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庆

摘要：十月革命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历史进程有别于欧俄地区。西伯利亚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在沙俄政府长期奉行大俄罗斯主义民族政策的影响下，如何调动西伯利亚地区少数民族的革命积极性、争取和保卫革命成果，成为革命政权急需解决的问题。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展开了一场针对不同民族特性、旨在宣传无产阶级民族政策的运动，唤醒了西伯利亚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争取和巩固了革命成果。

关键词：十月革命；西伯利亚；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K51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4）01—0078—03

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大小民族176个。沙俄一直奉行大俄罗斯主义政策，认为俄罗斯族才是主体民族，使俄罗斯族和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上都处于不平等状态。当时，俄罗斯族主要集中在富庶的欧俄地区，而将一些小民族迁移到贫瘠的西伯利亚地区。十月革命时期，西伯利亚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民族种类多达几十个，除了有当地的原住民，更多的民族都是通过迁移、流放等历史原因迁来的。这样一个复杂的民族形势对革命的推动是十分不利的。面对这种情势，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人民委员部，下设民族司，并针对不同的民族成立了民族局，展开了一场有针对性的民族思想解放和民族政策宣传的运动，团结了西伯利亚地区的少数民族，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并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在西伯利亚地区的胜利。

一、十月革命时期西伯利亚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状况

根据1920年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官方统计，西伯利亚地区人口中俄罗斯族占72.2%、乌克兰族占8.1%、布里亚特蒙古族占3.6%、鞑靼人占1.5%、德国人占1.3%、白俄罗斯人占1.1%、哈卡斯人占0.7%、拉脱维亚人占0.6%、波兰人占0.6%、吉尔吉斯人占0.6%、犹太人占O.4%、爱沙尼亚人占O.3%、楚瓦什人占0.3%、立陶宛人占0.1%、雅库特人占0.1%、其他民族占7.5%，民族归属不明确的占0.6%。应该说，这些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一些是当地的原住民，一些是从乌克兰、白俄罗斯、楚瓦什、摩尔多瓦和其他欧洲地区迁移过来的。

在一战前的20年中，仅从白俄罗斯的四个省（明斯克、格罗德诺、莫吉廖夫、维捷布斯克）中，就迁移了超过1/7的人口到西伯利亚地区，他们主要居住在西伯利亚南部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区，主要居民有白俄罗斯人、摩尔多瓦人、楚瓦什人、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斯托雷平改革时期，西伯利亚地区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受到了影响，所有民族都处于迁移之中。1907—1910年，在西伯利亚地区形成了爱沙尼亚移民区，主要分布在托木斯克、鄂木斯克、叶尼塞斯克等省。很多少数民族民众由于参与了反对沙皇的革命运动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还有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而被强行迁移到西伯利亚地区的波罗的海沿岸、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的难民和战俘（德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1908—1913年，就曾发生将德国人强行迁移到西伯利亚地区的情况。此外，1911年的大饥荒也造成了众多民族向西伯利亚地区的迁移。

十月革命前，米努辛斯克县境内大约有50个民族。在托木斯克省居住着15个少数民族，占全省人口的25%左右；阿尔泰省有超过30个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17.4%；甚至在个别省份中非俄罗斯族比俄罗斯族人口数量多，如在鄂木斯克省有非俄罗斯族146.2万人，俄罗斯族80万人。

由此可见，西伯利亚地区多民族聚居情况是由自然、社会、历史原因所造成的。

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实践

列宁曾指出，万恶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各民族的工人阶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这是沙俄奉行大俄罗斯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各民族的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隔阂，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不仅有工人，还有农民、商人等。十月革命时期，为了更好团结无产阶级，必须消除沙俄长期奉行大俄罗斯主义政策的影响。

1917年10月27日（俄历11月9日）第二届全俄苏维埃大会决定建立处理民族事务的人民委员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1920年10—12月，西伯利亚地区建立了隶属于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民族司，并要求各省和县建立相应的民族局。到1921年1月，已建立德裔、犹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鞑靼、雅库特、戈尔诺一阿尔泰等分局。当时，在西伯利亚地区，管理民族事务的部门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一）使苏维埃政权在不同民族之间执行教育、粮食征集、义务劳动、军事动员、人口统计等方面工作中发挥作用；（二）为改善上述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要使上述民族与所有苏维埃机构建立常态化的联系；（三）向苏维埃政府通报各民族的生活和需求状况，以及在各民族群众中解释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四）解决每个民族生活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疏散难民，并将其迁回原地，帮助遭反革命势力迫害的蒙难者，吸收各民族的志愿者来充实军队，以及使同一民族的居民之间建立联系；等等。

应该说，1920年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民族司的建立，对多民族聚居的西伯利亚地区来说有着重要的现实和政治意义。在此之前，西伯利亚地区没有专门的机构来解决民族问题。民族司建立后采取的一系列旨在实现各民族平等的政策，激发了当地民众的革命热情，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和巩固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民族司针对历史迁移过来的少数民族和原住少数民族，建立了分工明确的分局，即西方局和原住局。

民族司西方局通过实行无党派代表会议制，出版宣传物和进行宣讲，调整战俘遣返问题，以及让他们参与乡村经济生产等方式来改善迁移来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这样，被迁移而来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加强。

原住局采取直接物资援助的方式帮助原住民，吸收他们参与苏维埃国家建设，并极力促进他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例如，雅库特局采取一些必要举措来满足雅库特人从事渔猎活动的器材需求等；戈尔诺一阿尔泰局在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帮助下，对阿尔泰地区部分居民进行了免费医疗检查，以及超配额发放肥皂等。

须指出的是，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在改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状况方面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从各个民族局采取的有针对性举措可以看出，当时对来自西方（包括欧洲部分）的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是相对保守的，对他们社会作用的发挥并不太看重，这使得西伯利亚地区少数民族之间在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差别，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三、西伯利亚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

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不仅在改善西伯利亚地区少数民族生活状况方面采取了相应举措，而且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发展，民众的地位在社会生产中得到认可，同时他们的思想认识和社会责任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说到这里，有几种民众参与社会实践的形式不能不提：农民联合会、农民会议和西伯利亚非俄罗斯族居民代表会议。这几种形式表现出，西伯利亚少数民族民众逐步觉醒的过程，体现了各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逐步增强。

农民联合会：1917年3月召开的第一届全俄农民联合会代表大会，在建立中央和地方农民联合会组织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托木斯克省和阿尔泰省县、乡级农民联合会在同年6—7月间建立起来，其他地方的农民联合会也在8—9月间建立起来。农民联合会通过发动农民运动来对抗旧警察和地方官吏。应该说，当时的农民联合会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比较大，虽然提出了一些利益诉求，但是农民运动发展的方向仍然局限于对旧势力的反抗。

农民会议：农民会议是对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最好课堂，它能反映出劳动人民的认知和情绪。分析西伯利亚地区省、县级农民会议的实践，能够有力反驳俄罗斯资产阶级历史观，即认为在农村苏维埃政权建立过程中士兵冲在最前沿。

十月革命期间，西伯利亚地区各省、县建立的农民会议成为当地苏维埃政权所倚重的力量，各族人民成为历史的真正推动力。例如，卡缅斯克农民委员会在1917年12月29日至1918年1月6日召开第四次大会，讨论了当前国家形势，并决定拥护建立劳动人民政权。此时，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中已经不再是只有单纯的反抗，他们有了自己的政治选择。

非俄罗斯族居民代表会议：1921年2月，在鄂木斯克召开了西伯利亚非俄罗斯族居民代表会议，其中包括北方的一些部落的代表。该居民代表会议有代表23人，其中布里亚特族5人，吉尔吉斯族、鞑靼族和楚瓦什族各3人，阿尔泰族和雅库特族各2人，波兰人和爱沙尼亚人各1人。一些民族的代表没能参加该会议，是由当时交通、通讯条件非常不好以及一些代表在途中病倒等状况导致的。这次会议指出，苏维埃政府不应该只维护俄罗斯族的利益，还应维护其他民族劳动人民的利益。会议的议题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西伯利亚原住民族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所有问题。《苏维埃西伯利亚报》在此次会议召开前夕报道称：这是“西伯利亚异族人”为了获取统治权而首次聚集在这里，讨论自己的需求和其他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在西伯利亚地区民族问题、民族政策方面的实践，使当地少数民族逐渐觉醒，最终汇入革命的洪流，成为苏维埃政权在西伯利亚地区得以确立和巩固的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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