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茹，苏兰格，魏稳涛

(1.武警政治学院 政治理论系，上海200435;2.军事交通学院 政治部，天津300161)

我军重视战斗精神的培育，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正确体现，也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现实需要，更是增强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的必然要求。思考和探索与体系作战相适应、反映信息时代军人需求、激励军心士气的战斗精神培育的规律性做法，对于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实现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从内涵与外延的结合上，理解战斗精神培育的现实要求

战斗精神是军人信念、情感、意志和心理等内在素质的外在表现，是军队精神面貌和气质特征的集中体现，反映的是军队职能使命对军人职业的特殊要求。战斗精神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拓展，但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即对制胜的决心、信心和勇气，对纪律的理解、执行和服从，只有不惧强敌、敢于胜利，坚忍不屈、英勇顽强，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的军队，才是战斗精神旺盛、战无不胜的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在推进信息化建设进程中，战斗精神虽然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但其内在要求仍然有规律可循。

首先，忠诚与勇敢仍然是战斗精神的核心要素。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的论断，充分地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无论战争形态如何变化，战争的政治性和对抗性始终不会改变，忠诚和勇敢作为构成战斗精神的核心要素不会改变。随着信息技术和手段的广泛应用，现代战争具有了全天候的作战节奏、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高效精确的多维打击的特点，官兵不仅要面对伤残和死亡的威胁，还要面对敌人急风骤雨式的心理攻击。在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战场角逐中，攻心夺志仍是战略目标的首选，现代战争凸显出对军人政治信念、情感品质、心理素质的更高要求。培育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必须把“忠”和“勇”突出出来。坚定的信念、信仰是战斗精神的灵魂，也是官兵的勇气之源，这正是一些西方国家焦虑“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的原因。

其次，智能因素跃升为战斗力的第一要素。战争形态的转变，必然带来作战样式的变化。在冷兵器时代，在面对面的近距离拼杀中，战斗精神突出个人体能发挥;热兵器时代，火力和机械化装备广泛运用，不仅需要斗“勇”，更需要斗“智”，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发挥，作战行动变得更加灵活多样。信息化战争与以往战争的最大区别，是智能因素跃升为战斗力的第一要素。这种智能因素体现的是一种系统的智能，即在人与武器构成的人机系统中，随着武器装备科技含量日新月异、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人的科学素养和知识水准成为战斗力新的增长点和主导因素。相对于体能、技能，智能培育的周期更长、难度更大、要求更高。适应打赢信息化战争要求，必须强化以智取胜、善打善战的科学素养，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集成融合、体系作战的团队精神。

再次，作风依然是战斗精神的外在表现。作风优良是我军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也是构成战斗精神的重要因素。在信息化条件下，随着作战样式多样化以及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多样化，战斗作风的表现形式异彩纷呈。其不仅体现在远距离的信息对抗中，也体现在陆、海、空、天、电、网络“六维一体”的多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的默契配合中;不仅体现为练兵场上的生龙活虎、顽强拼搏，也体现为对文化学习的孜孜以求、勤勉不倦和对新型武器装备掌握的刻苦钻研。这就需要官兵把学习、工作、训练、演习、生活和执行任务等融为一体，把战斗精神培育渗透到军旅生涯的每个环节，使其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方位构筑打胜仗的精、气、神。

2 抓住听党指挥这个灵魂，夯实战斗精神培育的内在支撑

战斗精神生成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人的理性要靠教育培养。只有通过教育培养，才能真正懂得“听谁指挥、为谁打仗”;只有政治上清醒、坚定，才能从思想深处获取培育战斗精神的持久动力。因此，对官兵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进行科学的教育培养、用先进文化滋养启发，必不可少。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经过数千年积淀，蕴含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培育战斗精神的宝贵财富。我军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各种精神，是我军独特的政治优势，是培育战斗精神的源头活水和生动教材。未来战争的政治背景更加错综复杂，如果没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没有对党的绝对领导的坚定信仰，官兵就无法理解战争的目的和意义，就会失去强化战斗精神的内在支撑。

首先，强化听党指挥的军魂意识。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活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益复杂，官兵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的纯洁性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战斗精神的思想基础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侵蚀。大力培育战斗精神，最根本的是要充分发挥理论武装的强基固本作用。要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引导官兵深刻认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真理性;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想的侵蚀影响，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听党话、跟党走;深扎忠诚党、热爱党、信赖党的思想根基，使“党指挥枪”成为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实践充分证明，理论之根扎得越深，信念之基就铸得越牢。

其次，强化当兵打仗意识。战斗精神是军人的职业精神。军人就是为打仗而存在的，保家卫国是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由于60 多年没打大仗、20 多年没打仗，加之经济发展、生活安逸，我军部分官兵的危机意识淡薄，思想和精神懈怠，军人的血性与锐气大打折扣:一是滋长了当“和平兵”、做“和平官”的思想。对战争爆发的警惕性不够高，对战争到来的准备不充分，对战争残酷的认识不清醒。二是真打实备意识淡化。军营内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氛围明显减弱，形式主义严重，训练走过场、演习当演戏、消极保安全，牺牲战斗力也在所不惜。三是缺乏牺牲奉献精神。社会分配多样化、价值追求多元化，导致官兵从军的荣誉感、自豪感下降，献身精神削弱。对此，习主席多次强调“要深入开展我军根本职能教育，真正使战斗队意识在官兵头脑中深深扎根”［1］“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2］，为我们坚持不懈地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指明了方向。因此，要用党和人民赋予军队的使命任务感召官兵，以临战的姿态、实战的标准，营造浓厚的练兵氛围和强烈的战斗气息;用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事例教育官兵，力戒麻痹思想和懈怠之气;积极引导官兵从维护国家利益战略全局、军事斗争准备大局、战斗力生成规律上，深刻认识和思考强化战斗精神的极端重要性与现实紧迫性，树立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和立足现有装备夺取胜利的坚强决心。

3 聚焦能打胜仗这个核心，提高战斗精神培育的质量效益

战斗精神是战争实践中所应具有和表现出来的精神，在没有经过战火硝烟检验前，只有把平时当战时，通过近似实战的训练、演习及各种急难险重任务的逐步锤炼，来培养和强化。

首先，把训练场当战场，以能打胜仗的标准锤炼军事素质。和平时期，战备训练是部队最基本、最重要、最经常的实践活动，也是培育战斗精神的主要渠道。要认真贯彻“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的要求，紧贴作战任务，科学施训;要根据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军事技术、军队建设和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样式，适时调整训练内容，突出战争之需，做到军事训练与战斗精神培育同步筹划、同步展开、同步实施;要把推进军事训练转变作为锤炼战斗精神的实践课堂，有意识地加大训练强度、难度和险度，在练智能、练体能、练技能的同时，练定力、练合力、练毅力，加强信息化条件下检验性、对抗性、战斗性训练，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摔打锻炼部队，让官兵间接地触摸到战斗精神的多重内核。同时，要把战斗精神的优劣作为军事训练考核的重要指标，定期检查、年终考核，坚决摒弃“训为看”“演为看”等弄虚作假的训练恶习。

其次，把执行任务当实战，以能打胜仗要求磨砺战斗意志。磨砺战斗精神，最好的场所是真枪实弹的战场。置身于相对和平环境中的我军，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和我军使命任务不断拓展，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既是砥砺战斗精神的“磨刀石”，也是检验战斗精神培育成效的重要标准。要按照“像打仗一样完成任务”的要求，把执行各种急难险重任务作为摔打部队、锤炼战斗精神的最佳平台，让官兵在苦与累、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练胆淬勇，在实战中百炼成钢。磨砺不怕吃苦的精神品质，对于生长在优越环境中的“80后”“90 后”官兵来说，有着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4 重视教育引导关键环节，推进战斗精神培育的深入开展

军人的战斗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战时应激的结果，其需要靠持之以恒的教育引导，源头在传承、培育在平时、表现在战时、关键在养成。

首先，建立融洽的官兵关系。人际关系和谐、官兵关系融洽，正气就会上升，凝聚力就会增强，就会产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战斗精神生成的物质基础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独有情感的现实中的人。感人心者，莫过于情。官兵一致、尊干爱兵，更是我军的光荣传统。要以情带兵，增强官兵对军营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分配工作时，要注意发挥个人特长、平等相待;处理涉及个人利益及发展前途等敏感问题时，要做到机会均等。实践证明，真情能够唤起热情，尊重能够赢得行动，信任能够激发责任。只要官兵从感情、理智上增强对组织和领导的信任、理解与认同，一旦党和国家召唤与需要时，就会挺身而出、义无反顾。

其次，把成长与成才结合起来。随着我军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高学历、高素质官兵逐渐成为军营的主体。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官兵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热情，必须在维护其正当的物质利益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其精神需求、成长需求、价值追求。要大力推进“暖心惠兵”工程，优化环境、改善设施，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要把促进官兵成长、成才、成功作为工作的重要出发点，引导官兵在基层建设中唱主角，在推动部队建设中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在建设信息化军队的历史舞台上实现人生价值。

再次，把情理与法理结合起来。以情带兵绝不是对官兵姑息迁就、放松要求，也绝不是降低训练标准保平安，而是把爱护官兵的生命与培育战斗精神统一起来，把关心官兵的个人发展与从严治军统一起来，把尊重官兵的权益与确保一切行动听指挥统一起来。坚持以情带兵，必须考虑部队遂行作战任务的特殊要求，不能在“温室”里养只讲生活、不能打仗的兵，要坚持对战斗力负责与对官兵成长负责相统一，既注重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又注重科学训练、爱护官兵，在步调一致中形成钢铁般的战斗队伍，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5 营造爱兵强军浓厚氛围，拓展战斗精神培育的重要渠道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物质利益原则在调节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过去，我军官兵被誉为“最可爱的人”;现在，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社会对军人价值的认同感降低，家庭对军人职业的支持度降低——这会严重挫伤官兵的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成为影响部队战斗精神盈衰的重要因素。

首先，潜心经营无形的社会氛围。《孙子兵法》开篇写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军人在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军人社会地位的高低直接反映了社会对军人职业的评价，也折射出国家对军队和国防的重视程度。因此，要加强国防教育，引导国民关注国家安全、支持国防事业，了解军人及其家庭在军队建设和国家安全中所承担的牺牲、所做的贡献，树立“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的意识;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展示我军最新的武器装备，介绍军内涌现出的英模人物，增强社会对和平时期军人的认同度。营造爱兵强军的舆论氛围，以激发军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是保持战斗精神旺盛生机的有力举措。克劳塞维茨曾说过，“在一切高尚的感情中，荣誉心是军人的最高尚的感情之一，是战争中使军队获得灵魂的真正的生命力，其他的一切感情，如爱国心、追求理想的狂热、复仇心，都没有荣誉心这样更加强烈和更加稳定。”［3］同时，和平时期军人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军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当前，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任务多样、突发性强，各军兵种多元参与、军地联合、广域展开等特点，确保部队能一声令下就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也是提高我军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

其次，努力改造有形的生存环境。对于战斗精神的培育，思想政治教育等精神领域的引领固然不可少，但也不能忽视军人现实的物质需求。军人的职业既是奉献社会的岗位，同时也是谋生的合法手段。客观地正视这一问题，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利益观关于利益源于需要的基本观点，也是稳定军心、提升士气的必要前提。军人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特殊职业，战时要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平时要完成一些急难险重的任务。风险与待遇成正比，高风险与高待遇相联系，是利益分配规律的客观要求之一。承认并充分考虑军人的职业特点，努力创造条件保障军人良好的社会福利待遇，较好地处理国家、军队、军人和军人家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使官兵感受到肩负的社会责任，催生官兵在高难度的训练和高强度的战争实践中释放作战激情。

［1］ 习近平.聚集能打仗、打胜仗 全面加强部队建设［N］. 人民日报，2013-07-30(1).

［2］ 习近平.深刻理解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N］. 解放军报，2013-05-14(7).

［3］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第1 卷［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64: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