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庆志，郑爱龙

(1.滁州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2.滁州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安徽 滁州 239000）

以欧洲一体化和亚洲一体化为代表的区域国家联盟是现当代全球化趋势的重要表现和时代体征。其形成历程与各自特色无论对于它们整个世界的格局还是中国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两者存在的显著的差异，基于历史的视角考察其致因，对于深入把握和全面探究其本质，对于当前我国合理应对其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1 欧亚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以欧盟为当前形态的欧洲一体化和以东盟为代表的亚洲一体化都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初建、扩张的过程，最终形成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协同的泛国家组织，并在各自的区域内以及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1 欧洲一体化的渐进

欧洲一体化进程即欧洲联盟(简称欧盟:European Union)逐步形成的历程，总体而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经了“构想提出”、“欧共体时期”、“欧盟时期”逐步推进的三大阶段。

欧洲一体化构想的最早提出可以追溯二战时期，当时为了应对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给欧洲带来的恐怖与肆掠，意大利抵抗运动领袖A·斯皮内利和E·罗西在其所撰的《文托泰内宣言》(The Manifesto of Ventotene，1941)中号召建立以保持独立的国家为政治基础的联邦式欧洲，并将其喻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创造物的新机体”。这一号召在二战后得到了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等众多欧洲政治家的积极呼应。如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苏黎士大学发表的题为《欧洲的悲剧》的演说中就提出建立:“某种类似于欧洲合众国的东西”[1]。而舒曼更是在1953年到1958年期间的多次演讲中宣传成立“超国家”式的欧洲共同体。精英政治家的呼吁以及二战造成的惨痛教训使欧洲联合成为二战结束以后欧洲各国的普遍认同。在此基础上，各种旨在推进联合的组织纷纷建立。1950年，针对法德的煤钢矛盾，时任法国外长舒曼提出著名的“舒曼计划”(Schulman plan)，建议成立一个高级机构，实现法德煤钢联营，并向欧洲其他国家开放，引起了欧洲的轰动。次年4月，经过激烈的讨论，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以及卢森堡等六国在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Treaty of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简称ECSC)。正是这一条约的签订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共同体时期”，舒曼也因此被誉为“欧洲之父”。1957年3月，上述六国又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Treaty of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EEC)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Treaty of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简称EAEC)。1965年4月，三大共同体合并为“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简称欧共体)。在此的基础上，1992年2月，旨在建立欧洲经济货币和政治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f Maastricht，即欧洲联盟条约，简称马约)签订，并于1993年11月1日生效，以此为标志的欧洲联盟正式成立。欧洲一体化进程也由欧共体时期进入了欧盟时期。

而在此过程中，欧洲一体化的“相互依存、加强联合仍然处在一个继续发展和扩大”的扩张步伐也从未停止，经过前后七次扩展，其成员国由最初的六个国家到2013年7月已发展为“一个从高加索到挪威北角、拥有二十八个成员国、5亿多人口[2]”的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联盟。在此期间，欧洲一体化也由最初单一的经济领域协同逐步拓展到政治、防务、法律等全方位的统一，真正实现用一个声音说话。

1.2 亚洲一体化的循序

相比之下，亚洲的一体化进程无论在一体化的过程还是形态上要显得较为复杂。其中主要以经历了东南亚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简写ASA)的崩溃 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崛起(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写ASEAN)两大时期的东盟为代表。

1961年7月，马来亚(即马来西亚，近代以来的马来西亚历经了“马来亚”与“马来西亚”两个时期: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称马来亚联合邦，简称“马来亚”;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与新加坡、砂拉越与沙巴组成马来西亚联邦，简称马来西亚，其中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退出)、菲律宾和泰国在曼谷成立了旨在尝试经济、文化等方面合作可能的东南亚联盟。这一时期的亚洲一体化不仅成员国少、存在时间段、合作主要停留在协商探讨阶段，且由于彼此间的政治问题和领土争端，很快陷入瘫痪。1967年8月，东南亚联盟即被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五国发表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Founding Manifesto，即《曼谷宣言》)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所取代，亚洲一体化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时期。当前的东盟以“本着平等与合作的精神，加速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3]”为宗旨。同时为了协调内部矛盾，更好的加强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合作，东盟建立了20个常设委员会以制定和协调区域合作的政策。石油危机后的东盟首脑会议，要求政治上协调一致，经济上彼此扩大特惠贸易，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向经济一体化方向努力，加快了合作步伐。

在20世纪后二十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时期的东盟得到长足发展，文莱(1984年1月)、越南(1995年7月)、老挝(1997年7月)、缅甸(1997年7月)和柬埔寨(1999年4月)的加入，使东盟发展成总面积约为4.4万平方公里，拥有5.9亿人口的东南亚，以经济合作为基础，逐步拓展到政治、防务等多方面一体化的泛国家联盟。同时，亚洲一体化除东盟外，还有南亚合作区域联盟、上海合作组织、10+3、东亚峰会、六方会谈、亚洲合作对话等多个次区域或泛区域多边机制。“这些机制大多根植于地理上的紧密联系或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各有其生长规律和重点方向。”[4]

2 欧亚一体化差异的致因甄别

从欧盟和东盟的当前形态上看，欧亚一体化显然具有相同的目标诉求，即都期望对内全面实现互通互惠、对外切实做到协同一致。但从两者的形成历程上考察，由于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思想文化和领土争端等问题使欧亚一体化存在并表现着显著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深刻地影响到两者目标实现程度上的有别。如与欧盟相比，东盟的经济方面，“内部经济相互依存度低，内部经济整合速度缓慢。虽然也在谋求实现单一货币，但这是个长远目标，是任重而道远的。”[3]

2.1 同一与多样:政治制度的相异

政治制度是意识形态的根本体现，相同的政治制度显然有利于促进国家的联合。在欧洲，各国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这种制度深深的扎根于欧洲的历史进程中。拿破仑战争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传播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拿破仑法典》不仅“巩固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改革的主要成果，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而且“它统一和完善了欧洲法律特别是民法典，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法典的蓝本，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5]。”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各国先进人士坚持不懈的为争取民主、人权、自由而斗争。1848年欧洲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制度，彻底的摧毁了维也纳会议确立的反动秩序，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德意志和意大利先后完成统一大业，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因此成为欧洲各国的必然选择。尽管二战后，东欧的一些国家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东欧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又重新回到了资本主义的阵营。欧盟诸国的高度整合，基础之一就在于它们共同秉持的自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而来的“自由、民主、平等”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度认同以及由意识形态衍生的高度一致的政治制度。这是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

而亚洲存在着两种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制度。其中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有很高的威望;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以前的侵略行径在亚洲并不讨好。中国虽然很早就提出“求同存异”的思想，但意识形态的不同还是会对彼此的合作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作为亚洲两个大国，中日矛盾必然对亚洲的一体化造成一定的困扰。与此相应的是东盟诸国在这个层面上的千差万别的现状。东盟各国政治体制差异巨大。世界主要的政治体制类型在东南亚各国均有存在，东盟诸国在意识形态上也不尽相同。有人把东盟各国划分为四种政治类型:半民主、军事独裁、绝对君主制、共产党国家。比如缅甸的军人政权、文莱的君主制、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君主立宪制、菲律宾的总统内阁制、越南和老挝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等等。在这种现状下，东盟的发展缺少一种具有实质性推动力的共同政治理念，缺少必须互相团结、精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导致东盟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考量和所处共同的地缘及国际政治地位的同病相怜。正是由于政治制度上的相异，亚洲的一体化不仅缺乏统一的政治目的，也缺乏清晰的政治合作计划。如到目前为止，亚洲地区还没有统一有效的政治协商机制，没有统一的议会、法庭以及政治观点相近的政党、团体等。这必然造成亚洲一体化的迟滞而远远落后于欧洲的一体化。

2.2 整体与分散:经济水平的悬殊

紧密的联盟有赖于平等地位的维系。在经济上，对等的发展水平有助于国家间协助的开展，也有利于维系国家间的联盟。在欧洲，各国大多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基本处于同一层面，地位对等。在此基础上，上世纪70、80年代，欧盟各国就开始积极尝试构建区域金融体系，实施联盟内宽松的金融政策，金融一体化得到逐步实现。这些都较好地保持了欧盟内部的平衡，也强化了各国间经济联系的紧密度。到1998年1月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成立、2002年7月统一的货币——欧元开始运作，形成了整体的欧盟经济体，为欧盟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积极维系力。虽然后加入的东欧各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由于早期组成的欧盟主要是西欧各发达国家，它们在二战后普遍迎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中，商业联系频繁，相互信赖的程度较高;且又都是中小型规模、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具有相对的同质性。它们构成了欧盟的经济主体和主导地位。因而，经济相对落后的东欧各国并不能撼动这一同一性。

而亚洲一体化更多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浪潮的推动下被动开始的。亚洲各国在二战以前大多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因而济基础和发展水平较低且参差不齐。再加上长期以来依赖于西方经济体系，正如印尼民主斗争党代表偌义·詹尼斯指出的，亚洲各国之间的投资和贸易量，远低于亚洲与欧美之间。这都导致虽然亚洲各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情十分高涨，区域内各种层次的合作取得明显进展，出现多边和双边的合作形式，但这些层次的合作机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在东盟内:其一，涵盖地域不足。即便是最大的“10+3”机制，中国香港、台湾等重要的地区也未能包括其中;其二，涵盖领域不足。亚洲目前的合作主要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政治、安全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却进展缓慢;其三，制度建设滞后，仍局限于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层面上。这些不足难以满足亚洲区域内经济依存度与内聚力的迅速增强，必然影响到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同时，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亚太地区的金融体系发展很不平衡，政府掌握着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并不对外国竞争对手开放，更使亚洲经济一体化如同无根之水。

2.3 一源与多源:思想文化的迥异

同源的思想文化有助于增强国与国之间的吸引力，从而推动合作的开展与协调的程度。在欧洲，源于希腊的欧洲古典文明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这个时期的“希腊化”进程使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相互交融。这一“人类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的交融造就了同一的欧洲思想文化源头，也是欧洲文明的共同架构。而到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形成，标志着欧洲从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过渡的完成，虽然两个文明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但毫无疑问，它们都保持了西欧文明的一体。一如古典文明，处在全盛期的基督教会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推广“普世主义”，强调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和教会权力的普遍性。到1815年底，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加入了“神圣同盟”，形成了欧洲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最广泛的道义联合。到了近代，和平主义思潮继承了这一联合。虽然整个欧洲历史是一部充满战争的编年史，但在这部编年史上，对和平的向往和呼吁也从未停止过。事实上，倡导欧洲统一的思想家们最直接的愿望也正是追求欧洲的和平。这些共同的深远思想文化渊源推动了欧洲各国共同的价值理念，并铸就了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基础。正如前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先生说的那样:“欧共体不单单是冷战的产物，因而它肯定不会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亡。它甚至是上个世纪已存在的思想的结晶。”

而亚洲一方面是众多古文明的发源地，另一方面由于西方近代的入侵以及现代欧美的影响，导致各国在思想文化方面呈现出既相互交融、又彼此独立，极其复杂的多源性。多源的思想文化又催生了诸如宗教信仰、民族传统、种族风俗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如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思想文化圈、以印度为中心的佛教思想文化圈等。这为亚洲各国之间的竞争甚至对立埋下了伏笔，也给亚洲一体化带来了隐患和障碍。仅东盟各国中，在宗教方面，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三国民众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菲律宾以天主教为主，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被称为佛教之国，而儒教则在新加坡居于主导地位，越南更是佛教、天主教、和好教、高台教等多信仰国家;在民族方面，各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在种族方面，各国也都处于多种族混居状态。再加上欧美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如“言必称美国”的现象成为东南亚各国青年中的普遍时尚。尽管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国尚能相安无事，但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宗教信仰、民族传统、种族风俗的种思想文化冲突时有发生，甚至造成了国家间的尖锐对立。如1998到2000年间，印尼种族之间连接发生的严重骚乱和流血冲突;菲律宾南部持续存在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土著居民的排华事件等层出不穷。这些都对以东盟为代表的亚洲一体化进程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2.4 稳定与动荡:领土争端的有无

领土问题事关国家的主权与尊严，以具有绝对的排他性而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纵观人类历史，领土问题也一直是造成国与国之间战争和地区紧张动荡的主要因素。在欧洲，虽然近代前后，各国之间因为领土及殖民地的争夺导致战争不断，如关于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的英西战争(1585年～1604年)、英荷战争(17世纪50～70年代)，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给欧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二战结束以来，在美国主导下的，欧洲实现了和平，各国边界稳定，领土争夺再也没有造成欧盟各国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给欧洲的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环境基础。

而在亚洲，由于传统的影响与二战的遗留，各国之间普遍存在领土争端。仅自东盟内部，就有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三国关于“暹罗湾西南部”之争;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三国关于“暹罗湾东部”之争;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关于“纳图纳海”之争;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关于“巴旦岛、利吉丹岛”之争;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关于“苏拉威西岛、棉兰老岛”之争;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关于“沙巴州”之争;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之间的边界划分等等。同时，东盟各国中的菲律宾、越南、文莱等与中国在南海;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日本语韩国在独岛等都存在领土纠纷。虽然在目前，上述争端基本处于极少部分得到解决外或和平协商的“冷处理”阶段，如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之间关于“沙巴州”主权归属纠纷中由于菲律宾的主动放弃而最终解决。但总体而言，各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依然普遍存在，军事冲突的潜在威胁未除，近年来更是军备竞赛越演越烈，这必然影响到亚洲各国间的互信与合作，再加上美国重返太平洋战略的介入，使得局势更加复杂，边界争端、领土纠纷仍然是亚洲各国最为棘手的问题，也严重影响到东盟一体化乃至亚洲一体化进程。

综上所析，不难看出欧亚一体化进程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欧洲一体化要比亚洲一体化的程度更深，亚洲一体化面临的挑战更为巨大。但是欧盟和东盟作为区域集团化的重要力量，都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同时，欧盟和东盟作为各自独立的合作组织必然会有各自的特色。因此，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两组织应该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应对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亚洲，在一体化过程中道路选择的问题上，不妨在借鉴欧洲经验的同时根据自身的特点走自己的路。

[1]温斯顿·丘吉尔.欧洲联合起来[M].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47.

[2]李世安，刘丽云.欧洲一体化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389.

[3]刘少华.论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领导能力[J].当代亚太，2007(9):39－45.

[4]王毅.思考二十一世纪的新亚洲主义[J].外交学院学报，2006(3):6－10.

[5]张士昌.《拿破仑法典》与欧洲一体化进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2):184－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