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全喜

(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研中心，北京 100876)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流动思想的主要观点

(一)农村劳动力过剩是农民流动的重要前提和先决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必然性，指出了城市化为农民流动提供了空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缩减了农民农业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使农民相对剩余。马克思指出:“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1］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2］这表明，土地资源的垄断集中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加速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土地资源的垄断集中和规模化经营，在客观上改变了资本家农业投资中的资本结构，即为了获取等多的剩余价值，把更多的资本投资在生产资料上，这就相对减少了对新的劳动力的投资，扩大了农业生产资本的有机构成，导致大量“潜在”的农民过剩人口隐形存在。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商品经济的地位，认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变迁为农民流动创造了就业机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同农业先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3］列宁的这段论述充分体现了商品经济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行业，能够找到转移的空间。在此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农业科技进步是农村劳动力剩余的重要原因，农民流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随着后来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集中的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再加上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过去三个人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农村劳动力逐渐出现过剩是一个必然的趋势［4］。而邓小平认为，人多地少的矛盾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客观原因。邓小平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指出:“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面积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5］

(二)城市化是解决农民流动难题的重要路径

马克思认为:“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里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6］这说明人口集中的城市化能为流动农民提供转移空间。对此，毛泽东也有共性论述。毛泽东较早地提出农民向城市流动是一个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他曾经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7］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则认为，新兴城镇和新兴中小企业是未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去向。“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8］213－214这实际上提出了城市化与城镇化对比问题。对于这一点，江泽民给予进一步论证，他认为，解决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应该立足中国的国情，“不能一下子就笼统地提城市化。城市化要推进，小城镇建设也要加强。如果简单地提城市化，可能使很多人期望值过高，实际上做不到。不论提城镇化还是提城市化，都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推进。”［9］409

(三)本地转化和异地转移是农民流动的两种重要形式

对解决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农民异地转移的模式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形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流动农民的本地转化也是农民流动的重要形式。这一点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显得尤为突出。毛泽东认为，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出路在农村。他指出:“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10］457这实际上提出了农村劳动力本地转化的思想。毛泽东还提倡扩大生产规模，拓展农业生产链条，发展多种经营来破解农村劳动力剩余难题。毛泽东指出:“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10］458邓小平则是在充分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劳动力的解放作用的基础上，认为农村的乡镇企业有助于实现农民的本地转化。他指出:“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八年前我们提出农村搞改革开放，这个政策是很成功的。”［8］213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而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将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必由之路。“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8］238江泽民在肯定乡镇企业突出作用的同时，要求乡镇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吸纳功能。他指出:“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转移了一亿三千万农业富余劳动力，农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11］

(四)农民有序流动是未来农民流动的趋势

列宁认为，农民流动到城市不仅能够增加农民收益，而且还能在流动过程中得到充分发展。列宁明确指出:“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历史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了。不造成居民的流动，就不可能有居民的开化。”［12］列宁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农民流动对农民全面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在城市非农行业就业，实现经济收入增加，奠定了农民发展的经济基础。同时，在农民流动过程中，流动农民经过城市先进文明的洗礼，农民的现代性得以不断增强，促进农民自我的转型升级。针对中国农民流动情况，江泽民也提出农民有序流动的思想。他认为农民盲目外出流动打工，不仅增加了流动成本，而且还容易给城市增加压力，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农民有序流动思想的提出，更加注重对流动农民的服务与管理，能切实推进流动农民的全面发展。要实现农民的有序流动，江泽民认为应该高度重视农民流动的社会环境建设，通过宏观完善相关政策，为流动农民提供必要的制度资本，即“对农民进城务工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组织和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加强信息服务和职业培训，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9］511。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户籍制度、子女入学、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畅通农民流动的渠道。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农民流动思想的当代价值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和社会经济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民流动的社会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化，农民流动面临着“规模减幅化、去向技能化、主体分层化、功能生态化、方式信息化、动机多维化等多元化发展趋势”［13］。面对农民流动新的发展趋势，创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农民流动思想不仅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一)了解当前农民群众实情是解决农民流动问题的逻辑起点

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解决中国的农民流动问题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尤其是要立足于当代中国农民的现实国情。首先，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地紧张关系需要把一些农民从农业中解放出去，以求释放出农民更多的生产力。否则就会在有限的耕地资源上出现人力过度压迫自然力的情况，不仅不利于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还容易引起耕地资源的肥效降低。其次，农民流动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任何忽略和轻视农民流动问题都会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压力。因此需要正视农民流动的存在，要敢于面对农民流动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作家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榜样，他们高度重视农民流动问题，实时进行农民流动调查，提出了一些有魄力的应对举措。再次，还应该看到当前适龄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供给的峰值已经到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处理农民流动过程的求职难与招工难的问题也值得深入思考。最后，当代中国农民流动的主体阶层化、年轻化趋势明显，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当前农民流动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对城市有着深切的融入愿望，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二)特色城镇化建设是未来农民流动的重要引擎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流动的思想中一个鲜明的共性特点，都认为把农民从农业解放出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流动问题的终极指向。这就意味着在当代中国，如何实施有效的城镇化战略是未来引导农民流动的重要动力。一般来说，城市化的核心要义是人口集聚，即城市化的目的是要吸引外来人尤其是农民的集聚。近年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提速，当前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50%。从理论上说，城镇居民的比例已经超过农民的数量，但实际并非如此，每年流动在城乡之间2．6亿的农民工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一方面一些城市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实际并未真正做好迎接农民市民化的现实准备，政策制度的出台往往滞后于农民流动的实践，流动农民很难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样的国民待遇。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使得对城市化的理解存在偏颇，往往把大高楼、大马路、大广场的形象工程作为自己政绩进行规模投资，这实际上是一个“先造城，后引人”的“虚假城市化”。当前国内一些地方已经处于房子空置，变成“鬼城”的尴尬境地。因此，破解中国的农民流动问题，仅仅依靠少数大城市的吸收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实施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才是破解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路径。而特色的城镇化建设，首先需要的就是城镇化发展内核的根本转变，即实现从以“物”为核心的城市化转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三)本地转化与异地转移都是农民流动的重要模式

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及农民流动问题时，一方面注重剩余劳动力的外向转移，另一方面注重农村劳动力的自我转化。这就是说，解决当代中国的农民流动问题，不仅需要关注农村劳动力的异地转移，而且也要注重农村劳动力的本地转化。就农民工的异地转移模式来说，需要相关部门对整个农民流动群体的相关信息进行系统化梳理。一方面要深入农村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中西部地区，了解这些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技能资本与外出打工的诉求，把农民工的求职诉求与外在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无缝对接，以减少异地转移农民工的流动成本。另一方面继续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对异地转移农民工的阻滞作用。而对农民工的本地转化模式来说，当地政府部门应该积极为其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切实为本地转化的农民工提供就业创业的条件。具体来说，就是要把优质高效的生态化农业发展思路深入留守农民的心坎，积极扶持一些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新型农民在农业产品上下功夫，通过深加工延长农业生产的链条，赋予农产品新的科技含量，从而增加留守农民的收入。

(四)提高农民技能素质是破解农民流动难题的关键环节

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提高农业生产率，到列宁对商品经济与农村劳动力关系的处理;从毛泽东提倡扩大生产规模，拓展农业生产链条，到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的充分肯定;再到江泽民提出农民有序流动的思想。可以看出，这些思想是对流动农民提出技能素质提升的理论渊源。从整体上看，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接受教育时间有限，技能素质相对较低，这使得农民流动的行业去向多为体力型的行业。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发展的升级，传统的体力型农民工无法适应新的技术要求，往往遭遇就业不稳定的风险。因此，面对当前中国农民的整体概况，国家破解农民流动问题不仅需要制度层面进行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而且还需要真正把提高农民素质作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一项重要工作而不懈努力。具体来说，今后对农民的投资，应该优先投资于农民素质的提升，进行切实有效的人力资源反哺，全面提升农民的技能素质，增强农民流动的人力资本，进而才能有效拓宽流动农民的就业空间，实现流动农民的稳定就业，为流动农民的市民化做出有力的经济支撑。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2］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39．

［3］列 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4］李全喜，李保东．对毛泽东农村劳动力分配思想的思考［J］．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8(1):14 －16．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4．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4．

［7］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7．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8．

［12］列 宁．列宁全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20．

［13］李全喜，蔡慧慧．基于农民流动趋势看农民成人教育的六个转向［J］．成人教育，2012(3):22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