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丽

《陌上桑》是汉乐府名篇，最早见于南朝沈约编撰的《宋书·乐志》，题为《艳歌罗敷行》。赵宋时的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将该诗收入《相和歌辞》。它是中国民歌中的一枝奇葩，也是一曲美的赞歌。全诗共分三解（解为乐歌的段落，本诗的乐歌段落与歌词内容的段落大致相合），第一解写罗敷采桑，主要表现罗敷惊人的美貌；第二解写太守邀乘，叙述太守觊觎罗敷美貌，要跟她“共载”而归；第三解写罗敷夸夫，以打消太守的邪念。 民歌以浪漫主义手法叙述了采桑女罗敷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成功塑造了一个美丽、坚贞、勤劳、勇敢、聪慧、善言的女性形象。其实，乐府名篇《陌上桑》并不仅仅刻画了一个尽善尽美的“好女”的形象，也为我们展示出了时代特征鲜明而又意味深长的女性审美观念。

罗敷生活的汉代，正是封建礼教文化的开创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登上政治舞台，并被官方确立了正统地位，“三纲五常”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三从四德”也成了对女子立身处世的品德和行为礼仪的规范。所谓“四德”，是指“德、言、容、功”，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内宰》。但对之进行较为详细阐述的却是汉女史学家、文学家班昭的《女诫》。《女诫》第四篇中说“女有四行，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不仅在当时影响较大，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虽然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四德”的解读不尽相同，但是“四德”成为了中国社会对女性审视、审美的四个维度。

《陌上桑》这一来源于街陌的有趣民歌，情趣盎然的表象下，其实蕴含着严肃的道德主题。罗敷这一千古美女，其实也和“四德”之“德、言、容、功”不谋而合。当然，对“德、言、容、功”的这种解读，有着浓郁的民间色彩。任何时候，在上层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笼罩之下，民间生活都自有其活泼质朴的趣味，也自有其更加灵活开放的襟怀。

一、对“妇容”的强化

班昭在对“妇容”的阐述中界定：“盥浣尘秽，服饰鲜絜，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身体洁净干爽，着装清洁得体，这是妇容的标准。“妇容”并不看重女性的姿色之美。这种对修身养德的重视、对女容的淡化，表现出浓厚的儒家文化沿袭色彩。从孔子时代起，儒家就有对女容的警惕之心。荀子更是认为：君子应“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但儒家的这种理念显然过于圣洁而理想化，也赋予美色太多的政治道德因素，湮没了妇容作为客观审美存在的事实，同时也违背了人之常情。

其实，女性的容貌，很早就进入了大众的审美视野，文学作品对女性美丽容貌的倾情描绘不绝于笔，传达了人们对女性外貌的重视和对美女的喜爱欣赏之情。如《诗经·卫风·硕人》：“硕人其颀，衣锦裂衣。……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是庄姜嫁到卫国的情景，新娘嫣然一笑，眉目传情，转盼流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就有人歌咏这位美丽的新娘。《东城高且长》中描述燕赵女子：“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东飞伯劳歌》里亦有云：“开颜发艳照里闾……窈窕无双颜如玉。”《增广贤文》中记载宋真宗《励学篇》中就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说，后来衍化为民间俗语，由此可见女性“如玉”的审美理想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其实无论是哪个时代的女性审美，美丽的容颜依旧都是很重要的一条。《陌上桑》就对这爱慕美色的人之天性给予充分的理解、体谅和尊重，诗篇不遗余力地描绘环境、器物、妆扮、旁观者反应，从而烘托出罗敷惊人的美貌。可谓铺排夸张，文辞飞动。

我们先看开篇的环境渲染：“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旭日初生，明朗的阳光照耀着绚丽的楼阁，楼阁中住了一位漂亮的女子。环境色彩鲜明，光彩流溢，颇有中国年画的味道，从而烘托出罗敷青春焕发的美丽容颜。起首的这四句，从大到小，从虚到实，是典型的民间故事式的开场白。一个“我”字，充满亲切之意，也流露出对罗敷的喜爱之情。接着是器物陪衬：“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罗敷正式登场了，她提着一只精致的桑篮，络绳是用雅致的青丝编成，提把是用香洁的桂树枝做就。采桑器物极有美感，从而也烘托了罗敷之美。 然后又描绘罗敷的妆扮：“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罗敷的发型梳的是斜倚一侧、似堕非堕的“倭堕髻”（东汉时一种流行发式），耳朵上挂着晶莹的宝珠；上身穿一件紫红绫子短袄，下身围一条杏黄色绮罗裙。可见罗敷不仅天生丽质，而且披锦佩玉，善于妆扮。虽然诗歌说罗敷是一名采桑的农家女，但华美的服饰妆扮描绘既寄托了劳动人民渴望富足的生活向往，又赋予人物一种理想化的完美色彩。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当时人们对女性的美貌评价不仅包括天生丽质，也重视服饰和妆扮的锦上添花之美。在层层铺垫之后，读者更急于看到罗敷的真容了。照说，接下来应该写罗敷的身体与面目之美。但民歌却笔势一荡，去写旁观者的举止，“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看到罗敷的，不分老少都被罗敷吸引：年纪较大的过路人放下了担子，伫立凝视，用手捋着胡须，流露出赞叹的神气；小伙子更沉不住气，脱下帽子，整理着头巾；种田的农人看得失了神，停下了犁头锄头，耽误了应做的农活，回家后夫妇还发生了争吵埋怨。这些旁观者被罗敷深深吸引，做出有意无意的举止，正说明他们看到罗敷时激动不宁的心情和从她身上获得的审美满足。这些诙谐的夸张之笔，神情活现，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在不经意间营造了一种轻松活泼、情趣盎然的喜剧气氛。更重要的是，这样避实就虚的外貌描写，满足了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审美的人对罗敷完美外貌的想象和期盼，表现了罗敷外貌难以描摹之美。虽没有一言正面涉及罗敷容貌，但依然给我们传送了一个婀娜多姿、美丽动人的罗敷形象。

二、对“妇德”的礼赞

人的外在美固然重要，但是内在修养也举足轻重。《陌上桑》在充分展现人物外在美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女性内善即德行的审美。那么汉代社会对女性有着怎样的“妇德”审美规定？班昭在《女诫》中有具体的阐述：“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娴静贞节，谨守节操，有羞耻之心，言行合乎法度，这就是妇德。这里，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汉代“妇德”的核心内容：贞洁，即保持感情的专一与纯洁。罗敷的形象就明显地体现了这种时代的德行要求。面对使君的戏诱，罗敷理直气壮地拒绝的理由是：“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这使我们不禁想起《羽林郎》中的胡姬，面对的同样也是权势者的狎侮，她掷地有声的抗议：“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 两人无一例外都借了当时的礼法规范作为抗暴武器，表现了合乎妇德礼教的道德美。

其实，同时代也有其他大量的诗歌表现了这种对女性贞洁的重视和礼赞。《艳歌何尝行》中女子对夫妻别后生活的自勉：“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是对于贞洁的一种自我规范与告诫；《白头吟》中“皑如山上雪， 皎若云间月”，也带有标示贞洁之意。还有《古艳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感情的忠贞和专一，其情感态度同时隐含了一种“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它与诗经时代“谷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的感情选择有所不同，后者是一种自发的内心愿望，而前者更多自觉的、理性的因素，具有“理当如此”的意味。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妇德”的贞节观念在当时已经作为一种社会共识，它不仅是女性审美的重要维度，而且规范着女性的行为，对女性的生活和心态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成为她们自身所向往、崇尚的一种道德理想。正是由于对贞洁的信仰和坚持，罗敷以采桑为乐，面对高官的诱惑，毫不心动，表现出不慕荣华、不事权势，而甘于劳动生活、自重自守、高洁正直的妇德。

虽然，罗敷恪守妇德，但民间百姓并不喜欢一个古板无趣的道德淑女，更喜欢她是纯洁无瑕的好女的同时，也是貌若天仙的美女，更是聪明伶俐、活泼俏皮的可爱女子。这种性情在她洋洋洒洒的拒诱“妇言”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三、对“妇言”的颠覆

在展现罗敷美丽灵魂、可爱性情的“妇德”时，作者采取了不同于描写她容貌美的另外一种写法──避虚就实。结尾一节全部由罗敷的答话构成，作者只是把罗敷的语言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认识、体悟罗敷的人格美。

田野里采桑的罗敷，貌美如仙，惊动了路过的使君，车马徘徊不前，使君对罗敷美貌垂涎三尺，遣小吏上前搭话，询问姓名，打听年龄。面对声势喧嚣、位高权重的使君，罗敷既不鲁莽陈辞，也不吞吞吐吐，而是爽朗作答：“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当使君终于露出好色面目、向罗敷提出“宁可共载不？”的无礼要求时，罗敷依旧不惊不惧，从容应对。但用什么方法来拒绝呢？硬顶显然是不行的，东汉权贵劫掠、调戏妇女是屡见不鲜的事。罗敷一个柔弱女子，怎能脱得堂堂“使君”之手？含糊其辞以求遁逃，也是不行的，何以杜其觊觎之念？罗敷很巧妙，她塑造一个可能并不存在的丈夫，用“夸夫”来作为回绝。罗敷言辞滔滔，向“使君”描绘了她“夫婿”官居要职、排场豪奢、春风得意、外貌俊朗的形象：“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说“夫婿”官位显赫，是为了震慑“使君”，使他不敢胡作非为；说“夫婿”相貌堂堂，又足以使“使君”自惭形秽，神气全无。这番话，罗敷说得何等巧妙利落！无一严辞厉语，却绵里藏针，足以使“使君”目瞪口呆，无地自容。哪里还敢再生邪念？太守灰溜溜逃走之际，便是罗敷和众人开心大笑之时。从罗敷流利得体、活泼风趣，同时又带有一点调皮嘲弄的答语中，她那抗恶拒诱、刚洁端正而又开朗俏皮、巧言慧心的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罗敷的美既不同于正统文学中节妇烈女的刚正古板，也不同于同时代文人诗中闺妇的怨春悲秋，而是充满了健康明朗、自然大方的阳光之气。这是典型的乡下美女的性格，自有一种乡野真趣。

但班昭在对“妇言”的阐述中界定：“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即说话应观察时机，内容要有所选择，不道恶言，该说的时候才说，以免引起他人的反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女性的言辞，妇德要求是中正平和，不惹是非，不可锋芒毕露，不可绵里藏针，也不要辩口利辞。但罗敷显然伶牙俐齿、辩才捷利，而且言辞中自有一种凛冽的风味。其实，即使在封建社会的现实家庭生活中，妇言也是一种必备的技能和智慧。日常生活的人情应对、诫夫教子的随机妥帖、天伦之乐时的自娱娱人、猝然临危时的卫护贞节……都需要女性言辞的机智灵活。所以，在一个贬损女性之言“利口覆家邦”的时代氛围中，《陌上桑》展示了对女性之言的审美，更加丰富了女性审美内涵。也传达出民间在女性审美观照上更加旷达的心胸和更加自然务实的态度。

四、对“妇功”的认同

班昭认为：“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意思是专心致志地纺纱织布，不喜欢玩闹戏笑，把饭菜做得美味而健康，以照顾家人招待客人，这都是妇功。简单的说，妇功就是从事日常生活家务及生产劳动的能力。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强调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功能，女性的劳作不仅有利于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而且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自古就有“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的成语。所以，我们看到，汉代《陌上桑》里的秦罗敷虽然有俏皮活泼的一面，但妇功的情节绝没有缺失。她在“日出东南隅”之时就早早地起床梳妆打扮完毕，而且已经“采桑城南隅”了，这说明她勤快能干。“罗敷善蚕桑”，“善”一作“喜”，“喜”暗示她不仅参加勤于劳动，而且还热爱劳动。“善”说明她劳动技巧娴熟。对“罗敷善蚕桑”这一细节的交代，也体现了汉代人对女性的审美标准之一——宜其家室、勤劳能干。其实，勤劳能干一直是中国女性最基本的品质，也是歌颂较多的美德。《诗经》中或喜或忧的女子，多在桑间采摘、原上劳动；《木兰辞》极力赞美的女英雄木兰，开篇亮相的，也是辛苦当户织布的剪影；《战国策》中苏秦的故事，也有“妻不下紝”的情节；就连神话传说中的七仙女，也是一个织女的身份。可见“妇功”成了理想女性不可或缺的特征，也成了衡量女性价值的砝码。难怪《上山采蘼芜》中丈夫评价前妻与后妇的标准是：“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总之，美丽动人的妇容、坚贞自守的妇德、聪慧机智的妇言、勤快灵巧的妇功，是《陌上桑》浓墨重彩描绘的罗敷之美。罗敷这一品貌俱佳的“好女”形象，既根植于现实生活，又具有浓郁的理想色彩和民间特色，同时又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可以说，《陌上桑》具体全面地体现了汉代民间的女性美的观念。这种观念，既融合着对当时儒家“四德”女性审美观的认同，又有着对它的矫正和完善。既将女性之美的极致安置于道德精神的层面而又不拘泥僵化，表现出一种不拘一格、刚健清新的女性审美观念。这种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无疑对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的女性美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汉代所崇尚的“德言容功”俱佳、端庄自重又自然健康的女性之美，在今天仍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作者通联：河南永城市第一初级中学]