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霖 于伟峰 孙兵兵

（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保持自身的纯洁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实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保持党的纯洁性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具备内在联系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保持党的纯洁性的相关思想。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前提下，围绕在新形势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行了新实践，提出了新观点、新思路，形成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邓小平保持党的纯洁性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制度上和反腐倡廉方面对保持党的纯洁性进行了伟大探索，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新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支撑。

1. 邓小平在思想上对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历史贡献

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灵魂和基础，为党的其他建设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邓小平积极同党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为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能力、保持党的纯洁性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

“文革”刚刚结束，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党的指导思想尚未拨乱反正，尤其是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并不能做到客观、公正。一部分人对毛泽东思想存在迷信心理，两个“凡是”思想叫嚣尘上；另外一部分人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看成毛泽东的全部，贬低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甚至开始怀疑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同时也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所以，不仅今天，而且以后，我们都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后，邓小平首先治理的就是思想上的混乱局面，通过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批判和真理问题大讨论对思想问题进行了肃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第一次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丰富了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在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工作基本完成，全党上下在解放思想中统一了思想，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获得了团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续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化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并对其基本内容进行了概括，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路线”[1]。他还强调，要坚持这一思想路线，就要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坚决抵制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等不良思想，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警告全党：“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1]。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我们面临着重大转折的机遇和考验，如何转变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模式，将注意力转至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上来，成为党面临的巨大考验。中共十三大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指出，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

2. 邓小平在作风上对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贡献

党的作风体现在每个党员在思想、政治、组织和生活等各个方面的行事态度和准则上。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对保证党的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面对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风建设的新要求和新挑战，邓小平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1]，以党风的纯洁性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净化。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保持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形成的的优良传统作风，他指出这些优良传统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更是我们党攻坚克难、不断取得胜利的锋利武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他告诫广大党员，“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成员来说，不是比过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3]，然而历史证明，党群关系与党的事业的成败有着密切关系。要保证党的事业成功，就要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成果斐然，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升，在这一形势下，还要不要坚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邓小平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2]，“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2]。

3. 邓小平在组织上对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广大党员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干部管理方法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一个党在人才任用和管理上的态度。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邓小平指出，在干部管理上，我们党不能懈怠，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党管干部原则是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保证。邓小平指出：“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得到坚持和贯彻执行的问题”[2]。他强调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党要管干部，只有保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手中，党的建设事业才不会停顿和荒废。198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通知》指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并对党管干部原则的内容和路径进行了具体阐释，为党的干部管理和组织建设提供了理论向导和实践指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干部管理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逐步确立了指导干部选拔、任用及考核的“四化”方针，提高了干部任用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和工作效率，保证了党内民主，逐步实现了干部人事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目标。

党组织的纪律性是其纯洁性的重要保证，是其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执行的前提，是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邓小平特别重视党的纪律，多次强调要严肃党纪，他强调：“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3]。邓小平将党员的思想境界视为关乎党的纪律性的重大问题，他多次指出，党要有铁的纪律，“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 纪 律 ”[4]。

4. 邓小平在制度上对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贡献

健全的制度和机制是党风建设的重要保证，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存在，一部分是因为制度的弊端。制度弊端是党内不纯洁现象的温床，滋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思想和作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党建思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并创造性的提出 “制度建党”学说，即不依靠运动建党而依靠制度建设引领新时期党的建设。邓小平将制度建设提升至关乎党建全局的战略地位，视为关乎党和国家本色存废的重大问题。他指出，彻底解决党内作风问题和防治腐败，“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3]。只有有了健全的制度，全党上下才会有章可循，才能严格地约束和监督党员干部，使权力的行使更加透明、更加公开。1980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系统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原则，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布局，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合理的制度建设布局制定之后，需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度落到实处、发挥作用。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曾一度失灵的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得以重建，党的机构的良性运行获得了更多保障。

民主集中制度建设是党的制度建设的核心和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我们党纯洁性建设的有力保障。民主集中制是规避专政和极端民主的必然诉求。邓小平特别重视民主集中制的建设，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3]。

5. 邓小平在反腐倡廉上对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贡献

腐败是一种极具危害性的社会现象，不仅会使政党的声誉受损，威信力大打折扣，更有甚者，还会使政党的性质和命运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个政党是否能够保持自身的纯洁性以及能否始终维系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乎这个政党人心向背和生死存亡的大事。要保持政党的纯洁性，就必须保证这个政党在任何形式下的清正廉洁，因此，无论何时，反腐败的警钟都应长鸣。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过许多廉政建设的思想，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指出要从严治党，严肃党的纪律，反腐败问题是关乎党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立足于党和国家建设的全局，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腐败问题的不断滋生这一客观实际，以加强党的建设为切入点，对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战略布局，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邓小平认为要抵御腐败的风险，关键在党的内部，因此要保证反腐倡廉工作的时效性和持续性。为此他多次告诫广大党员：“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2]。邓小平强调要杜绝腐败就应该重视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严厉打击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只有这样，党才能经受住来自各方面的考验，成为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中流砥柱。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6，141，278，278，164.

[2]陶永祥，王朝祥.邓小平的实在话[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59，330，331，230，222.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1，271，292，303.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