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2014-08-15王继平崔大权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2期

王继平，崔大权

(湘潭大学历史系，湖南湘潭 411105)

1986 年，被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的晏阳初，在93 岁高龄时重新回到中国，访问了他曾从事平民教育的河北定县和四川成都。晏阳初、平民教育等概念在尘封30 多年后重新被人们认识。晏阳初在成都校友欢迎会上讲话，提到“还有毛主席、毛先生，我讲一点事，你们或者多少有一点兴趣，1922年我提倡全国的识字运动，扫除文盲。第一个地方是在湖南长沙。……我们教一般的劳苦大众——洋车夫和小徒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一个钱没有，只有热忱，这是我们需要的，必不可少的。那时的一百多位义务教员中就有毛先生。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个了不得的人物。那时他就是参加咱们的平民教育运动的一员”［1］。正如晏阳初所言，毛泽东早年就开始致力于教育事业。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饱含平等关怀的平民教育思想更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晏阳初对平民教育的认识、实践存在多样化的差异。二者的比较研究对于丰富平民教育内涵、加深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造国民以图救亡

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是摆在中国人面前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对于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思考与探索国家民族的出路，寻求民族自强之道更是他们的使命。所以近代以降的各种重大活动，包括洋务新政、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都涂抹上了浓重的救亡图存的色彩。五四运动后盛行一时的平民教育思想乃至于20 世纪20 年代兴起的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等都是这种救亡图存心态下的产物。在多次救亡运动无果的情况下，知识界不得不对救亡方式进行反思。晏阳初、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代表。

晏阳初(1890—1990)，出生于四川巴中，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主要从事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晏小时即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虽然读的古书有限，但是文化影响是无形的，正如晏阳初在《九十自述》中所说:“要经过一二十年，我才发现它的存在和意义。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2］259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铭刻在他心中，形成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核心。在西学堂接受新学，接触到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观对晏阳初的人生观也影响深远。更为直观的是“一战”期间晏阳初与法国华工的相处，亲眼目睹了华工们的悲惨境遇。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无知识，被英法的军官们视为牛马，鞭打斥骂，无以复加，这些对晏阳初刺激很大。此时的晏阳初认识到20 万华工才真正代表了中国人的现状，并且开始认为“如果华工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根本不会有那种粗鄙的举动，同时定会组织起来，发挥团结力量，用号召罢工等方法，去抵抗一切的侮辱与欺压的”［2］196。与中国社会底层的接触直接促使晏阳初致力于平民教育。

对于毛泽东而言，其平民教育思想起源于他对农村平民生活的真实感悟。虽然毛泽东没有亲历过贫苦农民缺吃少穿的苦难，但是他亲眼目睹了农村的贫穷落后，广大农民忍受的沉重灾难。毛泽东认识到农民之所以受压迫和受剥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愚昧落后和没有文化。毛泽东把中国的落后和人民是否受教育直接联系起来，“要想改变农民的命运，就必须让他们接受教育，让更多的平民接受教育和学习文化，才是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途径”［3］。这种对下层人民的关怀成为毛泽东从事平民教育的直接动因和一生行为的导向。

不管对于毛泽东还是晏阳初，无论其平民教育思想来源于何处，他们倡导平民教育的目的很明确，即为了改造国民实现救亡图存。

由于外部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内部有军阀的连年混战、土豪劣绅横行，中央和地方征收沉重的田赋，20 世纪20 年代的中国经济凋敝，农民困苦不堪。1925 年贵州、湖南等省发生大饥荒，“黔省现有六十县地方发生饥荒，千万人民势必成饿莩，而统计本年农民死于饥荒者，已达三十万人，死于疫疠者也有二十万人。”［4］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统计，不识字的人数占全国人口总数80%以上，也就是说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万两千万不识字，其中6 岁至12 岁的学龄儿童占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余两万万以上为成人。受教育人数如此少，严重影响了国民的素质，阻碍国家发展。

在社会问题和民族危机面前，晏阳初反思:“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经过甲午之战，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经过一次刺激，一般有志之士即想出一个救亡的方法。忽而学东洋，忽而学西洋，但没有把根本认清，所以仍然是束手无策。”通过考察研究，晏阳初认为解决办法是“下大决心，钻进农村深入民间，造就8000 万的农民青年”。值得注意的是，造就这8000 万青年的目的不是为了造就而造就，是“叫他们来担负这民族再造的使命”［2］120。晏阳初多次撰文强调:“吾辈所以努力于平民教育的目的，正为培养国民元气，巩固国家基础。”［2］22对于晏阳初而言，平民教育是一个起点，落脚点在民族救亡。通过平民教育，实现民族再造，最终达到富国强民。

毛泽东推行平民教育，为改变中国社会黑暗状况。当时，“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毛泽东深感阶级压迫之痛苦。他曾在《湘江评论》上呼吁说:“我们是小学教师”，“整天的吃粉条屑”，“横直是奴隶”。少数剥削阶级能够剥削多数平民，原因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写道:“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5］339为了提高平民素质，使其不受愚弄，毛泽东认为必须从普及教育入手，“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5］45在此理念指导下，毛泽东亲自创办工人夜校、补习所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普及教育，“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5］96由此造就的新国民与具有开拓能力的人才担负起改造社会，挽救民族的重任;通过先固本、再强身的方式实现救亡目的。

二、内向超越与外向转型

从表面看，毛泽东与晏阳初都是通过办学校、到农村去、深入群众等方式开展平民教育，而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内向和外向的区别。暂且命名为内向超越与外向转型。晏阳初主张通过逐渐提高平民的自身素质、思想觉悟等造就新国民，以使共和国民名副其实，先“除文盲”，再“作新民”，走的是内向超越的路子;而毛泽东则更着力于把平民教育当成是宣传手段，通过平民教育的思想灌输，改变工农的属性，达到革命旧秩序的目的，寻求的是外向转型的道路。

晏阳初在法国给华工办识字班和华工周报受到启发，积累了平民教育的经验。1920 年，晏阳初回国后，受中华基督教上海首领余日章的聘请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刊发《平民千字课》，并且赴长沙、烟台等地开展平民教育运动。1923 年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任总干事。1924 年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拉开了乡村建设的序幕。晏阳初认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而这些问题的根本是“人的问题”［2］67。针对民族衰老、堕落、涣散，要培养新生命、新人格、新团结。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到农村去，农村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80%，而且“在乡下佬的生活上，还可以看得出多少残存的中华民族的美德”，另外“古来许多英雄豪杰成大功、立大业的，大部分都来自民间”［2］68。所以，在晏阳初看来，平民教育核心应该在农村，农村是基础，必须从基础上做起。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主要的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即“愚、贫、弱、私”。针对这四个主要问题，分别实行四种教育，为了祛除一般人的愚昧，启发智慧，用文艺教育以培养知识力;人的愚昧与贫穷有很大关系，况且愚昧尚能苟延残喘，而贫穷则朝不保夕，所以用生计教育以培养生产力;民众身体虚弱多病，为民族前途之忧，实行卫生教育以培养健强力;同时一般民众自私心重，生活散漫，不能精诚团结，所以用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

从晏阳初主张的“四大教育”即可以看出其平民教育立足于对平民自身素质的提高。晏阳初准备用一个长期的过程来改造国民。对于四大教育，他强调:“学校式之外有社会式及家庭式，其目的在使整个社会尽是教育的环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害。”［2］80晏阳初曾明确提出，对于平民教育而言，不是来得及来不及的问题，而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如果应该，即使来不及也要去做。

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宗旨是“除文盲，作新民”，实现这个宗旨要分两步进行。“除文盲”是在平民教育开创阶段的初级目标，它强调在平民教育的初级阶段对个人的教育。“作新民”是在平民教育具备一定规模后的高级目标，“它强调在平民教育高级阶段对整个社会的教育，也就是以人为本，民族再造的使命。”［6］晏阳初从对平民的文化、生产、卫生、公德等单线和多线交叉的教育中，打造一个个高素质的国民，从而实现富国强民的目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在《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中，晏阳初因此呼吁:“教育与改造，固然是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但必须从基础上做起，万丈高楼平地起，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脚踏实地，集腋成裘。”［2］327

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相比，毛泽东的主张指向性和紧迫性更为明显。早在1914 年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办起了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革命宣传和识字教育。1923 年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的招生制度:一是“只凭学力，不限资格”;二是对“学生不收学费，寄宿者只收膳费”［7］13，这些规定为平民入学打开了通道。但自修大学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从其“入学须知”中可以看到，它对学生入学审查是很严格的。对学生的出身成份、经济状况、知识水平和兴趣爱好都要审查，特别注意他们的人生观和社会政治观，这保证了学生的质量。但是由于自修大学招生要求较高，不能适应一般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的入学要求，毛泽东在自修大学附设了一个“补习班”，公开招生，其课程有国文、数学、历史、英文等科目。自修大学重视讲授知识、提升学生觉悟，并且着力于革命理论的宣传。1922 年毛泽东同自修大学的师生一起筹备了马克思诞辰104 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作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的演讲，其他同志作了《马克思主义问题》《中国革命问题》等演讲。从自修大学的教学方式可知，毛泽东主要把平民教育当成了革命宣传手段，试图在短期内促使工人、青年社会属性的转变，使之成为革命力量。

毛泽东把从事平民教育当成通向工农群众的道路。通过对湖南的调查研究发现，湖南由于工业的不发达，工人数量很少，不论是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员数量都很少，而农民“漫山遍野”都是。据此毛泽东提出，党应该发动农民，以取得革命成功。为了这个目标，毛泽东开始着手进行农民教育运动。1924年9 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决定在湘江学校开办农村师范部，用以培养农村人才，做革命宣传和动员工作。受到晏阳初、陶行知等“到乡村去”的口号影响，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号召青年利用平民教育运动来教育群众。恽代英十分注意利用把平民教育送到农村去的办法，他曾向毛泽东建议:“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3］，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这些都生动体现了毛泽东把平民教育当成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提升平民政治觉悟的工具，通过平民教育，实现农民对于自身身份和地位的外向转型。可以说，毛泽东平民教育的外向转型路子是成功的，它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为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强调的是“四个教育”的综合发展，四者皆不可偏废，而平衡中的根本点是作新民。毛泽东平民教育的倾向性则较为明显，尤其重视生产劳动和实际能力，这种思想贯穿其一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8］毛泽东秉承此种思想，时刻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1958 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草案)》中对各级各类学校实行半农(工)半读有非常明确的指示:“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劳动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9］毛泽东极端重视实际能力，甚至提出如果大学有五年，至少有三年要待在下面。他要求精简课程，教材内容要删繁就简，主张“至于文科，如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语法之类，知道一点即可”，再三提出“要真正学懂只有在实践中”［7］177。可见毛泽东一直把受教育者的劳动水平、实践能力放在首要位置。

对生产劳动能力的高度重视，是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强调平民教育即时性与实效性的一贯作风。他希望尽快提高平民的生产劳动能力，具备改造社会的素质，从而改变平民的属性，从外部推翻旧秩序，换一个新天地。这与晏阳初的逐渐增强平民综合素养，从而实现国家整体上的提高，以求打造新国民、建设新国家的内向路径存在显著的不同。

三、普世价值与政治属性

晏阳初受儒家文化、基督教普世救世说、苦力惨状等影响走上平民教育的道路，并且终其一生坚守在平民教育战线上，践行着他的教育救国、教育救世理念;而不管其宗教信仰、民族、国籍，可以说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具有超然的普世价值。毛泽东深切感受到平民大众的疾苦，并且受到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的平民教育思想影响，成为最早提倡平民教育中的一员。但不久，毛泽东的平民教育思想迅速发生转变，由最初的教育救国转向号召工农、宣传革命，平民教育成为政治手段，其平民教育的主体限制在工农群体，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和排他性。

1943 年纪念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之际，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选晏阳初为“现代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世界十大伟人”之一。对晏阳初的表扬状写道:“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年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的人。他又是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10］这对于晏阳初来说是至高的荣誉，也是对其一生成就最中肯的评价。晏阳初之所以受到一致推崇，主要因为他把平民教育事业推广到整个世界。“一战”期间，在法国为华工开设识字班，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开端，回国后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事业，取得一定成功后，又把平民教育推向全世界，特别是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古巴、菲律宾、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等;比如成立国际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在菲律宾建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等等。

对于晏阳初而言，平民教育是平民本位的。平教运动之所以是平民本位的，是因为“无人不是平民，所以平民无阶级之分，他是包括了人民的各类型。我们可以说都是平民”，即使是那些统治者，自以为达官贵人的也是平民出身，所以晏阳初说“平民教育运动，就是全民的教育运动”［2］248。平教会的目标是开发中国80%以上的“脑矿”，任何阶级、任何职业、任何地区，只要符合情况的，都是平民教育的所属范畴。在普世救世观的指引下，平教会的宗旨也由“除文盲，作新民”发展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平民教育的外延被尽可能地扩大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是为全人类谋福祉，正如里根总统在给晏阳初95 岁寿辰的贺词中所说的“您为人类造福，上帝也会赐福给您”［2］353。

与晏阳初相比，毛泽东的平民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在毛泽东的平民概念里，工农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平民概念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大多数民众不识字，知识分子也没有深入民间。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平民的定位倾向于“民间”。1949 年12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针。会议强调:“加强工农教育的政治意义，它是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必要条件。没有工农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也就没有文化建设的高潮。”［11］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2］由此可知，毛泽东始终把阶级性和政治性放在教育的重要地位，强调教育的主体是工农，教育的主题是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对旧教育改造中，解散了晏阳初等人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接收乡村建设学院等机构，陶行知创办的生活教育社停止活动。在教育问题上强调阶级性、战斗性，提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等，“从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时接纳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拒绝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就可以看出，标准不在大众教育，而在是否实际参加民主运动”［13］。建国初期，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指责靠乞讨兴办义学，为平民教育做出贡献的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道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13］。这就直接说明，毛泽东否定了平民教育的普世价值，取而代之的是赋予其阶级性和政治性的限定。

综上所述，平民教育思想从五四运动后广受关注，并在20 世纪20 年代形成了影响巨大的平民教育运动。“在理论层面上，平民教育与大众教育、普及教育、公民教育等同构;在操作层面上，主要面向农村、难民、贫民等弱势群体;在教育理论上，凭借的主要是进步主义教育资源。”［14］平民教育是一种平民化的教育，在内容、方式上都充分考虑平民本位，体现了平等民主的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工具派”，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从事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目的派”，虽然在对平民教育的理解、实践上存在差异，在平民教育的路径上也有内向超越与外向转型的分别，甚至在对平民群体的认识和关怀上也出现明显的不同，但是他们在平民教育中体现出来的对人民群众的人文关怀、对国家民族未来的隐忧、对世界和平安定的情感充满了平等、民主、人道的寓意。也正是因为毛泽东、晏阳初等对平民教育的不同理解和实践，丰富了平民主义的内涵，毛泽东、晏阳初的教育思想，构成了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多彩的一页。

［1］宋恩荣．晏阳初全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298．

［2］宋恩荣．晏阳初文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3］韩文根，余源鑫．毛泽东平民教育思想及伦理学意义［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6):41 －45．

［4］莫志斌，郭伏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平民教育之重心转移［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1):48 －52．

［5］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6］郭明霞．试论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渊源与理论创新［J］．社科纵横，2008(11):136 －138．

［7］刘宏煊．崇教育以培国本——毛泽东的教育观［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8］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57．

［9］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 ～198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212 －213．

［10］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1:341．

［11］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58 －59．

［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