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丽

( 陕西理工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3)

马其昶 (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桐城派末期代表。《韩昌黎文集校注》是马茂元依据马其昶手批《东雅堂韩昌黎先生集》整理而成。马其昶批东雅堂本时重文不重诗，马茂元整理时便只取韩文部分，“旧本诗文合编。韩诗单行注本，清人有之，故公特详于文。兹谨据原稿重加勘校，编次文集成书，倘亦公之遗意耶!”［1］整理后命名为《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批韩集开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完成于光绪三十三年。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散文流派。方苞开其端，经刘大櫆、姚鼐传播和发展，形成贯穿清代二百余年的一大古文流派。晚清曾国藩及其弟子吴汝纶、张裕钊等传承余绪，发展其堂庑，马其昶进一步完善，成为桐城派殿军。桐城派纵贯整个清代文坛，有一套古文创作理论，主要是方苞的“义法”说和“雅洁”观，对后世古文影响甚远。“义法”说主要指古文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雅洁”是“义法”说的具体要求，是古文创作的一种审美标准。郭绍虞认为“文之雅洁由于讲义法，而义法之标准也即在雅洁”。“雅洁”既有语言的精练、儒雅，又有行文的巧妙安排、材料的精当剪裁。马其昶古文创作坚守桐城重镇，继承中又有变化。马其昶传承桐城派古文雅洁平淡而富于情韵的同时又多了一丝纡徐哀婉之喟叹。刘声木评曰:“其文得方、姚真传，高洁纯懿，酝酿而出，其深造孤诣不逾乡先辈所传义法，然互名其家亦莫能掩。”［2］(P292)又说:“为文思深辞婉，言虽简而意有余，幽怀微旨，感喟低回，深造自得。”［2］291 陈三立评其“体洁思严”，而“韵出百家之上”。

马其昶批韩文时贯穿了承中有变的桐城古文观。《韩昌黎文集校注》依据桐城派古文创作“雅洁”审美标准对明清以来各家韩文评论成果诸进行芟繁减汰，重在解析韩文风格、行文技巧及语言内容特点。马茂元《韩昌黎文集校注·叙例》说:“余发而读之，窃见其融会群言，自具炉冶。凡所甄录，并刊落浮词，存其粹语，盖非沈氏书为然也。”［1］

一、评韩文风格精劲峻洁、迂曲回环

桐城派依据其古文理论分析韩文，同时也结合韩文自身特点，从精简峻洁、幽怀远韵、诙诡雄奇三方面探析韩文风格特色。

( 一) 分析韩文雅洁精劲、朴老简峻之特点

韩文不仅语言简练，而且渊雅古厚，能尽显义理，朴老峻洁之气跃然纸上。这正是桐城派古文家所竭力追求的一种为文境界。桐城派以“雅洁”作为古文的审美标准，创作古文追求简洁清雅，评价韩文渗透着这一文论观。桐城派诸家评语都是运用高度简练的语言概括出韩文精简、峻洁的特点。如评《送王秀才(埙)序》:

北宋诸家皆得退之一体，此序渊雅古厚，其支流与子固为近。( 方苞语)

韩公序文，扫除枝叶，体简辞足。 ( 刘大櫆语)

其渊厚，子固能得之。其朴老简峻，则不及也。( 张裕钊语)［1］( P261)

诸家评此文风格简峻朴老、清雅古厚。又评《送湖南李正字序》:

叙交游聚散之感，老洁自不可及。 ( 姚范语)［1］( P277)

贞元十九年(803) 韩愈为李仁钧之子湖南观察使李礎送行所作。主要叙韩愈曾经与李仁钧的聚散之事，淡淡之语显出浓厚之情谊。姚笵评此文格朴老雅洁，紧扣韩文特点。再如评《复仇状》:

事理周尽，而辞令简要。观公论礼典兵刑处，岂可以文学之科限之? 其老练精核，远侔武侯，近比宜公矣。( 李光地语)

简易明道，最为文之高致。( 姚范语)［1］( P593)

元和六年(811)韩愈针对当时梁悦为父报仇杀人自投县请罪一案所作。韩文引经据典论述此类事件的处理要权衡变通，酌宜而行，礼刑两不失，唐宪宗最后处理此案下达敕令包含了韩愈的建议。因而，李光地评此文“老练精核”，姚范评其“简易明道”，可谓恰当。

( 二) 挖掘韩文幽怀微旨、感喟低徊一面

韩愈不仅以文为诗，在古文改革中也以诗为文，把诗的含蓄融于散文创作中。钱穆曾说:“韩集中赠序一体，其中佳构，实皆无韵之诗也。今人幕求诗体之解放，欲创为散文诗，其实韩公先已为之，其集中赠序一类，皆可谓之是散文诗，尤其皆从诗之解放中来，仍不失之神理韵味也。”［3］因此韩文某些篇章也具有迂曲回环之味，尤其是赠序一类，满含深情，富于韵味。霍松林评韩愈《送杨少尹序》“含而不漏，余味无穷”，将白居易《不致仕》诗并论， “白以文为诗，韩以诗为文”［4］。桐城派创作中也有诗与文相互影响的特点，善于把诗歌的神韵意境运入古文创作中，使古文达到意韵深远、意含言外的境界，这一点与韩文相似。桐城派古文学习唐宋八大家，古文远祧韩愈，继承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弃其奇险特点。评韩文风格时，桐城诸家能独具慧眼地分析出韩文含蓄委婉、幽远喟叹的一面。马其昶为文在桐城派古文雅洁温厚之外，更是注重追求文章含蓄蕴藉、纡徐曲回的风格。因而批韩文时，马其昶注意选取诸家此方面的韩文评点成果。如评《燕喜亭记》，选取张裕钊语:

马、班作史，于数十层排比之后，必作大波以震荡之。公此记叙山水多用排比，后借贬秩翻出意义，摩空取势，使人不一览而尽，乃与上文神回气合。［1］( P82)

韩愈贬阳山时作。燕喜亭在连州，阳山当时属连州之邑。文章前部分叙山水之景幽美，最后引出贬谪此地之人王仲舒，并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赞其德结束。赞王仲舒的同时不免暗含自我感叹，读之便觉意犹未尽。张裕钊的评析紧紧扣住韩文特点。评《与李翱书》，选取刘熙载语:

纡徐澹折，便与习之同一意态。欧文若导源于此。［1］( P178)

贞元十五年(799)汴州乱，韩愈依张建封于徐州所作。李翱写信劝韩愈赴京城谋事，韩愈回此书。文中首叙家穷空，家累之重无所依，拒绝去京，又回忆曾在京城八九年求人以度日的辛酸经历，文后以颜回自况。文风一唱三叹，沉郁顿挫。因而，刘熙载评此文风格纡徐淡远。何焯评其“顿挫往复，兼有李之文态”。张裕钊评《答刘正夫书》中“足下家中……岂异于是乎”句曰:

承上意反复言之，潆洄尽致。文固贵健劲，然须寓机趣于其中，乃觉奇妙隽永，不然，使人读之尽余味，不足贵也。以此意求之退之之文，无不皆然。［1］( P208)

韩文谈论作文之理，文中强调作文能自树立为能者，文末又提出这一点。张裕钊评此句承上文之意反复言之，文风“奇妙隽永”，使人读之余味无穷，评点甚为精到。评《送董邵南序》:

退之以雄奇胜，独此篇及《送王秀才( 含)序》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不可及。( 刘大櫆语)

沉郁往复，去肤存液。( 曾国藩语)［1］( P247)

评《送王秀才( 含) 序》曰:

含蓄深婉近子长。( 刘大櫆语)

淡折夷犹，风神绝远。( 曾国藩语)［1］( P257)

评《送杨少尹序》曰:

反复咏叹，言婉思深。( 何焯语)

唱叹抑扬，与《送王秀才( 含) 序》略相类，欧公多似此体。( 曾国藩语)［1］( P274)

此三篇都是送行之序，一是董邵南因怀才不遇欲投河北藩镇，韩愈作序送之，文中用古今燕赵之比，暗指董邵南此行不当;一是王绩之后辈王含谒见韩愈，韩愈送之，文中举古之不遇之人阮籍、陶渊明、王绩，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位不高，实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一是送杨巨源告老还乡，韩愈作序送之，采用古今贤才对比之法，衬托杨之贤德。三篇序都采用对比手法回环往复，曲折表达文意，诸家评析此点也甚为一致。

马其昶注本韩文批点不仅评价了韩文迂曲回环的特点，所选评语也工整委婉，尤似诗歌评论。马其昶依照自己为文迂回喟叹的古文观，将诸家关于韩文此方面的零星评语选取出来，汇聚一起，使韩文深微屈曲、奇妙隽永的特点清洗呈现于读者面前，以便从中看到韩文恢弘浑浩特点之外的另一种风格，即迂曲回环、幽怀微旨一面。

( 三) 评析韩文雄奇恣肆、诙诡浑浩之特色

雄奇高浑、瑰伟诙诡是韩愈为文本色。皇甫湜《谕业》曰:“韩吏部之文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瀚流不滞。”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遑惑，而抑绝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桐城派诸家也都关注此特点，马其昶批韩文时也注意选取诸家在此方面的评论。如评《答窦秀才书》:

雄硬直达之中，自有起伏抑扬之妙。( 刘大櫆语)［1］( P138)

又评《与孟尚书书》:

理足气盛，浩然若江河之达。( 方苞语)

理明气畅，此文真是如潮。( 何焯语)

浑浩变化，千转百折，而势愈劲，其雄肆之气，奇桀之辞，并臻上境。北宋诸家，无能为役。( 张裕钊语)［1］( P211)

韩文具有恢宏磅礴之势，这是历来评家的共性评论。

二、探析韩文行文不主故常、善于剪裁

桐城派古文理论“义法”说不仅指语言表达简洁，还有行文技巧方面，包含有行文章法，材料剪裁、组织等，都要简练。桐城派文家极为重视文章结构问题，认为或顺或逆，或前或后，呼应顿挫，穿插开合，皆出于事理之当然，甚至将“位置之先后，剪裁之繁简”作为“文家第一要义”。桐城派评析韩文时，善于推阐韩文章法结构，概括其行文技巧。马其昶遵照桐城派“义法”说，选取诸家评语。

( 一) 总结韩文章法“变化随宜，不主一道”

桐城派追求行文“变化随宜，不主一道”。方苞说:“记事之文，惟《左传》、 《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然后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5］(P31)方苞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变化无方，各有义法，此《史》之所以能洁也。”［5］刘大櫆也认为:“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6］(P8)姚鼐在《与张阮林》中说:“文有一定之法，有无定之法。有定者所以为严整也，无定者所以为纵横变化也。二者相济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以达吾才也。”刘开说:“兵无常形，文无定法。”［7］韩文恰是篇篇无定法，墓志铭、赠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写法灵活多变，新意迭出，打破六朝以来所形成的写碑志要求“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陈规陋习。桐城诸家分析时着实注意了韩文鱼龙百变的特点。如《故江南西道观察使赠左散骑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铭》，曾国藩评曰:

特叙观察使一段于中以为主峰，余则叙官阶于前，叙政绩于后，章法变化; 《神道碑》则逐段叙其政绩。观二篇无一字同，可知叙事之文，狡狯变化，无所不合。［1］( P534)

韩文章法善于变化，不主故常，篇篇手法各异，即是同一题材，运笔也各不相同。如为太原王仲舒所作《神道碑》和《墓志铭》，前者先叙先世，次序官阶，后逐段叙政绩。后者如曾国藩所评，先叙官阶，次详叙观察使一事，后简叙政绩。二者结合阅读，相互补充，可对王仲舒有详细全面的了解又无累赘之嫌。又如《送浮屠文畅师序》、《送高闲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送张道士序》、《送浮屠令纵西游序》，同是赠僧、道士序，各篇章法各异。马其昶选张裕钊评《送浮屠令纵西游序》语:

退之为释子作赠序，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最见精心措注处。每篇各处意义无相袭者，笔端具有造化，惟退之当之，即此可悟变化之法。［1］( P675)

韩愈才力雄厚，一篇之中，行文变化游刃有余。如《获麟解》，张裕钊评曰:

翔蹑虚无，反复变化，尽文家禽纵之妙。［1］( P41)

文章简短，论麟之祥与不祥，却四次转折，矫变不测，因而张裕钊论其“尽文家禽纵之妙”。前两转以知不知论麟之祥不祥，后两转以德不德论麟之祥不祥。韩愈善于根据写作背景变换行文方法，如《新修滕王阁记》第一段，姚鼐评曰:

王公观察江南西道一节，本是题后议论，却移作题前叙事，此公文较宋贤善变化处。［1］( P93)

元和十五年(820)江西观察使王仲舒重修滕王阁后属韩愈作记，韩愈此时正移袁州。关于滕王阁，已有王勃《滕王阁序》、王绪《滕王阁赋》、王仲舒《重修滕王阁记》三文在前。此记避开滕王阁风景，依次叙自己错过观滕王阁的惋惜之情。王仲舒观察江南西道一节本是颂其政绩，应在文后议论，但作者却放置文前叙述。这是作者的一种巧妙行文方法，林纾评曰:“舍滕王阁外之风光，述观察新来之政绩，与修阁之缘起。力与王勃之序、王绪之赋相避，自是行文得法处。”［8］(P12)

( 二) 分析韩文剪裁得当，结构合理

桐城派“雅洁”说不仅要求文章语言简洁，行文技巧方面也要简练，即文章材料的选取要详略精当，去繁芜;结构组织安排要合理，符合文章意旨的表达。评韩文时，桐城派多以“雅洁”的审美标准评价韩文，挖掘韩文行文上的特点。韩愈长于文章剪裁，要言不烦。尤其是记叙文，体裁各别，写法多样，善于运用简洁凝练的语言，把纷繁多样的人物、事件描述得形象鲜明，生动可感，极富文学性。如《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方苞评曰:

叙事文最易散漫，故《左传》细碎处往往两事相对，于通篇杼柚外，随处置机牙，使章法相接。篇中姑之怜，与母之弃、诸父之间相对; 鲁公之拔擢，与郑尹之抑拫相对; 喜得有为，与喜不受责相对: 乃其遗则。［1］( P542)

此文头绪较多，材料繁多。韩文学习《左传》两事相对的叙述方法，文章脉络清晰，材料组织有条理，并且突出中心。此文行文技巧，剪裁得当，详略安排适当。又《曹成王庙碑》，诸家评曰:

此韩碑之最详者。然所详特讨希烈一事耳。自转贰国子秘书以上，著宗荫承王官之由也; 行刺史事，试郡之由也; 贬潮还衡，跌而复起之迹也; 被召还襄，衰绖即戎之意也; 讨国良，则虚言其方略; 讨希烈，始实次其战绩，而不及其兵谋; 末乃总括治行。案之，无一语可汰损者。( 方苞语)

贬潮州与降良事，小振; 平李希烈事，大振。凡叙事，皆分大小为主宾，骤看乃直叙漫铺。( 曾国藩语)

退之叙事文，简严生动，一变东汉文格，后人无从追步。然直叙处多本东汉旧沄，出退之手笔，便简古不可及，却与东汉不同。于此能辨，则于叙事之法，思过半矣。( 张裕钊语)［1］( P423)

元和十一年(816)，李道古求韩愈为其父李皋撰碑。李皋“既孝既忠”，有功于国家，袭封曹，谥曰成，故曰草成王。李皋一生功绩卓著，上元元年(760)除温州刺史时救灾民，宝应元年(762)副元帅李光弼讨叛军袁晁，大历十四年(779)受诬贬潮州，建中二年(781)为湖南观察使讨叛军王国良，建中三年讨叛军梁崇义，建中四年迁江西观察使率兵讨叛军李希烈。在诸多战事政绩及贬谪遭际中，韩文并不是平分笔墨，唯独详述平叛李希烈一事，其它事则一笔带过，使文章既详略得当，中心突出，完整详尽，又不蔓不枝，无可汰损。因李希烈与河北藩镇勾结，是讨伐诸叛军中的重中之重，此事关乎朝廷安危，需详述。曾国藩评其“凡叙事，皆分大小为主宾”，方苞评其“详特讨希烈一事”，都揭示出了韩文的行文特点。韩文行文简古，既巧于剪裁，又善于组材，既合桐城“义法”说的要求，又合“雅洁”观的审美标准。又《唐故相权公墓碑》中“因善与贤，不矜主己”句，曾国藩评曰:

叙权公相业，专述用人一节，大抵“嘉善而矜不能，和而不流”，二语该之，而文特矜炼。只此是叙名臣之法。若一一叙列事迹，则累牍不能尽矣。［1］( P472)

又评“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选付”句曰:

选择事之要务，即与分付，不繁琐，无留滞也。［1］( P472)

韩愈此文特点是叙事简洁，所叙权德舆政绩主要详于其为相时善于用人这一方面，正如韩愈所说“天子以为宰相宜参用道德人”。宰相善用人，对朝廷极为重要，这也是其重要职责。清初林云铭也说“教育英才，乃宰相之职”， “以人事君者，宰相之常职”。韩愈曾三《上宰相书》不果，对宰相善用人之重要性深有感触，所以详述权德舆善于用人。韩愈所写墓志都能围绕墓主身份抓住核心事迹，根据人物所特有的行为举止，别求义理以抒襟抱，即曾国藩所说“选择事之要务”，使个人一面。元代李淦《文章精义》评韩文: “退之诸墓志，一人一样，绝妙!”韩文往往打破平铺直叙的窠臼，细节安排波澜起伏。

三、评韩文语言推陈出新

韩愈是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一生与陈词滥调作斗争，坚持古文创作“词必己出”，摆落俗套。韩愈最早提出这一创作理论:“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9］(P700)其后古文创作者基本都遵循这一法则，桐城派更是要求作家应通过各自的途径，发挥各自的创作个性，古文创作师古意不师古辞。方苞虽强调: “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 《史》”，但要善变: “退之变《左》、 《史》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5］(P303)刘大櫆说:“大约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陈陈相因，安得不目为臭腐?原本古人意义，到行文时却须重加铸造，一样言语，不可便直用古人，此谓去陈言。”［6］(P11)桐城派诸家秉承此理论，分析韩文时也关注此点便在情理之中。如《送高闲上人序》，薛敬轩评曰:

《庄子》文，好学古文者多观之。公此序，学其法而不用其辞，学之善者也。［1］( P269)

薛敬轩评韩文文法师承《庄子》，却自铸伟词。又《曹成王碑》中“明年，李希烈反，……田之果谷下无一迹”一段，何焯评曰:

此段学《左传·襄公十八年》围齐文法，而变其语。［1］( P430)

《左传》襄公十八年，齐屡扰鲁，鲁求救于晋，晋平公率诸侯攻齐。韩文此段叙曹成王帅军攻李希烈。二者对战事中败敌方式描写相似，但用语不同。何焯评韩文文法学《左传》，但能去陈言，较为恰当。又《处州孔子庙碑》，何焯评曰:

韩公之文，无不根据经籍，而议论仍未尝袭前人陈言，故下笔如鱼龙百变。［1］( P490)

再如《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方苞评曰:

序简以则，铭清而蔚，兼《尚书》、 《雅》、《颂》之义，而无模拟之迹。［1］( P403)

《处孔子庙碑》、《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何焯、方苞分别评其承六经之义，但不袭六经之语。韩愈自言不读周秦、两汉以后书，其古文创作也多受汉以前古文影响，而用语自铸一炉。诸家分析韩文，多探寻韩文效法古人作文之法，内容近六经之义，但不师古人陈言，无模拟之迹。

四、探析韩文源自六经

韩愈在《上宰相书》中自称其文“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方苞曾自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桐城派古文理论经方苞首提“义法”说，至姚鼐进一步发明、扩充，提出“道与义合，文与质备，天与人一”， “义理、考证、文章”合一，曾国藩扩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逐步完善，都包含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其中“言有物”、“义理”这一内容则与六经密切相连。

方苞《进四书文选表》曰:“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沈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真古雅而言皆有物。”［5］(P286)其论说虽然不免有些局限，但从中可知方苞提倡为文必学习六经，承六经之旨。马其昶为文固守桐城派规范，以宗经为本。桐城派评韩文时注重其义理的阐发，马其昶批韩文时注意选取各家评韩文“根柢六经”的观点。如《争臣论》，选曾国藩语:

逐节根据经义，故尽言而无客气。［1］( P108)

谏议大夫阳城在位五年而“未尝一言及于政”，韩愈作文讥切之。韩愈从当时的政治出发，有的放矢，敢于秉正直言。韩愈坚守儒家道统，文中以《周易》阐释道理，以大禹、周公、孔子先贤的尽心职守为例，批评阳城渎职。所以曾国藩评其“逐节根据经义”，“并毫无客气”。又《答李翊书》 “行之乎仁义之途，……终吾身而已矣”句，方包评曰:

退之知立言之道在行之乎仁义之途，所以能约六经之旨而成文。［1］( P170)

李翊来书问韩愈立言、立道问题，韩愈作文答之。文中，韩愈总结自己行古道、立古言的三种境界进行说教，读古人书，力争心手一致，拒绝杂诱，醇而后肆。最终用一句话概括:“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 《书》之间，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韩愈完全以六经之旨贯穿于文中。再如《鳄鱼文》，选何焯语:

诚能动物，非其刚猛之谓。此文曲折次第，曲尽情理，所以近于六经。古者猫虎之类，俱有迎祭。而除治虫兽蛙龟，犹设专官，不以为物而不教且制也。韩子斯举，明于古义矣。［1］( P208)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州，闻鳄鱼危机民畜已久，作《鳄鱼文》，驱除之。文章义正词严，表达其作为刺史战胜鳄鱼的决心和勇气，“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因而何焯认为虽然所治为“虫兽蛙龟”，韩愈依然“教且制”，以理征服鳄鱼，评其“曲尽情理”，“近于六经”。正因为此文严谨似经，致使后世对其文体产生异议，主要是祭文和檄文之争。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全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处处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压服他。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慄。”姚鼐、曾国藩则将此文与《论巴蜀檄》并列，其确实有《尚书·牧誓》、《左传·僖公四年》讨贼檄文振振有词的特点。何焯虽没严明此文文体所述内容，其对文章特点的评价可谓恰当。反之，效仿韩文而无义理之文则被批评，曾国藩评《新修滕王阁记》说:“反复以不得至彼为恨，此等蹊径自公辟之，亦无害;后人踵之以千万，乃遂可厌矣。故知造意之无关义理者，皆不足复陈也。”［1］(P91)

刘真伦评:“马其昶本除选录《考异》和五百家注的部分内容之外，还选录了明唐顺之至清吴汝纶等二十七家批点。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的主要成果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体现，这是该书的主要特点。”［9］大家评点能探骊得珠，使读者懂得欣赏佳作之妙，并从中领会创作之奥秘。《韩昌黎文集校注》所选诸家韩文评点成果部分已佚，此本对后世韩愈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台湾罗联添《韩愈古文校注汇辑》辑录的明清部分韩文研究成果便是依据马氏本汇辑而成，《凡例》说:“清代马其昶补注引明清二十余家校注、评说，其书可查考者，径检原书征引，一时未能查考者，则据马氏补注称引辑录。”［10］(Ⅲ—Ⅳ)台湾李建昆说:“在台湾，学者研究韩诗，多半以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为文本;至于研究韩文，则以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为根据，两书各有崇高的学术价值。”［11］可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中选取的以桐城派为主的韩文评点成果对后世韩愈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1］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刘声木. 桐城文学渊源考［M］. 合肥:黄山书社，1989.

［3］钱穆. 杂论唐代古文运动［A］. 唐代研究论集［C］.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

［4］霍松林. 韩文阐释献疑［M］. 北京:文学遗产，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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