域的一封《与阮光禄书》中，也提到了阮大铖收买复社士人阴谋的具体执行人，依然是王将军。关于田仰娶李香君的事，任何记载都找不到杨龙友参与此事的证据。其实在史料记载里的杨龙友，是一个正面的形象，特别是他临危受命，最终为国捐躯，是一个名族英雄。现代学者叶嘉莹在讲到吴伟业词中一句“故人慷慨多奇节”时也提到说，“他的朋友抗清死难的，像陈子龙、杨文聪”[12]，可见，历史中的杨龙友是一个真正的正面人物。可是在《桃花扇》中，作者一方面淡化了他的才艺、名望，另一方面还将其他人的行为赋予了他，使杨龙友从一个正面的士子形象，变成了八面玲珑、两边讨好的具有双面性的人物，而这一人物，也成为中国古典戏曲中最活灵活现的一个典型的两面派。

关于作者将杨龙友塑造成为双面人物的说法不一，首先以王季思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孔尚任将王将军改为杨龙友，主要是为了“集中人物，减少头绪”。还有人认为，作者将杨龙友塑造成两面派，主要是为了讽刺那些明末清初的士大夫，因为当时不少名士都做了清朝的大官，他们远比不上娼妓们的忠贞爱国，不慕权势。所以故意抹黑杨龙友，是为其写作目的服务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受到了文字狱的影响，从而回避政治敏感问题。《桃花扇》中的史可法也是受这一因素影响，因此并没有得到作者的大幅描写，并且也故意隐去扬州守战的场面，避免了叙述清朝过错的事实。所以，杨龙友因抗清而壮烈牺牲被改编成了弃官逃走，是受到了作者创作意图和当时社会背景影响的。

3.2 杨龙友形象的双面性受到了“对称”这一审美理想的影响

中国古典剧论的美学理想大体上表现为三个观念：在社会内涵上求言情与教化的统一，即真与善的统一；在表现形式上求“和”；在欣赏趣味上求“雅”[13]。 其中，这里的“和”就是和谐的意思，它是一种稳定、平和的形态，表现为“中和”、“综合”以及“对称”。 而《桃花扇》中对于“和”这一审美理想的追求，突出表现在了“对称”这一特点上。

“对称”在之前的高明《琵琶记》中就有表现，全剧以蔡伯喈、赵五娘两条不同的主线展开，在叙述顺序和语言使用方面都兼顾双方的人物特征，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对称性。所以到了孔尚任的《桃花扇》，这一特点就更加突出了，那么完成这一任务的人那就杨龙友。在《桃花扇》的《纲领跋》中有：

色者，离合之象也。男有其俦，女有其伍，以左右别之……君子为朋，小人为党，以奇偶计之，而两部之毫发无差。……名曰传奇，实一阴一阳为道矣。[14]

从中可以知道，作者认为君子与小人、男人与女人都是互相对称的，而老赞礼是站在故事之外的评说人物，杨龙友则是整个人物关系之中的对称点。以侯方域等为代表的复社君子与阮大铖、马士英为首的小人之徒，因有了杨龙友的活动形成了对称，以李香君、李贞丽为代表的女性与侯方域、田仰等男性，因有了杨龙友的热情介绍，也形成了对称。在故事情节上，李香君在家守志，被选入宫等一连串的遭遇为对称的一面，侯方域在外，遭遇兵变，被捕入狱等为对称的另一面，这种描写形式显然是受到了《琵琶记》的影响。孔尚任的《桃花扇》集中地、理论化地表现了传奇艺术对称的美学意识，同时也使人在历史悲剧面前不是痛心疾首，而是归于苍凉、惆怅和具历史感的较为平和的心境[15]。

综上所述，《桃花扇》中杨龙友形象，他的双面性不仅表现在情节发展上，还表现在了矛盾人物的对立关系中。杨龙友丰满的艺术形象打破了以往脸谱化的描写手法，对后世小说塑造人物有着深刻的影响。最后，历史上杨龙友单一的人物原型变成了《桃花扇》中的双面人物，是作者受到了社会背景和“对称”这一审美追求的影响。总之，《桃花扇》通过杨龙友，将纷繁的史实巧妙地贯穿、组织起来，纳入到一个对称的格局中去，这正显示了传奇结构对称性的传统的稳固性，所以说，杨龙友是《桃花扇》中不可或缺的中间人物。

[1]索俊才.中国古典戏曲名著释评[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364.

[2][7][8][9]孔尚任.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86，82，213，235-236.

[3]李玲珑.中国戏剧[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203.

[4]王国维撰,马美信疏证.宋元戏曲史疏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6.

[5][13][14][15]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86，267，309，312.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11-112.

[10]翁敏华.桃花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57.

[11]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29.

[12]叶嘉莹.清代名家词选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